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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 在多年行医过程中，您如何看待和对待患者？
王永炎： 医学是人学，医者面对患有疾病的患者，首先要注入儒家的仁学，体认仁德、仁义、仁心、仁术，这也是社会的主流意识。聆听主诉。主诉是患者将自身痛苦向医生倾诉的重要途径。落实到病历时，要区分主诉与现病史，如何抽提主诉是医生的工作。中医临床观象关联内容很广，望、闻、切诊皆可取象议病。聆听主诉是从现实诊疗背景状况的情形而论。一些医生在门诊时经常打断首诊患者的主诉，患者的疾苦未能尽其倾诉。究其原因，一则是医者工作压力大、时间有限，再者是过分相信实验室和影像等报告结果，只关注患者躯体病变，甚而新入院患者的主诉也常常被打断，患者对不耐烦的医生产生了反感。“医者依也，有身者所依赖以生全者也”。医生是患者的依靠，是患者生命的希望与寄托。加之“名医者，声价高，敦请不易”，如果缺乏耐心，忙于“诊务”，“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纵然名气再大，只能成为欺世盗名之“名”医。因此，在对待患者时要有耐心。国学之仁德是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相互呼应的根基。科技进步，诊疗手段和设备的更新提高了临床水平，然而医生面对的是患病的“人”。我考虑到患者有隐喻的病因和伤痛，常在查房后询问患者：“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帮您做的事吗？”作为从事老年医学的中医曾多次于午后坐在病床边听患者讲述世事间复杂矛盾中所忍耐的曲折、坎坷、遭遇和苦痛，还有他们的希望与追求，和他们交流解除折磨的措施。中医讲“郁”乃人生之大忌，隐喻的病因多有郁，郁结而气滞、痰凝、络脉不畅，甚而虚气留滞均能致病。抚慰的话语可以说：让为难的事过去吧，忘掉它，追求快乐，平淡的日子就是幸福的生活。尊重患者，抚慰就是生命的力量，是提高忍耐痛苦的抗病力。中医的医患双方都存在于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之下，无论是疾病观还是诊疗观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源性而具有共同的话语基础，更易相互沟通和理解。不仅如此，中医诊疗过程具有单次诊疗时间长，总体复诊次数多的特点，诊疗过程具有人文关怀的属性。在“时-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下从时间与空间、自然与社会的统一联系出发，认识心身的生理病理现象，用更全面的整体思维来理解和正视生命和生死。医学是人学，具有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双重属性，故在中医视域下，中医与文化背景紧密相连而产生的隐形优势，为弥合医患分歧、建立医患共同体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和启示。
访谈者： 您认为应该如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能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吗？
王永炎： 医学科学精神体现了人类对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的追求与创造，重点在于科学理性地揭示疾病发展的客观规律。医学人文精神提倡对“人”的理解和关心，强调尊重人、理解人、抚慰人和关爱人。21世纪，医学模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化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医学的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识、有意愿的人，他们生活在社会和家庭中。因此，医生永远要走到患者床边去工作，在临床诊疗的过程中，既要治病，更要治人。因此，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交融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和关注。医院的服务理念由“以疾病为中心”转化为“以病人为中心”，提倡保护个人权益和以人为中心的医学道德观和价值观；医生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技术素质，而且要具有高尚的人文修养。中医学的核心在于“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诊治过程中全方位考虑了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等，充分体现了医学人文精神。在诊治时，除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分析病例等，在第一次接触患者时要询问“您怎么不舒服？”，仔细倾听患者诉说后，再询问患者家属，不要打断患者的叙述。在询问病史和查体结束后，要询问患者“您需要我帮您做点什么？”，充分了解患者的需求和对治疗的期望，再与家属交流，核实病情的同时又了解了家属对治疗的期待。多数老年患者接受忍耐病痛并企盼磨难离身，他们急需医生的慰藉帮助。作为医生应具备归属感和同理心，对患者的病痛感同身受是其社会责任和义务，应该尽心竭力宏其道扬其术，挽救危难，为构筑医患道德共同体，做到医德医风的行为示范。尤其在脑病的重大疾病防治过程中，重视心理障碍对疾病的影响，调养心身怡情养性，将叙事医学的聆听患者的痛苦、亲临现场、归属抚慰落在实处。例如在治疗一例老年脑瘤患者时，让患者回顾过去服务人民、报效国家时所做的诸种工作与奉献，感受其为社会作贡献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价值感。并且该患者家住医院附近，除嘱其门诊随诊外，还应定期进行随访，将治疗前移，走进社区家庭，实现转换医学理念。护理方面当清心宁神，让患者多回忆以前的事情，体验价值成就感。家人和医生要多给予患者鼓励，保持周围环境安静，嘱其清淡饮食、适度活动。对脑瘤患者应鼓励安慰，进行心理抚慰，目的在于积极调动精神心理对神经免疫内分泌的作用，发挥后者对肿瘤的有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