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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七年初）
近者，予被逮于伦敦中国公使馆，颇为当世所注意。予且因是结纳多数良友，泰西学子藉为法律问题之讨论者尤众。予若不以案中实情布告当世，则予之职为未尽。顾予于英文著述非所长，惟冀读者恕其谫陋，勿加督责。而遣辞达意尤得吾友匡助之力为多，使非然者，予万不敢贸然以著作自鸣也。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孙文识于伦敦
时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于珠江江口之澳门，以医为业，藐兹一身。初不料四年后竟被幽于伦敦中国使馆，更不料以是轰动政界，甚且由英政府出而为实地之干涉，以要求彼使馆之见释也。虽然，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地。
当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时，予学医于广州之英美传道会，主政者为戈尔医学博士（Dr．Kerr）。次年，闻香港创立医科大学，遂决计赴香港肄业。阅五年而毕业，得医学博士文凭。
澳门一埠，其隶属于葡萄牙者盖三百六十年矣。顾政柄虽属欧人，而居民多称华籍，即其自称为葡人者亦大半为本地之欧亚杂种也。
予既卜居于澳门，澳门中国医局之华董所以提携而嘘拂之者无所不至，除给予医室及病房外，更为予购置药材及器械于伦敦。
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尝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门始。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然亚东之闭塞，甫见开通，而欧西之妒焰已起而相迫。盖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齿奇）龁，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医业之进行猝遭顿挫，虽极力运动，终归无效。顾予赴澳之初，并不料其有是，资本损失为数不少，旋即迁徙至广州焉。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
至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间有一二被政府惩治或斥革者，皆其不善自谋者电，然经一番之惩治或斥革，而其弊害乃逾甚。至官场俸额之微，殆非英人所能梦见。彼两广总督所治区域，人口之众过于全英，然其一岁之俸禄，合诸英金不过六十磅而已。是则一行作吏，安得而不以婪索及枉法为事乎？就教育而言，士惟以科第为荣，姓名一登榜上，即有入官之望；于是纳贿当道，出而任事。彼既不能以官俸自养，而每年之贡献于上官者又至多，虽欲不贪安可得乎？况有政府以为其贪黩之后盾，自非痴骇，更安肯以清康自矢？且囊橐既盈，则不数年又可斥其一分之资以谋高位，为计之便，无过于此。顾兹民贼，即后日最高级之上官，而一切社会、政治、刑律事件之所由取决者也。夫满政府既藉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至其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有可骇者。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流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即政府有时微透一二消息，然其所透者皆其足以自利者也。虽然，华人之被桎梏纵极酷烈，而其天生之性灵，深沉之智力，终不可磨灭。凡欧人之稔知华事者多如此评论，且谓其往往有超出欧人之处也。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近者日本命将遣师，侵入吾土，除宅居战地之人民外，罕有知中日开衅之举者。彼内地之民，或并不知世界有日本国，即使微有风传，获闻一二，亦必曰是外夷之犯顺，而断不信其为敌国之相侵也。
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此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触接较近，其于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利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寝阁不报。顾中日战事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之人加以谴责，且谓此等陈请变法之条陈，以后概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千军界，盖海陆军人腐败贪黩，养成积习，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矣。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当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北方战事既息之后，广州军队之被政府遣散者约居四分之三，此等军队多散而为流民、为盗贼。即其未解散者亦多偾懑不平，群谓欲解散则全体解散，欲留用则全体留用；然当事者充耳若弗闻也。吾党于是急起而运动之，冀收为己用。各军士皆欣然从命，愿效死力。由是而吾党之武力略具矣。
时适巡防肇事，弃其军服，四出劫掠。百姓愤甚，因起而合捕之，囚其为首者若干人干会馆。讵知巡防局员率众而出，扑攻会馆，既将被因诸人一律释放，并将馆中所有劫掠一空。于是居民特开会议，议决以代表一千人赴诉于巡抚衙门。当事者斥为犯上作乱，下领袖代表于狱，余人悉被驱散。于是民怨日深，而投身入兴中会者益众。
时为两广总督者曰李瀚章，即李鸿章之弟[兄]也，在粤桂两省之内创行一种新例：凡官场之在任或新补缺者，均须纳定费若干子督署。是又一间接剥民之法也。官吏既多此额外之费，势不得不取偿于百姓。且中国官界，每逢生日，其所属必集资以献。时两广官场以值李督生日，醵金至一百万两以充贺礼；此一百万两者，无非以诱吓兼施、笑啼并作之法，取资于部民之较富者。而同时督署中，又有出卖科第，私通关节之事，每名定费三千两。以是而富者怨，学者亦怨。见兹所述，皆足以增兴中会之势力，而促吾觉之起喜者也。
于是而兴中会起事之计划定矣。定计于广州突举义旗，据省城而有之，尽逐诸官吏：举事之际，不特须极秘密，使仓卒不及备，且须力主沉静，不以杀戮为能。因于汕头及西江沿岸募集两军，同时向广州进逼。盖以汕头及沿江之人与广州有主客之分，汕头在广州之北，虽相距仅一百八十英里，而语言之殊异，不啻英国之于意大利。所以用客军进取者，因其与土人不相习，无牵率之虑，可一意以争胜利；万一客军中途变计，相率溃散，则事后踪迹易显，断不能存身于广州。凡此皆所以逼其进取，而为韬略上不得已之作用也。
是两军者，期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某日，一由西南，一由东北，同时向广州进发。吾党筹备进行甚形惬意。兴中会会员且时时集议，所需军械药弹以及炸药之属，随时屯积于大本营者甚富。除汕头及西江两军外，又有四百人自香港驰至。迨会兵之期已届，各军与省城之距离，军行约四小时可达；又有卫队百名，身藏利器，巡行于兴中会之四周；复有急使三十人，奉会员命分赴各邑，令党人于翌晨同时起事。讵意会员部署略定，忽有密电驰至，谓西南、东北两军中途被阻。两军既不得进，则应援之势已孤，即起事之谋已败。然急使既遣，万难召回。一面又连接警报，谓两军万难进行，幸彼此各自为谋，未尽覆没。于是党员急起而消灭种种形迹，毁文籍，藏军械，且连电香港，令缓师。然香港党员接电之时，已在港军尽发之后。港军乘轮舟赴粤，并挈有大宗枪械，分储若干箱。党员接电后，非特不将港军暂行遣散，且追踪至粤。于是该党员及其部众尽投于罗网矣。至广州诸党魁，亦纷纷四散。予于奔避之际，遇险者数，后幸得达一小汽船，乘之以走澳门。在澳门留二十四小时，即赴香港，略访故人，并投康德黎君（Mr．James Cantlie）之门而求见焉。康德黎者，以一身而兼为予之师友也。康德黎君闻予出奔之故，即令予求见香港某律师，与商此后之行止。
予所就教者为达尼思律师（Mr．Dennis）。达尼思询悉颠末，即令予走避他方，毋以逗留致祸。时予至香港已二日矣，闻律师言，不及与康德黎君握别，即匆匆乘日本汽船赴神户。居神户数日，又至横滨。在横滨购日本人所制之欧服，尽易旧装，留须割辫。一二日后，由横滨乘轮赴哈威夷群岛，就寓于火纳鲁鲁。火纳鲁鲁为予亲故及同志所在，相处甚欢。予生乎每经一地，如日本，如火纳鲁鲁，如美利坚，与华侨相晋接，觉其中之聪明而有识者，殆无一不抱有维新之志愿，深望母国能革除专制，而创行代议政体也。
予在火纳鲁鲁时，偶于道上与康德黎君及其家属相邂逅；康盖率眷回英国，而道出火纳鲁鲁也。渠等见予不复相识，而其同行之日本乳媪，方以予为日本人而改易欧装者，遂以日本语与予相问答。此为予易服后数遇不鲜之事，盖日本人多以予为同乡，待启口而后始捂其非是也。
予于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由火纳鲁鲁赴旧金山，旧金山之华人均与予一见如故，所以相遇者甚厚。阅一月，游历至美利坚。在美三月，乘轮船“麦竭斯的”号（S．S．Majestic）东行至英国之利物浦（Liverpool）。方予在纽约时，友人多来相告，谓中国驻美公使为满洲人，其与汉人本无感情，而恶新党尤甚，故令予兢兢致慎云。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伦敦，投止于斯屈朗（strand，伦敦路名）之赫胥旅馆。翌日，往访康德黎君。康德黎君夫妇相待极殷挚。康所居在波德兰（Portland Place，伦敦区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 Street）之四十六号，因为予觅相近之舍馆曰葛兰旅店（Gray’s Inn），使徙止焉，予自是即小住伦敦，或游博物院，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
予无日不造访康德黎君。每至，辄入其书室，藉资消遣。一日，予于其家进中膳时，康德黎君戏谓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盍过访之，因相视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毋然，彼公使馆中人睹子之面，行当出而相捕，械送回国耳！”予闻夫人言，益相与大笑。初不料夫人之谈言微中，不久即见诸实事也。一夕，予饭于孟生医学博士（Dr．Manson）家。孟生君亦予香港旧识，曾授予医学者。君亦笑谓予曰：“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至堕虎口。”予以是于中国使馆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远，历经良友之告诫，非全措意者；然予至伦敦为日犹浅，途径未熟，彼良友之告诫于予初无所济也。
是年十月十一日，适值星期，予于上午十点半钟时，自葛兰旅店（葛兰旅店在伦敦霍尔庞Holborn之葛兰旅店街：霍尔庞，区名）赴覃文省街，欲随同康德黎君等赴礼拜堂祈祷。正踯躅间，一华人自予后潜步而至，操英语问予曰：“君为日本人欤？抑中国人欤？”予答曰：“予中国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予答以广东。其人仍操英语曰：“然则我与君为同乡，我亦来自广州者也。”夫中国盛行不规则之英语，名日“Pidgin”英语，意即商业英语也。华人虽同隶一国，而言语多相杅格，譬如汕头之与广州相距仅一百八十英里，视伦敦之与利物浦犹相近，然其商人之言语，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藉商业英语通其邮，彼汕头人与广州人之商于香港者多以英语相晋接，此足以见中国言语之歧杂矣。虽文字之功用及于全国，初无二致，然中文之与日本文固亦大致相似者也。中日两国人相遇之时，即或言语不通，而彼此尽可画地为书或操纸笔以谈也。
予途遇之华人既稔予为粤人，始以粤语与予相酬答，且语且行，步履颇舒缓。俄而又有一华人来，与予辈交谈。于是予之左右，如有一人并行矣。是二人者，坚请予过其所居，谓当进雪茄，烹杯茗，略叙乡谊。予婉却之，遂相与伫立于道旁阶砌。未几，又有一华人至，其最先与予相遇者即迤逦而去。于是与予相共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屈予过从，其意气若甚殷勤者。予是时已及子阶砌傍屋之侧，正趦趄间，忽闻邻近之屋门砉然而辟，予左右二人挟予而入，其形容笑貌又似谐谑，又似周旋，一纷扰间，而予已人，门已闭，键已下矣！然予未知此屋为谁之所居，故方寸间并无所疑惧。予之所以犹豫不即入者，以急欲往访康德黎君博士，冀同往礼拜堂，稍一迟回，不免过晏耳。迨予既入门，睹其急遽之状，且屋宇如彼其宽广，公服之华人如彼其众多，因陡然动念曰：“是得非中国使馆乎？”又忆中国使馆在覃文省街之邻，意者予向时踯躅之所，即中国使馆左右之道途乎？
予入门后，被引至一室。室中有一二人与予接谈数语，又自相磋商数语，遂遣二人挟予登楼。既登楼，复入一室，令予坐候。未几而二人又至，更挟予登一楼，是为第二层楼。仍入一室中，其室有窗，护以铁栅，窗外即使馆之屋后也。未几，有一须发俱白之老人，施施然饶有宫气，一入室即谓予日；“汝到此即到中国，此间即中国也。”
言已就坐，即予之姓，予答曰：“孙。”
其人曰：“汝姓孙名文，予得驻美使臣来电，谓汝乘轮船‘麦竭斯的号’游历至英，因令我捕汝于此。”
予问曰：“捕予何意？”
其人曰：“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惟今者总理衙门急欲得汝，因令余暂相羁留，以待朝廷之命。”
予曰：“予被留于此，可使吾友知之乎？”
曰：“否，是不能！惟旅馆中之行李，汝可驰一函，俾此间人为汝取之。”
予告以欲致书于孟生博士。其人乃命人给予纸笔。予书中大意，谓此身被禁于中国使馆，请转告康德黎君，俾取予行李畀予云云。其人阅竟，甚不以函中“被禁”字为然，因嘱予别缮一函。予乃缮曰：“顷予在中国使馆，乞告康德黎君，为予送行李至此。”云云。
是老人者，予初不稔为何许人，厥后而始知其即盛名鼎鼎之马凯尼（Sir Halliday Macartney）也。
马凯尼君忽又谓予可径函告旅馆，不必托友代取。予答以予所寓者并非旅馆，除康德黎君外无知予居处者。因以改缮之函授之。马凯尼唯唯，许为代寄。马凯尼之所以忽然转念者，盖欲藉是以搜予行箧，或能得吾党之姓名及往来之函牍耳。计亦狡矣！
马凯尼君既出，即阖予所居室之门，并下键焉。自是予遂遭幽禁矣。未几，闻门外有匠人施斧凿之声，则于原键外更增一键也。且特遣监守二人，一中一西，严视门外；有时或于二监者之外更添一人。当最初之二十四小时内，其中国监守二人，时或入予室，与予相语。其于予被禁之缘由虽无一语宣泄，予亦不之问，然曾告予以顷者相见之老人即马大爷，予审为马凯尼也。大爷者，官场通俗之尊称，犹当时驻英公使龚某之称龚大人也。使臣与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国人人称之曰大人。特不知与英政府公牍往还，亦称龚大人否耳。中国官场及外交礼节，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等[尊]重为侮慢者，西人欲稔知之，非于文学风俗殚心研究不可。彼外交官辄喜于晋接之间，以言语文字愚弄外国人，偶或占胜，即诩诩自得曰：“洋鬼子被屈于我矣！”
予被禁后数小时，有监守者一人人。谓奉马凯尼君之命，搜检予身，因探取予钥匙、铅笔、小刀等物。然予另有一衣袋，藏有钞票数纸，彼不及检取，彼所挈以去者惟无关重要之文件数纸而已。监守者询予以饮食，予仅令取牛乳少许而已。
是日，有英国仆役二人入室燃火炉，除洒扫外，并置煤于室，以供燃火之用。予令先至之英仆为予寓书于覃文省街四十六号康德黎家，仆唯唯。迨后至之英仆来，予亦托之如前。此二仆者，厥后并称已将予信递寄，然所言殊未足信也。是晚，有一英国妇人入，为予设卧具。予并未与被妇接谈。及夜，和衣而卧，然实彻旦未眠也。
翌晨，即礼拜一日，为十月十二号，二英仆又来予室，畀予以煤料，清水及食物。其一人曰：“君书已代递矣。”其一人名柯尔（Cole）者则曰：“予不能出公使馆，故尚未能为君寄书也。”
礼拜二日（即十月十三号），予又以寄书事询英仆。此仆为二人中之年齿较少者，非柯尔也。其答称确已代递，且已面晤康德黎君，康德黎君读竟后即遣去之曰：“是耳。”仆言之凿凿，且以天日自矢。予是时已无复余纸，遂裂所用手巾，急书数语，乞其再付康德黎君；并劳以小金钱一枚，諈诿至再，期勿相误。仆虽诺诺承命，而讵知其一出予室，即驰报予使馆中人，尽情吐露无遗也。
予被禁之第四日，有所谓唐先生者来视予，是即诱予入使馆之人也。唐先生就坐，与予纵谈曰：“尔日与君相见，即挈君至此，乃公事公办，义不容辞。今日之来，则所以尽一己之私情。君不如直认为孙文，讳亦无益，盖所事均已定夺也。君在中国卓有声望，皇上及总理衙门均稔知汝为人，君姓名已震铄寰球，即死亦可以无憾。君在此间，实生死所美，君知之乎？”
予曰：“何也？此为英国，非中国，公等将何以处吾？按诸国际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将予被逮事闻于英政府，予意英政府未必肯遽从所请也。”
唐答曰：“吾侪不请于英政府，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轮舟亦既雇定。届时当箝君口，束君肢体，舁赴舟上。既登舟，即置君于严密之所，鼓轮而行。迨抵香港，当有中国炮舰泊于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舰，载往广州听官司鞠审，并明正典刑焉。”
予告以此等举动未免冒险已甚，盖予在舟中，或得乘机与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曰：“否否，君万不能出此。君既登舟，即有人严密看视，与在此无异。苟有可与外人通消息处，吾等当先事杜绝，决不使有丝毫间隙也。”予又曰：“舟中员司未必与使馆沆瀣一气，其中安知无矜悯予而为予援应者？”
唐曰：“是轮船公司与马凯尼君交谊甚深，该公司自当遵马君之命而行，决不虑其有所阻梗。”
唐又答予所问曰：“是轮船者属于格来公司（Glen），本星期内未必启程（按唐某与予谈话之日为十月十四号，即礼拜三日）。盖公使以惜费故，不欲专雇是船，因令其先载货物，而行旅之费则由使馆全认；迨次星期，则货物之装载既竟，而君亦须附载以行矣。”
予谓此等计划，欲见诸实行亦良难。唐曰：“予侪如不出此，则亦不妨戮汝于此，藉免周折。盖此间即中国，凡使馆中所为之事，无论谁何决不能干涉也。”
唐言已，又举高丽某志士事为予劝慰，并资启迪。盖某志士自高丽出奔至日本，被其同国人诱赴上海，戕毙于英租界内，由华人将志士遗骸运往高丽，高丽政府戮尸示惩，而其戕毙志士之凶徒则获重赏并擢高位焉。唐历述此事，津津若有余味，盖其意以为此次有捕予之功，中国政府亦当加以重赏、锡以高位也。
予问曰：“公等何残忍若是？”
唐曰：“此系皇上之命，凡有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当加以不次之赏。”予又进逼曰：“高丽志士之案即中日开衅之一因，今公等致予于此，或招起极大之交涉，未可知也。将来英政府对于使馆中人，或不免要求中国政府全数惩治。况君与予有桑梓之谊，吾党之在粤省者甚多，他日或出为予复仇，岂第君之一身可虑，甚或累及君之家族，亦意中事耳！”
唐某闻予言，其豪悍之口吻不觉顿变，遂曰：“凡我所为，皆公使之命，我此来不过为彼此私情计，俾君知前途之危险耳。”
是日，夜半后十二点钟时，唐又至予室与予谈。予曰：“君如真为予友，则将何以援予？”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来也。我当竭尽绵力，冀脱君于厄。我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钥。一以启此室之门，一以启使馆之前门。我之所以出此者，以掌钥者为公使之亲随，乃其腹心所寄，决不肯出以相授也。”
予问以出险当在何时？唐答称：“必须俟诸次日，即礼拜五日（按是时已在礼拜三夜十二点钟以后，故应作为礼拜四日，而所谓次日者乃礼拜五日也）。礼拜五日清晨二点钟时，我或能蹈隙以来，俾君出兹罗网，未可知也。”
当唐兴辞时，又告予以“礼拜五清晨必来相援，汝可预为之备”云云。然唐去后，予仍取片纸，草数语，俟礼拜四日（即十月十五号）上午授之英仆，乞其密致康德黎君。及下午，唐复来，谓此纸已由英仆径呈使馆，马凯尼君睹之，即向唐某大肆诟詈，谓不应以使馆密谋告予。是在唐某虽有相救之心，而予此举实足破坏其计划，未免自误云云。
予乃叩以尚有一线生机否？唐曰：“生机正自未绝，特君必须遵我命而行，慎毋再误。”
唐乃劝予致书公使，乞其相宥。予从之。唐立命西仆柯尔将纸笔墨水至，予请易中国文具，盖上书公使宜用汉文，未便作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良佳。盖此间大权均操诸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此书，宜畀马凯尼也。”
予问书中宜如何措辞？唐曰：“君必须极力表明，谓身系良民，并非逆党，徒以华官诬陷，至被嫌疑，因亲诣使馆，意在吁求伸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就其所授之意，缮成一长函。摺叠既竟，通例应于纸背标明受书人姓名，唐乃为予读马凯尼君姓名之缀法曰：Sir Halliday Macartney。盖是时予仅知其姓氏之音为马凯尼，而犹未稔其文字上之缀法也。既而授函于唐，唐怀之而去，自是不复睹斯人之面类。
予此举实堕唐某之奸计，可谓其愚已甚。盖书中有亲诣公使馆吁求伸雪等语，是岂非授以口实，谓予之至使馆乃出自己愿，而非由诱劫耶？虽然，人当堕落深渊之际，苟有毫发可资凭藉，即不惜攀以登，更何暇从容审择耶？更何能辨其为愚弄否耶？
唐曾告予，凡予所缮各函，均由仆人出首于使馆，并未尝达于予友。是时，予想望已绝，惟有坐以待毙而已。
是一星期内，予苟觅得片纸，即以被难情形疾书其上，令英仆为予掷于窗外，冀有人拾得之，或生万一之望。予被禁之室虽有窗，并不临街，故不得不乞仆人代投。既而知仆之愚予也，遂拟自起而为之。因于所居室之窗内一再外掷，某次，幸及于邻家之铅檐。然纸团之力，所及不远，故始则裹之以铜币，铜竭则媵之以银；此钱币者，乃予密藏于身畔，幸未于搜检时被获者也。迨所掷之纸及于邻屋，窃意邻家或万一能拾视之矣。然同时别有一纸，掷出时误触绳，中道被阻，而径堕于予室之窗外，因命西仆往拾之。此西仆即二仆中之少者，非柯尔也，闻命后不往拾，而反告监守者。于是监守者往拾，并留心四顾，则铅檐上之纸团亦为所见；遂攀登邻屋，取之以归，呈之使馆。自是而予一线仅存之希望亦尽绝矣！
使馆之所以防予者，视前益密，窗上均加以螺钉，不复能启闭自如。藐藐我躬，真堕落于穷谷中矣！惟有一意祈祷，聊用自慰，当时之所以未成狂疾者，赖有是也。及礼拜五（即十月十六号）上午，予祈祷既竟，起立后觉方寸为之一舒，一若所祷者已上达帝听。因决计再尽人力，待英仆柯尔来，复向之哀恳，藉脱予厄。
予谓柯尔曰：“子能为予尽力乎？”
柯尔反诘予曰：“君何人也？”
予曰：“中国之国事犯而出亡于外者。”
柯尔于国事犯之名称，若未能领会。予乃叩以生平于阿美尼亚人之历史，亦尝有所闻否？柯尔颔之。予遂迎机以导，告以中国皇帝之欲杀予，犹土耳其苏丹之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疾视者为阿美尼亚之基督教徒，故欲聚而歼之，中国皇帝之所疾视者为中国之基督教徒，故欲捕而斩之：予即中国基督教徒之一，且尝尽力以谋政治之改革者也。凡英国之人民无不表同情于阿美尼亚人者，故予之身世及予目前之情况苟为英国人所谂知，则其表同情于予亦不言而可决也。
柯尔谓不识英政府亦肯相助否？予曰：“唯唯，英政府之乐于相助，又宁待言。否则中国使馆只须明告英政府，请其捕予而交与中国可矣，又何必幽禁予于斯，恐外人之或闻耶？”
予又进迫之曰：“予之生死，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予命获全；否则予惟有被宰割，受屠戮耳！君试思救人于死与致人于死，其善恶之相去若何？又试思吾人尽职于上帝为重要乎，抑尽职于雇主为重要乎？更试思保全正直之英政府为重要乎，抑袒助腐败之中国政府为重要乎？君其三思予言，乞于下次相见时以君之决心示予。”
翌晨柯尔以煤至，既投煤于炉，复以手微指煤篓。予见其所指者为一纸，不觉中心跳荡，予之生死固惟此片纸所书者是赖也。柯尔既出，急取而读之，共文曰：
“某当为君递一书于君友，惟君缮书时，慎勿据案而坐，盖守者伺察甚严，得于钥孔中窥见所为也。君若伏于卧榻而缮之，则得矣。”
予于是候卧榻上，取名刺一纸，面壁而书；书系致予友康德黎君者也。亭午，柯尔复来，取予书去。予媵以二十镑为酬劳之费，顾自是而予囊亦告罄矣。既而柯尔复持煤篓至，以目示意。予待其去后，急搜煤篓，得一纸，读之，大喜逾望。文曰：
“勉之，毋丧气！政府方为君尽力，不日即见释矣。”
以是而予知祷告之诚，果上达于天也：以是而予知上帝，固默加呵护者也。予自被逮后，衣未尝解带，夜未尝安眠，至此始酣然—睡，及旦而醒。
予之所惴惴致惧者，生命事小，政见事大。万一果被递解至中国，彼政府必宣示通国，谓予之被逮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后中国之国事犯决无在英国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忆金田军起义之后，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得奏凯。吾国人又见予之被逮于英而被斩于华，必且以为迩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华革命主义，永无告成之望矣！且予旅馆之中，行李而外尚有若干文件，设为中国使馆所得，则株连之祸实不知其所终极。幸康德黎夫人以一女子而能为子预料及此，毅然赴旅馆中尽取予书札文牍之属，捆载而归，付之一炬。是其识力之有造于吾党者，诚不鲜也。
予被幽使馆中，第觉饮食之可厌，而并未念及饮食之可以置毒，故尚日进乳茗少许，间或啖鸡卵一枚，得藉延残喘，以待予良友之营救。厥后接康德黎君来简，而食量之增与睡境并进矣。
自礼拜五日（即十月十六号）后，英仆柯尔始为予效奔走，求解脱。柯尔之妻尤尽力。其于礼拜六日（即十月十七号）密白予友康德黎君之书，即出自柯尔妇之手笔。康德黎君接书，已在是日夜间十一点钟时。书曰：
“君有友某自前礼拜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拟递解回国，处以死刑。君友遭此，情实堪怜，设非急起营救，恐将无及。某于此书虽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其为林行仙（Lin Yin Sen）。”
康德黎君既得此书，其感情若何，可以不言而喻。时虽深夜，然恐营救无及之故，急起而检查马凯尼君之居址；居址既得，即匆匆出门，驰往求见。夫此等不名誉之举动，实以马凯尼为主谋，而予友不知，反驰往哈兰区（Harley Place）三号之屋，向之求助。时已礼拜六夜十一点一刻钟。予友既造其庐，则见重门紧闭，人声俱无。不得已出至场地外，则梅尔蓬路（Marylebone Road）中有一值夜之警察，警察目注予友，若甚疑者。据该警察谓此屋空闭，期以六阅月，居中人均往乡间云云。予友叩以何能详悉若是，则反唇以稽曰：“三日前有盗夜破是屋，闻于警署，警署因是而查得屋中人之姓名及其现在之踪迹。所谓六阅月始回者，其言当不谬也。”康德黎君闻言，乃驱车至梅尔蓬巷（Marylebone Lane）警署，以予被拘事呈诉于值日警监。继复至苏格兰场警署，侦探长在私室接见，允其呈诉一切，以便存案。惟康德黎君所诉之事，颇出常情之外，殊难置信。侦探长静听既毕，即告以此事关系重大，非渠所能主持云云。迨康德黎君步出警署之门，已在夜半后一点钟，然所事则并来见有丝毫进步也。
翌日上午，康德黎君奔驰至甘星敦（Kensington），就商于其友，意欲往见现寓伦敦之中国某税务司，乞其以私情晋谒中国公使，告以私捕人犯之事殊属非理，宜三思而行云云。
康德黎君之友颇不以此策为然。于是复往哈兰区三号屋，盖其意以为屋中人虽往乡间，必有一二守宅之人，或可访得马凯尼君之踪迹及其通信之地。讵知既抵其处，除于盗劫之事更闻一过及睹一二斧凿散弃地上外，更不能别获丝毫之消息，以踪迹彼同化东亚之外交家。
康德黎君乃往访孟生博士，既及门，见有一人趦趄于门外，则中国使馆之西仆柯尔也。盖柯尔是日决计躬往康德黎君之家，尽以中国使馆拘予之密史倾吐于予友。康德蒋黎君家人告以予友已出访孟生博士，柯尔乃疾趋至孟生博士之门外，意欲俟康德黎君之来，而并谒孟生博士。
柯尔随康德黎君入，即授以予函，是函系予以名片二纸缮成者。康德黎君乃与孟生博士同阅之，文曰：
“予于前礼拜日，被二华人始则诱骗，继则强挟入中国使馆，予今方在幽禁中。一二日后，将乘使馆特雇之船递解回国，回国后必被斩首。噫！予其已矣！”
孟生博士既备闻斯情，即与康德黎君从事营救。康德黎君叹曰：“设马凯尼君未下乡，则此事当无难措手；不幸马凯尼又他出，吾侪当于何处求之也？”
柯尔闻言，即告之曰：“马凯尼君何尝远出？彼固无日不赴中国使馆。幽孙氏于其室中者，马凯尼也。以孙氏付于吾，令吾严密防守，勿使得逸者，亦马凯尼也。”
柯尔此言，实足使康、孟二君骇愕不已。且此事既由马凯尼主谋，则营救不免更难，措置益须加慎，设非就商于政府中之秉政者，恐未易为功矣。
柯尔经孟、康二君诘问后，又答称中国使馆诡称孙氏为疯汉，拟于二日后即下礼拜二日押解回国。至轮舟之名虽不得而知矣，然伦敦城中有名麦奇谷（McGregor）者，柯尔知其必尝与闻斯事也。又谓本星期内忽来中国兵三四名，止于使馆中，使馆向无此等人物，是则兵士之来当与孙氏之起解必有关系也。
柯尔临行时，康、孟二君各予以名刺一纸，俾转授于予。盖一则欲藉此以稍慰予心，一则证明柯尔之确已为予奔走也。孟、康二博士复往苏格兰场警署，拟再求警察出而干涉，或可有济于万一。值日之侦探长谓康德黎君曰：“君于昨日夜半后十二点半钟时尝来此陈诉，乃时未久而君又来，此时实不及有所为也。”
孟，康二博士既出警署，又熟筹良策，于是决计赴外部姑为尝试。抵部后，部中人告以下午五点钟时复来，当令值日司员接见。如期复往，书记员招待甚有礼，而于二君陈诉之辞不能不疑信参半。既而谓本日适值星期，无可设法，当于翌日转达上宫云云。二博士无如何，既思时期已极迫促，设中国使馆即于是夜实行其计划，将奈之何！况更有可虑者，彼使馆所雇者或系外国轮船，则英政府虽欲搜检，亦安从而搜检？盖人犯既已被解，轮舟既已开行，设为英国船，则不及搜索于伦敦，尚可截留于苏彝士河；若为外国船，则此望亦等诸泡幻矣。二君因毅然决计，先径往中国使馆，告以孙某被拘事已为外人所知，英政府及伦敦警署已知其拟将孙某递解处以死刑云云，俾中国使馆闻之，或将有所惕而不敢遽行。孟生博士以中国使馆稔知康德黎君与予相习，故决计只身前往。
于是孟生博士驰赴波德兰区四十九号，叩中国使馆之门，令门外守兵招一华人之能操英语者出见。俄而一中国通译员出接，其人即唐某，始则捕予于途，继则饵予于使馆者也。孟生博士启口第一语，即曰：“某欲一见孙逸仙。”唐某面作踌躇之色，口中喃喃曰：“孙……孙……”一若不知斯名之谁属者。既而答曰：“是间并无此人。”孟生博士即告以孙某确在是间，无庸讳饰，今英国外务部已知此事，而苏格兰警署且已派员澈查云云。然唐某竭力剖辨，谓此种消息纯属谬妄。其言侃侃，其色肫肫。虽以旅居中华至二十二年、善操厦门方言其熟如流、而于华人之性情习俗又号称洞悉之孟生博士，亦不觉为所摇惑，几疑予被拘之事之全不足信也。若唐某者，洵不愧为中国之外交家，将来出其善作诳语之才力，何难取卿相，列台阁？孟生博士归为康德黎君言：“当其辨白之时，形容极坦率，辞气极质直，甚且谓孙某被幽之信，或出孙某之自行捏造，冀以达其不可测度之目的焉。”
康、孟二君为予奔走营救，至是晚即礼拜日下午七点钟时始各分袂。然二君均以所谋无当，意殊不慊。且恐中国使馆既知英政府已有所闻，或即于是夜实行递解亦未可知，否则亦必将移禁他处。二君所虑，不为无见。幸当时之所谓曾侯（按即曾纪泽，龚使之前任也）者，甫自伦敦返国，已将居宅退赁，否则使馆中人必且以予改禁曾宅，而反请英政府赴使馆检查，以辟外间之流言，而示推诚相与之态度矣。虽然，改禁之计虽可无虑，而递解之期既定于礼拜二日，则承载之轮舟是时必已安泊于船坞可知。彼使馆或托词押解疯汉，在夜深人静后，藉免途人之属目，而因以纳予于船坞，又未可知。此予友之所以不能无惴惴也。
予友康德黎君以是不能释然于心，计惟有遣人密伺于中国使馆之外，借以侦察其行动。因急往访某友，某友告以“思兰德号”（Slater’s Firm）之所在。“思兰德号”者，美国私家侦探设于伦敦本区（所谓伦敦本区者，盖伦敦全境分为若干区，而此则名伦敦城，即伦敦本区也）以待雇者也。顾是日为礼拜日，康德黎君既抵佩星和尔街（Basinghall Street），见有花刚石所建华屋，审为“思兰德号”，即按其铃，挝其门，甚且大声以呼，而屋中阒然无应者，盖以礼拜日之故，循例休业。然则英国于礼拜日无应办之案乎？曰：非也。所谓礼拜星期者，不过借人为之力强分一月为若干部分，藉以取便于世俗而已。彼犯案者，何尝辨其为礼拜日与非礼拜日哉！
康德黎君不得已与在途巡警相商，且与御者互相讨论，此御者已知中国使馆之案，而颇欲尽力驰驱者也。既而定计往最近警署，康德黎君入见，具陈中国使馆之事。警官问曰：“君所欲侦察之地果何在乎？”
予友曰：“在西境之波德兰区。”
警官曰：“嘻！君盍回西境谋之。若本署则属伦敦本区，与西境无涉也。”
康德黎君之意，固知东境与西境之警署同一无济，因复请曰：“可由贵署遣一侦探往伺中国使馆否？”
警官曰：“是不能，伦敦本区之警察实不能与闻西境之事。”
康德黎君曰：“然则贵署亦有更事既久而今已退闲之警察，愿为予略尽微劳，以邀少许之酬谢者乎？”
警官曰：“是或有之，当为君搜索也。”
警署中人互相商议，冀得一相当之人以克数，既而曰：“得之矣，有某某者似可以膺斯任也。”
予友叩以其人之居址，则曰：“斯人寓蓝藤斯敦（Leytonstone），君今夜恐无从访得之；盖今为礼拜日，固君所知也。”
既而警署中人又聚议良久，始得一相当之人，其所居在伊士林敦（Islington）之吉勃斯屯场（Gibston Square）。既以其姓名居址见告，予友乃兴辞而出。
予友既出门，思先往报馆，以予被逮事告诸新闻记者，而后赴伊士林敦访侦探。即驱车至太晤士报馆谒其副主笔，馆人出会客启一纸，令予友声明请见之缘由。予友大书曰：“中国使馆之诱捕案。”时已夜间九点钟矣。馆人约以十点钟时再往相见。
于是予友赴伊士林敦，访警署介绍之侦探。既抵其境，搜觅良久，始得吉勃斯屯场。其地殊幽暗，少灯火。既得吉勃斯屯场，复按户检查，始得警署所示之某号。予友叩户而入，所谓某侦探者固自不误。而其人以事不克承命，愿转荐一人，予友不得已诺之。特其所荐之人之居址，须求诸其人之名刺，于是倾筐倒箧，并破衣败絮之中亦复搜寻殆遍。既而见一纸，谓予友曰：“得之矣。虽然，此人近方守护伦敦本区某旅馆，勿庸至其家访之也。”
予友踌躇者再，既见侦探室中有数童子拥挤一队，乃请于侦探，令速具一函，遣一童径送其人之家，予友复偕同侦探亲访其人于某旅馆，是两者必遇其一矣。部署既定，予友与侦探驱车至某旅馆，馆在巴毕干（即古堡）邻近，顾探索良久，迄未见是人踪影。既而知旅馆须于十一点钟始闭门，则是人亦必于是时始至。康德黎君因令同行之侦探在旅馆外候其友，而己则驰赴太晤士报馆，尽以予被捕事告记者。记者以所言缮存一纸，而登载与否，则当听报馆之主裁。康德黎君是日回寓，已在夜间十一点半钟。及十二点钟，而拟雇之侦探尚未至。康德黎君虽甚焦闷，而热心豪气曾不稍减。计惟有亲赴中国使馆，躬自侦守于门外，果有潜解人犯事，可立起而干涉。因以此意告诸康德黎夫人，与夫人握手而出。
康德黎君甫出门，即与一人相值，审知为奉命而至之侦探，乃偕被赴中国使馆。是时虽已十二点钟半，而使馆内灯火犹明，人影未息，是可知孟生博士昼间一言，实足致个中人之惊扰也。康德黎君令侦探伺于一亨生车内，车在渭墨街（Weymouth Street）街南屋宇下，介于波德兰医及波德兰路之间。是夜月明如水，中国使馆出入虽有二门，而车中人并可瞭见，万一予于深夜被押解出，则车中人得以驰逐于后，以踪迹予之所往，若步行则必有所不及也。
予友康德黎君归寝，已在二点钟时矣。此一日间所为之事，如禀诸政府，诉诸警署，告诸报馆，而终则密遣侦探伺察于使馆之外，予友一日之心力竭，而予命亦赖是以获全。
礼拜一日（即十月十九号），康德黎君复往“思兰德号”，雇一侦探授以方略，令旦夕伺于中国使馆之外。及午，康德黎君以本国外部命，将此案始末缮成禀牍，上诸部。盖英外部之意，欲筹一非正式之办法，冀中国使馆就此释予，免致酿成国际上不堪收拾之交涉。况予之被逮纯出传闻，或得诸密诉，尚无确实之证据，故当事者谓不用正式交涉为宜。迨英政府质诸格来轮船公司，而知中国使馆确曾雇定船舱，于是始瞭然于不特私捕人犯为非虚，且实行递解亦在即。于是此案经由英政府办理，而予友之责任始宽。
英政府遣侦探六人密伺手中国使馆之外，并密饬附近警署加意防守。予有欧装小影一帧系游美时所摄写者，英政府发交警吏，借资辨认。盖外国人未尝赴华游历者，其视华人面目几于彼此相同，无甚识别，故予平时所摄之影殊不足资英警察之用；若此照则不特身服西装，且有短须，即额上发亦理成欧式也。吾华虽为早婚之国，而留须极迟，其有此资格者大抵已身为人父或为人祖父，若予当时则行年犹未三十也。
及礼拜四日（即十月二十二号），英政府缮就保护人权令，拟饬中国使馆或马凯尼将人犯交出审讯。嗣以中央刑事裁判所不允，遂未见实行。
是日（十月二十二号）下午，有《地球报》（Globe）特派访员造见康德黎君，询以中国使馆诱捕之某华人，其生平行事及本案情节。康君尽以所知相告，并称尝于五日前即礼拜日（即十月十八号）以孙某事告于太晤士报馆，继复于礼拜一日（即十月十九号）续往报告，故康德黎君之意，此案宜向《太晤士报》首先发表。即而康德黎君又谓《地球报》访员曰：“虽然，君试以笔录者为吾一诵之，吾当为君正之也。”于是访员以所草之稿，向康德黎君诵毕，康德黎曰：“甚是，君可即以此登报，惟稿中不可述康德黎之姓名。”
此案子未经刊布之前，知者已不乏人，当礼拜二日（即十月二十号）之晨至少已及二三百之数。然彼到处谘询，随事刺探之报馆访员，则至礼拜四日（即十月二十二号）之下午而始有所闻，亦可异也。迨报界风闻，利事难更隐。自《地球报》揭露此可惊可愕之异闻，而覃文省街四十六号之屋几乎户限为穿，予老友康德黎君遂觉应接不暇矣。
《地球报》发行后不及二小时，《中央新闻》及《每日邮报》各有访员一人登予友之门，咨访此事，予友虽力主缄默，然于本案大概情形，仍举一二以告。两访员兴辞后，径往中国使馆求晤孙某，其出接者即彼机变环生之唐先生。唐先生力称使馆并不知有孙某，于是访员示以《地球报》所刊新闻。唐大笑曰：“是皆欺人之谈，纯出凭空构造。”《中央新闻》访员乃正告之曰：“君无庸讳饰，彼孙某被幽于斯，若不立行释放，则明日之晨将见有数千百之市民围绕使馆，义愤所发，诚不知共所极耳！”唐某仍声色不动，且狡展更甚于前。
既而访员等四出以求马凯尼之踪迹，得诸米突兰旅馆（Mid-land Hotel）。其与访员问答之辞，详见英国各报纸，今转录如下：
中国使馆参赞马凯尼勋爵于昨日下午三点半钟赴外部，面陈一切。玛凯尼答某报访员之问曰：“某甲被留于中国使馆一事，除报纸已载之消息外，我殊不能更有所陈述。”访员曰：“外部刊有布告，谓外部大臣萨里斯伯（Lord Salisbury）已照会中国公使，请其将拘留之人释放矣。”马凯尼曰：“诚然。”访员曰：“敢问此照会之结果若何？”马凯尼答曰：“某甲自当释放，然释放之时须力顾公使馆之权利，勿使稍受侵害。”
厥后又有某报访员晋谒马凯尼，马凯尼谓之曰：“彼拘留于本使馆之华人，并非孙逸仙。此人之果为谁某，及其既抵英国后之一举一动，本使馆洞悉靡遗。彼之赴使馆系出自己意，并非由使馆之引诱或强迫或拘捕。盖华人之来伦敦者，独居无俚，人地生疏，而至使馆问讯或与使馆中人聚语，固属常有之事。特此人之来，其形迹似有所窥伺，且自恃使馆中无识其人者，故敢为之而无忌。初时由使馆某员接见，既而介绍于我（马凯尼自谓），谈言酬酢之中，彼无意倾吐一二语，始疑及此人者殆即本使馆所伺其举动、稔其平昔之某某也。迨次日复米，而其人之为某某确已徵实，遂拘留于此，俟中国政府训令既至，而后量为处置。”
马凯尼之论国际问题则曰：“某甲华人也，非英人也。中国之公使馆不啻为中国之领土，其有统治权者惟中国公使一人而已。华人之赴公使馆，既出自其人之本意，而公使馆以其有罪案嫌疑之故，即加以拘留，此在外人实无干涉之权。设其人而在公使馆之门外，则办法即从而大异。盖门外为英国之领土，公使馆非先请信票，即不能逮捕也。”
马凯尼又答曰：“某甲虽被拘留，然使馆并不视为囚犯，起居饮食均甚优待。外间所称某甲或受非刑，或遭虐迁等语，殊堪嗤笑。”马凯尼又谓英国外部已来函质问，公使馆拟即备文答复云云。
《中央新闻》曰：“马凯尼勋爵自外部回中国使馆后，即趋至龚大人之寝室，告以外部大臣萨里斯伯必欲将孙逸仙释出使馆之种种理由。”
马凯尼之所言所行是否正当，非予所欲言，直宜听诸公论，并质诸其一己之良心而已。在马凯尼之意，以为彼之举动亦自具有理由，然在头脑清醒者当不出此，而况马凯尼又身为使馆参赞，其职位至为重要乎！且不第身为参赞而已，彼唐先生不云乎：中国公使仅拥虚名，而使署大权则尽操诸其手也。
当时予友所以营救予者，几于无计不施，录新闻纸一则亦足以见其大概也：
“现访得孙逸仙之友，曾筹备一勇悍之策，以为援救。后由外部及苏格兰警署向某等担保，谓孙某在中国使馆决不至受荼毒，其策因以作罢。盖孙君之友已请于包华斯谷子爵（viscount Powerscourt），拟登家之屋顶，攀缘以达中国使馆，破孙君所居室之窗，挟之而出。子爵家在波德兰区五十一号，与中国使馆比邻。某等并将此计密达孙君。孙君虽被中国使馆加以桎梏，行动不得自由，然仍密报共友，谓如蒙相援，当于室内用力毁去窗棂，以期出险等语。其友辈并备一车，候于中国使馆侧，待孙君既出，即乘车疾驰至其友家。”
报纸所载，虽不尽无因，然与事实略有异同。盖英仆柯尔于十月十九号遗书于予友康德黎君，谓某于今夕当有一绝妙机会，可使孙君攀缘至波德兰区邻屋之巅，借以出险；君如以此计为可行，则请商准邻屋主人，遣一人待于其室，借资援手，并望赐复以定进止云云。康德黎君既接此书，即持赴苏格兰场警署，乞遗一巡警与康德黎君偕往波德兰区，用相协助。惟警署中人，以为此等计划不免损失威严，殊非正办，故力劝予友勿行；并谓孙某必能于一二日后，由中国使馆正门徜徉以出云。
十月二十二号，柯尔携煤篓入，微示意于予。待其既出，就篓中检得一纸，则剪自《地球报》者。其载予被逮情形，颇称详尽，即观其标题已足骇人心目，如曰《可惊可愕之新闻》，日《革命家之被诱于伦敦》，曰《公使馆之拘因》。予急读一过，知英国报界既出干涉，则予之生命当可无害。当时予欣感之情，真不啻临刑者之忽逢大赦也！
礼拜五日（即十月二十三号）自朝至午，仍幽居一室中，未见有何发动。及傍晚四点半钟，彼监守予之使馆卫兵，一中一西，忽发键而入，谓予曰：“马凯尼君在楼下待汝。”旋令予纳履戴冠，并加外褂，既毕，即导予至最下一层。予意英政府或将遣一人拽检，故若辈欲藏予于地窟中，未可知也。守兵虽告予省释在即，然予终未敢遽信。既而忽睹予友康德黎君，又见有与予友偕至者二人，予心始为之一舒，而知省释之言为非谬矣。
与予友偕至者，一为苏格兰场之侦探长，其一年事已老则英外部之使者也。马凯尼当诸人之前，将搜去各物一一还予，并对侦探长及外部使者为简短之说辞，曰：“某今以此人交付君等。某之为此，期在使本公使馆之特别主权及外交权利两不受损。”云云。予当时方寸激扰，更不能深辨其言之趣味，然在今日观之，则其所云云，岂非毫无意旨，而又童騃之甚者哉！
既而马凯尼告予，谓予已恢复自由，遂与予侪一一握手，启使馆之侧门，肃予侪出。予侪于是出门下阶，由使馆屋后而入于渭墨街中矣。兹事虽微，然以英政府之代表而竟令从后门出，在中国外交家方且自诩其交涉之间又得一胜利，其为有意简亵，固无可讳言。彼马凯尼虽非华人，然固同化于华俗，而又干东方风气之中深得其江河日下之一部分者也。倘外人以此相责，则马凯尼又必有随机而发之诡辞，如谓使馆前厅既为报馆访员所占，而使馆大门之外又为千百市民所围绕，当时英国外部之意急欲将此案暗中了结，勿俾张扬，则使者之出虽由后户，而于英国当道之用心固不失为体贴尽致也。
英人观念与华人不同。在英人方以为外交之胜利，而中国使馆只须于省释时之举动间略加播弄，即不难一变而为中国外交之胜利。故予之省释，在英华两方面固各有其可慰者在也。
予省释之前，外部使者于衣囊中探一纸授马凯尼。马凯尼才一展阅，即毕稔其内容。是可知此纸所书，仅寥寥数语而已，然予之生死则固系于是矣。
“既出使馆门，则渭墨街中之环而待者，亦至拥挤。彼报馆访员见予，即欲要予叙话。侦探长急拥予人一四轮车，与予友康德黎及外部使者同驱至苏格兰场。侦探长名乔佛斯，在车中危言正色向予诰诫，甚且呼予为顽童；谓此后务宜循规蹈矩，不可复入会党，从事革命。车抵白宫区某旅馆前，忽焉停轮，予辈自车中出，立于道旁。瞬息间，各报访员已绕予而立。予辈自波德兰区驰骋至此，已半英里有余，而各访员又何能突然出现于此？中有一人，予见其曾跃登御人之侧，与御人共坐而来。然此外尚有十余人，岂盘踞于予辈车顶而偕来者耶？各报访员虑予一人苏格兰场警署，或不免有稍久之盘桓，因要予于某旅馆前，俟予出，即拥予至旅馆之后屋，其为势之强，较诸唐某等曳予入使馆时为尤甚；而各访员等之渴欲探予消息，较诸中国使馆之渴欲得予头颅为尤剧也。予既人旅馆，被围于众人之中，有问即答，各访员随答随写，其疾如飞。予观其所书，心窃异之，盖予当时狁未知其所用者为速记书法也。予言既穷，无可复语，忽闻予友康德黎君呼曰：“诸君乎，时至矣！”予仍被掘簇入车，向苏格兰场进发。警署之视予，直同一无知少年，即观于侦探长乔佛斯可见。盖乔佛斯诚挚之容色，坦率之言辞，长者之对于卑幼则然也。予既入警署，即将前后所遭历述一过。警官录毕，向予宣读，读毕命予署名纸末。所历可一小时，乃偕予友康德黎君兴辞而出。
康德黎君挈予归，相见之悲喜，接待之殷挚，自无待言。康德黎君夫妇等，成举杯为予头颅寿。是晚求见予者弗绝，至深夜始得就寝。此一宵睡梦之酣，实为予有生以来所罕觏。连睡至九小时，忽为楼上群儿跳号之声所警醒。第闻康德黎君之长子名坎思者，谓其弟妹曰：“柯林，汝扮作孙逸仙。柰儿，汝扮作马凯尼。我则为援救孙逸仙者。”未几，喧闹杂沓之声大作，马凯尼被扑于地矣，孙逸仙被援出险矣。于是鼓声鼙鼙，笛声呜呜，以示大赦罪之意；而合唱一歌，名曰《布列颠之前锋队》（The British Grenadiers）。
礼拜六日（即十月二十四号），来访者仍终日弗绝。予与康德黎君一一应答，几于舌敝唇焦。且来访者无不亟亟问讯，康德黎、孟生二博士何以能得此消息。设于侪漫应曰“赖使馆中人之密为传递”，则使馆中人之厚予者反不免因是而被嫌疑，遭摈斥，是大不可也。乃英仆柯尔自此案既白，即毅然辞退，不愿复役干中国使馆。是则以一身之去，免余人于嫌疑，而予侪亦可以道破实情，谓居间通信乃出于柯尔之力也。至外间谓予厚赂柯尔因得脱险，殊非事实。予以密信授柯尔，并以二十镑，固谓柯尔为予教奔走，不得不稍偿其劳；讵知柯尔即于得金之次日，转授于予友康德黎君，谓此为孙某之物，请予友代为收贮。及予既归，始知共事，乃以二十镑力迫柯尔受之。予当时财力止此，故所赠亦止此，揆诸方寸，殊嫌未惬也。当十月十八号（即礼拜日）下午柯尔为予投书至康德黎家时，既已按铃入门，达于厅事，知予友已外出，乃请见康德黎夫人。仆闻言，入白夫人。柯尔独立厅事中，瞥见厅之一隅有一华人仁立而望，因大惊失色，自思此来必已为使馆所知，故遣人尾随至此。迨夫人出，柯尔以所疑告。夫人急慰解之，令其无恐。盖立于室隅者实一塑成之中国人形，其大小与人身相似，康德黎君在香港行道时赏其塑制之工，遂购归，设于厅事。骤见者往往怪诧，而柯尔心胆既虚，则惶恐尤甚也。
予当日遭逢，大略尽是。是时英议院尚未屈召集之期，故不知议院云何。然予自出险之后，相识渐众，伦敦及伦敦以外之英人参以是谬相推爱，极一时宾朋酬酢之乐焉。
当时英国报纸关于此案之记载评论，谨择要附录于下。
其最先投函于伦敦《太晤士报》者，为荷兰学士Professor Hol-land，文曰《孙逸仙案》：
“记者足下：因孙逸仙案而发生之问题有二：（一）中国公使之拘留孙某，是否为违法举动？（二）设其为违法举动，而又不允释放，则宜用何种适当之方法，俾将孙某释出？
第一问题之答语，固无庸远求。盖自一千六百又三年法国苏尔黎（sully）为驻英公使时，虽有将某随员判定死罪移请伦敦市尹正法之事，然自是厥后，凡为公使者罕或行使其国内裁判权，即对于使馆中人亦久不行用此权。惟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葡萄牙驻荷公使蓝陶氏（Lcitao）以见欺于马贩某，将该马贩拘禁于使馆，终至激起荷人之暴动，将公使馆搜劫一空。当时荷人威克福氏（wicquefort）对于蓝陶此举深致评驳，盖蓝陶氏固尝在大庭广众中演说万国公法。非不知法律者也。今孙逸仙既在英国，自当受英国法律之保护，乃公使馆骤加拘禁，是其侵犯吾英国之主权者大矣。
第二问题虽不若第一问题之单简[简单]，然解决之方，要亦无甚困难。中国公使如不允将孙某释出，则英国借此理由，已足请该公使退出英国。如以事机急迫，恐饬令该公使回国之举或不免涉于迟缓，则以本案情节而论，即令伦敦警察入搜使馆，亦不必疑其无正当理由也。或谓使馆应享有治外法权，此治外法权一语过于简括，实则其意义不过谓使馆之于驻在国，为某种缘由之故，间有非该驻在国平常法权所能及耳。然此等享有权历来相习成风，业已限制甚严，且证诸成案，而于通行之享有权外，实不能复有所增益也。证诸一千七百十七年裘伦保（Gyllenburg）之案，可见使臣驻节于他国，苟犯有潜谍不利于该国之嫌疑，则该国政府得拘捕其人，搜检其使馆。又证诸一千八百二十七年茄赖丁（Mr．Gallatin）之御人一案，只须驻在国之政府以和平有礼之通牒报告使馆之后，即可遣派警察赴该使馆拘逮犯案之仆役。又除西班牙及南美洲各共和国之外，凡使馆已不复能藏匿犯人，即政事犯亦不得借此为逋逃薮，是又各国所公许者也。至于公使馆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羁禁，则驻在国之地方警察惟有斟酌情势所需，为实力之干涉，以资解决而已。
今孙逸仙坚称被中国公使馆诱劫于道途，且将舁赴轮舟，以便解送至中国，是中国官场对于此案所负之责任，固无庸深诘。中国官场悍然出此，岂尚能有辩护之余地乎？万一诱劫之情果属非虚，押解之谋见诸实责，则此案之情之严重，不言可知。而其出于公使馆僚属之急于见功，亦可洞见麦丁博士（Dr．Martin）在北京同文馆教授国际法有年，使臣在外应遵何道以行，中国政府岂犹茫然未之审也？——十月二十四日荷兰由奥克斯福发”楷文狄虚（Mr．Cavendish）者，生平于国际交犯之法律最极研究有素者也，其语某君之语曰：
“孙逸仙一案，以予记忆所及，实无其他相同之例案可资引证。昔者桑西巴（Zanzibar，东非洲国名）谋篡君位之人犯，系自行走避于伦敦德国领事署，挟德政府相厚之情，冀为庇护；既而国际法之问题起，德人不允交出，遂移往欧洲大陆之德属境内。此与本案截然不同。盖孙逸仙系中国之藉民，其所入者系本国之使馆，其逮捕者系本国之使臣，其罪名则系谋覆本国之政府，凡此所述如悉系事实，则只须由英国外务部出而为外交上之陈辞，而无须为法律上之办理，盖按诸法律实无可引之条也。”
胡德氏（Mr．James G．Wood）为荷兰氏所建之议，亦投函《太晤士报》，为法律问题之讨论曰：
“荷兰学士所拟第二问题，虽揆诸情势，幸已无甚重要。然此端实大有足供研究者在。窃谓该学士所拟之答语，殊不足令人满意也。
该学士论及中国公使万一不肯将人犯释放条下，有云‘以本案情节而论，即令伦敦警察入搜使馆，亦不必疑其无正当理由’云云。该学士既曰不必疑，则必有其可疑者可知；至于可疑者究竟何在，则该学士未之释明也。以该学士之所答，并不能谓为解决问题，只可谓之猜测而得一解决法耳。公使馆即或违法而拘留人犯，然伦敦警察并无入公使馆释放人犯之职权；万一有入公使馆而为此举动者，公使馆尽可以强力拒敌之，揆诸法律无不合也。以吾所闻，公使馆果有私拘人犯之事，则揆诸法律所可以行用之手续，惟有颁发交犯审讯之谕（Habeas corpus，即保护人权之令，若被捕后不即交审，可发此谕交由公堂讯判，如无罪则二十四小时后即应保释）而已。顾事有难焉者，则此谕将交诸公使乎？抑交诸公使馆中之员役乎，设交诸公使或员役，而彼乃置诸不问，则可施以藐视公堂之处断乎？以予所知，实无成案可以援引也。
荷兰学士又谓公使之所居应享有治外法权，其实公使馆与轮舟不同，彼享有此权者乃公使之本身而非公使馆也。相传公使之本身及其家属随员等，于民事诉讼得享有完全蠲免权，是以此等问题者，乃个人问题，而非居处问题；乃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诸公使及其家属随员等之问题，而非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诸公使馆之问题也。惟其然也，故予所拟颁布交犯审讯令之办法，似不免牵涉而有碍于邦交也。
至引用成案，谓警察得持信票人公使馆拘捕在他处犯有罪案之人犯，如荷兰学士所谓‘公使馆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羁禁，则地方警察惟有为实力之干涉’云云。斯论也，实亦不足为万全之计，盖此等成案与孙逸仙案并无公同之点也。”
——十月二十七日胡德氏发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口香港《支那邮报》有论云：
“孙逸仙者，即近日被逮于伦敦中国公使馆，拟置诸典刑，视同叛逆者也。顾此人他日似未必不为历史中之重大人物，然未经正当之法廷加以审讯，自不得谓为与会党有关，且不得谓该会党之举动确在倾覆中国朝廷也。彼以孙逸仙为叛逆者，仅出于伦敦中国使馆与夫广东官场之拟议耳。然孙君固非寻常人物，以开通之智识而目击中国数百兆人之流离困苦，彼一般华人之中，且有慨然动念、奋然思起者矣。据中国官场之宣告，谓此等华人曾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间起而图乱，其为之领袖者，则孙逸仙也。
中国之不免于变乱，夫人而能言之；而其变乱之期之迫于眉睫，则无论居于外国之外人不能知，即寓于远东之外人亦罕有能知之者也。迨广州之变既作，以事机不密，倏就倾覆，而当事者仍漠然不动于心，至堪齿冷。他日变起，其可危必更甚于昔之金田军；盖其组织之新颖，基础之文明，较金田军尤数倍过之也。总之，领袖诸人以事机未熟，故暂图偃伏，非以偶然失败之故而遂尽弃其革命之计划也。
至革命派之缘起，虽无由追溯，而其大致要由不慊于满清之行事。近中日一战，而此派遂崭然露其头角。孙逸仙博士辈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宪政体之创行而已，迨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然历观中国历史中之崛起陇亩，谋覆旧朝者，其精神意气大都豪悍不驯；而孙氏则独不然，秉其坚毅之心志，不特欲调和中国各党派，且将使华人与西人、中国与外国亦得于权利之闻悉泯冲突焉。然而事有至难解决者，则一举之后必有种种继起之困难，而此等困难最足使任事者穷于应付也。孙氏岂不知有大兴作，不得不借外国之国家与个人为之援助，然而中华全国方无处不为排外之精神所贯彻，是则欲抿除而开导之，固不能不有需乎时日也。总之，此等事业，其性质至为宏硕，而其举措又至为艰难。惟孙氏则本其信心，谓他日欲救中国，势不能不出乎此；而目前则惟有黾勉以图，冀其终底于成功而已。
孙氏诞生于火纳鲁鲁，受有英国完美之教育，且于欧美二洲游历甚广，其造诣亦至深。昔尝学医于天津，继复执业于香港。其躯干适中，肌肤瘦挺，容貌敏锐而爽直，举动之间毫无矫矜，而言语又极恳挚；至其知觉之敏捷，处事之果毅，尤足使人油然生信仰之心，是诚不可谓非汉族中之杰出者也。中国今日正与各国在专制时代无异，凡主张创行新政，革除腐败者，概被以叛逆之名，故有志之士欲传播其主义，势不得出以慎密。孙氏于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始著有政治性质之文字，发行于香港，而传播于中国南省。其于良政府与恶政府描述极为尽致，两两相较，自足使人知所去取。然而措辞至为留意，虽以彼很[狠]若狼虎，善于吹求之中国官吏，亦复末从而指摘之。中国人士得读此书，无不慨然动念。未几，遂有秘密会社之发生，则孙氏与焉。
当中日战事未起以前，中国水陆两军，以上官之遏抑，已多怀怨望；期文官亦非无表同意者。况中国伏莽遍地，响应尤易。其初次起事之期定于本年三月间，时则火纳鲁鲁、新嘉坡、澳洲等处，纷纷输资回华。然人才尚形缺乏，军需亦未充足，遂改期至十月问。于时军械弹药陆续购备矣，香港之党人赴粤以攻广州矣，饷项亦甚形富足矣，外国之参谋官及军事家已延聘矣。日本政府虽无明白之答复，而党人则已请其援应矣。凡起事之谋，可谓应有尽有。不幸为奸人所算，泄其谋于当事，卒至全功尽覆。盖当时有侨寓香港之中国某富商，附和新党，知其集资购械等事可缘以为利，遂宛然以富商而为志士。既而知起事期迫，该商方为中日战事后某财政团之一，经营中国路矿等事，恐干戈一起则权利将受影响，遂不惜举党人之谋尽泄于粤官，而仍缘之以为利。党人之计既被所倾覆，孙氏即出奔于异国。此次以嫌疑被戮者凡四五十人，并悬赏以缉孙氏。
孙氏由香港至火纳鲁鲁，复由火纳鲁鲁至美国。驻美中国公使馆中人闻孙氏之绪论，颇有志于革新。既而赴伦敦，思欲以鼓吹驻美使馆者鼓吹驻英使馆。而不意美使馆有阳则赞成革命，阴则志香港富商之志，思缘以为利者，密白其事于驻英使馆。而孙逸仙被使馆诱劫之案，遂因以演成矣。此案虽由马凯尼一再辨护，而孙氏之始则被劫，继则羁禁，固已无可讳言。至孙氏之得脱于祸，实赖友人康德黎博士之力云。”当时英人士讨论此案，多集矢于马凯尼，《太晤士报》最先著论抨击之，文曰：
“欧洲各国方以目前为邦交辑睦，彼此相安无事之时，而岂知伦敦中国公使馆突然发见一案，其以破坏法律及成例，而足以惹起国际之交涉者，关系固不浅哉！孙逸仙被幽于中国公使馆之中，幸其财力犹足以暗通消息，俾其英国友人得施营救之计。英警署既派遣侦探密伺于公使馆之外，俾该使馆无由将孙氏运解至船。而外务大臣萨里斯伯又要求该使馆期以立释。幸而此案早破，得以无事。否则孙氏既被递解，就刑戮于中国，英之外务部必且致责言于中国政府，而勒令将本案有关之人一一惩办，其损害于邦交固何如哉！孙氏既被诱劫人公使馆，即由马凯尼勋爵出见，旋即被锢一室，直至英外部出而干涉，始克见释。夫马凯尼，英人也，乃亦躬与于此案。此案之失败固可预料，即幸而获免，然他日与于此案者亦必同受巨创，马凯尼此举不亦可异乎？闻中国公使当释放孙氏之时，谓渠之释放此人，期无损于使臣应有之权利。噫！此等权利似决非文明国所欲享有者也，设竟或使用此等权利，则其为不可恕，又岂待言？昔者土耳其使臣在伦敦诱亚美尾亚人入使馆，意在絷其体，塞其口，而舁送登舟，递解回国，冀为土耳其皇之牺牲。孙氏之案，毋乃类是乎？”
马凯尼睹是论，即复书该报曰：
“贵报评论向极公正，乃本日社论中评某华人被诱于中国使馆一案，词连于予，殊失贵报公正之素旨。彼华人之自称姓名甚多，而孙逸仙其一也。贵报既历叙使馆与孙逸仙所述之案情，而对于予之行为则颇致微辞，是明明以孙逸仙之所言为可信，而以使馆之所言为不足据也。贵报引土耳其使臣在伦敦诱阿摩尼亚人事为佐证，殊不知本案并无所谓诱劫，彼原名孙文，伪名孙逸仙所供之辞，如谓被捕于道途，被挟入使馆等语，皆至不足信者也。孙逸仙之至使馆，系出己意，且为使馆中人所不料。其初次之来在礼拜六日，即十月十号。二次之来在礼拜日，即十月十一号。治国际法学者对于孙逸仙被使馆拘留一节，无论作何评论，抱何见解，然必先知本案并无所谓诱骗，即其入使馆时亦并未尝施以强力或欺诈，此为本案之事实，而亦至可凭信者也。”
观马凯尼此书，其云孙逸仙姓名甚多，是明明将以此肆其污蔑，使外国知予非正人。而不知华人习俗，多有以一人而兼三，四名者，此在马凯尼要无不稔知之也。华人自有生以后，襁褓中父母所呼之名，一也；稍长从师，学塾中师长所授之名，二也；既而身入社会，则有所谓字者，有所谓号者，惟名字屡易，而姓则不变。彼马凯尼之在中国，有称为马大爷者，有称为马凯尼者，有称为马晋山者，以此例彼，其道一也。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斯比克报》（The Speaker）亦刊有一论，其标题为《波德兰区之牢狱》。论曰：
“马凯尼者，役于中国公使馆者也。此公使馆之受役者，以不慊于《太晤士报》之评斥，而投函更正，是亦犹土耳其大僚胡资氏（woods Pasha）为土政府辨护之故，而现身于英国之报纸也。然此事出诸真正之东方人，则不特为情理所宜然，而亦足徵其性质之特别；若出诸假托之东方人，则适足以供嘲笑而已。马凯尼之布告天下，谓孙逸仙医士之入公使馆，并非由于诱劫；然使孙逸仙当时稔知彼延接者、招待者为何如人，孙氏固肯步入彼波德兰区之牢狱（以公使馆在伦敦之波德兰区，故名）而绝无趦趄瑟缩乎？马凯尼于此语乃不置一答辞，何也？况马凯尼既睹孙氏被捕，而乃绝不设法以冀省释，直待外务部出而为坚毅之要求，始得出狱，又何故也？夫公使馆苟不欲解孙氏回国，何必系之于使馆中？马凯尼身在伦敦，且以迫于责任之故，遂不得不陷入此可怜之地位。若此剧而演于中国之广州，固不失为循法而行，至正至当也。马凯尼既遭失败，将使北京当道者病其无能，固应缄口结舌，自比于中国人之所为，而乃犹昂首伸眉，论列是非于伦敦《太晤士报》乎？且使此次被劫者而为德国人或法国人，则事之严重将不可问，幸而其人籍隶中国，闻者不过一笑置之。而报纸之对于此事，亦仅如闻李鸿章之忽焉而畀以相位，忽焉而以未奉召命擅自入官，被太后之谴责而己。然而自今以往。凡过波德兰区之牢狱者，不得不竦然以惧，哑然以笑也。（下略）”
予得释后，即投函各报馆，以谢英政府及英报纸相援之情，文曰：
“予此次被幽于中国公使馆，赖英政府之力，得蒙省释。并承报界共表同情，及时援助。予于英人之尚公德，好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徵信。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吾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以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爰驰寸简，敬鸣谢忱。”
孙文缄于波德兰区覃文省街之四十六号
据孙文自述、甘作霖译《伦敦被难记》（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二年五月版）。译本中的英文据该书英文本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