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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男，46岁，2018年11月初诊。
主诉：发作性周身关节疼痛伴高热5年。
2013年7月患者第一次出现全身关节疼痛，伴有高热，瘫卧于床。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未明确诊断，给予抗感染等治疗，病情缓解后出院。
2015年5月2日患者在成都出差时病情再次发作，疼痛伴高热，体温最高40℃，瘫卧于床，不能动弹。因未挂上当地某三甲医院急诊科号，无奈之中，家人抬患者坐飞机到北京求治。
在北京某三甲医院住院诊治40余天，诊断为“变应性亚败血症”，给予激素等药物治疗后症状得以控制而出院。
此后，患者在口服激素情况下每年仍会发作三四次。常在劳累、休息不好、情绪不佳时发作，发作时仍有高热、肢体疼痛并瘫卧于床，每年仍需去北京诊治两三次。
患者母亲因儿子病情反复发作，得不到有效控制，忧心忡忡，茶饭不思，寝卧不安，2年之内忧郁而终。
2018年11月，笔者前往青海讲课，课后当医生的姐姐携其弟弟在餐厅找我为其弟弟诊病。
当时见患者口中有异味，口苦，急躁易怒，失眠，心慌，喜凉，足冷，足踝肿，舌红，苔白腻，脉沉弦。
老师：“变应性亚败血症”呈发作性特点，发作时高热、肢体疼痛而瘫卧于床，严重影响正常工作与生活。西医给予激素治疗，病情虽有所缓解，但病情仍每年发作三四次。
中医如何辨治呢？
“变应性亚败血症”是西医的病名，我们仅作参考。我们要做的是：用中医思维分析病情，辨证求因，并根据其主要病机给予针对性的治疗。
本病在未发作期临床症状虽然不多，但我们可据此找寻疾病的症结或主要病机。
患者有高血压病史，急躁易怒、口苦、失眠、心慌，为少阳枢机不利、肝胆郁热上扰，此其一。
脚踝肿、脚凉、畏寒，为肾阳不足，水饮停聚之明证，此其二。
肝胆郁热，阳虚生湿，湿热内蕴，则见舌红、苔白腻，脉沉弦主病在里、病在肝胆。
病机：少阳枢机不利，肝胆郁热上扰；肾阳不足，水饮停聚；寒热错杂，上热下寒。
治法：和解少阳，清泄肝胆，温补肾阳，渗利水湿。
方药：小柴胡汤合真武汤加减。
处方：
柴胡18g 菊花20g 黄芩12g 黄连9g
五味子15g 茯苓30g 怀牛膝30g 泽泻20g
炮附子10g 生牡蛎30g
7剂，水煎服，日1次。
2019年7月11日本人再次去青海讲课，会议休息时为患者诊病。患者诉服用上方4月余（现已停服中药3月余），高热和肢体关节疼痛未再发作，可喜的是患者激素用量逐渐减少直至停用，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已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偶有心慌、双足时肿痛，肩凉伴有拘紧感。睡眠时欠佳，口中有异味。舌红，苔白，脉沉弦尺弱。
前方去泽泻、附子，加桂枝、川芎、牡丹皮、生杜仲。
处方：
柴胡18g 黄芩10g 菊花20g 黄连10g
川芎12g 五味子15g 茯苓20g 桂枝9g
牡丹皮12g 生牡蛎30g 生杜仲30g 怀牛膝30g
7剂，水煎服，日1剂。
2020年、2021年2次随访，患者在停用激素的情况下，病情一直未再发作，工作和生活与常人无异。
学生：老师，如果患者正值高热、肢体疼痛的发作期，还能用以上方药治疗吗？
老师：对于发作性疾病而言，无论是发作期还是相对歇止的未发作期，一定是有其共同的内在原因或病机，这个内在原因或病机贯穿于疾病的全过程，即无论发作期或相对歇止的未发作期都存在着这个共同的基本病机。
找出此类疾病发作期和相对歇止的未发作期的共同内在原因和病机至关重要。
肝胆郁热，阳虚水停是否就是贯穿患者疾病全过程（发作期、未发作期）的主要病机呢？
此患者在未发作期就诊，主要诉求是解决反复发作的高热、肢体疼痛。治疗上通过清泄肝胆，温阳利水，患者服药后至今病情一直未再复发，减停激素，恢复了正常工作和生活，疾病基本痊愈。
由此可见，肝胆郁热，阳虚水停不仅是未发作期患者的主要病机，同时也是患者发作期的主要病机。也就是说，无论是发作期或未发作期，清泄肝胆、温阳利水都是我们治疗靶点和治本之法。
当然，患者在劳累、情绪波动以及受凉等情况下往往会导致疾病发作，在治疗上除针对其主要病机治疗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随症加减。但切不可单纯见热退热，见痛止痛。
学生：老师，临证中面对长期服用激素的患者，治疗期间的中药用法有没有特别之处？
老师：临证中确实会遇到很多长期服用激素的患者。其实我们在临证中不仅要面对吃激素的患者群体，可能还面对着长期服用降压药、降糖药等药物的患者群体。
对于这类群体，我们不建议吃中药时马上就停止服用西药。一般来讲，我会建议患者服用中药的时候，西药继续服用。
在服中药过程中，随着中药发挥作用，病情逐渐好转，可酌情减少药量，或调整西药用法、用量，或减少西药服药种类。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