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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祖先是巫史，代代相传。巫史是巫兼管记载历史的职务。巫在远古具有崇高的地位，到周之后，地位降低，并失去了记载历史的职能。巫退出记载历史的职能后，司马迁的祖先，中间除了少数几代改变身份外，一直担当史官。其父司马谈为西汉史学家，任职“太史令”
。司马迁继承了这个职务，并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介绍了自己的历代祖先和任职情况。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因为殷商、西周的历史记载是巫承担的，所以后世的史家，就像早期的巫一样，虽在远古时代地位很高，但在后世 （包括西汉） 地位很低。司马迁话说得很沉痛，但确是事实。东汉以后，史家的地位提高了，此因皇帝任命他们修撰国史。而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却是私人的业余著作。
中国古代的开端，传说中最早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后又有女娲补天、抟土造人。司马迁认为这些神话都不“雅驯”，没有可靠的证明，一律不采用。
《史记》以《五帝本纪》开始，以炎黄为开端。神农以前发生了什么呢？《史记》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承认自己不知道。神农之前发生的事情，由《周易·系辞传》介绍。
《周易·系辞下传》第二章，就是对包牺 （伏羲） 的介绍：“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里介绍中国人从开天辟地以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始作八卦”，此即中华文化的起源。“始作八卦”的基础是对当时人们整体知识的分类，总共分成了六大类：“仰则观象于天”——天文学，“俯则观法于地”——地理学，“观鸟兽之文”——动物学，“与地之宜”——植物学和矿物学，“近取诸身”——医学和生理学，“远取诸物”——物理学。这么做的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了解、认识自己；“以类万物之情”，对万物有一个掌握。而对六大类知识的贯通在“王”，“王”就是所谓天地人的贯通。
八卦，依据的是辩证和阴阳原理，具有哲学的基础，反映了古人的哲学观。
先秦典籍对中国最早的时候，都讲得简单，而详细叙述的是基本文化建设。这个文化建设，阴阳辩证，成为中国文化的最早基础。因为是基础，所以贯穿万物，通贯古今。
《周易·系辞下传》第二章接着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炎黄时期，发生和完成两件大事：第一件是神农氏的“以教天下”，制作了耕田的工具，由畜牧社会转变成了农业社会，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把农业社会推广到所有地区。第二件是最早的市场产生了，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出现，市场交换也同时产生了。“日中为市”，有一个时间，再有一个地点；“致天下之民”，有各式各样的人；“聚天下之货”，有各种各样的货；“交易而退”，完成了交易；“各得其所”，达成了最佳的配置。于是人的生活变化了。
中国的传说时代，从开天辟地到三皇五帝；中国的史学记载，《史记》起自五帝，然后是夏商周。《史记》参照的是《易经》的古史系列：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三代，然后是春秋战国，最后是汉代。《史记》的这些记载，主要是根据上古史学著作进行的。
巫史文化是殷商、西周文化的主流。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有：
《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最早的巫都是男性，男巫后有专称“觋”，而男巫时代则称“巫”。
《国语·楚语下》：“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夏代缺乏记载，今知殷商、西周时期，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社会分工日趋细密。专司人神交通的巫逐渐职业化，在当时社会享有崇高的地位。
《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巫史，古代从事求神占卜等活动的人叫“巫”，掌管天文、星象、历数、史册的人叫“史”。这些职务最初往往由一人兼任，统称“巫史”。
殷商、西周时期巫史的勃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巫通鬼神，巫史占天卜地、祭祀神、代表天意，所以地位极高，有权训御君王的言行。
余英时在其著作中对此做了精要的论述：
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是礼乐传统，而礼乐来源于祭祀，祭祀则从巫觋信仰中发展而来。“礼乐是巫的表象，巫则是礼乐的内在动力。”“天人合一”和“绝地天通”是互相冲突的，但由于“巫”有特别技能，彼此隔绝的“天”与“人”之间就有了联系。《国语·楚语下》指出，“巫”是古代社会中具有智
（能上下比义）
、圣（能光远宣朗）、明
（能光照之）
、聪
（能听彻之）
的特征的人，只有他们可以“降神”。“巫”是一批超越寻常，有特别知识、道德和能力，可以沟通神与人、天与地之间的精英，这些天赋异禀的巫，不仅成为中国古代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也逐渐在后世转变为负担着精神世界的知识阶层“士”。
（锡山按：所以古代医是巫医，史是巫史，即医生和史家都是由巫担任的。司马迁的祖先就是巫史。）
沟通天地人鬼之间的“巫”，需要“受命于天”，得到“天命”，托庇“鬼神”。
巫史垄断神坛、把持政坛，不仅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局面，而且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传统学术的一系列特点，都与巫史有关。
李泽厚在《说巫史传统》《“说巫史传统”补》和《说儒法互用》中提出，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余英时的著作论述了“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是如何源起、如何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质，以及如何构成我们传统的基本文化范畴的。这些相互关联、发展的重要论述，从源头上探寻了中华文化的奥秘。
举凡先公先王的世系、当代君王的言行、军国要务、祸福灾祥均在巫史的记载之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司马迁的祖先就是巫史，《史记·太史公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就利用了巫史的资料，还坚信占卜的有效和准确性，在《史记》中常有记载和描绘。
上古史学著作，今存最早的是《尚书》，其次是《春秋》及其阐释之作《左传》。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散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儒家经典之一，又称《书》或《书经》。“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以记言为主。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也可以说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李学勤指出：“《尚书》本为古代《历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
《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代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 （《论衡·正说篇》） 。
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从《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反而是战国时编写的古史资料。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六经，又称“六艺”，是《诗》《书》《易》《礼》《乐》《春秋》的合称。
按时间序列，《易》始伏羲，《书》始尧舜，《诗》始文王 （也包括《商颂》） ，《春秋》始鲁隐公。六经所牵涉的时代，从伏羲开始，中经尧舜和夏商周三代，至东周的春秋止。
“六经皆史”说认为六经皆为中国古代史书。明代王世贞和清代章学诚的有关论述影响最大。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并具体区分六经各文体，有的是“史之正文”，有的是“史之变文”，有的是“史之用”，有的是“史之实”，有的是“史之华”。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正式提出：“六经皆史也。”他认为六经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非圣人为垂教立言而作。
“六经皆史”说认为六经中有着大量重要的史料，司马迁也已经认识到，所以他在《史记·伯夷列传》一开篇就强调：“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这反映了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儒家学说已经成为西汉士人知识系统的主干部分，视六经所载为信史的观念，当时已颇流行。
六经中的可信资料，从伏羲到春秋，约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
《春秋》是经，即《春秋经》，儒家六经之一，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作为鲁国的编年史，相传由孔子修订而成。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 （依《公羊传》和《穀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 ，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春秋》经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其中最权威的是成于先秦的“春秋三传”，即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穀梁赤《春秋穀梁传》，简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公羊传》和《穀梁传》解释“微言大义”，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但有些记录和《春秋》有出入。
《春秋》一般合编入《左传》，《春秋》原文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传》既是古代史学名著，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也是文学名著。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 （司马迁和班固都证明是左丘明，这是目前最为可信的史料） 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记叙起自鲁隐公元年 （前722年） ，终于鲁悼公四年 （前464年） 。
《左传》传文比《春秋》经文多出十七年，实际记事多出二十六年 （最后一件事为略提三家灭晋） ，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其中有说明《春秋》笔法的，有用史实补充《春秋》经文的，也有订正《春秋》记事错误的。全书绝大部分属于春秋时事件，但全书完成时已经进入战国时期。
《左传》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的同时，还引录保存了当时流行的一部分应用文，仅据宋人陈骙在《文则》中列举，就有命、誓、盟、祷、谏、让、书、对等八种之多，实际还远不止此，后人认为檄文也源于《左传》。此书对我国的文学和史学都有巨大的贡献。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全书二十一卷：《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仪之邦的社会面貌；《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晋语》九卷，篇幅超过全书三分之一，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从武公伐翼、献公之子的君权之争、文公称霸，一直到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政治历史，从公元前709年到公元前453年，时间长，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国语》称为“晋史”；《郑语》一卷，记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此外，还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国语》的作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但今人认为《国语》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一地，是春秋时期至战国初期各国史官的记述，是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完成。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非常突出忠君思想，但是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其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从文学成就看，《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长于记言，语言质朴，有虚构故事情节。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其真实性。《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问博士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辞。”博士说宫廷之中有女史的旁听记录，为《国语》回护。唐柳宗元《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一文批评：“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并说《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国语》善于虚构，故事生动，如越王勾践忍辱负重，蓄积力量，准备复国的故事等，极为生动传神。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又称《国策》。《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约有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分为十二策，三十三卷，共四百九十七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策士游说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以说它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记录了当时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战国策》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以及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大多不知是谁。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
《战国策》作为历史著作，有许多记载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比较复杂，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不适用实际的仁义礼信之说已被抛弃，国与国之间，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以此为常。但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其进步的政治观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其特色可总结为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二十七篇，其中十一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历史著作分记事、记人和记言三种。《春秋》记事，《国语》和《战国策》记言，《左传》三者俱全。
《左传》《国语》《战国策》是古代史传文学的名著，其中以《左传》的成就最高。
在司马迁作《史记》之前，记载内容与《史记》重叠，可以与其互相印证和补充的有《竹书纪年》《世本》《逸周书》等书，《竹书纪年》是司马迁未见之书。《史记》之后有《越绝书》和《吴越春秋》。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亦称《汲冢纪年》，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是先秦时期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简史，其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先秦经史之上。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河南省的魏安釐王 （一说应为魏襄王） 的墓里埋藏了一部，于西晋咸宁五年 （279年） 被盗墓者不凖所发现。
全书凡十二篇，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起于黄帝，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 （魏襄王） 二十年 （前299年） 为止。《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竹书纪年》记载和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此书对史学界的震撼，不仅在于与《史记》的价值取向相异，更在于它所记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内容不同。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此书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等内容，就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为不同；“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记》记载也有极大差异；另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竹书纪年》后又散佚，清朱右曾辑录《竹书纪年》的佚文，加以考证，编成《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在这个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又辑《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范祥雍进一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综合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三家著述，重加编次，广为搜集，细致考证，与王修龄等人辑录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随书收录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现今较为完备的本子。
《竹书纪年》第一卷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有明确的在位年数，于是可以得出数据：黄帝元年为公元前2394年 （丁卯年） ，颛顼元年为公元前2294年 （丁未年） ，帝喾元年为公元前2216年 （乙丑年） ，帝挚元年为公元前2153年 （戊辰年） ，帝尧元年为公元前2145年 （丙子年） ，帝舜元年为公元前2042年 （己未年） ，夏禹元年为公元前1989年 （壬子年） 。
第二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年丙子即公元前2145年开始了干支纪年的信史时代，把中国有确切年代的历史由前841年前推了1300多年。
第三、四卷记夏代即前1989—前1559年凡431年之史事，与《史记·夏本纪》略有不同。
第五、六卷记商代即前1558—前1051年凡508年之史事，与《史记·殷本纪》略有不同，和殷墟甲骨卜辞所记世系基本相同。
第七、八、九卷记西周即前1050—前771年凡280年之史事。自汉以来，考证“武王灭殷”的确切年代的有43家之多，唯独《竹书纪年》一家所记最为真实可信，其他推算皆误。
第十、十一、十二卷记东周时期晋国、魏国即前770—前229年凡472年之史事，终于今王即魏襄王二十年、周隐王十六年。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战国史家皆认为《竹书纪年》所记是真实的，因为《竹书纪年》为他们解答了一些古籍解决不了的难题。
《逸周书》，先秦史籍，原名《周书》，晋代始称此名，作者不详。相传乃孔子删《尚书》百篇所余，故不入六经。此书经后代学者考定为先秦古籍，与《尚书》相类，是一部周时诰誓辞命的记言性史书。《隋书·经籍志》误题为《汲冢周书》 （实际并非汲冢所出） 。今本全书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四十二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内容庞杂，体例不一，性质各异。如前三篇皆以王者之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和第十一篇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六至十篇均类兵家之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 （王） 某祀 （或某月） ”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三十至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后事；第五十一、五十二篇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其中不少事实，可以和《史记》《礼记》《周礼》等典籍中的记载相互印证。然此书文字多误脱，还间杂有后人羼补、更动之作。清人注本颇多，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另有王念孙《读书杂志·逸周书》、俞樾《群经平议·周书》、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后案》，均可参考。
先秦典籍《左传》《国语》称引《周书》多次。《墨子》《战国策》也称引《周书》多次，与今《逸周书》同。而《左传》引今《逸周书》之文，或曰“周志”，或曰“书”。
《世本》，又称作世或世系。“世”是指世系，“本”则表示起源。《汉书·艺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但可考的只有《帝系》、《王侯》 （又称王侯世、王侯谱） 、《卿大夫 （世） 》、《纪》、《世家》、《传》、《氏姓》、《居 （篇） 》、《作 （篇） 》和《谥法》这十篇。《世本》是一部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
司马迁作《史记》时曾采用、删定《世本》。韦昭《国语注》、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林宝《元和姓纂》和郑樵的《通志》都曾引用和参考书中内容。南朝时，《世本》已缺《谥法》一篇，到唐朝又有更多篇目散佚，直至南宋末年全部丢失。后世的学者根据其他书籍所引内容进行辑补，共有八种不同辑本，商务印书馆曾于1957年将辑本集合而印成《世本八种》。
《世本》的作者不见于史，书中所记载的时代，在古人的记载中有三种说法：始于黄帝，不知止于何时；始于黄帝，止于春秋；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于秦末。
司马迁之后，有两种史书，可以与《史记》的有关内容相印证和做补充。
《越绝书》又名《越绝纪》，原书二十五篇，现存十五卷，是记载古代地方史的杂史。书名“越绝”，首篇《外传本事》说“越者，国之氏也”“绝者，绝也，谓勾践时也”“贤者，所述不可断绝，故不为记明矣”。清代的俞樾对此做了解释，这是说《春秋》绝笔于获麟之绝，其意在记吴、越之事以续补《春秋》，而重点更在于越，故曰“越绝”。
此书原为二十五篇，所谓“旧有内记八，外传十七”，北宋初亡佚了五篇，现今只剩十九篇。其中首尾两篇是序跋，中间十七篇有内经、内传和外传，体例杂乱。《外传本事》解释说：“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覆载。或非其事，引类以托意，说之者。”说明其材料来源是多方面的，而作者著书的意图，每篇都有其特定的目的，所谓“观乎太伯，能知圣贤之分”“观乎九术，能知取人之真，转祸之福”等。
此书杂记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史实，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被誉为“地方志鼻祖”。其中有些记述，涉及吴、越地区东汉以前的许多史料，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现代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越绝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汉语语言学史、中华民族史、中国历史地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
《越绝书》特别注重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然（计倪）等人的外交军事活动，有的为《史记》所采用，如勾践行计倪、范蠡之术，其道在富米贵谷。这些史料可以和《左传》《国语》及《史记》互相印证，补充其不足。
另有《外传记宝剑》一篇，记述欧冶子为越王铸了五口宝剑，又与干将一起为楚王铸了三口宝剑，都锋利无比。还有篇中所谓“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的记载，大体上反映了今天考古学所说的旧石器、新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的依次发展。
《吴越春秋》，是一部以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皆云其为东汉赵晔撰，十二卷。然而今流行本只有六卷十篇。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 （今浙江绍兴） 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赵晔少为县吏，奉命迎接督邮，他感到做厮役非常耻辱，就丢弃车马逃走了。他远赴犍为资中 （今四川资中县） ，找到经师杜抚学习韩诗，得到其真传。赵晔在资中二十年，既不回家，也不去信，家里人都以为他死了，为他举行了葬礼，后来学成之后他才回家。州吏要任命他为从事，被他拒绝了。后被州里举荐为“有道” （汉代举荐贤才的一个名目） ，终老于家中。
赵晔著有《吴越春秋》《韩诗谱》《诗细历神渊》《诗道微》等。后来蔡邕至会稽，读到《诗细历神渊》，大为感叹，以为其长于《论衡》。蔡邕回到京师洛阳，开始传授《诗细历神渊》，当时的学者都诵习此书。赵晔的著述后来都已失传，今仅存《吴越春秋》一种。
《吴越春秋》前五篇为吴事，起于吴太伯，终于夫差；后五篇为越事，记越国自越王无余至勾践，注重吴越争霸的史实。
该书钞撮古史，编年记事，以补《国语》《左传》《史记》不足之处，如吴兵破楚入郢之役、孙武为吴军之将等记载较详。但其史料价值却不如《越绝书》，一些传闻异说故事性强而真实性差，甚至以后人想象之词加于春秋末年吴、越之事。如记伍子胥的言论，有“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这种春秋时不可能有的语言；又有越军伐吴，伍子胥显相以阻越兵，后又托梦给范蠡和文种，示以进军之路。近于小说家言。人物的刻画、故事情节的描写，启示了后世的演义体，对后世的文学有一定影响。唐代俗讲中的《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中的《吴越春秋连像平话》，以及明清以后的许多剧目，都是以此书为依据改编的。
不过其史料价值和价值取向还是颇受后人重视的。如清朱彝尊《经义考·拟经》认为：“若胥之忠，蠡之智，种之谋，包胥之论策，孙武之论兵，越女之论剑，陈音之论弩，勾践臣吴之别辞，伐吴之戒语，五大夫之自效，世亦何可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