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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不言果然叫上一辆黄包车，拉他去鸡笼山。在他看来，这是故宫人自我解救的唯一方法，不然，眼下的局面会成为永久的死局。吕医农知道他性子急，不大放心，叫那文松陪他一起去。宋子文公馆，地点在鸡笼山北极阁一号，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别墅，外面围着矮围墙，隐藏在密密麻麻的山林中，只有一条上山的小径弯弯曲曲地通向大门口，即使找到了大门口，也只能看到一片丛林，完全看不到别墅的样貌。想不到在这闹市红尘中，还有如此出世的净土，这里的主人，不像日理万机的代理行政院院长，倒像是一位坐看繁华落去、静听百鸟声鸣的隐者。这幢别墅屋顶上铺着茅草，恰似一座乡野村舍，石不言后来才知道，屋顶的茅草顶其实是用进口白水泥拌黄沙在芦荻上盖成，茅草也是从拉丁美洲进口的，连百叶窗也是舶来品，开关装置全部机械化。它的朴素，其实是用大量的真金白银堆起来的，是真正意义上“低调的奢华”。自民国二十二年建成以来，这座看上去朴素无华的“茅草屋”，一直是衣香鬓影、冠盖云集之地。但在那一刻那文松二人对此还一无所知，洋车把他们一路拉到大门口，他们下了车，付了车钱，就在卫兵的注视下一步步朝大门走去。
卫兵横眉立目，问，找谁？
那文松懦懦的，不敢吭声。
只听见石不言坦然地回答，找宋院长。
卫兵知道他们是坐洋车来的，而到这个宅子来的客人皆一水儿的豪华轿车，于是面带不屑地说：
宋院长不在。
石不言说，我是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理事，宋子文也是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理事，我是他同事。
石不言说的是实情，在卫兵听来却近乎幽默。石不言只好递上名片，卫兵接过名片，端详了片刻，又狐疑地看看他，表情木然地说：
宋院长不在。
石不言知道他狗眼看人低，很不高兴，用他特有的大嗓门儿吼道：
宋院长不在，宋院长不在，你还会说点别的不？
卫兵板着脸，像机器一样重复道：
宋院长不在。
石不言愤怒地叫嚷起来，说，你少忽悠我，事关国家命脉，事关蒋委员长、宋院长，耽搁了你承担得起吗？
他越是认真卫兵越是不信，说不定早就把石不言当成了一个精神病。在他的无动于衷面前，石不言的愠怒的确显得有些滑稽，连石不言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小丑。
那文松的心中十分忐忑，面对古物时他是自信的，面对人物时他很不自信。此时他紧抿着嘴唇，下意识地用手捏了捏石不言的胳膊。一方面因为他的确紧张，另一方面又想借此提醒石不言少安毋躁，别惹是生非，看那卫兵凶眉立目的，搞不好把他们都抓了去，得不偿失。
正尴尬间，出来一个人，那文松以为是秘书或者是保卫人员，要把他们轰走，但定睛一瞧，吓了一跳，竟是他常在报纸照片上看到的宋子文。
这是那文松有生以来第一回见到这么大的人物，以前他见过的最大的官，应当是易院长。易院长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长，是中华民国的部长级官员，能见到这个级别的大官，在那文松的世界里已经封顶了。故宫以外的大官，他是没见过的。现在他见到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长从报纸上走下来，活生生站在他面前，他一下子怔住了，极不适应，立刻失去了语言能力，神经不听大脑支配，只能像塑像泥胎一样立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没有想到，从报纸上走下来的行政院代院长却朴实而温和，和他在生活中见到的老张老李没有什么两样。假如他不住这么幽深的公馆，说不定会成为熟络的街坊。只见他戴着金丝边的圆眼镜，面孔有些浮肿憔悴，正徒步拐过山林中的小道向他们走来。卫兵见状，只好放他们进去。石不言大步流星地走过去，那文松小心翼翼跟在后面。宋子文远远伸出手来与石不言握手，说话的声音和普通人毫无二致：
石先生，别来无恙？
宋子文知道他是石不言，因为宋子文参加过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在会上见到过石不言。对于见过的人，宋子文几乎过目不忘。
宋子文在房间里虽然看不到石不言，但他能听见石不言的声音。石不言的大嗓门在寂静的山林中显得格外突兀，有如一根钢线抛入天际，宋子文想听不见也不可能。尤其听到“国家命脉”“蒋委员长”这些词语断续传来，更让他心头一震。
宋子文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刚从北平回来。
石不言说，打扰宋院长了。
宋子文机敏的目光从眼镜片的后面斜扫过来，问石不言所为何事。石不言说，故宫古物南迁，已经一个多月了，不知何去何从。原本蒋委员长批示要把古物运至南京，国民党“中政会”却又议决要改运洛阳、西安，这只是空谈而已，那两地根本没有条件存放古物。况且洛阳与北平相距不远，军事上毫无准备，我能往，敌亦能往。我们屡经请示，没有下文，眼下只能暂借五百名军人保卫列车，不仅每天的花费惊人，更重要的是夜长梦多。古物非常危险，因此恳请院长予以解决。
宋子文思忖了一下，说，我今天很忙，请你明天九点钟再来一趟。
这是听上去多么寻常的一句话，但那文松掂得出它的分量。列车上的古物有多重，这句话就有多重。宋子文不是老张老李，他和老张老李的最主要区别是他可以一言九鼎。还不止九鼎，他这一言，关系到火车上的百鼎千尊。但他的话表面上却是轻的，是举重若轻，只有像宋子文这样的政治家才能做到举重若轻。像那文松这样的人，只能是举轻若重，轻拿轻放。
辞别了宋子文，顺着山道往下走的时候，天空突然落起了雨。起初还是淅淅沥沥，很快就变成了瓢泼大雨，仿佛银河倒泻，自天而降，来势凶猛，劈头盖脸。雨珠落在地上，仍带着十足的力道，激起一层一层的水泡，把大地变成翻滚的沸锅。南京的春天，很少刮这么大的风，下这么大的雨，风夹着雨，雨裹着风，雨借风势，风借雨威，横扫着南京的街巷，让他们没处躲没处藏。石不言和那文松连走带跑，想快点冲到街上找个地方避雨，结果石不言脚下一滑，坐了个大屁蹲儿，连泥带水摔了一身，原本笔挺的西服一片狼藉。那文松赶紧扶石不言起来，问石先生摔坏了没有，石不言活动活动胳膊腿儿，觉得没事儿，说，幸亏我是从宋公馆出来才摔的，万一先摔成这副狼狈样儿，还怎么去见宋院长呢？事情办完了，被大雨浇一场，心里痛快。那文松说，只是不知道火车漏不漏雨，古物怎么样了，古籍、古画，全都怕水。石不言说，俗话说，一页宋版，一两黄金。清宫收藏的宋版书，有些还是孤本，全世界只此一册，它的价值，黄金是比不了的，淋湿一页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
从鸡笼山下来，跑到大街上一看，马路宽敞，楼宇轩昂，却根本没有可以遮雨的挡檐。四处都是规矩严正的大机关，怎么可能去遮风避雨呢？他们心急，恨不得一步跑回到火车上，所以没有避雨的地方正好。他们跑到了中山北路上，就一路向北，沿着马路往浦口的方向一溜小跑。他们来时是坐洋车来的，此时大街上车辆稀少，洋车车夫都不知道到哪里躲雨去了，连洋车的影子也看不到，他们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北疾行。他们沿着国民政府苦心营造的那条宽敞壮丽，却湿滑难行的康庄大道，依次走过了外交部、最高法院、立法院、海关税务署、水利委员会、交通部、邮政总局、海军总司令部那些气势宏伟的楼宇，又在滂沱大雨中走出挹江门，长江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几乎让他们窒息。雨下得正大，风刮得正紧，轮渡已经停运，渡江码头上聚集了一群像他们一样急于过江的人。他们瑟缩在码头上等待了一个时辰，雨势才开始变小，轮渡才重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