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虽然美国公司每年都出口价值70亿美元的吸尘器零部件，但贸易并非诞生于真空之中。想要了解什么是贸易，就要从其发展而来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入手。接下来，我将借助球队之间的交易来解释一下，可能会便于理解。比方说，科罗拉多落基山队需要一个投手，而恰好芝加哥白袜队有富余选手，那么两队之间就可以取长补短，达成双赢合作。但由于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国际贸易要比这复杂得多。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就有很多条款是有关移民、区域安全，以及禁止扰乱进出口秩序的非法毒品交易的。如果假设纽约扬基队拼命干扰辛辛那提红人队的正常发展，或者假设堪萨斯市皇家队被法律禁止再向体育界输送游击手，那么棒球界的交易将会困难重重。所以，事实证明，除了都和海盗多少有点历史联系外，棒球间的贸易和全球经济贸易毫无共同之处。
在妥善处理21世纪最重要的贸易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整理一下思绪，搞清楚贸易到底是什么。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到，贸易是一种工具，如果不了解它的用途，我们很难看到贸易的价值所在。贸易可以满足美国国内对一些特定商品的需求，例如石油、牛奶和钢铁。实际上贸易这一最基础的逻辑原理就是它最重要的用途所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在1776年解释过这一理论的依据：“如果外国能够以低于本国制造的价格提供同样的商品，最好选择从他国购入，但本国也需负责部分制造的过程，保证本国仍具备优势。”在亚当所在的年代，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非常领先了！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后来对亚当这一概念进行了充分解释，最终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比较优势原则”。当代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阿瑟（David Autor）告诉我，这也是为什么当代经济学家们都“非常虔诚地认为贸易都是好的”。大家都知道，对于社会这个集体来说，贸易是个好东西，但具体到个人当中，情况并非如此。
即使在现代，贸易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工具，人们出于安全、政治和外交目的，都会用到贸易。在某些具备全球战略意义的地区，贸易不仅能够赋予领导力，还可以调控区域间的关系，维护动荡地区的稳定，协助（或禁止）特定理念的传播。虽然政客们一直向民众宣扬自由贸易协定将会带来优质的工作机会、拯救行业发展等，但事实上这些都不是政府最关心的事，有时候他们最关心的只是哪个国家签订了协定，又有谁默默退出了。
在总结如今美国利用贸易的手段之前，我们需要搞清楚过去的三个世纪以来，哪些主要因素影响了美国的贸易政策。先别被吓跑！这些知识其实非常简单，我在接下来的几页内容中就能说清楚。其实说到底，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只有两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你读到这句话的结尾时还没想到，可能会要埋怨自己（时间到）。第一个因素就是地理位置，更具体一些，北美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和环境特点。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欧洲在外交和贸易方面的世界霸权不得不根据其邻国的情况而布局，欧洲本身不具备维持长久繁荣所需的全部自然资源。如果你规划种植小麦、发展农业的地方恰好是群山围绕的区域，那么孤立政策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你的“邻居”不巧还是一个傲慢无礼、时不时上门找碴儿的国家，那你在处理国际关系上还需要一些技巧。因此，欧洲面对的是一个互联互通、联系紧密的贸易环境，而美国面临的是广阔海洋，不得不自力更生。
有时，我们引以为豪的自力更生都是幻觉。比方说，美国南部早期的经济发展还不是依赖于武力强暴的奴隶制。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人还是坚持着自力更生的信念，孤立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从早期的殖民时代到西进运动，再到后面一代代人的努力发展中，依靠自己和自己的土地的理念深深地扎根于美国思想中。虽然随后的珍珠港袭击事件在之后的70年里曾动摇了美国人的观点，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彻底改变了这一美式基因，还是只是短暂一击，仍有待观察。但不管怎么说，美国在地域上的独立性和资源的丰富性，都能够让它在没有全球贸易的情况下继续发展。话又说回来，如果全球贸易停摆后，美国虽然比其他国家境况要好，但这也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回顾历史，没有全球贸易的美国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如此繁荣。
第二个因素说起来可能有些复杂，但各位读者读完这本书后定会顿悟，甚至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外贸易历史方面的专家。对于这个因素，我们把科罗拉多落基山队换成电影《洛奇》，这部电影不仅为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斩获了全球近20亿美元的票房，并且成为电影文化史中的经典之作，其成功的秘诀，其实也正是美国从皮草猎人、无敌舰队、普利茅斯洛克种鸡时代，一直到特朗普政府期间进行贸易的要素——设敌，找到自己的宿敌。
但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美国都曾为了自身利益而积极地推行各种贸易政策，并且不同时期的政策都是根据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对手国而定。洛奇·巴尔博亚（Rocky Balboa）是一位伟大的拳击冠军，他不断战斗、退役，又从退役中重新站起来，这一系列奋斗的动力都来自他的对手。就像美国早期与英国的关系一样，洛奇早期的宿敌阿波罗·克里德（Apollo Creed）后来成了他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好比洛奇，随着苏联势力的崛起，美国重返全球竞技赛场，洛奇和美国一样，在外部对手的刺激下采取了一步步的行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内部的纷争也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了解这些年来曾对美国产生威胁，并使之制定相应贸易政策的对手国，深入了解贸易在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了解在未来的发展中，贸易能够发挥或者说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但在这之前，我需要先发布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以下只是精简版的美国贸易史。三个世纪可不是一瞬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有许许多多的前因后果，本书不会一一详述。所以，为了读者着想，本书的叙述将会从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直接跳到另一个历史事件，不再详细描述前因后果或具体信息。不过不用担心！你还可以从很多其他的书里了解到详细的美国经济史。现在，本书将重点关注我们需要了解的部分历史。
最后一次引用《洛奇》做类比，这里的故事发生在1775年的费城，具体来说是1775年的第二届大陆会议。当时的讨论重点是如何应对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和其位于伦敦的责任政府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英国的国家金库被七年战争耗尽，这之后的12年间，英国王室企图通过向大西洋地区的殖民地征收日益严苛的税收来增加收入，此举激怒了殖民者——由于在议会中没有代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发声也无人顾及。课税政策点燃了导火索，引发了北美13个殖民地的抗议活动，塞缪尔·亚当斯和他的同胞也受到启发，组成“自由之子”协会。当乔治三世国王利用其贸易政策从北美搜刮钱财时，愤怒的波士顿城居民通过一系列公共行动进行报复，其中最著名的是波士顿茶党，他们把从东印度公司运来的342箱茶叶毫不留情地倒入了海内。
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赘述了。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于1775年爆发，《独立宣言》被起草，阐明了渴望独立的理由以及不满情绪：“为了切断我们与世界的贸易”，甚至在没有代表的情况下第一次提到税收。美国由此诞生！它是血腥的正义革命之子，而这场革命的核心则是人们最关注、最重要的话题：进口税！
毫不夸张地说，从建国之日起，贸易就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思想中。宪法获得批准后，美国国会的第一项重大法案就是制定关税，用税收偿还战争债务，保护新兴的美国制造商免遭廉价英国进口货的打击，这正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思想结晶。这时的汉密尔顿，还不是多年后人们所熟知的百老汇歌剧中的人物（为那些粗心略过前文介绍部分的读者提个醒：关税是一个国家为购买指定外国商品而对本国公民征收的税款，从本质上讲是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以鼓励本国国民购买国内产品）。1789年的关税引发的一场辩论，在塑造之后125年的美国政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一派希望战略性地使用关税来保护美国工业；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关税不应过高，仅可用于增加税收来为政府筹集资金（此时还没有所得税）。
客观来看，随着辩论逐渐深入，双方的理论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但这场辩论中体现的分歧却一直贯穿美国的历史，直到今天。汉密尔顿代表了北方城市的利益，坚持推行高关税政策，保护美国制造商免于国际竞争；杰斐逊坚持限制关税，代表的是南方的稻米、烟草和棉花种植者的利益，他们所生产的粮食作物有很大一部分要出口到欧洲。而在当时，农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约有90%。即使农业经济逐渐被工业经济取代，最近又被数字化经济取代，但关税政策究竟应该优先满足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利益，这个争议仍然困扰着美国。
但美国也突破了自我。在汉密尔顿赢得了争论后，美国从此进入高关税时代，防止廉价的英国进口货阻碍美国本土商品的发展。美国政府于1790年成立了一支关税征收巡逻部队来保证政策落实效果，这一部队后来被称为美国海岸警卫队（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即使是曾经站在对立面的杰斐逊后来也提出：美国要想生存下去，只发展农业是不行的。后来美国曾与大西洋地区一道推行了一段时间的贸易保护主义，让纺织和钢铁等年轻行业趁机逐渐站稳了脚跟。城市也在不断蓬勃发展，联邦政府借高昂的进口关税获得了充裕资金，当时的美国与读到这里的各位读者都未曾想到，后来故事的走向会被拿破仑改写。
是的，拿破仑！当法国皇帝决定征服欧洲时，美国的宿敌——英国——陷入了另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迫于资源匮乏，英国人开始从美国船上扣押货物甚至水手，并以前国王的名义强制将他们纳入英国军队。时任总统的杰斐逊面临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巨大压力，最终决定先从经济方面入手，于1807年签署了禁运条款，阻止美国进口英国商品。此举的初衷是通过禁止英国在美业务，迫使乔治国王改变主意，但杰斐逊没想到的是，帝国的优势之一就是区区一国市场无法阻止本国的发展。英国国王转而将目光投向南美，以此弥补美国市场的损失，并且南美国家还不会向英国征收高昂关税。事已至此，美国才发现深陷经济泥淖的原来是自己。在经济战中败北后，美国痛定思痛，故技重演，对英国发起了1812年战争。
三年后，这场战争留给美国的除了空空如也的国库和越来越不堪一击的白宫，所剩无几。对面的英国也没捞得任何好处，双方都希望能修复关系。战争加剧了孤立，美国经济因此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在进口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北方借机迅速发展制造业、培育其他产业，而南方则在国外市场被切断的情况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当时的美国资金短缺，约90%的国家收入仍然依赖关税，随着战争落幕，为重振国家经济，新的进口关税政策也随之实施。来自英国的威胁逐渐消失后，美国国内也出现了相对的民族团结时期，又被称为“好心情时代”（Era of Good Feelings）。剧透：好景不长。
正如哈姆雷特、弗洛伊德博士和杰基尔博士所说，一场重大的冲突里，不一定有第二个角色。这也正是在1812年战争之后，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解冻，与下一个宿敌之间关系的概述。战争结束后，高关税并没有被废除，而是被保留下来用以筹集资金，支持北部工厂的振兴，限制南部的种植园的发展。随着美国因奴隶制问题而陷入分裂，高关税更是加剧了矛盾。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利润不仅能扩大生产能力、积累资本，还能赢取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每增加一种关税，南北方的经济鸿沟就会被拉大一些，北方则会趁机巧妙地利用从关税中获得的资金，为新加入联邦的西方州发展基础设施，从而巩固自己的阵营。
矛盾终于在1828年选举年达到了白热化。当时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签署了关税法案，后来被其批评者冠以“可恶的关税法案”（Tariff of Abominations）这一颇具历史色彩的标语。新法律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都征收38%的统一税率，课税之重，就连刚刚交到的好朋友英国都开始通过削减本国进口美国棉花的数量作为报复——这对南方种植业无疑又是一大打击。关税生效之时，新总统早已在选民的支持下就任：这位富有魅力的南方民粹主义者通过掀起一波反北（和反关税）情绪，笼络了南部和西部的民心。
理论上来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确实是拯救南方农民的一剂良方。但当时南卡罗来纳州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冒进战略，不但无视刚颁布的关税法案，甚至公开表示考虑退出联邦——杰克逊为了维护国家的权益和国家宪法，背弃了自己的家乡和支持者们的热情。随后，在拒行联邦法危机（Nullif i cation Crisis）中，杰克逊总统在千钧一发之际派遣美军前往查尔斯顿，结果导致了副总统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的戏剧化辞职。最终双方妥协，总统同意在接下来的10年中降低关税水平，但这给南北关系带来的损害已经无法弥补，倘若之前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好心情”仍有一息尚存的话，也在北方贸易政策与南方愤怒的冲突中消失殆尽了。
贸易不是导致30多年后内战爆发的原因，南方州迟迟不愿放弃其令人憎恶的奴隶制才是罪魁祸首。但不能否认的是，70多年来，双方就关税问题的分歧从未停歇过，不断煽动着怨恨之火，并在美国成立初期就埋下了矛盾的伏笔。即使在今天，争论的焦点已经从南北双方如何看待全球贸易转向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仍然能依稀看到当年的矛盾所留下的影响。贸易政策一直是美国最受关注、讨论最多、最紧要的问题，直到后来奴隶制吸引了关注。并且由于北方总能享受到有利的关税政策，导致南方出口市场不断缩减，南方便更不愿放弃奴隶制。如果说南方农场主还在幻想着分裂之后就能享受到不被约束的贸易市场，那么这种幻想没过多久就破灭了。关税不仅代表着一种哲学立场，还是冰冷无情的金钱的化身。长期的战争需要高昂的资本支持。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后，不仅联邦，甚至邦联政府都开始被迫征收高额关税来资助内战。
战争结束时，已经没有人问美国的贸易政策到底是为工业化的北方还是农业化的南方服务了。在强势的北方钢铁工业的支持下，一个新的、支持关税的政党——共和党逐渐崛起，当时的钢铁工业仍依靠限制廉价的外国进口货物以实现增长。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当选后的半个世纪中，共和党44年里都坐享参议院中大部分席位，并且赢得了连续六届的总统选举。尽管民主党在这半个世纪当中的18年里对众议院具有一定的控制权，但关税支持者在众议院面前并不受欢迎。这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属于烟囱和廉价公寓的时代，正是繁荣发展、人口数量不断攀升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确实能够与世界隔绝，并保证自身的经济发展不受影响。大量的移民涌入也促进了北方制造业的发展，电报和跨州铁路占领了西部的荒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问题逐渐涌现，劳动者和消费者也因此面临严峻后果。
19世纪80年代，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首次在民众中普及“高关税将带来高物价”的理念——贸易等式中的这一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工人阶级数量激增、工资停滞不前、城市环境恶化，在工厂里劳碌的工人们的利益开始与富裕的雇主们的利益渐行渐远。过不了多久，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保护美国工业所带来的利益，远不如更便宜的衣服、玩具和工具来得实际。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新生国家——制造商们也不再是需要人民照顾和保护着而远离外部竞争的婴孩。
关于保护主义的辩论让曾经坚不可摧的共和党分裂成进步和传统两个阵营，威胁到美国建国124年以来关税至上的贸易政策。民主党于1913年改革取得突破后，关税至上的理念更是遭受严重打击，国家决策层意识到，美国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路、设施等基础建设、国防等都需要所得税的资助。《第十六条修正案》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它将联邦税收的主要来源由进口关税转变为所得税，美国人仅剩的唯一一个支持关税的理由由此被推翻。在修正案通过后的第二十九天，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进入白宫，表示应削减对筹集资金无贡献意义的关税。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有贸易政策都变得毫无意义，全球贸易戛然而止。
美国参与20世纪全球事务的初次体验并不美好。共和党人被赶下台之后不久又重新夺回执政大旗，但在这短短的过程中，贸易的世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制造业开始不再满足于现有的本土顾客群体，与此同时，随着通信和运输业的发展，欧洲经济体在其破碎的版图上进一步整合。共和党人错过了签订备忘录的时机，试图通过大幅度提高关税，重返工业繁荣的辉煌时期——秉承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和党领导层在12年执政期间没有让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或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被雕刻上总统山。而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行径就是制定《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正是这一规定提高了成千上万种进口产品的关税，从香水、灯泡到通心粉。
对于美国的盟友欧洲和加拿大来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是一个突破点。各位盟友因此采取了报复性措施，有效地阻止了美国在进出口两个方向上的贸易发展，导致美国的国际贸易状况降至“冰点”，也因此变得非常容易受到国内市场波动的影响。可以说，当股市崩盘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影响，经济下跌时无法得到有效缓冲，从而引发了后续的大萧条。
贸易曾经是美国政治中最关键的要素，但在20世纪漫长的中叶时期，美国对贸易的关注度逐渐消退。大萧条的余波、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中的承诺，以及迫在眉睫的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问题都成为全美热议的话题。同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南北经济的分界线也开始模糊。与之前的战争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改变了美国这个国家及其运作方式。大量的战时工业需求促使经济重整旗鼓，工人工资突破历史新高，男性在海外应征作战，大量女性因此开始工作，大大改变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面貌，带来了无限潜力。
轴心国军队的败北虽然未带来太多实际后果，但同样具有批判意义，美国开始重新考虑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之后，907个犹太难民曾乘坐“圣路易斯号”抵达佛罗里达海岸，向美国申请庇护时遭到拒绝；返回欧洲后，同批中数百名难民在大屠杀中丧生。这个时代的恐怖内核前所未有地渗入了美国人的内心，对恐惧切身的体验让人们无法再忽视这些问题。在我家里，我们都深深铭记着我的母亲与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年龄相仿，大家都为了逃避纳粹而在1933年从德国移居到阿姆斯特丹。战后，世界团结起来，不再让这样的惨剧发生。所有美国人，无论来自哪里，都意识到海洋已经不再是保护美国独善其身的屏障，无论是军事冲突还是意识形态冲突，最终都将从他国蔓延到美利坚大地。我们目睹了冷漠带来的惨痛后果，更强大的力量也意味着肩上更多的责任。
托马斯·杰斐逊在1801年的就职演说中诠释了乔治·华盛顿卸任时留下的信条：“与各国和平相处，加强商业往来，并保持真诚的友谊，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但是华盛顿和杰斐逊并没有想象到飞机、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核武器，也无法预见到经济繁荣或一个错综复杂的全球贸易体系可能会带来的生存安全问题。如果美国希望继续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的诉求，就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当美国最终舍弃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打开国门时，世界也张开双手，开放了国际市场迎接。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此举也给那些以怀疑和恐惧的眼光望着外面世界的美国人打开了一扇大门。
美国首次以一个军事大国之外的形象登上世界舞台。我们在全球重建中的新关注点不仅是外交或慈善事业，而且要为美国商品打造一个市场。在担任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时，我注意到在银行资助过的国外主要基础设施项目中，美国国内就业也得到了拉动，使美国融入了他国的经济中。20世纪30年代，在进出口银行的资助下，美国公司协助修建了泛美公路（该公路最终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延伸至阿拉斯加）和滇缅公路，并提供了工程中所需的克莱斯勒、福特和雪佛兰卡车及其他设备。
仍然郁郁不得志的欧洲为了维持国际秩序而大声疾呼，筹办了一系列跨大西洋的机构。根据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美国将协助欧洲重建，进出口银行再度提供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负责这一项目的收尾工作。虽然三个机构扮演的角色不同，但都是为了同一个战略目标：将全球自由国家的经济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机制使美国受益匪浅，在21世纪余下的这些年里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以及当今最大的经济体。
在战后团结的背景下，新的威胁势力在东方慢慢崛起。战争期间，美国、欧洲和苏联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但随着西方各国团结一心，复兴全球经济、实现大西洋贸易的自由化时，苏联则选择退出一体化阵营。
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比当时更清晰更明确地表明，世界已经一分为二。在短短的几年内，全球经济环境已经从数百个在区域内合作，彼此之间开展零星业务的单个国家转变为两个巨头对峙的简单局面——双方市场都对本阵营的成员开放，却对另一边的成员大门紧闭。在“第一世界”
中，发达的西方国家借助人们对电视、冰箱和家用汽车等消费品的新需求而繁荣起来。在“第二世界”中，贸易受严格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这里将成为未来意识形态拉锯战的关键战场。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两派在军事和经济上持续不断地向各国施压，但同时也给了它们奋进的动力。对美国而言，苏维埃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妖怪，神秘又强大。苏联的存在让美国的学童们（包括我在内）在空袭演习中慌忙钻到桌子下，促使美国的核心工业发展到达新高度，就像电影里面的洛奇远离故土，离开自己的安全区而与伊万·德拉戈（Ivan Drago）这个冰冷而坚定的机器般的对手抗衡一样，美国也进入了全球赛场。
自由贸易是共和党成立早期开始使用的术语。最初，“自由”一词专门指对进入该国的商品不征收任何进口税。但到了1962年，由于开放市场已成为世界生活的标志性特征，自由贸易这一术语开始具有新的含义。那年，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主张采取与前任民主党总统不同的理由来倡导自由贸易。自从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时代以来，肯尼迪就一直主张利用贸易将物价降至最低水平。对于总统来说，最重要的信息应该留到他那广为人知的演讲中：
我们需要新的法律，一种全新的方法，一个美国贸易政策所需的大胆的新工具。我们的决定很可能会影响到西方的团结、冷战的进程，以及美国未来一代的经济增长……我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促进自由贸易的繁荣——建立一个新的贸易共同体和伙伴关系，让所有自由国家都可以从高效的自由竞争中受益……这是我们当下行动的指南，也是对未来的愿景——我们期待一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团结了北、南、东、西各个地区的大家庭，一个摆脱了笼罩我们整个时代的仇恨与恐惧的国家……逃避不会让我们心安、退让不是解决方案、不去承担责任就永远得不到解脱。
肯尼迪认为，自由贸易是让世界保持自由的方式。贸易已不再仅仅是增加收入或降低牛奶价格的工具，而是已经脱胎换骨地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和平、秩序和道德领导的工具——能将全世界观点一致的国家紧紧团结在一起。
尽管苏联作为20世纪主要国家的形象深入人心，但事实上它更多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存在主义威胁。西方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利用低贸易壁垒吸引到众多新的海外订单，逐渐繁荣发展起来。另一边的苏联仍然固执地沿用计划经济制度，结果导致东部集团的经济效率低下和资源短缺。当时的美国虽然极力阻止苏联攻势，避免核毁灭，但没想到在成功路上还有拦路虎，另一位竞争对手从半路杀出来，制造出比美国更优秀的产品。
这就是日本。日本的撒手锏是什么？质量。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可以追溯至冷战初期的偏执狂心理，这可是有点儿讽刺。作为“马歇尔计划”的受益方，日本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财政和发展援助，帮助其迅速实现战后繁荣。美国当时的赌注是：一个繁荣又自给自足的日本不太可能屈服于苏联，但他们没押到的是，日本最终会成为一个如此难对付的竞争者。
日本人称之为“经济奇迹”（経済的奇跡），美国人更熟知的表述是“日本经济奇迹”（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不管怎么称呼它，背后的故事都令人震惊。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日本从一个停滞发展的小国，经历了战败和核武器袭击，最终成为全球较大经济体。到了1960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战前水平的350%，接下来的10年中，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多次超过10%。日本的崛起有以下几大驱动力：政府政策、鼓励生产的精神，以及迅速从保护主义到激进的出口政策的转变。这种模式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特色，其中政府大量参与国民经济交易，积极支持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私人公司（一种与美国思想不同的概念，被称为“国家冠军”）——政府会对那些能产生超额利润的公司赋予特权，最终结果是工资更高、政治和经济更稳定。话虽如此，但日本经济也并非由国家严格控制。最重要的是，日本是第一个破解有关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法规的国家，这将重新定义20世纪末期最受欢迎的消费产品。
冷战正酣时，美国很难会被吓到退而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但日本丰田却让美国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个有着12年历史的汽车制造商濒临破产。1950年，丰田总共生产了300辆汽车，但经济复苏后的日本开始与西方展开贸易时，丰田抓住了机会，于1957年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一家工厂。在1950年至1960年之间，日本汽车的出口数量跃升了近200倍，丰田之后，又有日产、本田、斯巴鲁、三菱等公司进入美国汽车市场。它们成功的秘诀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日本汽车虽然重量更轻、马力更低，但跑起来却性能更好、使用寿命更长，而且比底特律产的所有美国货都更可靠。
没过多久，日本汽车就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丰田汽车超越了大众汽车，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汽车品牌，随后又超过通用汽车，获得了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称号。在新对手的竞争、威胁面前，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第一反应仍然是老办法：利用关税，将更便宜、性能更好的外国货拒之门外（当英国纺织品是广受欢迎的新玩意儿时，乔治·华盛顿就曾采用过这一招）。1964年，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对轻型卡车征收25%的关税，几十年后，此举被证明至少为约翰逊的民权议程争取到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的支持。信不信由你，这一关税今天仍然存在。在未来的几年中，底特律将充分利用其在中西部地区的政治实力，要求对进口车辆征收大笔新税。
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或许提振了美国皮卡市场，但实际上关税的魔力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已经削弱很多。法国在19世纪50年代远赴美国，并在宾夕法尼亚州开设自己的炼铁厂，但还是没能逃避关税，但日本却能够利用同样的方法，在20世纪这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中做到这一点。到1988年，本田、日产、马自达和丰田在俄亥俄州的马里斯维尔、田纳西州士麦那、密歇根州弗拉特罗克和肯塔基州的乔治敦建造了工厂。很多日本汽车是由美国汽车工人组装的，这一事实消除了部分美国消费者购买“外国汽车”的污名。美国人疯狂迷恋日本汽车，30多年后，这份热情仍未削减。
日本所带来的威胁之所以如此具有革命性，是因为与美国之前的宿敌英国和苏联不同，日本曾是一位盟友，不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日本拥有混合型经济的自由市场，对贸易保持开放，也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等合作机构。贸易和技术正逐渐融合在一起，美国打败对手的唯一方法就是进步。因此，底特律决定锐意进取，引进日本的新技术提高美国汽车的质量。美国消费者很满意，因为他们有了更多高质量产品的选择。但在这过程中又因为引入了更多的机械化设施，减少了雇用劳动力，导致很多劳工对此表示不满。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开始陷入衰退。但在这之前，日本已经利用汽车蓝图垄断了美国的家用电子、玩具和其他主要领域的市场，“日本制造”成了高质量的标杆，一甩当年外界对日本制造业的早期观点。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从1979年的近2000万的历史最高水平开始下滑，此后一直不断削减，直到后来从2008年大萧条中恢复过来。当时制造业岗位数量仅剩1150万左右。虽然工作岗位锐减，但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在这一期间一直在稳步上升，这也证明了，不管怎么说，技术确实能让我们用更少的人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在与日本竞争的过程中，美国模仿对手，学会了拥抱技术发展，从而无意间掀起了全新的贸易时代。第一次，美国贸易政策中出现的最大失误不仅仅是因为政党或地理位置，还与劳动力（重视工作岗位和薪资）和企业（重视生产和利润）有关，在技术和质量这两个因素参与并改变了贸易等式结构之前，劳动力和企业总是保持同步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工人的时薪不再与公司的业绩挂钩。正如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主席理查德·特鲁姆卡（Richard Trumka）所说，就在这一时刻，企业与工人共进退的这一观念被打破了。
随着战线结构被打破，大多数共和党人（工商界的长期支持者）与大多数民主党人联合起来，尽管他们与劳工界保持联系，但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坚决主张低贸易壁垒。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自由贸易者。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里根总统提议，老布什总统将展开谈判，比尔·克林顿总统随后签署的这项自由贸易协定将使美国与其亲密的邻国联起手来，这项协定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细节部分稍后我们再探讨。毋庸置疑，这一协定从根本上颠覆了整个美国贸易，这时恰逢一个新兴世界大国的崛起。美国好不容易走出了摇摆不定的建国初期，熬过了南北方的分歧期，抗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的进攻，却没想到下一个时代正在酝酿当中。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非常平稳，但一系列国内综合性经济改革却为它未来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1978年，中国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改革，让这个国家更适应全球竞争。中国既不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也不执着于过去的经验。当时出现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层面开始支持几乎所有主要行业和多达10亿的人口。此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基本要素。但反观美国，即使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72年著名的访华之旅后，仍没有意识到中国这个新兴国家所追求的可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功，而事实也证明了，中国的确想要争取更多的全球影响力。
随后，消费产品巅峰已逝，数字时代随之而来，有形商品生产的经济意义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服务和知识产权的发展不断高涨。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也已经做好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出口国的准备，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当美国将出口重点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娱乐业和金融服务业等利润丰厚的数字行业转移时，中国也在向产业链的上游发展。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逐步摆脱廉价的“中国制造”服装、玩具和其他基本产品生产商这一美国熟知的形象，转而成为战略性关键产品如新能源汽车、医疗设备、IT产品和飞机等的供应国。不仅如此，中国还在一系列五年计划
的指导下繁荣发展。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生产能力，再加上本国从以数量为主转向以质量为主的意愿，毫无疑问其将成为世界经济体的亮点。
当全球各个国家都在努力摆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时，美国也在寻求一种方法，想在21世纪最关键的领域率先采取行动。这次，我们的手段还是贸易。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带头在太平洋地区策划了一项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扩大了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同时不忘把中国排除在协定之外（至少最初签订时是这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缩写：TPP）中的12个国家代表了全球40%的经济总量。这既能减少中国邻国对其商品、服务和市场的依赖，又能加强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TPP的精神可以追溯至肯尼迪总统的理念，也就是将贸易作为道德领导工具，除此之外，这一协定的作用还在于确保美国能够制定有关劳工权利、性别平等和环境标准的全球商业规则，如果中国想参与该地区的经济活动，那就必须遵守以上准则。对于美国经济、全球工作条件以及美国全球地位来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TPP得到了两党不温不火的支持，即使在多年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伤口仍未完全愈合。就全球化、自动化以及经济变化局势方面，美国并未向民众完全坦白。两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对白宫发起叛乱运动，谴责TPP，并要求美国采用孤立主义实现自我防御。在左翼阵营中，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将自由贸易协定贬低为公司用来巩固权力、压榨员工的工具。虽然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中落败，但他的竞选活动所带来的热忱的支持浪潮足以让民主党候选人、前国务卿、前TPP支持者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转而坚定地反对这一协定。在右翼阵营中，特朗普不顾共和党的意见，坚持对TPP大肆批判，称之为“烂协定”。在2016年6月俄亥俄州圣克莱尔斯维尔举行的竞选集会上，特朗普进一步批判TPP，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一场由那些想要摧毁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推动的灾难……”六周之后，特朗普当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后的首批举措之一就是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TPP。美国退出后，协定仍持续生效。随后，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出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中包括TPP的成员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文莱以及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美国本想建立以自己为首的太平洋经济集团，挫败中国发展领先地位，但现在这一梦想就此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经济组织。而美国却先后提出对钢铁、铝和其他商品征收新关税，引发了与欧洲、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同时，在“美国优先”信条的指导下，特朗普政府公开破坏北约和其他西方联盟——全然忘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正是这些组织和协定帮助美国在战后崛起并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现在需要面对的是与中国的这一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紧密相连，既有合作，也有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