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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结构安排和研究结果如下。
首先，对土地城市化的现状、土地城市化影响生态环境的现状和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描述分析我国土地利用现状、建设用地供应情况、土地财政收入状况、环境污染排放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情况等。其次，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调研及文献研究，总结提炼了土地城市化影响生态环境的四种模式，包括地方政府经营土地模式、开发区建设模式、新型城镇化模式和生态城镇化模式。最后，结合重庆地票交易拓展生态功能、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公益林碳普惠项目进行了案例研究。
首先，构建宏观动态最优化模型，论证分析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土地城市化率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机理。当土地城市化率较低时，经济发展以粗放式发展模式为主，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工业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大，这使得土地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当土地城市化率较高时，经济发展以集约式发展模式为主，国家在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上以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同时出台环境规制政策，生产过程对土地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降低，这使得土地生态环境质量有所增加。随后，运用空间自适应半参数模型，对土地城市化率与地均土地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验证了土地城市化率和土地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呈现U形曲线关系的假说。样本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基本上均位于U形曲线的右边，而中西部地区大部分位于U形曲线的左边。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启示：（1）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2）实施土地指标的跨区域交易；（3）大力推动绿色城镇化建设，构建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城市发展体系。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土地城市化与环境质量之间呈现不同的关系。当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时，土地城市化以规模扩张为主，环境质量处于下降阶段，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是反向的；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土地城市化以质量提高为主，环境质量需求提升，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投入，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会呈现一致。目前，我国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的变化之间总体上呈现负向的关系，并处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因此，政府应大力推动绿色城镇化建设，构建绿色生产方式，建立绿色城市发展体系；同时通过加强土地供给侧改革，支撑绿色城镇化建设。
现有的大多数研究表明，城市化导致生态服务价值下降。但是，产业结构优化和土地利用管理模式优化及创新等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在现有研究中通常被忽略了。本研究运用2003年至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论证了在省域范围内实现土地城市化和生态服务价值双赢局面的可能性。在生态服务价值的评估中同时考虑了生产过程的负面影响及居民偏好和支付意愿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通过运用空间自适应半参数模型对土地城市化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土地城市化与生态服务价值之间呈现U形曲线关系。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实施差异化的土地利用政策、环境规制政策及财税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及高级化，促使每个省份都可以尽快实现土地城市化和生态服务价值提升的双赢局面，以促进我国经济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土地城市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协调可以导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现有研究对土地城市化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及机制的关注不足。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本书通过构建具有产出损失和创新补偿因子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证明这一机制。以中国的地级市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土地城市化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负面影响，并且土地城市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一中介变量在土地城市化和城市生态效率之间具有正向的和部分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北方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负面影响大于南方地区，而且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城市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的程度和显著性均高于东部地区。结果表明，政府应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合理管控土地利用强度，着力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以进一步确保城市生态效率的提高。
将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整合至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探究了土地城市化促进碳减排的影响机理。同时，论证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利用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并分析了土地集约高效利用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进而实现碳减排的中介机制。为了避免参数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和非参数模型中的维数诅咒，并且为了适应不同城市之间的空间异质性，运用空间自适应半参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理论分析表明，在土地高质量利用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等结构优化效应及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导致碳排放水平下降，导致这一阶段单位土地上的碳排放量下降。实证结果表明，土地集约高效利用能够促进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土地利用强度的合理管控，进而降低单位土地上碳排放量。而且，土地集约高效利用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实现碳减排。政府可以通过优化土地空间配置结构、创新空间土地治理模式促进土地高质量利用，以此实现碳减排，进而促进经济清洁增长。
从命令控制型到市场型环境政策的转换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本研究通过分析减排成本与创新补偿效果之间的权衡来确定这种最佳转换时机。当消除污染的边际机会成本等于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时，就会出现最佳过渡时机。成功探索最佳时机并实施适当的政策可以有效提高环境效率。运用松弛模型（Slack-based Model，SBM）并区分期望和非期望产出，以测算环境效率。并利用2007—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级数据和空间自适应半参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提高环境效率，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目前难以提高环境效率，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有助于提高这两种政策的环境效率。此外，这些政策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以为政府优化环境规制政策以提高环境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首先构建了引入土地资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自适应半参数回归模型对土地生态价值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家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企业的生产过程对土地生态功能破坏严重，土地生态价值降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会加大生态保护方面的投入，同时居民在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增强，土地生态资本积累增加，这会促使土地生态价值有所增加。最后给出以下政策建议：建立土地生态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增加土地生态资本积累，提升土地生态价值；将提升土地生态价值的目标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结合；制定合理的有利于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
市场失灵的特征，如存在市场交易成本和市场势力，以及企业的策略性行为可能会对排污权交易机制的绩效和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的实证研究却很少。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缺口，我们以中国二氧化硫（SO 2 ）排放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市场失灵和企业策略性行为对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污染减排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环境污染排放数据库经过匹配后的微观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模型，检验SO 2 排放交易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促进减排，并识别其具体的影响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SO 2 排放。机制分析表明，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企业会采取策略性行为来应对环境政策的减排要求。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排污权交易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减排效果，这是市场失灵条件和企业策略性行为影响的结果。本研究建议中国政府应建立系统的许可证交易法律法规，积极构建许可证交易平台，制定明确的交易机制，加强信息披露。
市场交易机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市场制度的完善、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影响。然而，鲜有实证研究探讨这一主题。在此背景下，我们从企业的经营策略、技术创新和市场环境三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碳排放交易政策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采用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而非经营策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政府可以通过优化市场环境来促进技术创新效果的提高。市场失灵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市场失灵会影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减排绩效。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行业、所有权和地区方面存在异质性。最后，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应继续完善市场和制度体系，增加对创新活动的研发技术补贴，提高金融发展水平。
碳排放交易机制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技术变革诱发创新。然而，鲜有实证研究探讨这一机制。我们以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从价格诱导、研发诱导、学习诱导的技术变革和市场体系完善程度等方面，系统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我们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并将上市公司数据与CNRDS平台的绿色专利数据进行了匹配，运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价格诱导、研发诱导和学习诱导的技术变革促进高碳行业的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同时，市场体系的完善可以进一步推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高企业在高碳行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所有权、地区和资金约束等方面具有异质性。最后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为碳排放交易主体提供完善的市场平台，制定和优化公共政策组合，进一步深化ESG投资理念，优化市场环境，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碳排放交易机制是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有效措施，这一机制会进一步影响受监管公司的现金流、生产和投资决策等。然而，很少有实证研究探讨碳排放交易机制如何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我们系统地评估了碳排放交易政策对公司市值的影响，并探讨了影响机制。采用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公司市值的影响。稳健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公司的市场价值。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影响碳价格、创新活动和碳披露来提高上市公司的市值。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公司市值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行业、公司所有权和不同地区方面存在异质性。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建议从碳定价机制、市场完善程度、碳披露政策和碳金融等方面进行优化，以提高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