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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证对应的说法来源于《伤寒论》。《伤寒论》《金匮要略》都以“（辨）××病脉证并治”为标题，后世的医家学者在整理、诠释《伤寒论》及临床实践的过程中，提出“方证对应”的思想。方证对应是指方剂的组方理法、主治病证，与患者的病机或表现的主证相符合，表面上看是“有是证，用是方”，实则方证之间蕴含了病机的各种变化。后期“方证对应”又衍生出方症对应、方证对应、经方体质学说三个含义，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三个方面仍然是以病机为基础。
《伤寒论》中“证”的含义多指症状和体征，如“观其脉证”“外证未去”“见一证便是”等。清代徐大椿曾言《伤寒论》非依经立方之书，不可拘于六经传变，见症施治即可。清代伤寒大家柯韵伯亦提到“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仲景之方因症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均指出方症对应在临床中的重要性。目前，“方症对应”应用比较广泛的是日本汉医，日本经方派的代表人物吉益东洞认为“《伤寒论》唯方与证耳”，力倡“实证亲试”，注重实效。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日本现代的中医行业，如今日本的中医在医理上是直接学习西医的医理，只看症状用药，如黄则退黄、热则退热、汗则除汗等。有人说“见是证用是药”乃经方捷径，实则我们体会仲景原意，乃是通过症状见微知著，判断病机。如《伤寒论》中小柴胡汤用法，“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是因为“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均可体现“少阳枢机不利”的病机，临证需要抓主要症状，而不必悉具。另外一些细微的症状也能反映疾病的病机，如《伤寒论》“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因为“尺中迟”这一脉象反映出“营血不足”的病机，故治疗时不宜发汗。因此方症相应的捷径中间也需要病机作为桥梁，正如刘渡舟在《经方相对论》中提到，古人说的“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见微知著的本领，实不能离开证候的存在与反映，而症状本身处处体现了病机的发生变化。
《伤寒论》中常见以方命名的证，如34条柴胡证、101条桂枝证等，清代尊经崇古派陈修园指出：“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读者弗悟也。”故后世多言“方随证立，证以方名”，将方证作为一个整体，证在此处不应指单一的症状，而是指一系列症状组合的“症候群”，是患者在某一主导疾病发展趋向的基本病机的支配下，出现的某一特定“症候群”。刘渡舟在《经方医学讲义》中提出，方证相应中“证”指用方的证据、征象，亦是一系列症状的体现。方与证相当于射箭和靶子，能不能射准，关键取决于病机，因此仅仅靠单一症状是不准的，而需要“症候群”的综合反映。如桂枝汤证的症候群有发热、汗出、恶风、脉缓、鼻鸣干呕、阳浮而阴弱，因疾病处于“风寒袭表，营卫不和”病机阶段，故有上述系列症候群，故方证之间的桥梁需要病机来构建。辨证论治之法亦是来源于《伤寒论》，即以证高度总结概括症候群，即方证对应的临床实践应用之法。刘渡舟教授提道，“《伤寒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 ［2］ ，因此辨证思维会丧失临床的灵活性。而我们细观《伤寒论》中的“桂枝汤证”类方，不难发现方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病机具有动态变化的特性，仲景因知病机活法，故组方能不断变化，甚则一方变多方，如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加葛根汤等，皆是因为疾病病机在不断变化，若依辨证之法，将桂枝汤证与“风寒表虚”证画等号，则有失仲景原意。
《伤寒杂病论》中多处体现了中医体质学思想，如尊荣人、失精家、亡血家、支饮家、中寒家、湿家、呕家、冒家、淋家、疮家、汗家等。黄煌教授据此提出“药人”“方人”的新概念 ［8］ 。所谓药人，如麻黄人多体格粗壮，面色黄暗，皮肤干燥且较粗糙，体现的是卫表坚实，气机易于郁闭；而桂枝人，其人多肤色白而缺乏光泽，体形偏瘦者多，腹部平坦，腹部肌肉较硬但缺乏抵抗力，如同鼓皮，体现的是卫表不足，这类人容易出现阳越、气脱之象。再如方人中的炙甘草汤人，其人多羸瘦，皮肤干枯，面色憔悴，多呈贫血貌，此为气血不足、阴阳两虚的体质病机特点。人的体质在一定程度决定了疾病的发展方向，影响了病机传变，如《灵枢·百病始生》所言“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说明内因与外因共同主导了疾病的发展。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病同人异论》亦指出，“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如麻黄人和桂枝人因为体质的不同决定了外感伤寒之后疾病的发展路线不同，经方体质学说之所以能够根据体质而判断疾病的用药，正是因为体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测疾病病机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