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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演义》中，作者花费在贾诩这个人物身上的笔墨并不很多，第一次阅读作品时，我们很容易将贾诩粗略漏过。不过，只要你注意到他，特别是回过头来将贾诩的职业生涯串连在一起进行观察，你就会发现，贾诩之聪明绝伦实不在孔明之下。顺着《三国演义》回到三国那段历史当中，你又会发现，历史上真实的贾诩要比小说中更加厉害。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所占篇幅与本身实力严重不符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个聪明绝顶，且对历史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作者为什么却采取了这样一种大而化之的态度？小说与历史的错位中，又透露出哪些深长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三国演义》中，作为策士的贾诩，其职业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他都显示了极高的谋略水平。
贾诩第一个职业阶段的服务对象是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其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次是在董卓被杀后不久，《三国演义》第九回，司徒王允以连环计离间董卓与吕布，结果董卓被杀死。此后董卓的势力被清算，其心腹大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逃到陕西，派人到长安上表请求宽赦。此时王允已经掌握朝政大权，他回复李傕等人，说董卓之所以为恶天下，就是因为你们四个人助纣为虐。如今天下大赦，别人都可以宽恕，唯独你们四个罪无可赦。李傕一听就慌了，想既然求赦不得，那就干脆解散部队，各自逃生去吧。这时谋士贾诩说话了，他说你们现在如果解散了部队各自逃生，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你们捉住。不如冒险一搏，集结各自军马杀到长安为董卓报仇。事成之后，可以“奉朝廷以正天下”，如果不成功，再逃跑也为时不晚。李傕等人一听，觉得计划可行，于是一起杀回长安，还真的就攻下长安，一度掌握了政权。
第二次是针对马腾、韩遂。《三国演义》第十回李傕、郭汜夺权后，再次招致天下反对，马腾、韩遂也起兵讨伐。马腾、韩遂都是比较善于带兵打仗的人，其部队又是特别能打的凉州军，所以贾诩就给李傕、郭汜建议，说万不可正面与其作战，只要深沟高垒，坚守而据，等到他们粮草乏绝，自然就会退去。李傕、郭汜不听，结果吃了大亏；而二人一旦听从贾诩的建议及时改正，果然就获得了胜利。
贾诩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阶段，服务对象是军阀张绣。在这个阶段，他帮助张绣打了几次胜仗，而最值得一提的，则是他劝说张绣拒绝袁绍而投奔曹操。
《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官渡之战前不久，袁绍派使者前来拉拢张绣。贾诩知道此事，当着使者的面把袁绍的书信扯个粉碎，还让使者捎话给袁绍，说你和袁术亲兄弟尚且不能相容，怎么可能容得下别人？把使者赶走了。贾诩的举动把张绣吓了一大跳，现在局势很明显，是袁强而曹弱，现在把袁绍的书信扯碎、使者赶回，假如以后袁绍来报复，怎么办？贾诩说我们不如去投曹操。张绣说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爱将典韦都死在我手里，你让我去投奔曹操，这不是在开玩笑吗？贾诩说我没开玩笑。投降曹操的好处有三点。第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正确；第二，现在袁绍人多势众，咱们这点人马根本不足以引起袁绍重视，但曹操人马没那么多，我们去他一定重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曹操志向远大，想成就齐桓、晋文那样的霸业，咱们这一去，他一定会放弃私人的恩怨，向天下人显示宽广的胸怀，您完全不必怀疑。而后来的情况也果然如贾诩所料，曹操不但接受了张绣，封其为扬武将军，而且还和他结成了儿女亲家。
贾诩职业生涯的第三个阶段，服务对象是曹操父子。此期间除了帮助曹操在征战中献了若干计策，还帮助曹丕在立嗣争夺战中获得了胜利。
战斗中的献计献策，比如第五十九回的离间马超、韩遂。马超为父报仇，与父亲马腾的结义兄弟韩遂一起攻打曹操。马超英勇无敌，西凉兵骁勇善战，曹操一度吃了很大的亏。曹操与贾诩不约而同想到以反间计离间韩遂与马超。第二天，曹操在两军阵前喊韩遂与其会话，曹操故意完全不谈两军交锋的事情，而是聊了一通两人年轻时的往事。韩遂回到军中，马超问他们谈了些什么，韩遂说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就是聊了聊当年的往事。马超觉得匪夷所思，认定韩遂对自己有所隐瞒，开始猜疑韩遂。曹操回到军中，把自己和韩遂聊天的事情向贾诩说了。贾诩说很好，但是还不够，就又出了个主意，说丞相应该再趁热打铁，再给马超加把火。于是让曹操给韩遂写信，在紧要处故意涂抹，然后假意错把书信投到马超处，则马超必然认定韩遂私通丞相，如此二人一定反目成仇。曹操依计而行，果然大获成功，马、韩二人一旦分裂，其讨伐曹操的事情自然也就宣告失败。
第六十八回，曹操在立嗣问题上颇费踌躇。曹操偏爱曹植，这让曹丕非常担心。曹丕向贾诩请教，贾诩给他出了不少主意。比如每当曹操出征，曹植必定出口成章，说很多漂亮话盛赞曹操的功德；而曹丕则只是流涕而拜，依依不舍。这就让曹操觉得曹植巧言令色，为人浮夸；而曹丕则为人淳朴，父子情深。曹丕又买通曹操近侍，于是曹操听到的，又都是称赞曹丕贤德的话语。曹操犹豫不定，于是问计于贾诩。贾诩故意没说话。曹操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我正在想事情，所以没顾得上回答您。曹操又问你在想什么事情，贾诩说我刚才忽然想到了刘表、袁绍父子的事情。刘表、袁绍都是因为废长立幼而导致混乱，最终失败的成例，曹操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明白贾诩的话外之音？于是哈哈大笑，而曹丕立为嗣子的事情，也就这样定了下来。
第七十九回曹操死后，曹丕成为新的魏王，贾诩因为有功于曹丕，被封为太尉。第八十回，曹魏取代刘汉，献帝将天子之位禅让给曹丕，贾诩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八十二回，孙权派使者前往许都朝见曹丕，使者到许都后先见了曹魏许多大臣，其中就有太尉贾诩。第八十五回，贾诩曾两次献策，劝谏曹丕不要征伐吴、蜀。此后，他就再没有出现在《三国演义》之中了。
经过我们的抽绎、总结，相信那些在读《三国演义》时将贾诩这个人轻轻略过的读者一定会大吃一惊：这绝对是人类的“最强大脑”啊！这世界上真的会有如此聪明绝顶的人物吗？
回答是：真有。实际上，《三国演义》中的贾诩，不过是将贾诩一生中的那些影响了历史发展而不得不写，否则作为历史演义的《三国演义》就将不复完整的大事以最少的笔墨简略记述下来而已，历史上真实的贾诩，比《三国演义》中的贾诩要丰富得多，也风光得多。
在《三国演义》中，当重要人物出场时，一般会伴有一小段文字，为读者简要介绍其家世背景，以及之前的一些轶事。而贾诩出场时作者只是写了一句“谋士贾诩”，并没有对他做任何介绍。
作者没提贾诩的身世背景，是不是他出身寒微，不值一提呢？当然不是。贾诩的祖上，是汉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论家贾谊，也就是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与屈原合传的那位“贾生”。实际上，贾谊的政治才华绝不仅仅在文学和政论上，他本来是汉文帝极其看重的谋臣，文帝把他安排在自己最喜爱的儿子梁怀王身边担任太傅，如果不是因为梁怀王坠马致死后他因为愧疚和伤心而英年早逝，以其才华谋略，是可以给后世留下更大的影响的。贾诩拥有这样傲人的家世，但作者偏偏一语都没有提及。
作者也没提贾诩的青少年时代。是不是贾诩在青少年时资质平庸，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作为呢？也不是。贾诩自幼就表现出了极其聪颖的秉赋，当时的名士阎忠见到贾诩，对他极其推重，认为他是陈平、张良一流的人物。一件发生在贾诩青年时代的事情，足可见出阎忠对贾诩的评价并非虚誉。贾诩年轻时曾被举为孝廉，因为生病而辞官，回乡的路上碰到了一伙叛乱的氐人，贾诩以及同行的数十人一起被这伙氐人捉住了。当时的太尉段颎（jiǒng）因为在边地为将很久，威震西土，贾诩于是假称自己是段颎的外孙，说外公一定会用重金来为我赎身的。这伙盗贼一听自己抓的人是段颎的外孙，不但没有杀他，还在与他盟誓后护送他回去，而其他的人则都被杀害了。根据《三国志》的说法，贾诩年轻时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足见其智谋与随机应变的本领。
《三国演义》没有提到，在魏晋时期，贾诩是颇为时人所称道的“八君子”之一，而且是名列榜首：“魏晋以贾诩之筹策、贾逵之忠壮、张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顾雍之密重、王浑之器量、刘惔之鉴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唐会要》）
《三国演义》也没有提到，贾诩不但活着的时候位极人臣，身后也是备极哀荣。黄初四年（223），贾诩在七十七岁的高龄去世，谥号肃侯，其子贾穆袭爵。曹丕死后，贾诩与王朗、曹真、辛毗配享魏文帝庙。配享太庙，这是身为人臣的最高荣耀，而贾诩一个降臣竟然得到了，足见其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与声望之高。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极其聪明、对时局的变化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在当时地位极其崇高、实现了古人“生前鹤立，死后哀荣”人生理想的重要人物，在《三国演义》中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笔墨？其中当然有作者奉蜀汉为正统，把刘备集团当作理想讴歌对象加以重点突出的原因。曹魏既然被放在了蜀汉的对立面，则其政治集团中的人物自然就不会得到像蜀汉集团中人物那样的格外关照。但这并不是全部理由。实际上，《三国演义》中也有许多并非蜀汉集团的人，同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鲁肃、周瑜、许褚、庞德，等等。让贾诩在《三国演义》中隐去光彩的，是千百年来的世道人心，以及以儒家为主导的社会文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就成为中国的官学，儒家所倡导的一些主张就成为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念。其中特别突出的，就是在个人利益与道义责任之间的取舍上。儒家认为，承担着更多社会责任的君子，是应当以道义为先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强调的都是这一点。这一规范落实在政治领域，就是个人在“谋国”与“谋身”之间的权衡取舍。谋身，就是考虑自身的荣辱、得失、安危；谋国，就是考虑民生、社稷、江山。谋身还是谋国，这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两者得兼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比如春秋时期的范蠡，汉朝的张良，他们既建功立业又明哲保身，谋国谋身两全其美。对于这样的智者，古人自然是赞叹艳羡的。但是，当二者难以两全时，一个真正的君子，就应当以天下为己任，将谋国放在谋身之前。在这一观念的主导下，古人就会毫不迟疑地给那些“谋国不谋身”的人以赞美，而对“谋身不谋国”者予以鄙视，如刘禹锡《学阮公体·其三》“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范纯仁《和吴伯修洞霄宫》“三朝勤瘁不谋身，今日官闲与道亲”；杨万里《题浩然李致政义概堂》“非侠非狂非逸民，读书谋国不谋身”；朱翌《次韵常子正》“骨鲠当朝迹未尘，但知谋国不谋身”；陆游《追感往事》“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等等等等，讲述的都是这个意思。
把贾诩放到这个评价系统中，则其品格之高下就昭然若揭了。
确实，从“谋身”的角度而言，贾诩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他从投身董卓开始，到为李傕、郭汜出谋划策，再到改投张绣，继而效力曹魏，每一次都能获得服务对象的重视和信任。一生立于不败之地，功成名就，享尽荣华，直到耄耋之年才安然而逝，《三国志》说他“算无遗策，经达权变”，也确实说得不错。
但是，从“谋国”的角度而言，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一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二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三没有牢固的政治立场，只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本着对自己最有利的原则去做，至于苍生、百姓，他是不考虑的。以他给李傕、郭汜提出的杀回长安的计策为例。董卓祸乱天下，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王允设计除掉董卓，正是天地重开、万象更新的好时机。可就是因为贾诩的这么几句话，就使得局势再次陷入混乱之中。这次混乱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危害之大、后果之重，都是触目惊心的。经过这一场重创，不仅生灵再遭涂炭，百姓重归倒悬，汉王朝也因而一蹶不振，走向终结。而其始作俑者，正是贾诩。
那么，贾诩这样做的动机何在呢？他自己其实解释得很清楚。《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讲，李傕、郭汜等人攻下长安，掌握了朝政大权，论功行赏，准备给贾诩封侯。贾诩坚决地推辞了，说“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这就清楚地说明，他向李傕、郭汜献计，搞得神州大地再次陷入“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地狱般后果的动机，其实不过是为了避免作为董卓的势力被政治清算，冒险一搏，保全自己而已。
其实，也不仅是这一次，贾诩一生中所有的行动，追问其底层动机，都无非是为了保全自己。他鼓动李傕、郭汜叛乱是为了保全自己；李傕、郭汜要给他封侯他不接受其实还是为了保全自己，因为他已经料定李、郭这样的暴虐之徒难成大事，此刻接受封侯无疑是在给未来埋下巨大的隐患。他投奔张绣还是为了保全自己，因为张绣虽然有勇无谋但对自己言听计从，和张绣在一起虽然难有作为但自己毕竟是安全的。他劝说张绣投曹操而不投袁绍，一是算定曹操必将战胜袁绍，二是自己与张绣同进同退就避免了抛弃故主的恶名与尴尬，所以还是为了保全自己。总而言之，在贾诩所作出的每一项决策中，我们都看出了基于自身利益的精明算计与背后的冷漠自私。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贾诩死去后不久，对他的反思也就开始了。最早对他进行反思并提出严厉批评的是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我们知道，陈寿的《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的。在这个定位下，对曹丕有拥立之功的贾诩自然有着很高的历史地位。在《三国志·魏书》中，在曹操、曹丕等几个帝王的本纪、后妃的列传、董卓和吕布等曹魏建立之前的枭雄以及曹操家族成员的传记外，真正属于曹魏文臣的传记中，列在第一的就是《荀彧荀攸贾诩传》。参考《蜀书》列在这一位置的是《诸葛亮传》，《吴书》是张昭、诸葛诞等人的传，就可以知道陈寿给予贾诩的历史地位有多高。对此，裴松之是非常不满的。他说《左传》中有句话，叫作“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就是说仁人君子的话泽被广远，可以让很多人受益。这话反过来也成立，那些不仁不义的话，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危害也是很大的。仁义要想获得成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祸乱的源头却很容易开启，并且往往一开就祸害无穷，贾诩给李傕、郭汜献计，就是这样。董卓这个祸害好不容易被除掉，贾诩的献计又重启乱局，他的罪过难道还不够大吗？这样的人，怎么配和荀彧、荀攸列在一起？裴松之说古人写史，确实有同类合传的传统，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合传的传主一定是同类，比如《史记》把张良和陈平的传记合在一起，就很合适。陈寿把贾诩和荀彧、荀攸放在一起，则明显不合适。荀彧的品行功绩有目共睹，贾诩与其根本没有可比性，就不用说了。就算荀攸，从计谋的角度来看，似乎和贾诩有类似之处，然而就本质而论，荀攸好比夜明珠，贾诩则好比木头麻布捆成的火把，虽然都能照亮，但实质却有着天壤之别。陈寿把三个人并列在一起，特别又用同样的评语“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来评价荀攸和贾诩，是毫无道理的。
裴松之对贾诩的评价，可谓是一语入魂，盖棺论定。自此之后，虽然肯定贾诩才干的依然有之，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则开始认真审视其才干背后的冷漠自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恶劣后果。如陈亮《龙川集》：“汉室再乱于贾诩，终于董昭”；萧常《萧氏续后汉书》：“董卓，国之贼，天下所共仇，而诩为之报怨。东京之亡祸，根于此。及辞李傕尚书之命，则以朝廷为解，是欲以虚辞盖实，恶将谁欺”；朱明镐《史纠》：“贾、荀合传，尤为不伦，贾诩为傕、汜谋主，身代董卓，报仇元凶，甫夷逆祸重结，致使行在两辱，郎官采稆，阅《献帝本纪》，发恒上冲，则贼汉者文和，忠汉者文若，忠逆同区，何以垂训”，等等。《三国演义》的作者竭力淡化贾诩，不渲染他的聪明，不提及他生前的富贵和死后的哀荣，正是顺乎中国文化与世道人心的恰当之举。
最后是启示。这个启示就是，何以贾诩这样的聪明人，终究难以获得我们的尊敬？
回答是：聪明究竟不是智慧，没有道德的温暖，聪明就变成了精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没有人会喜欢。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智慧”和“精明”是不一样的。
所谓“智慧”，指的是能够区别是非，做出顺乎道义的选择的能力。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就把智慧的这个属性说得非常清楚了。所谓“精明”，指的是能够权衡利弊，做出利于自己的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或特点，对应的是另外一个字：“黠”。
智慧和精明，处在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上。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生境界说”。按照冯先生的划分，人生境界按照层次的高低，可以分为四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所谓“自然境界”，就是处于尚未觉解的阶段，比如天真无邪的孩子，他们是“无我”的。所谓“功利境界”，就是自我已经觉醒的阶段，奔波世上的成年人，大半处于这个阶段，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他们是“自利”的。所谓“道德境界”，就是摆脱了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他们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利益他人，他们的行动完全遵从道德，他们是“利他”的。而所谓“天地境界”，就是“大我”觉醒的人，他们不但摆脱了功利的束缚，也不困宥于狭隘的道德观念，灵魂自由，天人合一。
今天的一些人试图翻历史的旧案，称贾诩为“谋略鬼才”“曹魏帝国的幕后推手”，甚至说他能够在乱世中审时度势，保全自己和家人，是真正的大智慧。这是把“精明”和“智慧”混为一谈了。智慧，处于道德或天地境界；精明，处于功利境界。贾诩一生谋身，何尝有一计一策是为了谋国？说到底，贾诩不过是今之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已。对于这样的人，只要我们稍有持守，就很难对他产生认同，更不要说尊敬了。我们的心灵，会为那些智慧的灵魂起舞，而不会被精明的算计折服。因为智慧散发的，是道德的温暖；而精明闪烁的，则是自私的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