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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浩瀚的经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现存古典医籍8000余种，记载着数千年来中医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这是绝无仅有的，尚未被充分开采的人类生物信息的宝库。中医药的理论体系和临床思维模式具有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度融合和统一。中医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
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身处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又要为了生存而与猛兽或同类相残搏斗。风寒湿痹病及外伤创伤较多，逐渐形成了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如用手按伤处，渐渐产生按摩法；在伤口用树叶、草茎等物裹扎伤口而发现止血、消肿、止痛的草药；在烤火取暖中了解到温热对风寒湿痹有一定治疗作用，发明了灸法和熨法，这些都是外治的起源。
晋代名医葛洪有《肘后救卒方》《神仙传》等著作。葛氏论述了开放创口感染的毒气之说，强调早期处理伤口的重要性，描写了骨折、关节脱位、危重创伤等，推荐小夹板的局部固定法和手法整复疗法等。葛氏对防治伤口感染和破伤风十分重视，提出伤口应用药水或盐水冲洗以除毒，他选用韭汁、葱白、板蓝所染的青布，以葛根等药煎水洗疮，然后再外敷药膏，每次换药以盐水洗疮，曰：“有诸疮，先以盐水洗，乃傅上，无不差。”开创了中医骨伤科诊断治疗的新纪元。
隋代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已将伤科病列为专章，并总结了清创手术疗法的原则。一是要在创伤早期施行清创手术治疗；二是要清除异物；三是要正确地分层缝合，其曰：“缝亦有法，当次阴阳，上下逆顺，急缓相望，阳者附阴，阴者附阳，腠理皮脉，复令复常。”四是要正确包扎固定，说明因缝合不当或碎骨未除，导致感染，应摘除缝合，也不再涂浆状药膏，以利引流。还提出对折断的骨骼也可用线缝合固定，曰：“碎骨便更缝连，其愈后直不屈伸。”其含义是对大块的骨折片进行复位缝合固定，缝合后伸直，暂不要屈伸，这是有关骨折治疗施行内固定的最早记载。
唐代蔺道人所著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伤科专书，它成书于846年，阐述了骨折的治疗原则为复位、夹板固定、功能锻炼和药物治疗，标志着中医骨伤科的形成。蔺道人称创伤为“伤损”，把骨、关节损伤分为骨折和脱位，骨折又分为开放性骨折和闭合性骨折两大类，且首次把骨折分为能用手法整复者和不能用手法整复者，即新鲜骨折和陈旧性骨折，书中曰：“凡损，一月尚可整理，久则不可。”蔺道人对骨折的治疗，强调用手法整复，并指出复位前要先用手摸伤处，识别骨折移位情况，采用拔伸、捺正等方法，曰：“凡认损处，只要揣摸；骨头平正不正便可见。凡左右损处，只相度骨缝，仔细捻捺，忖度便知大概。”此便是“手摸心会”的诊断方法。
在隋唐时期，经济文化高速发展，各民族之间交流增多。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到西藏，也带去了大批医书，促进我国少数民族的医学发展，其中以蒙古族的骨伤科形成较早。
宋、金、元时期，随着医学的全面发展，出现了各种医学流派，著名的有“金元四大家”，即“寒凉派”刘完素、“补土派”李东垣、“攻下派”张从正和“滋阴派”朱丹溪等。制定了行气通经、活血祛风、寒湿并用、健脾利湿和调补肝肾等辨证论治的原则方法，并形成了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和补益肝肾等三大治则。
明清时期，伤科理论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正骨手法和固定方法得到进一步完善，伤科专著也逐渐增多。
明永乐年间，朱橚等编著《普济方》，辑录内容包括了15世纪以前的正骨技术和方药疗法，十分丰富。明清时期，骨伤科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熟，不但出现了许多伤科专著，还出现了不同伤科流派，其中最重要的伤科学派有薛己学派。在明代，已开始形成八纲辨证，平补用药，其主要观点为：①强调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得脉理，轻部位；②强调元气作用，治气必补气为主，补气以脾肝肾为主；③强调脾胃肝肾的作用，主张健脾培元固肾治伤；④以八纲辨证论治为主，重内治，反对单纯手法和外治，主张平补，反对寒凉。以四物汤、补中益气汤、八珍汤和六味地黄丸为常用方剂。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具有统一性。人体的局部与整体是辨证统一的，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在生理与病理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腧穴是人体经络之气输注于体表的特殊部位，又是邪气所客之处。因此，通过对腧穴的刺激可以通经脉、调气血，使阴阳平衡、脏腑和调，从而治疗疾病。辨证施护则要求我们针对不同病情，应用标本缓急、同病异护、异病同护、正护反护、三因制宜等不同的护理原则。譬如针灸时，特别强调操作者要辨别疾病性质，尤其要辨别气血运行状态与虚实寒热，而采用相应的补虚泻实的手法，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一般患者用平补平泻法。这种灵活而科学的理论优势是中医护理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