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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二十三岁时（1903年）写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张照片是送给许寿裳的），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西方势力覆压之下的困境与悲愿。在那样无奈的困境之下，如何爱国强国，成为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目标。
许多学者都强调，目标的选择是没有任何逻辑规律可循的 [1] ，其实手段的选择也可能是非逻辑的，在意图与手段之间 [2] ，可以有无限种方式的扣接，只要行动者主观地认为二者之间合乎逻辑，即可成立。我们可以从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情形清楚地看出这一个现象。
在西方势力猛力叩关，中国知识分子为传统辩护与抵抗的过程中，有些保守主义者是把西学吸收到传统的“躯壳”中以达成他们保守的目的，有些则是回归到比目前所认知的传统更为传统的状态中，这两种办法的目标都是为了使传统更有效地回应当前的变局，可是，他们用以达成目标的手段是何等不同！由于意图与手段组合方式的变化，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的风貌亦繁复万端，他们有的是意态极为保守而手段极为西化；有的是意态极为前进，而手段却极传统；有的是意态保守，手段传统；有的是意态激进，手段西化。同样的意图可能借着全然不同的手段去达成，而同样的手段也可能为完全不同的意图服务。所以单是用“传统”或“前进”，“新”或“旧”来描述他们，常常是不够充分的。
在爱国救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所出现的无数手段中，有两种最值得注意。第一便是以激烈破坏、激烈个人主义来达成爱国救国的目标，以致把大规模地毁弃传统作为正面价值来信奉。
这样的行动对有些人的情感来说可能是痛苦的，可是为了国家民族更高的利益，许多知识分子却愿意牺牲在情感上相当依赖的某些传统的质素，同时也要求别人作同样悲壮的牺牲。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同时看到全盘反传统与在某些层面上恋执传统的情形，从表面看来这是一种矛盾，其实是在“救国”这一个最终极的目标下目的与手段间的紧张和两难。
第二种态度是认为爱国就必须保持传统。即使这些人中间已警觉到传统的许多成分不周于世用了
，但是他们仍愿以李文逊（Joseph R. Levenson）所谓的对木乃伊审美式的怀念心情来对待传统。
[3]
在这里想着重讨论的是以大破坏为爱国的手段，以打破传统的伦理结构，把全中国彻底重新组合为救国手段的现象。对他们来说，爱国保种之热情愈为深切，则打破传统的决心亦更为炽烈，二者如影随形，成为近代中国最奇特的一种力量。而许多传统型知识分子之所以决然转向西化，也必须在这一个脉络下来理解。清季掀天揭地而来的变局对那一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刺激是很深刻的，而且国家每经一次挫败，其痛苦就愈深，有良心的读书人虽然希望对国族有所济救，可是正如章太炎（1869—1936）所说的：“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
他们脑中那一套传统知识显然不足以应付这个变局，那么该当如何呢？许多读书人开始移步转身向压迫他们的西方帝国主义身上寻找医己的良方。他们之所以转向西方，并不是厌弃祖国，相反地，正是为了要增强自己护卫祖国的能力，才决然贱弃旧学，向敌人学习。以清末大诗人范当世（1854—1904）为例。陈三立（1853—1937）在为他的《范伯子文集》所写的《跋》中，便很精确地道出范氏向西转的心路历程。他说范氏：“好言经世……其后更甲午、戊戌、庚子之变，益慕泰西学说，愤生平所习无实用，昌言贱之。”
范氏原是个不折不扣的传统型知识分子，他之所以昌言贱弃生平所习，并不是不要中国，而是因为他太爱中国了；因为太爱中国，所以他猜想把中国打得七零八落的泰西诸国，应该有足以拯救中国的学说。当康有为（1858—1927）大量引进西方思想时，他的真正用心也是要对抗帝国主义。而不是如攻击他的人所说的：康有为是要把中国出卖给西方帝国主义。那一代知识分子这种借着吸收帝国主义的长处，来抵抗帝国主义的曲折心态，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西化论之所以风起云涌、沛然莫之能御，至少在意图的层面上，与强烈的民族情操正是密相结合的，而不一定是崇洋媚外的买办心理之产物。
[1] 这是社会学者韦伯及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人的观念。参见Raymond Aron,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Ⅱ, trans. Richard Howard and Helen Weaver（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0）, p. 250。帕累托说，只有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才是逻辑的，任何目的的决定都是非逻辑的。阿隆（Aron）的书中讨论帕累托的“逻辑与非逻辑行动”（页119—135），曾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韦伯对此同样投注很大的注意力，在许多文字中都讨论到价值抉择是没有任何逻辑规律可循。他说：“世界的各种不同的价值领域，互相处在无可解消的冲突之中”，“各个领域，各种主宰的神互相争斗”。见“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and tran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台北：虹桥出版社翻印，1969）, pp. 147—148。韦伯认为人所创造的价值是自愿性的、自由选择的，没有一个普遍而有效的价值层级在那里供我们参考。参见阿隆前引书页250、252。
[2] 韦伯、帕累托、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等学者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问题。韦伯的讨论尤为重要。如《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一文中，对意图与手段之间及历史行动的吊诡性的分析，见Gerth and Mills eds. and trans., From Max Weber , pp. 117—126。另外在“Religious Rejec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Directions”一文中也论及，同前书，页351。此外，不少研究韦伯的论文讨论到这一问题，如Wolfgang Schluchter的 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 , trans. Guenther Roth（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一书，页154。在Guenther Roth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Ethics and Method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11—64中亦有讨论。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更是展示此一吊诡性的代表作。德国历史学者德罗伊森在他的《历史知识的理论》（ Historik ）一书中也谈到类似的问题，他提醒我们：“某人的意志不会完全贯注在一件事情中，另一方面某事件的发展也绝不只受人们意愿的影响”，“事情的发展常超乎推动这些事情的人意欲之外”。见德罗伊森著，胡昌智译：《历史知识的理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页38。并可参见法兰克福学派的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4），第一章。
[3]
“木乃伊式审美价值”是李文逊语。见“‘History’ and ‘Value’: The Tensions of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in Arthur F. Wright, ed.,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150。他把“历史”与“价值”二分，认为前者属于心理层次上的，后者属于哲学层次上的，二者常相冲突，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传统文化时，常在感情上依附前者，理智上倾向后者，前者是“Mine”，后者是“True”。
李文逊的解释切中了某些情实，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他的朋友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便有文讨论。他极为赞赏李文逊的睿智，但反对他把中国文化当作total Gestalt。见“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Thought of Joseph Levenson,” in Maurice Meisner and Rhoads Murphey, eds.,
The Mozartian Historian: 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 Leven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1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