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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癫痫的认识源远流长，千百年来，通过对本病临床表现的细致观察，历代医家在辨病辨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最早可追溯至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上面记载有：“婴儿病痫方：取雷矢三颗，治，以猪煎膏和之。小婴儿以水半斗，大者以一斗，三分和，取一分置水中，挠，以浴之。浴之道头上始，下尽身，四肢毋濡。三日一浴，三日已。已浴，辄弃其水圂中。痫者，身热而数惊，颈脊强而腹大。痫多众，以此药皆已。”
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已有多篇记载了痫证。其中，《素问·奇病论》首次提出了“胎中受惊”先天因素致痫的观点：“帝曰：人生而有巅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巅疾也。”《难经》亦有记载：“癫疾始发，意不乐，僵仆直视。”东汉时期张仲景于《金匮要略》立风引汤“除热瘫痫”，方简治效，为后世医者提供了治痫思路。
魏晋隋唐时期，在不同时代的文化冲击以及医家的经验积累中，痫证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且衍生出相关的新理论。晋代王叔和《脉经》中有“大人癫病，小人风痫疾”的论述，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又细化了癫痫的概念。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癫狂候》云：“癫者，卒发仆也，吐涎沫，口，目急，手足缭戾，无所觉知，良久乃苏。”巢氏不仅详细描述了本病的临床特点，还总结出“风”“惊”“食”均可致痫，出现了“风癫”“五癫”等称谓。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列出“治癫痫厥时发作方”“癫痫恶候”“候痫法篇”等，首立“癫痫”之名，将癫痫证候归纳成二十条，并创用龙胆汤、紫霜丸、镇心丸分别治疗风、痰、惊痫，进一步完善了痫证的证治。
至宋金元时期，在激烈的学术争鸣下，中医创见层出不穷。《鸡峰普济方》曰：“癫者，精神不守，言语错乱……痫者，发则仆地，嚼舌、吐沫、手足搐搦，或作六畜之声，顷刻即苏。”其对癫和痫的含义进行了细化。严用和在《济生方·癫痫论治》中提出按五脏分类痫证：“夫癫痫病者……一曰马痫，作马嘶鸣，应乎心；二曰羊痫，作羊叫声，应乎脾；三曰鸡痫，鸡叫声，应乎肝；四曰猪痫，作猪叫声，应乎肾；五曰牛痫，作牛吼声，应乎肺。此五痫应乎五畜，五畜应乎五脏者也。”张从正《儒门事亲·风论》云：“大凡风痫病发，颈强直视，不省人事，此乃肝经有热也。”认为病位在肝。朱丹溪在《丹溪心法·痫》指出“痫证有五……无非痰涎壅塞，迷闷孔窍”，探讨了痰浊与痫证的发病关系，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至明清时期，多民族融合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明代《普济方》提出“血滞心窍，邪气在心，积惊成痫”，丰富了痫证的病因病机。《医学纲目》强调痰气逆乱为本病的病机关键，进一步丰富了小儿癫痫的病因病机学说。王肯堂则在《证治准绳》中对痫证的主要症状、发病过程和起病突然、具有反复性等特点，都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痫病发作则昏不知人，眩仆倒地，不省高下，甚而瘈疭抽掣，目上视或口眼㖞斜，或口作六畜之声。”“痫病仆时，口中作声，将醒时吐涎沫，醒后又复发，有连日发者，有一日三五发者。”清代程国彭则对癫狂痫三病进行了鉴别，并对五痫之说持反对态度，他指出：“经云：重阴为癫，重阳为狂。而痫证，则痰涎聚于经络也。”又说：“痫者，忽然发作，眩仆倒地，不省高下，甚则瘈疭抽掣，目斜口，痰涎直流，叫喊作畜声，医家听其五声，分为五脏……虽有五脏之殊，而为痰涎则一，定痫丸主之。既愈之后，则用河车丸以断其根。”
朝代更迭，有关痫证的病名、病因、证候、诊断和治疗，历代文献都有较多的论述。幸得古人笔耕不息，中医痫证的理法方药才能得到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