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城乡关系研究

2.1.1 城乡关系的研究脉络和经典理论

1.城乡关系演变的阶段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乡关系分为“城乡依存”、“城乡分离”（“工业化与城市化”）、“城乡融合”三个阶段（白永秀、王颂吉，2014）。城乡关系产生于城市出现并与农村分离之后，最早的城邦起源于希腊，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交易和集市的产生，从而产生了城市以及城乡之间的分离；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促进了西方城市的发展，城乡分离的范围突破欧洲，向美洲（包括拉丁美洲）、东亚、南亚次大陆等蔓延，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变大，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西方国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城乡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城乡融合”（朱冬静，2013；白永秀，2012）。纵观东西方国家的城乡关系，城市化伴随着城乡关系的变化，大致都经历了城市从对农村的依附转化为城乡关系的主导者，最终走向城乡融合的过程。

城乡发展理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面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市的扩张所引起的城乡对立和矛盾的现实，提出了丰富、系统且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城乡关系发展思想（石玉顶，2005）。这些思想包括四个方面：①城乡对立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城乡对立的根源；②城乡关系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生产力是推动城乡关系转变的关键因素（王金金、刘昭，2016），消灭城乡对立是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完全实现的；③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首次提到“城乡融合”的概念，城乡融合要以废除私有制作为前提，当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农村经济组织条件达到一定程度后，城乡关系就会从对立走向融合；④城乡融合能够促进社会全体成员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赵洋，2011）。列宁早期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关系特别是城乡对立问题。列宁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城乡对立问题，同时它能够为消除城乡对立创造条件，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又决定资本主义的俄国不能消除城乡对立（徐芹，2009）。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是城市与乡村具有同等的生活条件，而非城乡差别的消灭（王华、陈烈，2006）。

2.城乡二元理论：经济和空间二元的讨论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发展中国家陆续步入城市化进程（仇保兴，2007），西方学界研究的关注点逐步转向发展中国家，并涌现出大量的城乡关系研究理论（朱冬静，2013）。经济学、地理学和区域规划学等不同领域的城乡关系研究开始起步，对应两大主线：一是经济二元理论，二是空间二元理论。前者立足于工农部门关系研究，后者立足于城市和乡村空间形成机理及景观特征研究。

经济结构的二元论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16世纪初，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一个理想的城乡产业协作方案，在该方案中，乡村只是生产农产品的地方，全体公民的基本住宅区和各项工作的组织中心在城市，城市有可以用来进行农业工作的固定地区；居民从城市来到农场从事一段时期的农业生产，期满后又从这里回到城市，继续从事自己的基本工作——当然这一方案也涉及城乡空间的布局和分工。1954年，刘易斯（W.A.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完整的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不变工资的思想，假定农村存在着大量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意味着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非传统部门转移，导致传统农业部门比重的相对缩减和现代工业部门比重的相对增加，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是个工业化的过程。1961年，费景汉（John 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从而将二元经济结构演变为三个阶段，从而形成了经典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Dale W.Jorgenson）在《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一文中，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创立了乔根森模型。出于对古典主义的反思，该模型在一个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农业部门的发展的，认为农业产量的盈余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并否定了前两个模型中工资不变的观点，强调工农业的紧密关系。沿此思路，迈克尔·P.托达罗（Michael P.Todaro，1970）、梅因图斯（McIntosh J.，1975）、迪克斯特（Dixit A.K.，1978）等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条件下，从城乡就业的角度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高帆，2005）。此外，库兹涅茨（Kuznets，1955）提出的基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的“倒U型假说”、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1968）提出的产业阶段论也都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尤其是经济要素的流动相关。

关于城乡二元空间的描述起源于德国地理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826）提出的“农业区位论”。根据假设的理想条件，杜能讨论了农业和城市（市场）的区位关系，给出了各种农业的分布范围或适宜区位。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者霍华德（E.Howard，1898，1902）提出了“田园城市”构想，这是一种将人类社区包围于田地或花园的区域之中，平衡住宅、工业和农业区域比例的一种城市规划概念（李德华，2001）。此外，赖特（F.L.Wright）的“广亩城市理论”（1932）、沙里宁（Saarinen）的“有机疏散理论”（1943）等则构成了城乡空间二元结构理论的基础（张婧、李诚固，2012）。

1950—1980年，增长倾向-城市倾向的不均衡空间增长理论占据研究的主导地位。弗朗索瓦·佩鲁（Fransois Perroux，1950）和布代维尔（J-R.Boudeville，1966）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均衡增长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增长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或增长点上，通过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其他点的发展，人为政策干预可有效创造出增长极并推进区域发展。纲纳·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1957）在其《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Geographical Dual Economy），从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结构差异以及相互关联的角度，揭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因为累计循环效应的存在，市场的作用总是倾向于扩大地区差异。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1958）提出的极化-涓滴效应也证明了这一观点，认为在市场的作用下，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涓滴效应，这将导致区域不平衡加剧。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1966）根据拉丁美洲国家的区域发展演变特征，提出核心-边缘理论，阐释了区域空间发展模式，对于城乡、区域甚至国家之间的经济空间关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3.对城乡联系的讨论：城乡统筹理念下的城乡互动和要素流动

在对城乡关系的讨论中，“城乡联系”（Rural-urban Interaction）经常被作为一个关键词来讨论（Tacolic，1998）。20世纪70年代起，以城市为中心的增长极理论/城市偏向（Urbanbias；Lipton，1977）在区域发展政策中的应用被反思，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Tacolic，1998），各种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纷纷涌现。1978年，弗里德曼和麦克·道格拉斯（Mike Douglass）首次提出了乡村—城市发展战略。他们评估了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的加速工业化战略的结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从高度持续增长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失衡和停滞的时代；在这种“二元依赖”的矛盾愈演愈烈的情形下，加速农村发展的战略被视为对新兴条件的最恰当的回应（Friedmann J.，Douglass M.，1978）。朗迪勒里观察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发展中国家对“次级城市发展”（Secondary Cities）的关注，并提出次级城市的发展对于带动农村发展的重要性：次级城市的发展不仅可以有效减缓人口向大城市区域的集中，同时也有利于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Dennis A.Rondinelli，1983）。

此外，日本学者岸根卓郎在《迈向21世纪的国土规划——城乡融合系统设计》（1985）中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型，认为“农工一体复合系统”或者“城乡融合社会系统”是日本今后发展的唯一途径，强调城市和农村社会功能上的分工，即城市的软功能代表多样性、文化性（城市的华丽和洗练）、娱乐性，乡村则代表了自然性（美丽的景观、恬静的环境）、情绪性、传统性等功能（顾孟潮，1991）。

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学界开始从要素层面来考察城乡之间的互动，如人口流动、产品流动和生态联系。实证研究表明城市中心区与农村的联系，在农村和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产品流动是城乡联系中最核心的因素，反映了市场导向的发展；然而，政府投资能够弥补这一因素，政府通过投资与生产有关的基础设施（电力、供水和交通设施）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这也是区域差异的根源所在（Gaile，1992）。此外，城乡之间还存在着生态联系。城市生态足迹（Cities' Ecological Footprints；Rees，1992）的概念也包含了农村——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对环境的影响常常超过其城市建成区，影响到广泛的农村地区，城乡生态系统是一体的（Tacolic，1998）。

同时，地理学家们还特别关注城乡接合部或者城乡交接地区的城乡联系。例如，麦吉（T.G.McGee）的“Desakota”研究就是城乡联系在空间上的表现典型。他把“Kotadesasi”称为在“Desakota”这种特定区域完成的城市化过程，是于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长期研究提出的。“Desakota”是指一种特殊的区域，这些区域的主要特征是其位于大都市区中心周边和大都市之间的人口高密度地带，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频繁，农业和非农业活动高度混合（T.G.McGee，1990，1991，2000，2002，2009）。麦吉认为，在亚洲有三种类型的“Desakota”区域，第一种是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政府，可以颁布和施行有效的土地和农业保护政策，如日本和韩国；第二种是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周围地区，表现为从农业向非农业活动的转变，诸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台北—高雄走廊、泰国的曼谷—中心平原地区、印度的加尔各答地区、爪哇岛的雅加达地区和中国的沿海主要地区；第三种是经济增长缓慢而人口密度很高的区域，如中国的四川盆地、爪哇岛的日惹地区、南印度的喀拉拉邦和孟加拉国。

塞西莉亚·塔科利（Cecilia Tacoli）和大卫·萨特思韦特（David Satterthwaite）提出了城乡连续体理论（2003），如图2-2所示，他们强调了与贫困相关的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主要差异。也许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生计的基础——在农村地区，生计更多地取决于获得土地和/或水（用于作物种植、牲畜养殖、林业或渔业）；而在城市地区，则取决于找到适当的生计（有偿工作或自营职业）来源。图2-2的两边表示城乡连续体的“两端”。但通常的情况是，许多农村居民点的家庭依赖非农业工作，非农业就业机会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可能非常重要。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无地劳动者也是最贫困的农村贫困人口，这些人就像城市贫民一样，需要有更多、更好的赚取收入的机会。同时，大多数城市地区也有一些农村特征，而城市农业对许多低收入城市家庭也具有重要性。此外，在“乡村特色”和“城市特征”这个连续体的中间是一个“乡村-城市”区域，在这个地域，农村和城市的特征混合在了一起（Satterthwaite、Tacolic，2003）。

21世纪前后，城乡关联的重要性在政策层面有了进一步响应。1996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发布的《伊斯坦布尔人类住区宣言》强调，城市和农村地区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相互依存，因此需要采取综合办法，以促进均衡和相互支持的城乡发展。2004年世界人居日的会议主题为“城乡联合发展方针（Urban-rural Linkage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提出“只有将整体视为同一综合系统的一部分，才能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城乡联系被定义为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劳动力、资本、商品、就业、信息和技术的功能互补和流动。“城乡关联（Urban-rural Linkage）”“城乡伙伴关系（Urban-rural Partnership）”等概念也逐渐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的空间发展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在各项发展规划中所采用（OECD，2013）。

城乡联动发展方法的新视角正日益成为国际公认的方法，各国中央政府，地方大城市、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政府应认识到城乡发展联系的潜力，以及其发展行动对其的影响（Scarlet Tepstein T.、Jezeph D.，2001；OKPALADC，2003）。卡菲（Caffyn）和道思契蒙（Dahlströmm）指出，在欧洲，国家和区域各级的政策文件越来越强调相互依存关系，而区域化的趋势又增加了对功能区域而非城镇和乡村各自独立的重视。但在英国，“城市”和“乡村”通常以“对立”的方式被认识，相关机构制定的发展和再生政策也几乎都没有考虑乡村和城市的相互关系。卡菲和道思契蒙提出通过采用城乡一体化方法促进区域发展，重点关注相互依存关系和共性，而不是差异（Caffyn、Dahlströmm，2005）。中国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等战略可谓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响应。

2.1.2 我国城乡关系研究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城乡关系演进的一般路径为“城乡依存”—“城乡分离”—“城乡融合”，但深入比较仍可发现，不同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历程和模式不尽相同（刘淑虎、任云英、马冬梅等，2015）。整体上，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没有外部环境约束的情况下，通过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整体剥夺、殖民主义政策转嫁成本和国际规制的庇护，历经了200余年的时间才使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了融合（刘淑虎、任云英、马东梅等，2015）。与西方单线式的经由城乡对立达到城乡一体化的路径不同，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历史显示，城市和乡村在价值取向上经历了一个离散—凝聚—离散的过程，但中国城乡关系变革的最终价值取向应该也是实现城乡社会的平等与融合（叶超、陈明星，2012）。

目前，学界对我国城乡关系发展阶段的研究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吴丰华对城乡关系的研究追溯到了近代，认为1840—1949年为城乡加速分离时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在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冲击下，逐渐瓦解和加速分离（吴丰华，2013）。学者们都认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和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城乡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经历了1949—1978年计划经济城乡分割阶段、1979—2003年城乡对立阶段和2003年之后城乡统筹阶段（许斌，2002；韩俊，2009；赵洋，2011；白永秀，2012；刘淑虎、任云英、马东梅等，2015；纪淑德，2016）。此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84年提出经济中心向城市转移，也是影响我国城乡关系的两大重要转折点（纪淑德，2016）。

学者们从地理、文化、经济、政策的角度探索了影响我国城乡关系的因素。叶超、陈明星认为影响中国城乡关系长期历史演变的因素主要是水域特征和政策-文化：以内河流域为主的地理特征奠定了中国内向型的农耕文明，农业文明对城市文明的牵制使得文化对政策的选择依附特征突出（叶超、陈明星，2012）。胡俊生认为城乡隔离制度的形成起初主要是经济原因（胡俊生，1997）。白永秀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差距拉大，由此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但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除这个普适性原因起作用外，还有着自己异质性的原因：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产生于国外的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化、前改革时代“级差式”和“分离化”改革措施的加速、后改革时代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助推等四大外部推力（白永秀，2012）。朱志萍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内生于农业全面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体现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演变，则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朱志萍，2008）。

学者们对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主要始于党的十六大之后，对城乡一体化工作的系统探索最早开始于成都、重庆等地。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探索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更是体现在对城乡公共服务、城乡居民权益等各个方面，从产业发展、金融体系、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体制机制的创新。学者们对各地的实践工作进行了总结梳理，提出了成都模式、苏州模式、上海模式等城乡一体化经验模式（刘家强、唐代盛、蒋华，2003；刘晨阳、周彤及、傅鸿源，2005；许传新，2007；崔西伟，2007；安中轩，2007；Ye Y、Legates R、Qin B，2013；赵民、陈晨、方辰昊，2016；季学明，2016；唐颖，2017）。但国内有些研究也存在把城乡一体化界定为“城市化”的倾向，特别是针对城市郊区的城乡一体化研究，如西咸大都市地区一体化研究（黄国胜，2010）等。 KyoGD7iA5sTic5p6WFgXO14cSKmERUZjRFcfU643jIrJ/wS/inhhPamTtDzeJS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