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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默默地吃着前菜。杰西卡不停地用叉子在我盘子里扒拉——那是她的一个习惯，只要跟她在一起吃饭，我都不会错过的——这个习惯是我们大一新生时在餐厅里养成的。
我们住在一起时，我总是最后要买下足够我们两个吃的各种食物。如今她丈夫也是这样。我都不确定她是否去过食品店。
“那你妻子呢？”奥黛丽问，“你怎么碰到她的？”
“在康复中心。”罗伯特回答说，边有些紧张地瞥了我一眼，“她也酗酒。”
奥黛丽喝了一口饮料。
我把盘子往杰西卡那边推了推，脑子里则在重新思考罗伯特刚说的话。他是怎么离开的，在康复中心里遇见了一个姑娘，开始了一段新生活。这些事我都知道，但从没听他这个源头说起过。
“我们彼此理解。”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跟某个不明白酗酒成瘾是怎么回事的人生活在一起。”
托比亚斯点点头，我心里突然产生了那种强烈而又熟悉的要揍他的冲动。我们在一起时他老是这么做——随意容忍那些令我讨厌甚至让我受伤害的事情。
他会跟我说：“你的问题在于你太吹毛求疵了。”就好像这句话很有深意似的，好像那不是一个无礼之举。
“我理解。”奥黛丽说，“我对毒品不太感冒，不过见过周围有很多人喜欢。真可惜。我认为那跟缺乏陪伴有关。”
陪伴。 让我静静地跟你坐在一起。让我握着你的手去理解 。
“你有孩子吗？”奥黛丽继续问道。她拿起一个生蚝，在上面放上一团辣根酱。
“三个女儿。”罗伯特说，“除了萨布丽娜，还有黛西和亚历山德拉。”
“亚历山德拉。”奥黛丽心不在焉地复述道。
“一个十七，一个二十四。小的喜欢唱歌。大的……”罗伯特的话音低了下去，然后他摇了摇头，轻笑了一下。我感到胸口有什么东西紧紧地揪了一下，担心快要被撕裂了。
康拉德好像是唯一注意到这点的人。“那算不上是个道歉。”他说。他大大地喝了口红酒，然后坐了回去。
“是的，”罗伯特说，“那算不上。”
“我不想要道歉。”我说道，“你所说的任何事都无法弥补。”
“我为什么在晚餐名单上？”他问。他问得很突然，我差点要说实话。
在他死前我就把他放在名单上了。我一直保留着他，因为我想弄清楚。因为我有个跟他相同的问题： 为什么 ？
“她要你试试。”杰西卡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说道。
“啊哈。”康拉德说，“家庭。”他看看杰西卡。她大口喝着水。“神助攻。”
她吞了下去。“谢谢。”
“你错过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回忆。”我说道，“你错过了一切。”
“是的。”罗伯特上下抿着嘴唇。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同样的习惯。橱柜上放着一壶咖啡。某个早晨早饭时刻，在账单和卡通书之间。“你母亲有没有跟你讲过你出生那天夜里我们是怎么把你从医院里带回家的？”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不记得了。可能讲过。”
“继续。”康拉德说，“我们听着。”他朝他做了个讲下去的手势。
“那天下着雪。”罗伯特说。
“真美。”奥黛丽说。
“听起来像是虚构的。”康拉德说，“不过请继续讲。”
“确实下着雪。那时候我们住在宾夕法尼亚的那间小农舍里。你还记得那间农舍吗？”
“有两只鸡，一头山羊，三只仓鼠，因为萨比要它们。”托比亚斯接口说道。
罗伯特看起来有点吃惊。他还没有真正承认托比亚斯。他是谁？我在想他是不是知道。
“是的，好吧。嗯，我们住的地方离医院三十英里。”
我曾听母亲讲过这件事。他说得对。那天有暴风雪，路况很糟，他们只好把车停在路边。我妈妈抱着我待在车里，爸爸到附近的谷仓借他们的电话打。汽车暖风坏了，不过我不确定，也许是他们的车就没有暖风。此刻我把这个故事讲了出来。
“不对。”罗伯特摇摇头，“你母亲没有待在车里。她也到了谷仓里，我们在那儿度过了第一晚。”
“去他的耶稣。”康拉德大声道，“萨布丽娜说不定才是上帝真正的孩子。”
“你打了电话，花了一个小时等暴风雪过去，然后你开车回家了。”我说，“事情不是那样的。”
“我们一整夜都在等暴风雪过去。那里没有电话。电话线断了。”
“为什么妈妈要撒谎呢？”
罗伯特拿叉子在盘子里划拉着，瓷盘上发出了呲呲呲的声音。“她也许不记得了。”
我以为你应该只记得好的部分。在重温我和托比亚斯的关系时，我知道自己往往就会那样。那是我们的高能时刻回放。我们最精彩的华章。那些悄悄爬进来的东西，那些将我们分开的东西，我很容易就忘记了。
“你们带着一个婴儿睡在地上？”杰西卡问道。她儿子道格拉斯刚七个月大。杰西卡还在母乳喂养。她很喜欢谈论这事。对此我并不在意，或者应该说我已习以为常了。杰西卡一直要比我开放得多。她会光着上身在我们的公寓里走来走去。当然理由是戴胸罩会致癌。
“那里有毯子。”罗伯特说，“玛茜一整夜没睡，给萨布丽娜喂奶。那家农场主给了我们吃的和喝的。”
“我是诞生在十四世纪吗？”想到刚刚出生的我被紧紧包裹在麻布袋里，我亲爱的父母抱着我待在谷仓里，这样的场面让我有点难以忍受。我把几块帕尔马干酪条跟蔬菜条推在一起，全部舀起放进嘴里咀嚼起来。
“我们很幸福。”罗伯特说。
“只幸福了一晚上。”我说。
“一年。”他说，“我们幸福了一年。”
我的确记不得孩提时代的很多事情了。我猜想自己从来没问过，我母亲也从来没主动提过。不过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当有人离你而去，记住快乐远比想着那些不幸更为痛苦。
“后来出了什么事？”我问。
“责任。”奥黛丽说。说出这话时她看起来有点点难受，我记下了要和她谈谈，问问她的生活。我再次因为把她拉到这潭浑水里而感到不安。这毕竟是我的私事。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罗伯特说道，“情况变得更糟，没有好转。我们总是在吵架。我本应该在她身边，可我经常不在。她希望我离开。”
“不是那样的。”
“对，”他说，“不是那样的。”
“她又结婚了。”杰西卡说。我看着她。她耸了耸肩。“干吗？”她说，“她的确又结婚了。我觉得她很开心。”
“是吗？”罗伯特看看我。他充满希望的眼神差点让我崩溃。
“那无关紧要。”我说。
“不，有关系的。”托比亚斯说，“这意味着那并非她对幸福的唯一一次追求，也许她也并不幸福。”
“那又怎样？”
“所以你不能单单责怪离开的那个人。要是两个人不幸福，只去注意那个最终走出家门的人不过就是让人们去了解技术细节而已。”
“说得轻巧。”我说。
康拉德清了清嗓子。“我们有点超前了。”他说。
“不可能不超前。”奥黛丽说。此刻她看起来很愉快，更加活泼起来。
“一切都一下子发生了。”杰西卡说道。她把一只手放在额头上不动。
“没错，亲爱的。”康拉德说，“此刻一切都正在发生，我们还是来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