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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四年一月）
阳历十二月廿九日，檀埠保皇报刊有《敬告保皇会同志书》，此书出于该报主笔陈仪侃之手，而托他人之名，欲间接而驳仆日前之书也。书中所载，语无伦次，义相矛盾，可知作者于论理学（Logic）一无所知，于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更懵然罔觉。所言事实，多有不符；所引西事，牵强附会。本不欲捶求详辨，然其似是而非之理最易惑人，故逐条驳之，以塞毒焰而辟谬论。
彼开口便曰“受国”，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所爱之国为大清国，则不当有“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之一语自其口出。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
彼又曰：“中国之瓜分在于旦夕，外人窥伺，乘间即发。各国指认之地，照会政府不得让与别人”云云。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政府若有振作，则强横如俄罗斯，残异[暴]如土耳其，外人不敢侧目也。人民能发奋，则微小如巴拿马，激烈如苏威亚，列强向之承认也。盏今日国际，惟有势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也。满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地已亡，浸而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归于尽而已。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发奋耳。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既识引管子之“作内政以寄军令”，何以偏阻汉人行革命而复祖邦？今日之作内政，从何下手？必先驱除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也。彼满清政府不特签押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也。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然之事也，倘无满清之政府为之助桀为虐，吾民犹得便宜行市，可以拚一死殉吾之桑梓。彼外国知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则彼虽贪欲无厌，狁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乃彼书生之见，畏葸存心，不识时势，不达事体，动辄恐逢人之怒。不知我愈畏缩，则彼愈窥伺；我能发奋，则彼反敬畏。岂有逢人之怒之理哉？如其不信，吾请陈仪侃日日向外人叩头，日日向外人乞怜，试能止外人之不照会清朝以索地否？清国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日日宴会公使及其夫人矣；媚外人之中又与俄国为最亲慝矣，然而据其发祥之地者则俄也。不逢人之怒，莫过于今日之清帝后，以仪侃之见解，则必能免于瓜分矣，信乎？否乎？
既知中华亡国二百六十年矣，不图恢复，犹竭力以阻人之言恢复、言革命，是诚何心哉？彼固甘心以殉清朝之节，清亡与亡，清奴与奴，洵大清之忠臣义士矣，其如汉族何？而犹嚣嚣然执“毋宁”二字以骂人为白奴，是真强辞夺理矣！
彼曰：“革命之说，原本大《易》。”又曰：“中国固始终不能免于革命。”其言是矣，乃何以又曰“中国今民智为萌芽时代”？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系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于今，经二十余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
其所引法国三大革命曰：“经卢骚、达尔文、福禄特尔诸大哲提倡建设。”而不知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于世。其第一次之著作名曰《生物本源》，出版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当时英国博物家尚多非其说之不经，迨十余年后始见重于英之学者，又十余年后始见称于世人。今该主笔特大书曰：“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被所指之达尔文，或是达尔文之前身乎？想该主笔必精通三世书矣，否则何以知之耶？又云：“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该主笔常讥吾人之革命不起于京师，想亦熟闻法国之三大革命皆发于巴黎矣。而巴黎之外，无死于革命者。试问巴黎当时人口几何，作者知之乎？且巴黎虽经三次之革命，而未遇扬卅十日之事，无广州洗城之惨。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计之，亦不足此数。毋乃该主笔以一人转轮数十次计之乎？若此，则非吾所敢知。
彼既曰：“革命之结果，为民主政体也。”胡又曰：“有建设者谓之有意识之破坏，无建设者谓之无意识之破坏，彼等是否建设，吾不敢知”云云。夫革命<者>，破坏也；民主政体者，建设也。既明明于革命之先，定为民主政体矣，非意识如[为]何？曰“政”曰“体”，非建设如[为]何？该主笔以一手之笔，一时之言，其矛盾有如是，斯亦奇矣！
彼又尝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仆曾力斥其谬，引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又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彼则反唇相稽曰：“此种野蛮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彼言？仆既云性质矣，夫天生自然谓之“性”，纯朴不文谓之“质”；有野蛮之自由，则便有自由之性质也，何得谓无？夫性质与事体异，发现于外谓之“事体”，禀赋于中谓之“性质”；中国民权自由之事体，未及两国之有条不素，界限轶[秩]然，然何得谓之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乎？惟中国今日富于此野蛮之自由，则他日容易变为文明之自由。倘无此性质，何由而变？是犹琢玉，必其石具有玉质，乃能琢之成玉器，若无其质，虽琢无成也。
彼又曰：“中国人富于服从权势之性质，而非富于服从法律之性质。”试问无权势可以行法律乎？今如檀岛，若政府无权势以拘禁处罚于犯法之人，其法律尚成为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体也，权势者，治之用也，体用相因，不相判也。今该主笔强别服从法律与服从权势而为二事，是可知彼于政治之学毫无所知也！
彼又曰：“立宪者，过渡之时代也；共和者，最后之结果也。”此又可见彼不知立宪为何物，而牵强附会也。夫立宪者，西语曰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经，非革命不能改也。过渡者，西语曰Transition，乃变更之谓也。此二名辞皆从西文译出，中国无此成语也。该主笔强不知以为知，而妄曰Constitution乃Transition时代，一何可笑也。推彼之意，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共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试观中国向来有火车，近日始兴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三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间有如是之愚乎？今彼以君主立宪为过渡之时代，以民主立宪为最终之结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坏，而始得至于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为便耶？夫破坏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以其滞手[乎]中流，何不一掉[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使该主笔若不知民主为最终之结果，其倡君主立宪犹可说也；乃彼既知为美政，而又认为最终之结果，胡为如此矫强支离，多端辨难也？得毋以此事虽善，诚为救中国之良剂，但其始不倡于吾师，其终亦不成于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让他人为之，故必竭力阻止，以致不成而后已，是重私心而忘公义也。
彼又曰：“会外人何以图羊城、谋惠州，而利用洪门之势力？”不知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如被等欲暗改洪门之宗旨，而令洪门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
又仆前书指以满洲之野番，尚能享皇帝之权，而彼则曰“岂不见各国宪法”云云。仆所指乃当今清国专制之皇权，而彼引各国宪法以答，真强为比例，拟于不伦矣！
彼又曰：“所请保皇者，自我保之，主权在我，非彼保我也，不得为满奴”云云。此真梦梦也。今光绪皇帝俨然在北京，日日诏见臣工，日日宴会公使，有时游颐和园，有时看西洋戏，何尝受彼之保？其言之离事实，何相远之甚也！
彼又曰：“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旧物，不得谓之革命。”此拾人之唾余，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其书中最得力者，为托某氏之言曰：“弟前十年故为彼会中人，今已改入保皇会矣”云云。其是否属实，姑毋容辨，但据其所述誓词，则知彼非门外汉，亦升堂而索入于室也。不然岂有下乔木而入幽谷者哉？不观其他之入保皇会者乎，多以保皇为借名而误入者也。
该主笔又从而引申其说曰：“蒙古与满洲且不辨”云云。仆等虽目不识丁，而地舆之学，敢信尚不至此。惟见彼有“蒙满东三省诸地在俄人势力范围”云云，蒙者蒙古也，满者满洲也，岂于蒙满之外更有一东三省乎？该主笔自称深通于五洲大势，何以于彼大清国之形势，尚有此言也？可知其平日荒唐谬妄，强不知以为知，夜郎自大，目上无人，真不值识者一哂。
仆非文土，本不欲与八股书生争一日之长，兴笔墨之战；但以彼无根之学，以讹传讹，惑世诬民，遗害非浅，故不得已而驳斥之。倘彼具有天良，当知惭愧，早自悔悟，毋再现其丑也。又其人存心刻忍，观其所论《苏报》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灾乐祸之心，毫无拯溺扶危之念，与保皇会友日前打电求救之意亦大相反背。其手段之酷，心地之毒，门户之见，胸度之狭，于此可见一斑。今特揭而出之，以质诸世之公论者。
据《檀山华侨》中杨刚存《中国革命党在檀小史》
（转录火奴鲁鲁《檀山新报》所载《驳保皇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