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古代对瘟疫的前期预防及后期处理都有相应措施。古人认为尸体是疫疠毒邪最主要的载体，若尸体未经妥善安置的话将进一步扩散传染，危害家人和环境，因此处理尸体是切断瘟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
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都会掩埋死者尸体。西汉时期，平帝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予不等的安葬费。《南史·梁武帝纪》记载：“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予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
唐代，对瘟疫时期尸体掩埋工作已经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唐玄宗曾在大疫时期下令，家人一定要掩埋死者尸体，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十二岁，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这些措施和做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
北宋末年，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病毒导致疫病传播的机会。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宋朝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志愿者，如僧人等帮助掩埋尸体，以发放度牒为奖励。南宋嘉定元年，每当江淮一带发生大疫，政府就招募志愿者，掩埋尸体达200人者，给予一定的奖励。
动物传播一般认为由动物作为一种媒介，进行某种物质的传递，其中包括动物传播的疾病。如曾流行于世界的鼠疫，有科研工作者发现鼠疫是啮齿动物原始疾病的一种，以染病的跳蚤为媒介进行传播，传播方式为啮齿动物—蚤—人，但其起源缺乏明确记载，伍连德（1936）认为起源于太古时代的中亚细亚。在我国，早期的中医经典中也有类似鼠疫病状的记载，据相关考证，前5世纪至3世纪有鼠疫流行，《黄帝内经》中记述了恶核病病状，《诸病源候论》及《备急千金要方》中均提到“恶核”一症，即为针对现今鼠疫的描述，但我国鼠疫有确切记载的最早年代是1644年，文献记载山西省曾有鼠疫流行，“患者之项或臂上，出硬块如凝血”及“突然吐血而死”。
通过对中国地方志的梳理发现，1961年前，中国共有6次霍乱大流行，仅清代就有4次大规模暴发。现今认识到除了被污染的水源、食物等，苍蝇等动物也是主要的传播载体，且霍乱死亡率极高，世界卫生组织将霍乱定为必须国际检疫的传染病之一，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也将鼠疫和霍乱并列为应实施强制管理的甲类传染病。
从古至今，有许多疫病都可通过动物传播，如常见狂犬病、江汉病毒、禽流感、登革热等，各种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作为病毒的中间宿主，如鸽子、蚊蝇、松鼠、蝙蝠、猴、穿山甲等，叮咬人类或被人类烹食，都可能将所带病毒传给人类，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避免蚊虫叮咬，在食用肉类时要高温煮熟，更不能食用野生动物以减少病毒感染风险，达到避瘟效果。
隔离法，自古以来就是防控传染病最切实有效的措施。
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西周时期的《周易·离卦》有云：“九四爻辞曰：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意思是说，伴随着突发事件而来的，将会是焚烧的样子，死去的样子，离开的样子。在《论语·卷三·雍也》中也描绘了一个场景：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意思是孔子去探望生病的徒弟伯牛。孔子没有进屋，而是从窗户外面握着他的手说：“丧失了这个人，这是命里注定的吧！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孔子为什么不进屋？不是因为他嫌弃徒弟，而是要与得了疫病之人隔离。但即便如此，孔子还是忍不住从窗口握着伯牛的手安慰他。
《黄帝内经》提出对瘟疫要注意“避其毒气”，与现代预防医学的隔离思想契合。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早在秦代，如果发现修筑长城和为宗庙砍柴的劳役患上了麻风病，就要送往“疠迁所”实行强制隔离，以便控制麻风病的传染。因此，秦代的“疠迁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场所。不过，“疠迁所”并非治病救人的医院，而是恐怖的杀人场所。病人送进“疠迁所”之后，要么被投入水中淹死，要么被活埋，可见秦代官府对待传染病患者十分残苛。
汉代传染病患者的待遇要比秦代好得多。《汉书·平帝纪第十二》记载，西汉元始二年（2年）遭受旱灾和蝗灾，“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为患者提供专门的治疗场所和医药，相当于现在的隔离医院。《后汉书·皇甫规传》也记载，东汉延熹五年（162年），中郎将皇甫规率军西征姜人，军中疫病流行，死者十之三四，皇甫规下令将感染的官兵统一安置到“庵庐”中进行隔离治疗。显然，用隔离治疗的方式控制疫情，在汉代已初步形成一种共识。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
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传染病患者实行隔离成为常态。晋《蜀记》中记载，张道陵因患疟疾而到神社中“避病疟”，曰：“张陵避病疟于丘社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遂解使鬼法。”《晋书·王彪之传》记载，东晋永和（345～356年）末年，疾疫流行，当时有这样一条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规定了隔离的人员和时限。即使官员本人未病，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认识到其可能是病毒携带者或处于潜伏期。这一措施相当于如今传染病防控中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居家隔离。
《肘后备急方》也提到将麻风病患者送入深山进行隔离的方法，曰：“余又闻上党有赵瞿者，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赉粮，将之送至山穴。”当时社会认为瘟疫多是鬼神所致，因此便有“避疾”的方法，使患者远离人群，隔绝传染源。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医疗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当时，除了官方的医疗机构之外，佛教寺庙也开设众多病坊，收养贫病的平民。其中专门用来隔离和治疗麻风等传染病患者的病坊，被称为“疠人坊”。《续高僧传》卷20《僧人智严》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僧人智严住进了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西清凉山）的“疠人坊”，每日除了向麻风病人传教说法外，还替他们治病，甚至为他们吸吮脓包，无所不为。智严和尚在疠人坊中生活了十多年，直至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去世。唐代的卢照邻染上了传染病后选择隐居深山，与世隔绝，老年时追忆往事，写出了“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诗句，最终年仅四十岁。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列举了大量隔离的例子。如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为了避免再传染父母和儿女，他们躲进房间，房门紧闭，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让亲属传递饭菜和便桶。亲属传饭送菜之时，也不敢跟患者接触，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站得远远的，隔窗递进去。
两宋时期，病坊改称“安济坊”，由官府管理并提供经费，逐渐形成了常态化的疾疫防控机制，避疫思想达到相对完善的程度。《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崇宁（1102～1106年）初年，蔡京主持朝政，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赈恤体系，在全国各州县普遍设置了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其中安济坊配备专门的医护人员，病人在安济坊可获得免费的救治和伙食。对于传染病患者，单独安排居室，实行隔离治疗。此外，道教也曾用“隔断”法术禁断瘟疫传染。该法术引导信众有意识地规避传染源，提升信众的自我保护意识。《道法会元》记载宋元时期的“隔瘟法”：“凡邻家有时灾，恐不知忌炁息传染者，须当择一日，奏申行移如意，书篆符命镇断……望病人家向浇画地界，用画河开五路九宫断法禁之，牒檄官将守卫，再以和瘟符烧于灶中及池井水缸等处。”向病人家室“浇画地界”，用“断法禁之”，禁止未患病者进入病人家的地界，从而隔离传染源，故“隔断”法术可认为是隔离法的形式之一。
元明清三代各种疾疫频发，仅鼠疫和霍乱这两种传染病，就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人丧生，明·萧大享《夷俗记》载，在内蒙古一带的少数民族有“凡患痘疮，无论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见”的习惯。
清·陈耕道在《疫莎草》中也指出：“家有疫痧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盍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认为在疫病流行时，隔离的方法要比服药更为有效。据清·吴振棫所著《养吉斋丛录》可知，顺治帝因染上传染病而死，所以康熙帝下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官府强行将那些正在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以免传染。清·陈耕道在《疫痧草》中列出了“五宜六不宜”：凡入疫家视病，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诊脉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