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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人工智能界在探讨“可解释的AI”这个重要课题，但社会公众对这件事情似乎并无多少感知。这是个问题。举一个例子，有机构将“大模型”列为2022年度值得关注的技术前沿趋势之一。何谓“大模型”？通俗说，就是智能模型中的参数数量达到或超过惊人的数千万、数亿的量级。比如2020年5月美国一家名为Open AI的人工智能公司，推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GPT-3算法，其中用到多达1700亿个参数，这让机器学习的效果突飞猛进，也让人瞠目结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以时日，这些疯狂算法会撰写越来越多的报告、论文、小说、诗歌，而且水准丝毫不亚于专业的高级文秘、咨询顾问、科研工作者、作家和诗人。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被抛出来，一定会有一大波所谓观察家为受到惊吓的吃瓜群众解释“这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但是，我这里说的并非这个意思。我是说，当这些蛮力算法、疯狂算法在不知疲倦地生产“内容”、“观点”、“意见”，甚至“忠告”、“判断”、“选择”的时候，对那些算法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算法自己当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算法工程师自己，其实他们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算法自己不能“解释”自己，算法工程师其实也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些喋喋不休的观察家、评论家、主播、博主、意见领袖，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解释得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觉得需要先静下心来，认真读温伯格这本《混沌》的理由。
互联网商业化近30年的历程中，人们已经充分感受到互联网、智能科技对日常生活、经济生产和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然而，这种影响除了“速度进一步加快”，我们还应该警觉到什么呢？这是这部佳作的内核。
最近5年，智能科技领域中的单一技术已经向聚合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等，基本被“元宇宙”这个概念包笼。如果再加上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神经科学和脑科学、能源技术等等，这个世界的“巨变”“剧变”“聚变”应该是毫无悬念的。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它对人的影响有多大，而是人会在这样的“jù变”中发生何种内在的变化。
温伯格的《混沌》，将思考的焦点对准这场前所未有的“jù变”在底层逻辑上带来的认知重塑：确定性的世界，无可挽回地被不可预测甚至不可解释的新世界替代。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和意义，是人与自己的创造物共生演化的内在动力。
用大众语言重新翻译一下温伯格的观察，就是：我们将面临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
对数百年来被工业思维和工业产品滋养、塑造的人们来说，这个世界是确定的、“有答案”的，这不仅是世界有条不紊运转的前提，也是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支撑。可以想象，假如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没有确定的答案”，或者“不能肯定所知道的这个答案，是不是靠谱”的世界，那么人们内心的失落、沮丧、惶恐、迷茫，甚至抑郁、绝望将会多么深重：就像天塌了一样！
对因果的迷恋和对确定性的追寻，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然而，这并不是一点儿疑问都没有。美国哲学家杜威，1929年在爱丁堡大学的演讲就以“确定性的寻求”为题，把人们对确定性的偏爱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10年前，以色列70后历史学家赫拉利，以《人类简史》一书奠定了他全球畅销书作者的地位。在这本被译成45种语言的书中，赫拉利用惊人的口吻写道：农业社会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为什么这么说？赫拉利给出的解释是：定居。
一万年前的定居生活，让物种驯化成为耕作农业和畜牧业的基础。漫长的物种“驯化”史，不经意间将“定数崇拜”深深地刻写在人们的肌肉记忆中，刻写在人们创造的神灵、祭祀的观念底座上。
今天的互联网和智能科技，将再次从底层改变这一切。
温伯格20年前和哈佛伯克曼中心的道克·希尔斯，还有另两位作者，共同撰写了著名的《线车宣言》。这部气势非凡的著作，直接模仿1517年被马丁·路德张贴在维滕贝格讲堂门口的《九十五条论纲》，对工业时代的组织模式、市场模式、营销理念发起了猛烈的批判。比如宣言中的第一条，就是这样一句明快的语言：“市场就是对话。”20多年后，这句话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思。元宇宙、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市场，不再是商家向消费者“填鸭”“喂食”式的倾泻商品，不再是“买买买”；消费者也不再是待“宰”的羔羊，被动的消费者，不再是“我买故我在”。那么这种“对话”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显然不是那种伪装在“推荐算法”里面的“大数据杀熟”，也不是那种不停地渲染“焦虑”、“创造需求”的消费者精准营销。那是什么呢？在静心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放下的，是对确定性的迷恋。
温伯格和很多我们熟悉的数字思想家，比如托夫勒、尼葛洛庞蒂、彼得·蒂尔、凯文·凯利等一样，是互联网商业化以来的30年中为数不多的独特“物种”。这些独特的思想家，更像是某种善于夜行的猫头鹰，就像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一句话：每当黄昏降临，密涅瓦的猫头鹰开始起飞。
智慧的猫头鹰们，读他们的书，不能指望从中得到“刀枪剑戟”那样的实用兵器，而是需要花些力气解读，要超越字面含义，并将其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如果只停留在字面上，这些文本中的某些内容看着就像宏大的宣言了。尤其是第六章和第七章，那种内心的挣扎、向往、无奈和信仰交织在一起，如深海波澜。
温伯格这本书字里行间流露出很多深度的思考，这是当下产业界冲锋陷阵的企业家需要静耳聆听的思想。
当然，这本书对“预测”的观点和立场也不是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将可预测性转换到可解释性，进而又放弃可解释性，追求多重可能性和意义，这条思想进路是典型的西方文脉。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作者所指的“可解释性”诉求，是他所定义的“建立在概念模型”之上，扎根于牛顿图景的确定性世界的“可解释性”。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复杂性科学的历程印证了这一点，但“可解释”的含义也在深化。“可解释”遂与“可理解”两个概念靠得更近了，以至胡泳老师一针见血地提出“相信机器，还是相信人？”这个终极拷问。也就是说，关于“可解释”诉求，并不是简单地“丢弃”“淡化”就可以释然的。
二是关于进化（进步）的方向。作者提出的“意义”问题，是一个好问题，也是过去至少50年来不同领域的思想者共同聚焦的问题。意义的生产过程、涌现过程如何，其弥漫、撒播过程如何，其塑造人性的过程如何，作者都没有给予太多的深究，反倒诉诸有点儿像基督精神那样的信仰，从“对人的重要性”的角度，最终归结为“新悖论”、敬畏等等，这就留下了太多空白。
自然，阅读即对话。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需要少数头脑从不同凡俗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来与我们的内心世界对话。精读这本书的价值，一方面在于理解作者的思想脉络，另一方面也需要关照当下异质文化碰撞中产生的文化间性，否则就只能是高声喝彩之后，别无他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