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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蔓子在楚王的使者面前毫无惧色，视死如归。这种刚烈正直，在强权面前永不低头的英勇之气，其实就是每一个重庆人与生俱来的性格基因。
如何学习
巴蔓子的勇、义、忠，都不是逞一时之快，而是基于一个词——“大义”，为了救百姓于水火，为了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
渝中区七星岗有一家利中家具店，就在这家店地下，埋葬着一位对于重庆人来说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生活在 2000 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却以自己的勇敢、重诺、忠诚，感染着世世代代的重庆人。
这位早已把自身精神融入这片土地的人，就是历史上最令重庆人自豪的英雄人物——巴蔓子。
到底 2000 多年前，巴蔓子书写下怎样的故事？他的精神是如何感染世世代代重庆人的？如今，我们又该如何继承这位将军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昨天，重庆晨报记者专访了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重庆文史馆馆员王川平。“深埋地底的巴蔓子墓，就如同他的精神植根于这片大地之中一样，虽然乍一看上去并不起眼，却融入巴渝人民的血脉之中，如同脊梁，撑起这座世代被人称颂的英雄之城。”
要讲巴蔓子，必须得回到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从春秋时期开始，巴与楚虽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相邻的两个大国，而在中原各诸侯国的眼中，仍被视为蛮夷之国，所以巴与楚常常结成同盟，以维持各自的地位和利益。但巴与楚又经常发生矛盾，甚至相互打仗，在一次双方出兵伐申时，楚文王使巴军惊骇，从而导致了巴与楚关系的破裂。
战争消耗的是国力，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最明智的做法仍是以和为贵。战国时期巴与楚曾采用联姻的方式来改善两国关系。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
王川平说，从史料上推测当时巴国可能发生了动乱，或遭到了蜀国的攻伐（当时巴国与蜀国常为争夺盐井而相互征战），巴国将军巴蔓子不得已，以割让三座城池为条件向楚国求救。因为两国王室通婚，加上获得三城的巨大诱惑，所以楚王立即派兵援助，很快就平息了巴国的动乱。
动乱平息后，楚王便要求巴蔓子兑现诺言，割让三城。
作为巴国的忠勇之臣，巴蔓子当然不会将巴国的领土拱手送给楚王，但也不愿做一个背信弃义之人。在婉拒楚国使者割让城池的要求后，巴蔓子慷慨作答：“许诺，为大丈夫之言。然，巴国疆土不可分，人臣岂能私下割城。吾宁可一死，以谢食言之罪。”
留下这番话后，巴蔓子当着众人的面自刎而死。
楚国使臣没有完成接收巴国三城的任务，只得将巴将军的头颅带回国去复命。楚王听罢不禁深受感动：“假使我们楚国能得到巴蔓子这样忠勇义气的将军，又何必在乎那几座城池呢！”
于是下令以上卿之礼埋葬了巴将军的头颅。巴国也为将军举行了国葬，其无头之躯埋葬在国都江州，供后人缅怀凭吊。
千百年来，巴蔓子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在巴渝大地上广为传颂，巴蔓子的精神已经一点一滴渗透进重庆人的灵魂。
王川平说，巴蔓子将军为了保祖国的完整，为了保一方百姓的安宁，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生命。在信义两难全之时，巴将军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头颅使巴国既没有失去丝毫国土，又没有背上背信弃义的罪名。这种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的行为，已经融入重庆人的血与肉，成为历代重庆人所追求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品质。
历史上，还有很多巴国英雄因为表现了这一品质，而成为重庆人民历代敬仰的英雄人物。比如高呼“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的东汉名将严颜，他最终也随着刘璋的败绩，自刎而死；有戎马 40 多年，为明代立下赫赫战功的巴国忠州女将军秦良玉；也有全城百姓出动，齐心对抗蒙军进攻的钓鱼城军民。
而在抗战年间，整座重庆城的人们，也在战火纷飞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诠释了这座城市的忠义之情。
在得知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恶行后，重庆市民群情激奋。学生们先后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重庆商学联合会，还举行多次演说，反对帝国主义暴行。游行途经之处，得到重庆各个阶层市民的支持，其队伍不断壮大。
在抗战中，重庆女性也是巾帼不让须眉，为党为国英勇捐躯的重庆女性数不胜数，最为可歌可泣的应该就是江姐了，为她而写的歌曲《红梅赞》至今传唱于大江南北，提醒人们当年英烈们的勇敢无畏。
巴蔓子在楚王的使者面前毫无惧色，视死如归。这种刚烈正直，在强权面前永不低头的英勇之气，其实就是每一个重庆人与生俱来的性格基因。
王川平说，在现代重庆社会中，“耿直”两个字，已成为重庆人对一个人品行是否良好的基本判定标准。不“耿直”，背叛朋友、背叛组织，这样的行为在重庆人眼中是非常严重的道德失信行为。
“这样的耿直文化，也许正是来自巴文化中，一代代像巴蔓子这样的英雄所创造的‘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文化。”
就像老舍先生在《陪都赞》里写的一样：“救护队忠勇服务尽责任，赴汤蹈火，何惧那烈日如焚，那倭寇屡施狂暴何足论。众市民随炸随修，楼房日日新……气坏了日本鬼，就乐坏了重庆人。”重庆人勇往直前的精神在外族侵略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敌方越是强大，就越能激起重庆人奋勇反抗的干劲。
王川平说，这种坚强不屈、奋勇拼搏、勇于牺牲、自强不息的精神甚至成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精神的象征，为国际社会所赞赏。
重庆的特有职业“棒棒”，就是劳动人民凭着自己坚强不屈的品质，勇于登重庆陡峭的山路，在爬坡上坎中、在起早贪黑中，用自己的体力、汗水维持着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尊严。
如果说“义”对应的是重庆人口中的“耿直”的话，那么“勇”就应该对应的是重庆人口中的“雄起”。
王川平说，这个重庆独创的词之所以能流行起来，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克服万难、勇往直前、蓬勃向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
以巴蔓子将军为代表的这种勇猛、面对困难不低头不服输、鼓足干劲迎难而上的重庆精神性格，不仅是重庆人民可贵的性格特点，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川平说，有了这样不怕苦不服输的性格，个人才可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找到一席之地，中华民族才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屹立于民族之林。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学习巴蔓子的精神呢？
王川平说，必须基于对巴蔓子精神的正确认识，“巴蔓子的勇、义、忠，都不是逞一时之快，而是基于一个词——‘大义’，为了救百姓于水火，为了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
顺着利中家具店旁边的楼梯向下，就是通往巴蔓子墓的路，如今，这里已经被暂时封闭。去年，渝中区就启动了对巴蔓子墓的维护修复工作。未来，在这里，游客们不仅能看到修缮完毕的巴蔓子墓，还可以逛一逛新建成的巴将军公园。
据渝中区文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巴将军公园有 4035.79 平方米，公园紧靠七星岗公交站，距解放碑中央商务区 1000 米左右。
整个公园设计以“山水重庆”“人文重庆”“活力重庆”为主题。未来，公园内不仅有水池供市民休憩、游玩，还有巴将军塑像和生平供游客凭吊。
巴将军公园将重点打造纪念巴将军的文化主题，体现重庆“英雄之城”。
因此，公园在设计构架上，将和巴蔓子墓以及通远门城墙遥相呼应，产生关联，整个公园场地将形成“中心一带，两侧三区”的景观构架。
其中，文化展示带以场地靠近巴将军墓的一端为开始，拟通过地下通道直达将军墓主体；以通向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为结束，可通过人行横道或设计中的人行天桥到达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文化展示带在空间上连通了公园周边最重要的两处文化景观；在具体设计上，文化展示带以主题雕塑为始末，以景观小品为载体向游客讲述巴将军事迹。
同时，在靠近业成花园一侧，一端休闲活动区将安放部分健身器材，中间以道路和绿化带分割，另一端安静休息区以静心水池和茂密绿化为主。
此外，公园还将修建地下车库，设计有公交车位、普通车位以及机械车位，其中机械车位 252 个。
据悉，巴将军公园预计 2019 年建成并对外开放。
重庆人的血性，重庆人的宁死不降，重庆人的乐观进取，重庆人克服一切困难执行正确命令……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钓鱼城的数十年坚守中，被重庆人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写进了世界的历史之中。
如何学习
学习钓鱼城军民的精神，不仅是要从史书中去领悟，更重要的是把这种精神贯穿到我们的工作中去，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不能畏难退缩，而要负重坚韧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外，人民利益为先是所有人应该永记于心的原则，为大众利益乐于牺牲，为国家发展甘于奉献，是每一个重庆人都应该从先辈身上继承的精神动力。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
在重庆合川区，有一座本该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古城池，但它却因为 700多年前的一群重庆人，从此被世界人民所熟知，那就是被誉为“上帝折鞭之处”的钓鱼城。而让这座古城池闻名全球的人，就是南宋时期的钓鱼城军民。
“重庆人的血性，重庆人的宁死不降，重庆人的乐观进取，重庆人克服一切困难执行正确命令……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钓鱼城的数十年坚守中，被重庆人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写进了世界的历史之中。”带领考古队员对钓鱼城遗址进行了 10 多年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的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说。
翻开那段历史，重庆人忠勇与坚毅、包容与开拓的精神，被集中展现在了这片古战场上。
顺着蜿蜒的石梯而上，连绵不断的坚固的石墙和巍峨的城门，是这座古城池留给人们不变的印象。
这座 700 多年前决定蒙元帝国横扫欧亚战争走向的城垒，这座在 13 世纪以一城之力将中国宋王朝往后拖曳了 20 年的城垒，这座在宋元战争中被血与火浸泡了近半个世纪的城垒，就是钓鱼城。
袁东山说，1259 年，从蒙古草原额尔古纳河畔崛起的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直逼南宋王朝都城。蒙哥大汗亲率 4 万大军入蜀，欲从合川撕开一个口子，长驱直入四川，与各路军会合后直捣南宋最后的巢穴。
然而，计算战争胜负和进度的算盘声，有时仅仅是“醉里挑灯看剑”的将军用来自娱的乐曲。在欧亚战场一路披靡的蒙哥大概已经好久不知战败的滋味，所以他想：一个弹丸岛城，一群不食血腥的软塌塌的军民，有什么可怕的？
但让蒙哥和他无往不胜的军队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弹丸之地却发生了令全世界瞠目的一件事：十年间，洪水一样浸淫了欧亚非 40 个国家的元蒙大军，却在钓鱼城如堤坝般被拦腰截住。
随着“一代天骄”之孙蒙哥像棕熊一样在城墙边沉重地倒下，随着“上帝之鞭”在惨白的月光中折成两半，已经围住鄂州、准备在黄鹤楼下支锅造饭的蒙古骑兵，立即打马北上；越过西亚、中东，已经能看得见金字塔尖顶的蒙古西征军，勒马止步，掉头东还……
袁东山说，如果不是钓鱼城，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在某些章节里恐怕有所改动……
打开电脑里的发掘记录，时光随着袁东山的讲述，回到了 760 多年前的南宋末年。
1258 年 2 月，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大汗下令分中路、东路、西路三路大举伐宋。西路由蒙哥亲率主力，进攻四川。计划攻占四川后，三路会师，再攻取南宋都城临安。
时任合州知州的王坚，调动治下石照、汉初、巴川、赤水、铜梁五县共17 万人，增筑城防设施，加修了一条藏兵、运兵的地下秘密坑道。还把西门内的天池扩大到周围 100 多步，新开小池 13 处，凿井 92 眼，使钓鱼城有了充足的水源。
当时成都及川西北府州均被蒙军占领，所以蒙哥并未把钓鱼城放在眼里。袁东山说，1259 年农历二月初三，蒙哥率军从鸡爪滩渡过渠江，在石子山扎营，亲自督军战于钓鱼城下。蒙古军队攻破钓鱼城南外城后，从二月初七到三月底，先后猛攻镇西门、东新门、菁华门等处，都被击退。
四月初三到二十二，接连 20 天大雷雨，蒙军暂时停止进攻，雷雨一停，蒙哥亲自督军攻打失去南外城屏障的护国门。护国门是钓鱼城最大的城门，两面都是悬崖峭壁，城中军民在此以栈道出入。护国门东 100 多米的城墙下还有一个隐秘的飞檐洞，天然的巨石夹峙，形成了“一线天”孔道，王坚组织敢死队员从暗道攀岩而下，内外夹击，大败蒙军。
天气渐渐转暖，一场大雨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酷热，蒙古人不适应南方湿热的气候，军中痢疾流行，士气低落，战斗力大降。相反，钓鱼城军民斗志昂扬，宋军将领能够在城上“张盖而坐”从容指挥。
同时，王坚“坚壁清野”的策略使蒙军陷入极大的补给困难，蒙哥急于了解城内具体情况，便命士兵在钓鱼城东门对面 200 米外的高地脑顶坪筑台，台上架起一座高楼，楼顶接上长杆，高过钓鱼城的城墙，上有飞车，人在里面可以窥视城内一举一动。
钓鱼城军民在蒙军筑台建楼时，就对准那里安好了炮位。7 月 21 日，蒙哥亲自率兵来到城下，刚把飞车升起，城内多个投石机集中发射，飞箭巨石如同雨下，桅杆被打折，飞车内的士兵也被抛到百步以外摔死。蒙哥中了飞石，退回营中。
为了动摇蒙军攻城的决心，钓鱼城守将把 30 多斤重的两尾鲜鱼加上面饼数百张，用投石机抛到蒙古军营中，并附信一封，让蒙哥把鱼煎了和面饼吃，称城里粮食和水都很充足，再守 10 年，蒙军也攻不下钓鱼城。
蒙哥身负重伤，又受此羞辱，在军队撤退到金剑山温汤峡时就死了。据《元史》记载，不少随蒙哥出征的将领战死钓鱼城下，可见战斗之惨烈。
“钓鱼城军民坚韧不拔、英勇顽强、克难攻坚、勇于担当的精神，正是我们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所必需的。”
袁东山说，“忠勇坚毅、包容开拓”的精神，已植根于重庆的土壤之中，植根于重庆人的心灵深处，是重庆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庆人的主流精神。
袁东山心目中的重庆城市精神，首先在于它的负重坚韧。独特的自然环境，艰辛的历史磨炼，赋予了这块土地负重自强、坚韧不拔的卓越品格。
巴人先祖廪君，率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终于崛起清江流域。南宋末年，钓鱼城以区区孤城，抵抗强敌达 36 年之久，击毙元酋蒙哥，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一大奇迹。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东方反法西斯的精神堡垒，当欧洲各大城市相继陷落之际，苦撑危局，演绎出一出出悲壮故事。
日常生活中，无数普通重庆人，更是以坚韧乐观的性格挑战命运，笑对人生。如三峡纤夫，拉着岁月的纤绳，在大浪淘沙中苦苦跋涉；如“山城棒棒军”，挑着沉重的担子，在大街小巷默默奔波；如个体老板，驮着自家的产品，在烈日炙烤下殷殷忙碌。
“这些小人物身上展现的坚韧气质，正是重庆城市精神一道最鲜明的底色！”袁东山说。
重庆城市精神，其次在于它的慷慨大义。
重庆是一座有性格的城市，慷慨大义，是重庆城市精神的又一显著特征。慷慨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是为正义事业勇于献身，是为大众利益乐于牺牲，是为国家发展甘于奉献。
巴蔓子为国家利益，割头谢绝楚王；巾帼英雄秦良玉为民族大义，率众征讨叛逆，70 岁仍坚持“反清复明”；30 万川军将士脚踏草鞋、身背大刀，告别父老，为抵御倭寇而洒尽热血；红岩英烈为寻求真理，“甘愿将牢底坐穿”，直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虽然历史时段不同，行为主体不同，但这些事迹都体现了慷慨大义、舍己为人的精神。
早已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力争在“十三五”末申遗成功。“目前已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书并排在钓鱼城前边的，仅有 3 个。”昨天，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说，我市去年就已经完成了申遗要件，并在 10 个月前向国家文物局正式提交钓鱼城古战场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书。这标志着钓鱼城古战场遗址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2016 年，合川区先后完成钓鱼城遗址危岩加固工程、摩崖题刻防风化加固、安防消防等文物保护工程，对钓鱼城范家堰遗址开展了 4000 平方米的考古发掘，丰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同时，还委托相关机构编制了范家堰、南一字城、水军码头、九口锅、古地道、宋代城门这 6 处重要遗址的保护展示利用方案。另外，还做了一些如《钓鱼城军事防御思想、防御体系及其典范性、独特性研究》等深度挖掘钓鱼城价值的课题研究。
工作人员说，在钓鱼城古战场遗址核心保护区内，将不做任何的“加法”，原汁原味地保护。即使在遗址保护的缓冲区，也禁止建和古战场遗址无关的建筑。
一条邹容路、一座邹容纪念碑，让山城人民永远记住了百年前那个以一本《革命军》影响全中国的重庆崽儿邹容。
但你知道在显名之后，史料之外，这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吗？
近日，我们走访了邹容的曾孙邹以海，听他讲述邹容璀璨而短暂的一生。
20 岁就死于狱中的邹容，还留有后人？面对我们的疑问，邹以海说，曾祖邹容牺牲时年仅 20 岁，并未结婚生子。“我爷爷是邹容牺牲后过继到他名下的，这也是我是邹容曾孙的原因。”
而邹容留下的书信、抚恤证书和原版《革命军》，也是经由邹以海的祖辈们代代传承。
“回溯辛亥百年，曾祖邹容给我的历史影像，来自儿时的那一幕。当时，我家五口人蜗居在重庆储奇门行街民政局分配的 10 多平方米的窄居里。一天，才 7 岁的我和小伙伴玩耍，见一队人马敲锣打鼓来我家，来给我家贴‘光荣之家’红条幅。当晚，祖母给我讲述了邹容的故事，并拿出邹容的老照片给我看。从此，邹容的相貌在我心中留下了影像。我为家有这样一个光荣的老祖宗兴奋了好几天。”
邹以海说，曾祖邹容胸怀天下兴亡，是人所共知的民族英豪，但他同时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情义男儿。
1903 年，进步人士陈范在上海主编的《苏报》全文连载了邹容（18 岁）的《革命军》，这篇两万字的战斗檄文，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于是联合上海英国租界当局，抓捕了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当时邹容有时间可以脱身，但他没有这样做。
得知章太炎被捕，邹容只身到英租界巡捕房投案。
包裹着高高红头巾的印度狱警，一把挡住他，不相信长篇《革命军》出自眼前这位青年之手，当邹容流畅背诵并解释出大段原文后，这个印度老爷兵惊讶不已。
入狱后，邹容先是和章太炎关在一个牢房。问他为何不逃脱留得青山在，邹容说：“你为我而坐牢，我哪有逍遥在外之理呢！生死也要和你在一起。”足见邹容的侠义。
章太炎比邹容大 18 岁，可谓忘年交，因为《苏报案》章太炎被判 3 年，邹容被判 2 年。
在狱中他们相濡以沫，以诗唱和，相互激励。
个性刚烈的邹容，在狱中常为犯人的非人待遇与狱监抗议争辩，章太炎劝慰他心平气和等待 2 年后的出狱。清政府深知邹容年轻而激进，出狱后必会更加反叛。由此可知，邹容的狱中结局便可想见了。
翻出自己收集的史料，邹以海说，章太炎在《邹容传》中写到曾祖邹容牺牲时的情景，“其夕，积阴不开，天寒雨湿，鸡初鸣，卒于狱中，旦日，余往抚其尸，但其目不瞑，同系者皆疑医师受贿鸩之”。
1905 年 4 月 3 日这天凌晨，在旧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寒冷日子里，壮志未酬年仅 20 岁的邹容，就这样被清廷毒杀了。
1912 年 2 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命令，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邹以海说，从小聪颖言行叛逆的曾祖邹容，和他大哥邹绍阳性格迥异，思想观念大相径庭，他疾恶如仇，大哥温良敦厚。
在一次童子生的考试中，邹容和大哥同在考场应考，因为考题偏僻难懂，考生多数无从下笔，邹容便问考官，考官不但不解释，还差人要打邹容的手板，12 岁的邹容大声说，要打你来打，不要叫别人来打，说罢愤然离场罢考！而大哥却热衷科考，一直为科举准备着。
邹以海说，邹容的大哥多次参加科考，最后总算考取拔贡，担任候补知县。反其道而行之的邹容，曾经宣称：衰世科名得之有何用！
在科举道路上分道扬镳，但并没有妨碍他对大哥和家人的骨肉亲情。
邹以海说，曾祖在留学日本途中，先后给父母和大哥的家书中，充分表达了对父母的思念和出国留学未能在家侍奉二老的丝丝憾意，希望哥哥能不时回家侍奉父母，以代为尽孝。
“曾祖邹容那辈共有兄弟姊妹 12 人，曾祖排行老二，和他大哥关系最密切，他小大哥 7 岁，在赴日留学途中，和大哥的家书中提到：离家时看到大哥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爷爷邹兴树，当时才几岁）十分可爱，很是高兴，由此可见与父母和大哥的深挚亲情。”邹以海说。
“我们邹家在清道光末期，随高祖邹建德（邹容的爷爷）从湖广孝戍原籍迁居重庆。1870—1885 年，邹家在邹容父亲邹子璠的悉心打理下，家道日渐殷实富裕。曾祖邹容那辈邹家一共有八个儿子、四个女儿。按照当时订下的字辈，长辈们给曾祖邹容取名邹绍陶，这是邹子璠依据《诗经·国风·王风》中的‘君子阳阳，……’‘君子陶陶，……’两句而来。”邹以海说，邹容这个名字，是曾祖赴日留学时，为明心志而自己改的。
邹以海说，1903 年 8 月邹容终于成行，乘船东下上海，转乘海轮到东京，实现了他多年的留日夙愿。正像当时秋瑾留学日本后，由以前的秋闺瑾自己改为秋瑾，有再造自我之意，她以前的名字反而不为人所知了。邹容一到东京，被这里如火如荼的爱国救亡气氛所感染，于是，他给自己改名叫“邹容”，隐含从此容颜改变、脱胎换骨的寓意。
邹容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参加留日集会，加入拒俄义勇队等，他的广博学识，他的爱国激情，他的演讲才华，得到了充分激活与释放。从此，“邹容”这个名字便在留日学生中广泛传扬，他的那本反帝反封建战斗檄文《革命军》，首次正式署名邹容，100 多万册的刻印本，成为清末发行量最大的反清读本，更使邹容的名字不胫而走，传扬到了广大台港澳和东南亚的华人聚集地。
从重百临江商场缓缓向解放碑行去，熙熙攘攘的邹容路满是繁华时尚的气息，看着手中书本上那张年轻的黑白面孔，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年仅 20岁的重庆年轻人，曾用他的笔和青春，为全中国的人们带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思想变革。
在邹容后人的讲述中，100 多年前的那位年轻人身上，充满着重庆人骨子里的耿直，眼见不平愤然反抗，为追逐理想不惜舍身而去……
回溯百年之前的中国大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一个群星灿烂、可歌可泣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英雄、又创造了英雄的时代。邹容就是这个时代的骄子。
在戊戌变法昙花一现、义和团运动悲壮失败，刀光剑影、长夜难明的岁月里，以邹容为代表的一代先进的重庆青年，没有悲观，更没有停止，他们同全国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起，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时代的洪流中，邹容以炽烈的革命激情，通俗而犀利的笔触，写出了“搏龙屠虎”的《革命军》，成为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前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也是四川第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的《革命军》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奠基之作，不朽宏文。这颗中国民主革命战场上升腾起来的璀璨新星和他的《革命军》，震撼了当时的思想界，给祖国和故乡的革命运动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邹容最爱读的是英雄人物传记，他投身革命活动，都是在爱国精神和强国梦感召下的自觉行为。
邹以海说，在 100 多年前，邹容家境殷实，邹容的父亲经过多年打拼，积聚了万贯家财成为一方富商，但邹容并不贪恋这些，一点都没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作风。“邹容从小饱读诗书，生活节俭，少年时擅长书法雕刻，尤其喜欢读英雄人物传记，从中汲取精神能量，他投身于革命活动，都是在爱国精神和强国梦感召下的自觉行为。”
邹容从小好学多思，忧国忧民，但生于清朝末世，有志不能伸、有才无法展，他不忍看到民不聊生、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境况，努力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邹以海说，年仅 18 岁的邹容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两万字的《革命军》，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被时人和后代研究者认为是辛亥革命的“义师先声”。
“曾祖父身上对真理不断探寻的精神，穿越重重迷雾看清事实的真相，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一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邹以海说。
在戊戌变法昙花一现、义和团运动悲壮失败，刀光剑影、长夜难明的岁月里，以邹容为代表的一代先进重庆青年，没有悲观，更没有停止，他们同全国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起，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如何学习
邹容身上对真理不断探寻的精神，穿越重重迷雾看清事实的真相，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一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们都需要学习这种坚韧不拔、为了理想奋斗拼搏的精神。
红岩村北面濒临嘉陵江，原本是一个规模颇大的私有农场。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等中共著名领导人曾在此生活、工作，并在这里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精神之一——红岩精神。
如今，人们来到重庆，会时刻感受到“红岩精神”。漫步在重庆，众多红色旅游景点，正成为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的热点。
国共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字处桂园、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渣滓洞和白公馆，参加“红岩文化一日游”的游客，就可在短短一天时间之内，追寻革命前辈的足迹，回顾那段难忘的历史。
什么是“红岩精神”？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教授、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说，“红岩精神”就是指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带领国统区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其基本内涵包括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任务与产生‘红岩精神’的时代背景不同了，但‘红岩精神’仍然是团结和激励 3300 万重庆人心系重庆、建设重庆、振兴重庆、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周勇说。
“红岩精神”是如何被最终概括并得以扬名的？难道就是因为一部《红岩》小说吗？
周勇说，“红岩精神”之所以能够被很多人熟知，其实是源于 1985 年邓颖超的重庆行。
1985 年 10 月 14 日，红岩村迎来了大家十分尊敬和爱戴的邓颖超。在红岩村礼堂，她留下了珍贵的题词：“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因为邓颖超同志的题词，“红岩精神”声名远播。
“邓颖超此时所提的‘红岩精神’，实际上是指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带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气节结合起来，在斗争实践中培育形成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涵盖了南方局在重庆工作期间形成的人格、风范和川东地下党的英烈们的斗争精神。”
周勇说，从邓颖超重返山城的行程安排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重庆的几天时间里，除了故地重游，邓颖超还会见了当年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其中既有周恩来的警卫副官廖其康、孩子剧团团员张莺、红岩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新华日报记者鲁明，还有当年川东地下党的刘隆华、甘露、林蒙、贾唯英、王宇光等同志。
她当面赞扬刘隆华说：“你很能干，听说你工作做得很好。”这位胸襟宽广、经验丰富、目光深邃的老革命家，对历史上为党做出过贡献的老同志、老战友，是十分亲切、不分彼此的。
同时，邓颖超还深情地回忆起董老“为六毛钱作检讨”的事，直率地表示了对当时党风问题的忧虑。“那时为了六毛钱董老都作检讨，而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财产几百万、几千万都不心疼哟！”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颖超担任过四年中纪委第二书记，对十年浩劫给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的破坏十分了解。因此，在缅怀红岩的优良传统时，她也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周勇介绍，董必武为了六毛钱作检讨的事，是当年红岩招待所所长杨继干回忆中最深刻的事情之一。
杨继干曾说，当时红岩村工作人员的伙食费是一个月三块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大家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这才增加到五块六。
杨继干看周恩来工作太辛苦，每天睡觉很少，就早晨给他加了两个鸡蛋。
周恩来问有病的同志吃什么？杨继干说，每天半磅牛奶、两个鸡蛋、一个月四斤肉。眼见周恩来还不答应加伙食，杨继干说道：“你不要管，伙食由我安排。”
没想到，周恩来火了，生气地说：“你不让我管你，我让你回去当老百姓。”杨继干还回忆道，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目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毛钱平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
周勇说，董必武是驻重庆时间最长的南方局领导人之一，他一生清廉，立党为公，严于律己，虽然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但从不自视特殊，甘愿当人民的“配角”和“老牛”。
抗战时期，董必武在重庆负责党的统战工作，长期以朴素简单的穿着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在管理伙食开支方面，董必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作为管理南方局经费的负责人，董必武总是提倡勤俭节约，做到物尽其用，财尽其力。为了节省开支，他要求自己的伙食标准比规定的低；发给的衣物、用品，只要还能凑合就继续用。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仍旧保持这一作风，并题写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把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作风带到哪里。
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种率先垂范，无形地影响、教育着红岩村其他同志，进而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成为红岩村每一位同志的自觉行为，也是他们终身遵守的人生准则。
“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孕育过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例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其中，红岩精神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独具魅力。”周勇说。
新时代学习红岩精神有何重要意义，我们又该怎样弘扬红岩精神？周勇认为，红岩精神蕴涵着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是与时俱进的精神财富，红岩精神为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并长期执政提供了历史镜鉴。
“红岩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内外挑战提供了政治智慧。”周勇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今的共产党人要学习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相忍为国”“同仇敌忾”“合而不同”“斗而不破”的领导艺术，求取国内各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红岩精神更为今天共产党人坚守政治品格，经受市场经济考验提供了成功典范。”周勇说，共产党人在交友时，一定要交“良朋益友”，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为政之道清似茶。既要相敬如宾，又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心中要有敬畏，才能守得住底线。因此，红岩精神也是我们今天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带领国统区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其基本内涵包括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
如何学习
现在，红岩精神为共产党人坚守政治品格、经受市场经济考验提供了成功典范。当今的共产党人在交友时，一定要交“良朋益友”，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为政之道清似茶。既要相敬如宾，又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心中要有敬畏，才能守得住底线。因此，红岩精神也是我们今天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强大精神力量。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教授、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
红岩联线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红岩村未来的提档升级正考虑加入一些体验式项目，比如“红岩简餐”，吃的就是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常吃的简单餐食，很有教育意义。
最近，红岩联线推出的智慧笔记本成了畅销品，它可以帮助大家把红岩文化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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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十三五”规划，红岩村将建设红色文化主题公园，打造红色文化休闲旅游品牌。
具体而言，将推进红岩文化与旅游、教育、科技的深度融合发展，全力建设行业领先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打造世界知名、全国一流的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目的地，全面提升红岩文化产业市场竞争力；有序实施红岩革命纪念馆、红岩魂陈列馆两大基本陈列和 7 个革命旧址复原陈列展览升级，每年紧扣时代主题举办 5 个以上专题展览。
这是一份用烈士鲜血和生命总结出的“最后嘱托”，这充满血泪的字里行间，有悲愤，有忧虑，有思考，有希望，却没有一点颓伤和灰心，充分表现了这群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和高瞻远瞩的眼光。这是他们在走向刑场前，向党组织表述的赤胆忠心和殷切希望。
它是《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最后一章的内容，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它就是如今我们所熟知的“狱中八条”。
那么，“狱中八条”是如何诞生的？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对如何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又有何警示作用？
昨天，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为我们逐一解读了“狱中八条”。“‘狱中八条’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烈士们在反复问我们：到底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它时刻提醒着每一位领导干部，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要不忘初心和使命。”
说起“狱中八条”的诞生经过，徐塞声说，这离不开一个广为大家所熟知的人物——罗广斌。
1948 年 9 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随后被关进渣滓洞监狱二楼七室。七室是隔离室，专关态度“顽固”、不守监规的犯人，管理更加严格，平时不准放风。
七室里有一位罗广斌认识的囚犯张国维（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趁特务看守不注意，两人悄悄交谈。张国维十分冷静地分析罗广斌的情况。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基于此，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1949 年 2 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在这里，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他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被捕前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被捕前任《挺进报》特支委员）等进一步结成生死患难之交，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
就在“11·27”大屠杀那天子夜，当渣滓洞的屠杀火焰还在燃烧之际，在白公馆的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十多位难友，趁敌人疏于看守之际，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
1949 年 11 月 30 日，重庆解放。12 月 1 日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参加了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他每天夜晚趴在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 12 月 25日，即大屠杀后的第 28 天，重庆解放后的第 25 天，罗广斌的这份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成，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这份报告分为 7 个部分，现在只存第一、二、三、七 4 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报告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以及《挺进报》事件引发的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共有八条，3000 多字，是《报告》的核心部分。
“狱中八条”，是从第七部分“狱中意见”中提炼而成的。
1989 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人提供的线索，在重庆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立即加以整理和挖掘，将其中的“狱中意见”归纳成了“狱中八条”，并在当年《红岩春秋》杂志“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殉难 40 周年纪念特刊”中首次披露。
徐塞声说：“‘狱中八条’中的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就是要求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坚定理想信念。这是狱中同志们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1948 年由《挺进报》改变发行方式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叛徒人数很少，只占被捕人数的 5%，但是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
“狱中意见”着重揭露了几个叛徒的内心世界和蜕变规律，久远地警示革命后来人。
比如，叛变前，冉益智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1948 年 4 月 16 日，冉益智在北碚被捕，经不住特务的突击刑讯，供出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随后又供出已被捕但还未被敌特查明身份的市委书记刘国定。因为还有所保留，冉益智被关进了白公馆。
在白公馆，冉益智的精神完全崩溃，更谈不上有共产党坚定的理想信念。过去受他教育、对他崇拜的下级反过来帮助他，劝他悬崖勒马，就此稳住，不能再往下滑，但是他根本不听。他白天有时唉声叹气，晚上夜不成寐，起来写“遗嘱”。最后，他终于在讲了一通“理由”之后，主动要求出牢，参加特务组织。
徐塞声说，“狱中八条”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提醒领导干部要“守公德”“严私德”。就是要求领导干部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
“狱中意见”指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是否处理得好，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
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的元凶祸首刘国定，在巴县农业学校读书时，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成为重庆秘密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8年入党后，刘国定先后担任巴县县委书记、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
刘国定工于心计，城府甚深，察言观色，能言善辩，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锋头颇健，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和领导的器重。但是，刘国定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到形势相对平静，他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在党内取得了一定的地位时，便开始私欲膨胀。
据狱中同志揭发，刘国定平时收入有限但却追求享受。他想轧姘头养情妇做生意，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后为烈士）借钱。何忠发说：“组织上有钱不能借，私人没有钱可借。”
刘国定对此怀恨在心，向川东临委书记王璞诬陷何忠发有经济问题。王璞经过调查了解，才发现是刘国定的问题。后来，何忠发就是因为刘国定出卖而被捕的。
徐塞声说，通过字字血泪的“狱中八条”，我们可以知道，当年烈士们已经清醒地看到，作为地下党的领导干部，只要生活腐化，搞个人迷信，哪怕只是在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也可能在严峻的斗争面前，经受不起考验，终将成为革命的叛徒。
所以，他们建议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革命气节道德教育，注重实际锻炼，严格组织纪律，实行整党整风。
徐塞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和复杂的，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一些人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党性原则和纪律法规被践踏，干部队伍被腐蚀，这些问题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严重损毁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狱中八条”是几百名烈士用鲜血和泪水凝铸出来的，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它揭示了当时党内生活和领导干部中的一些突出问题，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狱中八条”的“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严格进行整党整风运动”等，都是坚持着眼教育，预防在先。
徐塞声认为，“狱中八条”警示我们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首先拧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这个“总开关”。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不忘初心。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建议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理念信念教育和党的纪律教育，不忘初心，重实际锻炼，严格组织纪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陈然烈士说，“矿砂经过提炼，才能生出金子”。
领导狱中斗争的许晓轩烈士的“唯一意见”是，“特别注意党员的审查教育，防止腐化，绝不容许非党思想在党内蔓延”。
如何学习
“狱中八条”产生于重庆，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与教训，既是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也是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各种要求，都可以从中找到。
作品标题 “重庆脊梁”系列报道
参评项目 系列报道
作 者 李晟 刘波
责任编辑 黎伟 姚莉 王文渊
刊播单位 重庆晨报
首发日期 2018-03-29
刊播版面 2018-03-29 第 4 版、 2018-03-30 第 4 版、 2018-04-02 第 3 版、 2018-04-08 第 3 版、 2018-04-11 第 4 版
独家策划。围绕总书记要求我们学什么展开，深度挖掘了包括巴蔓子、钓鱼城、邹容、红岩精神、“狱中八条”等在内的重庆独有的精神脊梁，把老故事讲出了新意。
如何把老故事讲出新意，记者采访了我市众多的文史专家，从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讲出了我们在现在的工作、生活中该如何学习。记者完成了高难度的稿件采访，并把稿件写得让读者喜闻乐见。
稿件可读性强，受到了读者的高度关注，并被网易、新浪等多个全国知名客户端转载。
注：本作品同时获得“2018 年 4 月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