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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宗法封建社会维持了数百年，到春秋战国时期难以为继。周天子权力衰弱，诸侯国不再奉行以天子为尊的礼乐制度，即所谓“礼崩乐坏”。随后更进入“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战国时代
。各诸侯国为了在兼并赛中顺利晋级，纷纷以“富国强兵”为旨归，推行涵盖军制、田制、赋税等关键领域的变法。
在社会秩序崩坏与重建的转型期，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子百家所关注的领域虽然广泛——涉及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宇宙自然等，但都回应了转型期的时代需求，围绕着核心问题展开：什么是合理的政治？天下应该往何处去？孔子、孟子将礼乐文明的阐释与重建作为毕生的使命；荀子、韩非子开展官僚政治的理论探索；老子、庄子则强调顺任自然，清净无为。
生活于战国时代的庄子，“其学无所不窥”
。他对前代哲人、当时诸家都倾注了相当的关注与了解：在构建其思想时，从已有学说中汲取养分；言谈议论中，“剽剥儒墨”
，与不少流派都有或隐或显的交锋。我们认为，只有将庄子置于秩序重建的背景下，透视其在与各派交锋中所昭示的独特思想道路，才能对庄子有较为贴切的理解。
章太炎先生曾指出：“庄子发明自由平等之义，在《逍遥游》《齐物论》二篇。‘逍遥游’者自由也，‘齐物论’者平等也。”
即在以简驭繁的“道”的整全视野下，依靠个人的自我修为实现个体生命的更新，从而获得“一个自由飞翔的开放心灵，呈现出一种博大无碍而与物冥合的精神境界”
，这就是庄子式内在超越。在天下纷扰、列国相争、百姓失措的时代，庄子的这一思想路线别具一格。
通过对神祇、彼岸世界的许诺，借助外于人之本体的力量来实现对自我的认知、摒弃纷争，我们一般可视作“外在超越”的思想路线，如祭祀、占卜、颂神等宗教活动。与之相反，不借助外在力量的“拯救”或“超渡”，而依靠人的自我修为实现个体生命的更新——譬如道家的道德论和逍遥思想，“以其精神的净化而达到超越自我与世俗的限制，以实现其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
，则可被理解为“内在超越”。
庄子认为“宇宙”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其根源是“道”。世间万物的具体差别都是人站在主观立场上得出的相对结论；而对立的双方，也互为对方存在的条件。一旦升维，站到“自本自根”的“道”的角度去审视，则千差万别的事物都会“齐同”为一。为此，他一方面不断揭示事物差别的相对性、不确定性、主观性，另一方面主张通过“心斋”“坐忘”等修养方式，以虚静、空灵之心去观照万物，实现“吾丧我”“至人无己”，则可以进入“无待”“见独”的状态。
庄子致力于为人类找到摆脱现实困境、摆脱最终生命困境的途径，通过“藏天下于天下”，安时处顺，达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