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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开头，有两个重要问题，要首先向读者朋友讲清楚。
第一，《三国演义启示录》中的“三国”，指的是古代小说《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也就是说，我们谈论的是一部历史演义文学名著，而不单纯是那一段历史。它源于历史，而又成于历史。就本身而言，历史的波澜壮阔，要超过单个作家哪怕最为雄奇瑰丽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说，看《三国志》本身就足够让人心潮澎湃了。但如果只看《三国志》，你就只看到了历史本身的波澜壮阔，而错过了源远流长、深厚复杂的历史积淀。从历史本事到《三国演义》，这之间是有一千多年的时间的。这一千多年间，三国故事是以评书、戏曲等形式流传的。在这一千多年间，一代代剧作家、说书艺人，乃至看戏、听书的观众、听众，都在以自己的才华、好恶，雕镂刻画着三国故事。到《三国演义》由罗贯中基本写定，毛纶、毛宗岗父子最终定型，这个过程积淀了太多的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东西。所以，《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断代史演义小说，本身也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史诗。读《三国演义》，是读历史、读文学，也是读文化、读人心。
第二，《三国演义》的版本众多，我们选定的版本是经过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加工后的《三国演义》（简称“毛本”）。之所以选这个本子，而不是更接近罗贯中创作原貌的嘉靖本或志传本，是因为经过毛氏父子的这一番修订，《三国演义》的质量有了一个极大的提升。在《三国演义》成书、流传过程中，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版本的，这些版本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所以能并行不悖。但毛本的问世改变了一切。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加工是全方位的，既有文字的修饰，也有情节的增删，其评点工作对于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分析也往往能切中肯綮。所以毛本一出，其他版本的《三国演义》顿时就失去了市场。有清两百多年，基本上是毛本一家独大。1949年之后，通行的本子也是以毛本为底本整理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本是《三国演义》的最终完成形态，它就是人们心中的《三国演义》。
做完必要的交代，我们就正式进入《三国演义》的世界。
《三国》的世界，事件纷繁复杂，人物纷至沓来，我们从何说起呢？就从“天下大势”说起。
为什么从“天下大势”说起？
表层的原因，自然是因为翻开《三国演义》，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这并非罗贯中原话，但人们早已将其视为《三国演义》的固有组成部分，足见其与原著精神的契合。一般而言，假如没有特别的考虑，“从头说起”，是最简便可靠的开头方式，所以我们也就从“天下大势”说起。
深一层的原因，则涉及这句话的文化背景，即中国独特的“天命史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历史是有规律的，人事与天命之间是有某种因果关联的。天命史观有多种表现，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历史存在着一种治乱相间的周期性的更迭，也就是所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理解“天下大势”及其背后的“天命史观”，对于我们读懂、理解《三国演义》文字背后的深心，是有着巨大的帮助作用的。
而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因为理解“天下大势”，也是我们能够从《三国演义》中获得启示与智慧的关键所在。正像《三国演义》开篇那首采自明代大才子杨慎《二十一史弹词·说秦汉》的开场词《临江仙》所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大势就是滚滚长江，它浩浩汤汤，一刻不停地向前奔流，而所有的个人，包括那些英雄，都在这洪流之中。他们或于涛头站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或被洪流裹挟，身不由己；或被惊涛卷起拍在崖岸上粉身碎骨，成为时代的牺牲。但不管怎样，“大势”就是他们生存的环境，他们的所有行动、努力，都与“大势”有着密切的关联。读懂当时的“大势”，也就读懂了这些英雄行动的逻辑与意义。而且正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从不重复，但总是押韵。”我们无往而不在历史的“大势”之中，通过对大势中的人、事的观察与思考，我们能从中获得自己的人生启迪与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势”？
简单来说，所谓“大势”，主要就是两点：一是大局势，二是大趋势。即当时的大局势，以及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先说“大局势”。
汉末三国的大局势，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天下大乱”。而这个“天下大乱”，就其大者而言，又包含三点：一是气候异常，二是大疫流行，三是群雄四起。
我们先说第一点：气候异常。
在《三国演义》中，一开始就以密集的笔墨写了汉末出现的种种怪异的天象，比如狂风暴雨啦，海水泛滥啦。这样的描写，是有历史依据的。也许有人说，中国是个大国，而且一直是大国，包括东汉时期。那么辽阔的国土，几乎哪一年都会有某些地方出现一些灾害天气。但实际情况是，东汉后期的情况，确实比较特别。我们知道，动植物的生长是和环境有着密切关联的，那么反过来，从动植物的一些生长情况，也就可以窥知外部环境比如降水、温度的变化。大规模的历史数据，就能够帮助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气候条件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判断。“物候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在中国，最著名的物候学者，当然就是一代宗师竺可桢了。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一些物候学者，在研究了大量的相关历史文献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气候是存在着周期性的变化的，有的历史时期气候比较温暖湿润，而有的历史时期则较为寒冷干燥。而汉末三国一直到南北朝时期，就都是比较寒冷干燥、自然灾害发生比较多的所谓“小冰河期”。
在古代，大规模的异常气候对于社会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
首先，它对脆弱的民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对于古代中国这样基本靠天吃饭的农业国而言，异常气候带来的灾难是可想而知的。古代的农业技术相对低下，再加上较重的赋税、徭役，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而言，正常的年景下也就只是温饱而已，遇到天灾人祸，日子就过得更艰难了。当大规模的异常气候出现，难免就会出现大规模的饥民四处流动的现象。当这些饥民一旦被有特殊政治目的的人所利用，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后果就极其严重。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经常发生在饥馑之年，道理就在这里。
其次，“小冰河期”还造成了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进入中原农耕区。历史气象学的研究表明，气候异常也经常与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南下有密切的关联。我们知道，中原王朝所在的地域，是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的；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居住在气候条件不那么好的边疆地区。当气候变冷时，游牧区的生存生活状况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恶化，经常会发生游牧民族成规模南下进入中原农耕区的情况。他们或者改变生活方式，由游牧而农耕；或者投鞭从戎，成为朝廷或军阀的雇佣军；或者在部落领袖的率领下武装劫掠，甚而进行大规模的侵袭乃至入主中原。历史上，像元朝取代宋朝、清朝取代明朝，都与当时的气候恶化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东汉末年的情况也是如此。持续的低温气候，使得中原周围的少数民族大规模地进入中原的农耕区域，对中原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极致，而三国魏晋时期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
最后，在“天人感应”、谶纬学说盛行的时代，异常的气候还动摇了人们对于政权合法性的信心。我们知道，古人是相信“天命”的，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古代社会，君权神授是君主实行有效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作为“天人合一”媒介的君主，他是“奉天承运”，代表上天的意志来统治人间的，而其得到上天授权的一个表现，就是风调雨顺，万物生长以时。上天出现的种种灾异，都会被看作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警示。在这样的语境下，大规模的灾异气候，对人心造成的动摇是可想而知的。
再说第二点：大疫流行。
对于汉末的瘟疫，《三国演义》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但实际上，这场瘟疫的规模之大、流行时间之长、造成影响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打开《后汉书·五行志》，触目惊心的都是关于“大疫”的记载。东汉最后三十年，有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发生了十几次，小规模的地方性疫情则不计其数。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历史名人都有关于对汉末流行的大疫的记载。如医圣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的描述就是：“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惨状：“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些记载绝非夸张。以我们都熟悉的“建安七子”而言，除孔融、阮瑀早死外，有五人死于疫病。就社会阶层而言，“建安七子”属于拥有较好医疗条件的上层精英，他们尚且如此，一般平民的处境更是可想而知。可以这样说，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上人口减少最剧烈的年代，人口从六千多万骤减到一千五百万以下。这其中当然有人口逃亡、统计缺失、战争消耗的因素，但瘟疫的流行，绝对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瘟疫流行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对于经历了新冠疫情的我们，都是不难理解的。今天的人类，就算有了现代的医疗科技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切断流行病传播的手段，不少国家面对新冠还是显得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无情地增长；对于既搞不清疾病传播的机制，也没有办法切断传播链条的古人而言，那影响就更是可想而知。实际上，无论是扰乱汉朝的黄巾军大起义，还是赤壁之战曹操一方的失败，其背后的重要推手，都是汉末的大疫流行。
最后说第三点：群雄四起。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恐怕对于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的经典片段，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在那一回里，曹操请刘备说一说天下英雄都有什么人，刘备就列举了一大堆人，包括兵精粮足的淮南袁术，四世三公的河北袁绍，名称八俊的荆州刘表，血气方刚的江南孙策，汉室宗亲的益州刘璋，以及张绣、张鲁、韩遂等一批人。尽管曹操按照自己心中英雄的标准将这些人一笔抹倒，只承认自己和眼前的刘备是英雄，但毫无疑问，曹操是持论过严了。这些人或许不是曹操自己眼中的“英雄”，但无疑都是在乱世中崛起的枭雄。
汉末三国之所以形成这种群雄并起的局面，与几件事有着直接的关联。这几件事，《三国演义》都提到了。
一是世家大族当道。东汉时期，有一种社会势力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就是世家大族。
东汉的世家大族，是从西汉的所谓“豪族”演化而来。西汉的豪族，主要来源有这样几个：一是战国时期旧贵族的后代，二是刘姓宗族，三是在商业活动中积累起大量财富的大商人，四是地方上的地主豪强。汉代毕竟属于中央集权初建的时期，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和手段对付这些豪族，所以他们的势力也就越来越大。到了东汉时期，一些豪族与儒家士人合流，这就形成了世家大族。他们以儒学立身，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他们不但掌握着大量的土地与人口，占据了社会的高位，更是几乎垄断了文化与教育资源，把控着社会舆论。这一阶层的存在，对于国家的治理当然是不利的。但国家的治理能力是有一个积累过程的，在还没有摸索、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豪族的制度和手段之前，中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世家大族当道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持续了数百年，而汉末魏晋正是其极盛时期，直到隋唐才逐渐削弱，宋代才算彻底解决。这些世家大族，在太平时期与朝廷分庭抗礼，一旦有变，就很容易成为割据一方的武装军阀。《三国演义》中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提到的袁绍、袁术，以及后来大展身手的司马懿，都是世家大族中的代表人物。
二是宦官与外戚专权。这两点堪称东汉政治的痼疾。这一点与前面提到的“世家大族当道”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世家大族当道的情况下，皇帝要想摆脱他们的挟制，就需要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对于皇帝而言，与自己关系更为亲近的宦官是他们最容易找到的抓手。至于外戚，他们本来也来自官僚集团，但因为与皇权有特殊的关联，所以也很容易受到皇权的特殊关照。另外，东汉皇帝即位时普遍年幼，母后执掌政权时倚重外戚，这就很容易形成外戚专权的现象。等到皇帝成年，不愿意被外戚操控，就会倚重身边的宦官对外戚势力进行清洗，这就又形成了宦官专政。实际上，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乃是东汉政治的常态。在《三国演义》中被视作开启了汉末乱局的“十常侍之乱”以及“何进之乱”，就是东汉这一政治痼疾的具体体现。
三是黄巾军起义。如果说十常侍与何进之乱揭开了汉末之乱的序幕，则张角率领的黄巾军起义就正式打开了魔鬼的盒子。黄巾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东汉末年的大疫流行。流行的瘟疫，不但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也造成了人心的极大浮动。动乱是宗教迷信滋生的最佳土壤，张角的太平道于是应运而起。特别是当张角与其弟子又能散施符水，为人治病，则张角成为千万底层人民的希望乃至救星就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张角利用了这种影响力，发动了黄巾军起义，很快就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平定战事，东汉朝廷不得不下放军权至地方，其结果是虽然很快将黄巾起义镇压下去，却使得具有野心的将领或官员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成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他们藐视中央乃至窥伺神器，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揭开了序幕，也为三国分立种下了远因。
四是董卓入京。董卓本是陇西豪强，同羌中豪帅有着密切的关联。在镇压羌人以及黄巾军的过程中积累了实力，特别是建立了一支汉人与羌人混合、战斗力极强并且只听命于自己的军队，这就为他的日后作乱打下了基础。中平六年（189），何进召外兵进京剿除宦官，时任并州牧的董卓看到了机会，乃带兵进京。在京期间，他诛杀大臣，擅行废立，鸩杀太后，纵容士兵奸淫掳掠，使得洛阳城顿为人间地狱。董卓的残暴行径激起了天下群雄的痛恨，于是就有了十八路诸侯推举袁绍为领袖共同讨伐董卓的行动。穷途末路的董卓最终被吕布杀死。个中缘由、经过，在《三国演义》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虽有“吕布戏貂蝉”等出于虚构的情节，但脉络梗概是大体不差的。董卓之乱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它给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造成了东汉末年政权的极度混乱，而各路诸侯讨伐董卓的军事行动，更直接促成了群雄割据的局势。
我们再说“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又可以描述为两点：一是万折必东，趋于统一；二是豪门当道，寒族艰难崛起。
我们先看第一点：万折必东，趋于统一。
这其实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头讲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放眼世界，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许多大国，比如亚述古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但最后都因分裂而消亡了。今天世界上的多数大国，比如俄罗斯、美国、加拿大，都是历史很短的新兴国家。唯有中国，自古及今都以大国的形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分裂过，而是说她即使分裂，也还是会统一起来，并且自从宋代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分裂。
分裂和统一，哪个更好？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小国林立，谁也不能消灭谁，战争就永不停歇。一个大而且统一的国家，能够很大程度上遏制小国之间的相互毁灭、相互奴役、相互吞并。既然如此，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做到，而其他较大的地理单元上的人，比如欧洲，就一直处于分裂或者说一直处于诸国共存的状况呢？
根据东西方往圣时贤的总结，主要原因大概有这样三点：特殊的地理环境，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以及利于统一的主流文化。正是这几大特点，决定了统一的大趋势。
先说特殊的地理环境。
总体来说，中国的地理条件是利于国家统一的，特别是其中的两大条件：
一是地理格局相对整一。它客观上有利于建立一个大的统一政府。原因很简单：中央政权要有足够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才能压制住任何地方性的离心倾向，而这就需要庞大的财政能力。中国的传统核心区，基本上就是一块广阔的平原，并且平原上自古以来就有着较为稠密的人口，而这正意味着一个大一统国家所需要的较多的社会财富以及相对较低的管理成本。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破碎的地理构成，是欧洲小国林立、难以统一的最重要原因。
二是黄河横贯东西。因为流经地域的原因，黄河的含沙量极高，这就造成了它经常改道，给两岸带来了很多灾难。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治理黄河，需要一个能够横跨整个流域且具有权威性的大政府，这在客观上对于一个大型的中央集权国家有着很大的催生作用。
再说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
周秦之变，旧有的方式不再适用，于是秦始皇采用了新的中央集权的方式来管理国家，这就是郡县制。基层行政组织代替了宗族组织，官僚制代替了世卿世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有利于天下统一。汉高祖刘邦在建国之初，虽然短暂地恢复了分封建国的制度，但通过自己此后的翦除异姓王，以及后来景帝、武帝用“削藩”“推恩令”等手段消解了同姓王。高效的治理机制遏制了地方的离心力，对于国家统一的维护，起到了制度上的保障作用。
最后说利于统一的主流文化。
自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就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不但为国家找到了官方思想，用一整套观念系统论证了君主统治的正当性，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并且还贡献了“大一统”观念，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打下了人心与观念的基础。“大一统”理论起于春秋公羊学。《公羊传》在“开宗明义”中说：“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对此，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是：“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简单来说，就是万物归于一统的意思。这一观念发端于公羊学派，到汉代而成为现实，自此之后，就深入人心，成为凝聚国人的精神力量。
再看第二点：豪族当道，寒族艰难崛起。
我们在前面“群雄并起”的时候，讲到了汉代特别是东汉以来豪族兴起、世家大族当道的情况。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阶层——寒族精英，正在社会上艰难崛起。
给寒族崛起提供机会的正是乱世。和平年代，世家大族可以凭着自己的出身、门第垄断机会，并且在多数情况下，靠着人脉、学养，处理挑战性不大的日常性事务也并非不能胜任。而在乱世中有所作为，需要的是洞察人心的眼光、经纶世务的才干、随机应变的权谋、敢于冒险的勇气。这时的机会就不一定会留给世家大族了，脱颖而出的很可能是那些出身不高而才干非凡的寒门子弟。但世家大族显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将手中的权势拱手让人。于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这个博弈的过程持续了数百年时间，到了宋代，寒族精英才算真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而汉末三国，正是寒族精英艰难崛起的时期。
用世家大族与寒族精英权力博弈的眼光看《三国演义》，很多故事就显现出不一样的色彩来了。比如袁绍与曹操的矛盾，表面上是两个人对权力的追逐，但背后则是两个阶层的角力。袁氏家族是东汉的名门望族，用《三国演义》中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四世三公”——上推四代，都有人在朝廷中担任“三公”的职位（“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三个职位的总称，是人臣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位极人臣”），当时的名门望族，多数站在袁绍一方。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太监曹腾的养子，这样的出身，是那些世家大族所轻视的，所以曹操所能做的，一方面是迫于形势尽量争取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在寒族中选拔精英以为抗衡。他数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轻视门第与德行，这些主张明显与以儒门立身的世家大族背道而驰。曹魏后期崛起的司马懿，则是世家大族中的精英。他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担任过地方乃至首都的行政或者军事长官，虽然不像袁绍家族的“四世三公”那样风光，也绝对是当时的高门大姓。司马家族最后能够取曹魏而代之，背后也离不开世家大族的支持。
曹魏如此，蜀汉和东吴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整个三国历史，表面上看是魏蜀吴三国的战争史，暗地里则是儒家士族门阀与寒门军阀的斗争史。就《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那个时代而言，寒族精英当然是败给了世家大族，但大批寒族精英大放光彩，并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却是无可改变的事实。
这就是三国英雄们所面对的大势。大势如同长江之水，浩浩汤汤，奔涌向前，时而还有凶险的暗礁与漩涡。而那些英雄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身。他们如何面对自己所面临的时代？这些努力在《三国演义》中又是怎样被表现的？今天的我们又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且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