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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部《三国演义》中，最令人热血沸腾同时又柔肠百转的一幕，绝对是“桃园结义”。刘关张三人萍水相逢而一见如故，在漫天飞舞的桃花中，立下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它如磐石般坚硬，同时又如蒲苇般柔软。这是一种只属于男人的浪漫，它击中了男人的软肋，所以一经说出就成为经典，成为义结金兰的标准誓词。
不过，这样浪漫的一幕在历史上并未真的发生过。正史上对这件事从无记载，而民间材料对这件事也不支持——尽管关羽的生年在正史上并无记载，但根据明崇祯二年（1629）立于关羽祖茔的《祀田碑记》、康熙十九年（1680）立于关羽家庙的《前将军关壮穆侯祖墓碑铭》，以及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编修的《关帝志》等资料的记载，关羽的生年是公元160年，比生于公元161年的刘备还要大上一岁。所以刘关张三人如果真的曾经结义的话，排行第一的也应该是关羽而不是刘备。
可能有读者会以为我又拿出有些人惯常否定《三国演义》的套路来了。他们的手段，就是用包括《三国志》在内的史料来否定《三国演义》，告诉你：“你一向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是假的！不要被《三国演义》骗了！”以此彰显自己和一般只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的差别，显示自己的优越和与众不同。
我们的目的当然不同。读过，并且能读懂《三国志》当然很好，但因此就用历史来解构文学，那就很不应该了。实际上，了解这段历史本身的质朴，反而应该让我们对作家充满钦佩：正是作者的一支生花妙笔，让原本可能淹没在浩瀚史料中或者至多被少数专业学者作为论证材料的一段感情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比用历史解构文学更有价值的工作是探寻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因。鲁迅有一句极有见地的话：“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考虑到《三国演义》源于历史、成于历史，而在成书后又广为流传的情况，我们更有理由认为，《三国演义》不但是那一具体时代精神的大宫阙，也是中国文化乃至民族性格的大宫阙。这里有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而“桃园结义”，就是其中的胜景之一。在这一章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一是为什么是刘关张，而不是其他的小群体，被塑造成了这个男人的神话？二是结义既然并未发生，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安排到他们的身上？三是刘关张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发意义？
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刘关张。
原因很简单：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他们之间确实有着最为饱满而动人的情义，只要加以点化，就能成为神话。
说这份情义饱满而动人，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是有始有终。
按照《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的记载，刘关张三人相识很早，而且关系特别亲密：“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这是对于他们结交开始阶段的描述。字数虽然很少，但每一个字背后都能读出丰富的细节。晋北民歌《小曲儿一唱解心宽》有两句歌词：“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下还想你。”写尽了恋人之间那种恨不能融入对方身体的刻骨思念，而我们在《关张马黄赵传》中读出的，则是志同道合、声气相投的朋友间那种处不够、待不腻的深厚情谊。
比开始的亲密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持续了一生。中国有句老话，叫“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世上不是所有的开端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朋友也是如此。很多年轻时的朋友，走着走着就疏远了。有一个一度很流行、听起来让人略感心酸的段子是这么说的：“等你有了新的圈子，希望你不要忘记，是谁陪你走过那段人烟稀少的时光。”比渐行渐远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后来的反目成仇乃至对友谊的背叛，比如董卓手下的李傕和郭汜。但刘关张不是。他们当初“恩若兄弟”，后来也用自己的行动乃至生命成全了彼此的感情。关羽、张飞最初跟从刘备时还都是年轻人，等到拿下益州，真正有了一块可以安眠的根据地，已经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二三十年间，关张二人对刘备不离不弃，生死相从，这是他们成全友情的方式。刘备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无愧于关张二人的生死相从。关羽被东吴杀死后，刘备大怒，准备讨伐东吴。对于政治家而言，这当然是错误的决定，原因很简单，蜀汉真正的敌人是曹魏而不是东吴，面对势力强大的曹魏，与东吴的联盟是蜀汉的政治生命线，这一点动摇不得。但刘备不听赵云的劝谏，还是坚持发兵讨伐东吴，结果败在了东吴的青年军事天才陆逊手中。站在政治得失或者说利害的角度来衡量这件事，讨伐东吴当然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但几乎葬送了自己的江山，实际上也葬送了自己和张飞的性命——他在白帝城的郁郁而终自不必说，而张飞之死实际上也是因为急于为出兵东吴做好准备而责罚手下，最终被手下杀死。但是，站在情感人心的角度上，刘备豁上身家性命为关羽报仇就不但不该谴责，反而应当被高度赞扬。这世界上我们习以为常的是臣子为君主卖命，何曾见过君主为了臣子报仇而孤注一掷的呢？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站在人心人性的角度来衡量这件事，这就叫作重于泰山。它与殉情一样，充满悲壮与崇高，是对感情最灿烂的宣誓，是对人性的洗礼与涤荡。友情结束的方式有好多种，从一个好故事的角度来说，我们几乎找不到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
二是有所回报。
所谓“有所回报”，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的努力，最终要有所收获。这和我们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以及由此发育出来的艺术审美偏好有密切关联。关于这一点，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又说：“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作为通俗小说的《三国演义》，当然也是贯穿着这种“乐天”的精神。有人说《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诸葛亮在遗憾中星坠五丈原，难道不是悲剧吗？确实，《三国演义》有悲剧的一面，但站在我等市井小民的角度来看，起于微末的刘关张同心协力，历经千辛万苦而能够打下自己的一片江山，这又何尝不是一个草根逆袭的成功故事呢？反正我读《三国志》，读到刘备攻下益州，赐给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各自“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的时候，感受到了《水浒传》里阮家兄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成套穿衣服，论秤分金银，能够受用一日，便死了也开眉展眼的梦想成真的快乐。也许在刘备、诸葛亮而言，没能实现一匡天下的梦想或许遗憾，但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他们起于草莽而最终能拥有一方天下，名垂青史，万代景仰，已经足够值得艳羡了。这样的故事，中国人愿意读。
三是有所附丽。
《三国演义》中写刘关张三人结义，其完整的誓词是：“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词虽然是罗贯中杜撰出来的，但它确实也抓住了刘关张一生情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们是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事业的，这是他们结交的前提。这个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在《关张马黄赵传》中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但在《三国志》中其他一些地方提到了，比如《诸葛亮传》中，刘备恳请诸葛亮出山，说的就是：“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高远的理想和共同的事业，赋予刘关张之间的友情以一种崇高的理想色彩和道德感召力，这就与那种只图谋升官发财、两眼不离富贵的功利之徒，以及江湖上抱团取暖的亡命之徒有了本质的不同。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和因此而发生的种种故事，也使得他们的友情能够在多种环境与场景中展开，特别饱满而丰富，与那些因无所寄托而显得贫乏单调的友谊区分了开来。
一言以蔽之，刘关张故事有被加工成关于友谊的神话的潜质。
再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安排他们结义。
这就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缘由了。我们找到的缘由，主要有两点：从大的文化背景来说，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差序格局”，从更具体的影响来说，则是自古就存在，而宋元以来特别流行于民间的结义文化。
第一点，差序格局。
所谓结义，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对朋友关系的一种提升，通过这一仪式，将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提升为具有准血缘关系的异姓“兄弟”。
做朋友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做兄弟呢？这就要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去找答案了。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提出而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概念，用最通俗易懂的话语来解释，就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有次序差别的，它以自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推及开，越推越远，越推越薄。在这样的社会中，以父权为代表的家族伦理构成权力的基础，维系社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公私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一定程度上的伸缩。孟子的一句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差序格局，这句话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要“老吾老”“幼吾幼”，而后才谈得上“及人之老”“及人之幼”。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际交往规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距离主体“我”的远近。用图来表示，就是这个样子：
很明显，距离“我”最近的就是家庭，家庭内部的兄弟关系就处于极其核心的地位。实际上，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用于描述兄弟之间伦理关系的“悌”的位置也确实特别重要，它被放在儒家根本大德的“孝”之后，用《论语》中的话来表述就是“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这样的情况下，将相互之间本来没有亲缘关系的朋友模拟兄弟关系而结成一种准亲缘关系，就能拉近彼此的感情，承担比一般的朋友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点，自古就有，至宋元流行民间的结义文化。
约为兄弟这件事，在中国发生得很早，并且史不绝书，代代有之。比如汉高祖刘邦就曾经与项羽“约为兄弟”，后来又曾经和冒顿单于“约为兄弟”。汉文帝也曾经与匈奴单于“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汉末魏晋时期，类似的记载也所在多有，如裴松之《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注中所引《典略》中的一条内容就记载了马超的父亲马腾曾“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公孙瓒传》注中所引《英雄记》的一条内容也记载了公孙瓒曾与刘纬台、李移子、乐何当三人“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为仲、叔、季”。此后又如唐太宗李世民曾应突厥首领突利可汗之请与之结为兄弟，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与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结为兄弟，五代时赵匡胤与石守信、杨光义等结为“义社十兄弟”，等等。当然，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约为兄弟”，大多发生在政治领袖之间，他们的“约为兄弟”，与其说出于个人之间感情的需要，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关系的考虑，所以带有更多“结盟”的性质，与后来流行于底层民众个人之间的结拜还是有所区别的。
宋代之后，因为统治者意识到社会上层成员之间这种虚拟的血缘关系对于朝廷政治生态的破坏作用，所以采取了严厉的禁止措施。不过，这种虚拟的血缘关系在下层民众中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个发展的契机，就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市民阶层的壮大。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中讨生活，从乡村的“熟人社会”来到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混迹于社会底层的小民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个人的无力和无助。当此境遇，只有相互帮助，抱团取暖，才能挣扎立足、奋斗求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结义现象在民间就开始普及。随后的元明清时代，也都有各自的特别有助于结义现象传播扩散的有利土壤。在元代，是因为元政府对社会的约束纵弛无力，社会生活失范；在明代，特别是明代中晚期，是因为随着一些高产作物传入中国引起的城市经济的爆发性增长；在清代，则是秘密帮会出于发展各自势力的需要。
综上所述，一方面，刘关张故事有着很好的自身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又有着朋友结义的文化土壤，所以，安排刘关张三人义结金兰，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实际上，这个安排并不是《三国演义》的首创。宋末元初的大儒郝经在《重建庙记》中就有刘关张三人约为兄弟的说法，这说明至迟到宋代，民间就开始流传刘关张结义的故事。到了元代，刘关张结义的故事在流传中变得不断丰富，比如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比如话本小说《三国志平话》，在这些作品中，刘关张结义前的经历，以及结义的地点等都已经被补充进来。不过，这些故事带有太多的来自江湖的野性与草莽气息，混乱芜杂，很多东西令人难以接受。比如在《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关羽、张飞之所以拜刘备为大哥，是因为几个人在一起喝酒，刘备喝醉了，关羽和张飞看到有红色的蛇在刘备的七窍间出入，断定刘备并非常人，将来必定飞黄腾达，于是决定等刘备醒来，不问其年龄大小，都要拜他做大哥，图个一世荣华。说到这里，我们要对刘备七窍中竟然有蛇穿行这一怪异现象稍微解释一下。其实，只要多看一点过去的小说、戏曲，就会发现类似的情节是经常出现的。这个现象，在人类文化学中有一个特定的说法，叫作“感生与异貌”。古人崇拜英雄，同时也相信神灵，因此往往将英雄所以拥有异于常人的能力或命运归结为他们拥有非人类的身世，而这种异于常人身世的表现，就是他们特殊的容貌和身体特征，以及时或出现的特殊现象。比如《岳飞传》里的岳飞在睡梦中显现为一只老虎，《白兔记》里的刘知远在睡梦中有一条蛇出没在其七窍之中，等等。很明显，杂剧中的关张二人只是图个荣华富贵，想法其实庸俗得很。《花关索传》就更是离谱，写刘关张三人结拜之后，关张二人担心自己拉家带口会成为未来行动的负累，于是决定杀掉彼此的妻儿老小。关羽心如铁石，把张飞一家杀得干干净净；张飞毕竟年轻，心肠软一些，放过了关羽有孕在身的妻子胡金定，胡金定将儿子生下，这就是花关索。花关索长大后去寻找父亲，还帮助父亲立下了很多功劳。很明显，到元代的时候，刘关张故事其实都还很粗糙。
《三国演义》改变了刘关张故事粗糙而野蛮的状态。这个改变主要包括两点，正是这两点改变，让包括《三国志平话》在内的原有“桃园”故事脱胎换骨，使得历史上一段君臣遇合变成男人永远的神话。
一是提升了刘关张结义的格调。在《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刘关张的结义是基于功利的，而交往方式也带有非常明显的草莽气息甚至是黑帮做派。但《三国演义》摒弃了蛇钻七窍、互杀彼此家小等怪诞不经或残忍血腥的情节。《三国志平话》中，三个人的结拜非常仓促，所谓“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为次，飞最小。以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也就是说，三人是喝酒喝到兴头上临时起意拜的兄弟，并且也没有专门提到结拜的誓词，“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更像是第三者视角的简单描述。《三国演义》就不同了。他们相识的契机，是刘备看朝廷招募平定黄巾之乱的榜文而长叹，张飞在身后厉声说：“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两人于是交谈起来。交谈之间，又遇到前来投军的关羽，三人情投意合，于是决定结为兄弟。也就是说，三人的结拜，是建立在“为国家出力”的高远动机之上的。这与关张二人看到刘备长得有福气因而想从中沾光、攀龙附凤，是有着根本差别的。另外，在《三国志平话》中，刘关张的誓词并没有被强调，但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就杜撰了一番感人的誓词：“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番誓词，和《三国志平话》中的“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相比，好在四点。一是采用第一人称，出于刘关张三人之口，作为当事人内心的直接坦露，冲击力远大于第三人称描述；二是对于三人结义的目标有了清晰的表述，为结义定下了非常高远的基调；三是将“同日”改为“同年同月同日”，不但消除了歧义，而且同生同死的主题在反复中得到了强化；四是加入了“背义忘恩，天人共戮”的惩罚性条件，让结义具有约束力。所有这些改动，都让桃园结义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高远、庄严、同气相求的意味。
二是特别强调和渲染了这份感情的真挚与至死不渝。比如当关羽遇害，刘备闻听，哭倒于地。孔明请刘备爱惜身体，徐图报仇，刘备的回答是：“孤与关、张二弟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当关兴号恸而来，刘备是“大叫一声，又哭绝于地。众官救醒。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即蜀汉帝位之后，就要尽起蜀汉之兵为二弟报仇。赵云劝谏刘备，说国贼是曹丕而非孙权，与曹丕之仇为公，与孙权之仇为私，希望刘备以国事为重。刘备的回答是：“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张飞闻知二哥被害，也是旦夕号泣，血湿衣襟，每天只是南望切齿睁目怒恨，放声痛哭不已。刘备欲亲自统兵讨伐东吴，诸葛亮知道很难劝说刘备不讨伐东吴，于是退而劝说刘备不必御驾亲征，只派一员大将讨伐东吴就好。刘备心意稍回，忽然有人报告张飞到来。张飞来到演武厅，拜伏于地，抱着刘备的脚痛哭，说：“陛下今日为君，早忘了桃园之誓！二兄之仇，如何不报？”刘备说：“多官谏阻，未敢轻举。”张飞的回答是：“他人岂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舍此躯与二兄报仇！若不能报时，臣宁死不见陛下也！”张飞的话语，再次坚定了刘备亲自带兵为关羽报仇的决心，而结果我们也知道，不但张飞死于非命，刘备最终也败于东吴的新生代军事天才陆逊之手。所有这些细节，只要读过《三国演义》的，想必都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文学理论中有一句话叫“细节之中有魔鬼”，而所有这些动人的细节，都是出于罗贯中的戛戛独造。
于是，桃园故事就在罗贯中的手中变得完美起来。它对于中国人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片段而已。钱穆先生谈到中国文学，特别是通俗文学作用的时候有个说法，就是在中国，通俗文学经常是起到一种“准宗教”的作用。在国外，特别是强大的、全民性的一神教国家，宗教是这一国家的国民接受主流伦理价值的最重要的方式。但中国不同。在传统中国，主流伦理价值观念是由儒家提供的，而儒家并不是宗教。在这样的情况下，通俗文艺就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这一功能，也就是我们在通俗文艺作品中经常读到的一句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在学校教育普及之前，读书受教育还是少数人的特权的时候，普通的中国人正是在“三娘教子”中领略到了父母的艰辛，在“佘太君挂帅”中震撼于对国家的忠诚；同样的，也是在桃园故事中感受到了朋友之间的美好情谊。刘关张故事因其特殊性被从历史中挑选出来，又被中国文化和千百年时光塑造成经典。而一旦被塑造出来，就又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影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方面，结义可以使底层民众团结起来，对抗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公，这从明清之时的义军领袖常以这种方式联合起来可以看出；不好的一方面，它也常常被旧时的帮会等非正义、非正当组织利用，成为滋扰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性因素。
仔细分析了刘关张的桃园故事后，我们当然要问一句：在感动之余，刘关张的故事能够给今天的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呢？
我想主要有两点。
一是真正的友谊，确实是“有用”的。没有关张，刘备终究是孤家寡人，不可能成就霸业；而没有刘备，关张二人也无法裂土封侯、名垂青史。《周易·系辞上》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真要做成一番事业，团队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的单打独斗。一个各有所长、凝聚力强大且彼此高度信赖的团队，才能迸发出最大的能量。
二是真正的友谊，又远远不止于功利意义上的“有用”。人是关系动物，也是情感动物，最亲密的朋友当然有用，但他们最大的用处实际上是所谓“无用之用”——他们是我们身心的滋养，是我们安全感与幸福感的源泉。如果说刘关张早年的友谊多少是建立在“有用”的基础上，那么刘备在关羽死后不惜以江山为代价为二弟报仇，就说明他们的友谊已经超越“有用”的范畴了。桃园故事能够打动我们，其实首先还不是因为他们共同打了一片天下，而是为了遵守彼此的誓言，宁可丢掉天下也在所不惜。
同理，我们普通人能有二三真正好友，彼此成全，彼此滋养，那么人性与人生都会因此而丰富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