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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文松和石不言趁着雨势变小的时机幸运地过了江，返回了火车站，否则他们就得在下关过夜。他们回到火车上没多久，雨势又强劲起来，有一股摧枯拉朽的气势，连铁轨上的列车，仿佛也要被掀翻。那时他们的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干的地方，但他们根本顾不上自己，只惦记着车上的古物被浇湿了没有。那文松走进车厢，注意到雨水顺着车顶和车窗的缝隙已经漏到车厢内，在地上形成了三四公分高的积水，所幸装车时在古物箱子下面加垫了一层用木料做成的基座，积水才没能漫过古物箱的底部。什么叫未雨绸缪？这才是真正的未雨绸缪。但随着雨势变本加厉，车厢地板上的水位不断上涨，越来越接近古物箱底，大有水漫金山的趋势，看得那文松心惊肉跳。此时吕医农正如大禹治水一般，率领众员工奋力舀水，但人多桶少，所以连洗脸盆、饭盒，甚至刷牙杯子都派上了用场，人们纷纷将刷牙杯、饭盒、洗脸盆舀出的水倒入水桶内，再统一倒到车外。那文松看到古物箱已经盖上了防雨布，但防雨布不够用，许多地方还没有盖上，盖上的地方也露着明显的缝隙，仿佛两片互不连接的版图，雨水正顺着那些缝隙渗到木箱里。石不言掀开防雨布，看到木箱上的水渍，心里凉了半截，忙问道，不知道雨水渗进去多深，古物浸湿了没有？
吕医农说，现在没有时间开箱检查，幸好离开故宫时给这些古籍多包了几层油纸，想必雨水一时渗不进去。马馆长刚刚从军政部要了些油布，我们正往车厢顶上铺。
那文松往站台上一看，果然摞着一堆堆的油布，在黑夜里油光发亮，好像镀着一层荧光。他跳下火车，从站台上取来一张油布卷好，夹在腋窝下，用一只手抓住闷罐车的铁梯子往车顶爬。到车顶，他一只胳膊夹着油布，晃晃悠悠地想站直身，但车顶是圆拱形状，无比湿滑，无法站立。他脚下一滑，打了个趔趄，身体立刻失去控制，在拱顶上坐了个屁蹲儿，屁股重重地磕了一下，身子又变成自由落体，疾速向下坠落。好在他下意识地丢掉了油布，顺手一抡，抓住车顶上的通风孔才没有摔下来。那文松在危急时刻有着迅捷的反应，很多年后，在古物西迁的路上，那文松差一点摔下悬崖，也是顺手一抓，抓住一棵歪脖树，才逃过一劫。
他定了定神，两手扳住通气窗，两脚左蹬右踹，三下五除二，重新爬回到车顶，两条腿像骑在马背上一样骑在圆拱的车顶上，这才算待稳当了。地面上的人把油布甩给他，他就一边像狗一样四脚着地向后退身，一边把油布覆盖在车顶上。
放眼望去，车顶满是故宫人，郭之南营长也带着一队官兵爬上去，帮助铺油布。不时有人摔到地上，溅起一片水花，又龇牙咧嘴地爬起来，重新攀上车顶。反正年轻人经摔，摔了再爬，爬了再摔。石不言笑言，只要摔不着古物就行，人摔了不怕。
第二天风和日丽，上午九点，那文松陪着石不言如约到宋公馆，满眼草木葱茏，曾经的暴风骤雨仿佛昨夜的一场噩梦，被时间抹去，未留一点痕迹。那文松走进宋公馆的客厅，听见宋子文用平常人一样的声音宣布了一个不平常的决定——政府决议将故宫古物运往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二十六号仁济医院旧址保存。
那文松并不知道，就在昨天晚上，在北极阁的宋公馆，宋子文在凄风苦雨中召集了国民政府临时“中政会”，重新讨论故宫古物存放事宜，各部大员悉数出席，许初梨也位列其中。
宋子文之决定把古物运往上海，有更深一层考虑，就是把古物放在租界里。租界是洋人的“地盘”，纵使中日冲突升级，日本人也不敢在租界里动粗——这等于给古物加了一层“保险”。许初梨反对这一动议，认为中国人的财产靠洋人来保护，国格何在？他主张还是把古物运往西京，西京总比上海、南京更加安全。宋子文断然否定了他的提议。或许在他看来，古物还是放在自己眼皮底下更放心些，否则不知会有什么差池。至于宋子文之所以称“旧址”，是因为仁济医院曾经租用过那栋大楼，民国二十年医院大厦落成后，就搬出了这栋租用的大楼。时间点巧得很，故宫古物在火车上无处安顿，这栋大楼刚好空出来，对故宫古物虚位以待。
那一刻那文松心想，困扰故宫四十多天的难题，一夜之间就解决了，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像宋子文这样的大官，简直就像佛教四大天王里的毗沙门天王一样可以呼风唤雨了。可惜自己不是官，这辈子也当不了官。易院长是官，可还不够大，要是能再大一点，比如当个行政院副院长什么的就好了，和南京的官员们打交道就不那么费力不讨好了，跟许初梨他们也就可以分庭抗礼了。易院长是好人，又有本事，那文松在心里面确信，他还会当更大的官的，政府需要他这样的人，那样对故宫、对故宫人就再好不过了。
石不言想的与那文松不一样，他想，昨夜虽然被浇成落汤鸡，但得到政府的一纸决定，也算是无怨无悔了。春雨如油，昨天那场雨就是及时雨，来得正是时候，有了它，故宫古物南迁，就风调雨顺了。
那场豪雨为他们洗去了一身的征尘，给他们带来了美好的憧憬。他们哪里想得到，在未来的不远处，一场出人意料的大风暴已在潜滋暗长，即将把他们彻底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