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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农历正月十六，火车在斜风细雨中，驶进南京浦口火车站。
国军士兵全部荷枪实弹，在站台上持枪列队。火车停稳后，吕医农、石不言率先走下火车，与前来迎接的南京大员一一握手寒暄，这时从这些大员口中，他们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就在一天前，吕医农、那文松等人还在火车上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又通过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不是要拍卖古物去买飞机，而是要将故宫古物运往西安。更匪夷所思的是，趁着宋子文不在南京，这一古怪的议案竟然获得了通过！
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政府考虑迁都了。先是决定迁都洛阳，之后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只不过这个“西京”，到了也没能成为中华民国的国都。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先是移都武汉，接着重庆又成为“陪都”。不过那时，陪都西京筹备工作还是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专员的乌纱帽，像一个天大的馅饼，不偏不倚地，砸在许初梨油光锃亮的脑袋瓜儿上。
许初梨，一个觊觎着故宫院长职位而不得的国民党高官，此时已官至司法院副院长，属于民国五大院（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首脑，职位比故宫院长高出许多，但根据“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原理，他对没当上故宫院长依旧耿耿于怀。手里有了筹备西京的令牌，许初梨马上提议将古物运往西安。如果能把故宫古物迁至西京，他不仅可以掌握政府的拨款，有油水可捞，国家这些的“文化财”还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任由他去支配，万一出了事就拉易东篱做替死鬼，何乐不为？没想到易东篱看透了他的心思，不甘当他的傀儡，他才发觉易东篱不是一张好饼。易东篱不仅不是一张饼，他简直就是一根刺，哽在他的嗓子眼儿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虽不致命，却足够让他不舒服。那根刺原本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如今这根刺有了一个清晰的名字——易东篱。看来要想把故宫捏在手心里，跟易东篱交锋已在所难免。
听到故宫古物要运往西安，吕医农脸色骤变，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心想这不是涮人玩儿吗？敢情他们费劲巴拉地把古物运到南京是白来了，还要带着古物四处奔走，落脚在哪里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不是抬着棺材找坟地吗？请问古物存放地点在哪里？地方上做了什么准备？这帮在南京做大官儿的真是四六不懂。古物迁徙、存放不是儿戏，不是在公文上换一个地名就万事大吉了，怎能像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后来南京陷落，故宫古物远赴四川、贵州，确乎是时局所迫，是别无选择。而在此时，中日战争没有全面爆发，南京仍然是最理想的存放地点。况且故宫古物后来抵达天高地远的大西南，时为院长的马横岭也是经历了反反复复考察研究才选择了存放地点，每一处存放地，都需要以专业的标准去衡量，当然更有赖于责任心和使命感，不是脱离实际草率决定的。
吕医农和石不言都没有心思去参加行政院为他们准备的接风宴，他们前往行政院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目的——给坐镇北平的易东篱打一个电话，汇报这个最新的消息。易东篱听到消息，愤怒地骂了娘，只不过都是湖南话，吕医农听不太懂。此后的几天内，易东篱像得了多动症似的，不停地给南京发电报，请求按原计划将故宫古物运至南京。各种电报在空气中飞来飞去，转了几大圈，像回旋镖，又精准无误地飞回到易东篱手里。
唾沫星子费了一大堆，电报信号飞了十万里，古物列车还是稳稳地停在浦口火车站，纹丝未动。
那时蒋委员长正披着他那身著名的黑色斗篷站立在永丰舰上，牛哄哄地指挥着他的第四次“围剿”，无暇顾及故宫古物南迁事宜。宋美龄心疼地对丈夫说，达令，你头痛病常犯，近来腿常痛，“剿共”有你的学生们冲锋陷阵，你坐镇南京指挥就可以了，就不必往前线跑了。蒋中正说，此事偷不得懒，“剿共戡乱”不成，江山就不能一统，我就不能成为中华民国的真正领袖。
元旦刚过，山海关的硝烟刚刚散去，蒋中正就跑到南昌，亲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二月上旬，几乎在故宫古物抵达浦口的同时，红一方面军约七万人，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指挥下，趁国民党军劳师远征、立足未稳、部署尚未就绪之时，迅速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疾风暴雨般的攻势向国民党军的头上砸过来，打得国民党军溃不成军。红军转战于黄陂、草台岗等地的崇山峻岭中，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到三月底，国民党军有近三个师的兵力人间蒸发了。可叹那些国民党军士兵，没有血洒抗日疆场，而是在围剿红军的战场上，变成了一堆大小不等的碎肉，遗落在江西的崇山峻岭里。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根本没有人去理会那些被炸得四处飞扬的碎肉，一任它们糊在岩石上，挂在树枝上，陷在烂泥里，变作微生物、变作气体，从世界上消失了。还是红军战士在打扫战场时，把国民党军士兵破碎不堪的遗体搜集起来，郑重其事地掩埋了。所幸，国民党军中有一万多人参加了红军，还有一万多枪支贡献给了红军，蒋中正在完成了他“运输大队长”的使命之后，宣告第四次“围剿”的彻底失败。
宋子文为什么不在南京呢？宋子文本该是在南京的，但有一件重大的事情牵动着宋子文，让他不得不离开南京。二月十日，就在故宫古物专列抵达浦口的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召集各师团、旅团的主任参谋，传达了进攻热河的作战计划，宣布“进攻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的基础”。所以，宋子文提前安排好褚民谊到浦口迎接故宫古物列车的事宜后，就在二月十一日带着南京的高官们跑到了北平，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商讨热河防卫问题，其中包括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竑等。宋子文甚至心急火燎地飞到了承德，直接对热河守军将领发话：
热河为中国完整之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即同于南京被攻。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日本已占我东北，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即将予以抵抗！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做城下之盟！
十天后，日军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下，以张景惠为“满洲国讨热军总司令”，以锦州为大本营，兵分三路向热河省中国守军发动袭击，东北军也分三路应战。热河抗战，爆发了。
民国二十二年是多事之年。这一年的春天，蒋中正在南方忙于“安内”，宋子文在北方忙于“攘外”，汪兆铭则跑到了国外（宋子文因此而代理了行政院院长一职）。不知是不是巧合，三个人在这一年里的表现，已然预演了他们一生道路。
在这内外交患的时刻，吕医农和石不言为故宫古物存放地点跑断了腿，用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周旋于庞大的行政系统之间。他们从行政院跑到教育部，从教育部跑到交通部，从交通部跑到军政部，像一只皮球，被踢来踢去，在中山北路上做着杂乱无章的运动，却任何结果都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