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惩罚

“啊啊啊——”

“安静点，雷克斯，该吃饭了。”

“啊啊啊——”

雷克斯还不到两岁，他刚学着说话，或者说，他刚发现自己的声音有多大。他根本停不下来。

朱莉终于忍不住了。“你必须消停一会儿。”她说着，把雷克斯从儿童餐椅上抱下来，带到客厅里。这是他第一次被罚坐淘气凳（Time-out） 。但不可能让他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朱莉让雷克斯坐在她的腿上。“我们休息一下，因为你的声音太大了。”她说。

“为什么要休息一下？”雷克斯问。

“我们休息一下，是因为你的声音太大了。”朱莉重复了一遍。

“我们休息喽！”雷克斯说，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完全不像一个受罚的孩子。

我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妻子会告诉你，罚坐淘气凳的时间应该和孩子的年龄一样。所以两分钟后，她就带着雷克斯回到了餐桌。

“我还想要休息一下。”雷克斯在被塞回餐椅时说道。

“该吃饭了，雷克斯。”

“我还想要休息一下。”

“不行，雷克斯，该吃饭了。”

“啊啊啊——”

这么做并不管用，原因也不难想象。惩罚按理说是不好受的。雷克斯却觉得被罚很好玩儿；这只是让他短暂地脱离日常生活，而且他当然不介意坐在妈妈的腿上。真想惩罚雷克斯的话，我们得更严厉一些。

但是，等等，我们为什么要严厉地惩罚一个孩子？或者说，更好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严厉地惩罚 任何一个人 ？惩罚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一个标准答案是 报复心 。这就是我们在第2章所讨论的观点——有些人犯了错，惩罚是他们应得的。可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而且很多支持报复的人也懒得回答。在他们看来，道德败坏的人为他们的罪行而受惩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其他人则给出了一些比喻，就像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那样。他们说，犯错的人欠了社会的债。 他们必须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给任何人，即使是那些做错事的人，带来痛苦。我们当然需要的也不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必须知道这么做能带来什么（有什么好处），从而证明惩罚所造成的明显伤害是合理的。

稍后，我将为报复心辩护，解释为什么对某些人施加痛苦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报复心无法 解释 我们为什么严厉地惩罚一个两岁的孩子。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一些成年人受到惩罚是应得的。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它是一个孩子应得的——尤其是像雷克斯这么小的孩子。

那么罚坐淘气凳的目的是什么？老实说，是因为我们迫切地希望雷克斯停止尖叫，然后去吃午饭。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他停止尖叫，让我们可以好好吃饭。罚坐淘气凳的直接目的是，让他知道尖叫对他而言没有好处，从而让他闭上嘴巴。

我们试图做的事，用文绉绉的话来说就是 威慑 。这和报复他人时的想法一样。人们会对各种刺激措施做出回应，孩子们也不例外。雷克斯觉得挺起胸膛尖叫很有趣。我们如果想阻止他，就必须把这件事变得 无趣 。对我们来说，很不幸，雷克斯觉得坐淘气凳比原来更有趣，于是变本加厉地尖叫起来。

对于两岁的孩子来说，转移注意力可能比威慑更管用。如果这么做也不管用，那么无视他的尖叫可能比惩罚他能更快地让他消停下来。至少，从我们带小狗贝莉去咨询的驯犬师那里，我们学到的道理就是这样。贝莉是一只小小的金德利犬，它也喜欢叫。它还会扑到人身上，咬他们的手。驯犬师教我们一个叫作“隐形狗”的游戏。这个游戏简单得很。每当贝莉扑向人或咬人，我们就完全无视它——表现得仿佛它完全不存在。它消停下来的那一刻，游戏立马结束。然后我们会毫不吝啬地表扬它、奖励它。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它知道，它只要不扑人或不咬人，就会得到表扬或奖励。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正面的激励，而不是负面的激励来教育它的。

这么做是管用的。可以说，这么做令人震惊地有效。就像，如果能够重新来过，我会给小雷克斯系上绳子，带到训练员那里。训练员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比我们做得好多了。而且不光她如此。驯兽师都很擅长消除坏习惯，鼓励好习惯。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不用惩罚。至少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惩罚人呢？我们为什么不像训练动物那样，来训练他们呢？这是个好问题。2006年，《纽约时报》刊登了埃米·萨瑟兰的一篇文章。她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驯兽师学校的书。 她观察了他们的工作方法，突然灵光一闪：她可以训练她的丈夫。

她丈夫的名字正好也是斯科特。而且至少当时，他有许多坏习惯。他会把衣服随手扔在地板上。他还经常把钥匙弄丢。更糟糕的是，他一弄丢钥匙就心烦意乱。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至少就当时而言，在过去的一两天没有做过。因此，当我妻子读到萨瑟兰的文章时，它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一看到它就意识到了。我把那份报纸藏了起来，并决定闭口不谈我看过的内容。可惜我没法把互联网藏起来，朱莉最终还是看到了萨瑟兰的文章。那篇文章叫作《虎鲸沙姆教我如何拥有幸福的婚姻》 。萨瑟兰在文中说，在展开这项研究之前，她总是对丈夫的各种缺点发牢骚。这么做不管用。事实上，这让事情变得更糟。驯兽师教给了她一个好办法。

“我从野生动物的训练员们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萨瑟兰说，“就是我应该奖励那些我喜欢的行为，忽略那些我不喜欢的行为。毕竟，对一头海狮发牢骚，没法让它把球顶在鼻尖上。” 在海洋乐园，一名海豚训练员给萨瑟兰讲解了 非强化综合征 （least reinforcing syndrome）。如果海豚犯了错，训练员就完全不理它。她甚至看都不看海豚一眼，因为得不到回应的行为往往会不了了之。萨瑟兰还学会了一种技巧，叫作 逼近法 ——对方朝着我们想要鼓励的行为迈出的每一小步，我们都要给予奖励。这一小步之后，是下一小步。然后又是一小步。一直这样，直到海狮把球顶在鼻尖上。

在家里，萨瑟兰把她学到的新技能加以运用。如果丈夫把衣服丢到脏衣篓里，她会表示感谢。而那些到处乱丢的衣服，她会选择无视。果不其然，丈夫堆成小山的衣服越来越少了。没过多久，她的“海狮”就可以把球顶在鼻尖上了。

很快，我就发现朱莉也展开了同样的实验。突然，她不再抱怨我的脏衣服。如果我收拾了一些衣服，她还会感谢我，客气得有些过头。当我把脏盘子放进洗碗机而不是堆在水槽时，同样的场景会在厨房里上演。我开始进行一些小测试，果然，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产生了积极的强化作用。

“你在沙姆 我吗？”我问道。

“该死，”她说，“你看到那篇文章了？”

“所有人都看到了，”我说，“这是有史以来被转发得最多的文章之一。”

她笑着说：“好吧，它的确管用。”但笑容马上从她脸上消失了。她突然意识到她可能也有问题。“你是不是在沙姆我？”她问道。

我当时不置可否，现在也是。

我们笑了，因为我们都试图隐瞒这篇文章。接着，我们达成了停火协议。我们都同意不再沙姆对方。但事实上，朱莉仍然在沙姆我。我完全不予理会。仔细想想，这其实是一种很厉害的沙姆柔术。如果她停止训练，我会给她一个奖励的。

这种场景会让你不安吗？我奖励朱莉，以引导她的良好行为？你应该不安。反过来也一样。这是伴侣之间相处的一种糟糕的方式。事实上，这也是 人与人 相处的一种糟糕的方式。明白这一点，会帮助我们掌握一种不同的思考惩罚的方式。

彼得·斯特劳森是牛津大学韦恩弗利特形而上学哲学教授。他撰写了20世纪哲学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它叫作《自由与怨恨》。 在这篇论文中，斯特劳森描述了看待人的两种不同方式。我们可以把人视作受因果律支配的客体——我们可以操纵或控制的东西。以这种方式看待人，就像你看待你家里的电器一样。你调节温控器，是为了得到你想要的温度。你改变微波炉的设置，是为了让它在加热食物的同时不会烧焦食物。你更换暖气的滤网，是为了让它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你调节输入，都是为了改变输出。这正是萨瑟兰对待她丈夫的方式。

斯特劳森说，把人视作物，就是把他们视作“需要管理、处置、治疗或训练” 的东西。萨瑟兰并不羞于这样看待她的丈夫。在解释她的实验时，她说她希望“把他推向完美”，“把他塑造成我可能不那么讨厌的伴侣” 。注意这里的动词：她希望把他 推向 新的方向，把他 塑造 成更好的样子。在任何意义上，她丈夫都是她的计划的对象——一个可以用她新获得的技能来操纵的东西。

斯特劳森称，萨瑟兰对她丈夫的态度是 客观的 （因为它意味着她把丈夫视作一个客体）。他把这种态度与我们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对比，后者被他称为 反应性 态度。这种态度包括愤怒、怨恨和感激。当我们与他人建立关系时，无论是作为伴侣、同事、朋友，还是仅仅作为人类同胞，我们就对他人的行为产生了某种期望。起码，我们期望他人能以善意对待我们。如果他们做到了，我们会心怀感激。但如果他们没做到，就是当他们恶劣地对待我们时，我们会感到愤怒和怨恨。

斯特劳森说，反应性态度是把他人 当作人 而非物的关键。人要为所做的事情负责，而物不用。温控器坏了，我不会生气。或者说，我哪怕生气，也不是对温控器生气。我气的可能是造温控器的人或装温控器的人，甚至气的是我自己没有买到更好的温控器。愤怒只有在针对一个能负责（或者至少也许能负责）的人时才有意义。这是因为愤怒传达了一个判断——那个人本可以做得更好。

我知道，你可能会说，你有时候会对无生命的物生气。我也一样。我不止一次因为电脑宕机而破口大骂。但是，在对一个物品生气时，我们是在把它拟人化。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能为其行为负责的人，尽管我们知道它不是。

萨瑟兰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把人当作物来对待。事实上，这种做法的内涵更深刻，因为人 也是 客体，也受人操纵和控制。但我们 不只是 客体。我们也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负责。至少我们可以。而反应性态度，比如愤怒，就是我们互相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

“惩罚是什么？”有一天晚饭时，我问我的两个儿子。

“是一种坏事。”汉克说。接着又说：“我们能不能别在吃饭时聊这个？”汉克吃饭的时候不想聊任何不开心的事，或者说不想聊任何事。

但是雷克斯接过了话茬。“惩罚是别人对你做坏事，”他说，“或者他们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想在外面玩，而我说你必须练钢琴，这就是惩罚你吗？”

“不是。”雷克斯说。

“为什么不是？”

“因为我没做错什么。”

“所以说惩罚是对错误行为的回应？”

“是的，”雷克斯说，“就是别人 因为 你做了坏事而对你做坏事。”

“我们能不能别在吃饭时聊这个？”

汉克提前终止了这场对话。不过雷克斯还是对惩罚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在乔尔·范伯格（Joel Feinberg）之前，人们通常都像雷克斯那样定义惩罚：由权威施加的、针对错误行为的严厉措施。（或者，用雷克斯的话说就是，别人因为你做了坏事而对你做坏事。）

范伯格在亚利桑那大学教哲学。他的一个学生克拉克·沃尔夫是我的第一位哲学教授。另一个学生朱尔斯·科尔曼是我读法学院时的导师。所以就哲学而言，范伯格算我的祖师爷。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刑法思想家——关于刑法的适当范围和目标的许多权威图书出自他手。

范伯格发现了标准的惩罚概念的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考虑一下橄榄球比赛中对干扰传球行为的处罚（penalty），就能看到这一问题。对干扰传球行为的处罚——对方在犯规地点获得一次首攻——是严厉的。有时比赛的成败就在此一举。而且这一处罚是由一个权威（裁判）针对错误行为（干扰传球）做出的。因此，假如雷克斯的定义是对的，这一处罚就是惩罚。但哪里似乎出了问题。干扰传球当然会受到处罚。但我们并没有为此 惩罚 球员。

再举一个例子。你在大雪天忘了挪车，结果车被拖车队拖走了。这也是一种严厉的处理。你不得不大老远地跑到拖车场，花钱取回你的车。但是，同样的，你似乎受到了处罚而不是惩罚。事实上，要是罚款只包括拖车和存车的钱，甚至很难说你受到了处罚；你只是被要求为你的错误付钱。

在范伯格看来，雷克斯的定义忽视了惩罚的象征意义。惩罚表达了一种反应性态度，比如怨恨和义愤。当国家把某人定为罪犯，把他关进监狱，它就是在谴责他的所作所为。范伯格解释说，“罪犯感受到了狱警和外界赤裸裸的敌意，而且这种敌意还是理直气壮的” ，因为它被视为对罪犯的错误行为的合理回应。

如果惩罚是范伯格说的这么回事——一种表达反应性态度的方式——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朱莉让雷克斯坐淘气凳不是真的惩罚他。她只是想让他不再尖叫。她不是真的想谴责他的行为。站在范伯格的角度，朱莉处罚了雷克斯（而且没多少处罚力度）。因此，可能我们关于体育的比喻一直都错了。我们不应该让孩子们坐淘气凳；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受罚席。

第二个更重要的结论是，惩罚表达的是反应性态度，所以我们可以正当地惩罚的人是有限的。我们在前文看到了，反应性态度是一种让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方式。所以我们只应惩罚那些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正因为如此，刑法中包含了许多旨在确定被告能否为其行为负责的条款。我们（至少在官方层面上） 不会惩罚精神错乱或失能的人。我们不会惩罚被胁迫犯罪的人。我们只惩罚我们认为本应表现得更好的人。

为什么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无法在此给出一个全面的答案。但我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人有能力认识和回应 理由 ，这是单纯的物体——甚至是高级的动物——所不能做到的。我们的驯犬师说，贝莉会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它想要的东西。如果咬人能让它获得它想要的关注，它就会死缠烂打。如果不能，它就会停下来，尝试别的办法。当然，它也能克制自己的冲动，至少有那么一会儿。它学会了坐下来等待零食。但是，只有在克制冲动对它有利的时候，它才会这么做。

人与狗有何不同？的确，你会遇到一些你觉得与狗无异的人。我们都认识一些人，他们只会凭着当下的欲望行事。但人们也可以依理由而行事。理由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只能给一个很简略的答案。但大致上说，理由是 应当 ，而不是 想要 。 你饿了 是我给你东西吃的理由，即使我想看你挨饿。 你痛了 是我从你的脚上挪开的理由，即使我想继续站在上面。 我答应了 是我说到做到的理由，即使我想做别的事情。

有些人否认这里有什么区别。英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哲学家大卫·休谟说：“理性是，也只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它永远不能假装有其他的职能。” 这种观点认为，我们与贝莉的相似性比表面上看起来的更大。当然，我可以从你的脚上挪开，即使我想站在上面。但是休谟认为，我这样做，只是服从了另一种欲望——比如不想被你打脸。理性，在休谟看来，帮助我们找出满足我们欲望的方法。理性并不与欲望竞争。

休谟有他的拥护者，但我不是其中之一。我认为理性和欲望是独立运作的。我们的欲望并不总能给出理由（希特勒想要消灭犹太人 不是 他这么做的理由），而且我们的理由往往——甚至一向——不以欲望为基础。（即使我不想还债，我也应该还——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不还债会遭殃。）事实上，我想进一步说，人之所以为人，部分是因为我们能够区分应该做什么和想要做什么。

你没法跟贝莉讲道理。 塑造 其行为的唯一方式是调整对它的刺激措施。但我们可以彼此讲道理。反应性态度就是讲道理的一种方式。你对某人生气，就等于告诉他，他本应该表现得更好。你这样做，他不会觉得愉快。但至少，你是把他当作为其行为负责的人，而不是一个物品或动物。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萨瑟兰的实验为什么令人不安了。她开始训练她的丈夫后，就不再把他看作一个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她有权操纵和控制的物品。（我希望你在此回想起第1章中康德的观点——我们应该把人 当作人 ，而不是物来对待。）她不再跟他 讲道理 ，而是开始 塑造 他。或者至少在试图训练他时，她是在塑造他。我相信，在其他方面和其他时候，萨瑟兰还是把她的丈夫当作一个人。而且我也不想苛责她。在后文中，我会建议我们有时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人，哪怕是所爱之人。但我依然坚持认为，你不应该沙姆你的伴侣。

那你的孩子呢？你应该沙姆他们吗？当然了。每时每刻。至少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因为小孩子还 不是人 。至少在我们的意义上还不是人。你没法跟一个两岁的孩子讲道理，讲是非。有时候，你说一句，他们回一句。看上去确实很像在跟他们讲道理。但我敢说，你不是在讲道理，因为他们还不理解想要做的事和应该做的事有什么区别。

我数不清跟我的孩子有过多少次这种对话：

我：你为什么这么做（拿那个东西/打他/当众脱裤子）？

孩子：因为我想。

我：是啊，但是你为什么想？

孩子：我就是想。

我：是啊，但是 为什么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孩子：我就是想。

我：我要告诉你多少次？欲望不是行动的理由。

孩子：得了吧，婴儿潮老人。 我读过休谟。

我：什么？我根本不是婴儿潮一代。我是X世代 。

孩子：理性是情感的奴隶。X世代老人。

我是在开玩笑。不用当真。但是这包含了一个严肃的观点：小孩子没法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他们不能可靠地辨别对错。就算可以，他们也往往无法约束自己的行为。他们没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就是这样的。

结果就是，你不能对一个孩子生气。当然了，你还是会生气。雷克斯刚生下来从医院抱回家时，我就对他生过气。一开始他根本不睡觉。朱莉分娩很艰难，所以连着几晚我包揽了喂奶之外的所有事情。抱着哭个不停的雷克斯，我的心中交织着各种情绪，包括 对 他的愤怒。但这股怒火是暂时的，因为这不是他的错，也不可能是他的错。雷克斯不是我们可以生气的对象，因为他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你必须对小孩子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他们作为“小”孩子的时间，比你想象的更长，至少持续到4岁或5岁。但实际上，他们在六七岁才成为真正的人。在那之前，他们是动物。这种动物可爱极了。他们看上去像人，听起来也有点像人。但他们绝对不是人。小孩子是“需要管理、处置、治疗或训练” 的东西。

请正确地训练他们。当汉克才一两岁时，我常带他去参加美国体育馆的学前游戏项目。他喜欢一条通往波波池子的跑道。汉克会全速前进，然后突然停下，小心翼翼地跳进池子里。（赫什维茨家的孩子都很谨慎。）汉克不是唯一喜欢这条跑道的孩子，所以一开始就一片混乱，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排队。但是规则很严：前面的孩子爬出池子之前，你不能在跑道上前进。

有一次，我趴在边上，帮两个孩子爬出来。在旁边，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懒得排队，一次又一次地往池子里跳。有几次差点在半空中撞到往下跳的孩子。但不止一次，他落在了正要爬出来的孩子身上。我示意他的母亲来帮忙。她耸了耸肩说：“他就是这副德行。他是一只小野兽。”

没错，他确实是。我当然没有说出这句话：“但是你的职责是把他变得不一样——变得更好。”

对于成年人，我们有时会说 改造 （rehabilitation）是惩罚的目的之一。对于孩子来说，这个词不合适。那个男孩需要的是 塑造 （habilitated）——让他能够和我们其他人和平相处——这是他首先需要的。

他的母亲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她应该阻止他乱跑。 阻遏 （incapacitation，又可译为“剥夺行为自由”）是惩罚的另一个目的。把一个纵火犯关进监狱的好处是，他在里面就不能再放火了。如果那是我家的男孩，我会扯着他的衣服把他拽回来，免得他伤到别的孩子。接着我会蹲到他的高度，看着他的眼睛，然后……把他当作人看。

我是认真的。我前面说，小孩子不是人。但是你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你必须告诉他们理由，哪怕他们很难按照理由行事。你必须向他们解释：“你不能跳进池子里， 那样会伤到别人 。”而且你必须表现出一种反应性态度。生气是不合适的，因为孩子没有冒犯你。相反，你需要告诉孩子你很失望——你为他所做的事感到难过。如果在这一切之后，孩子还往池子里跳，就该让他罚站了。或者干脆提前结束游戏时间。

就惩罚而言，父母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一个不会招其他人怨恨的孩子。我对那个男孩感到恼火，担心他会伤害另一个孩子。但我并不生他的气。他这么做不是他的错，因为他还不是那种能够认识理由并依理由行事的生物。他父母的职责就是让他成为这种生物。为此，他们必须让他知道：理由和反应性态度是什么。

说到这里，我要提醒你们一点。孩子们是需要体验反应性态度的。但是这事儿也容易做过头。如果你生气了——真的生气了——那你就该“坐淘气凳”缓一缓了。

朱莉和我常常让对方缓一缓。朱莉听到我嚷嚷，就知道我真的生气了，于是立马把我打发走。“行了，你去休息吧。”她说。然后，她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说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也会这样帮她，不过她帮我多得多。与一位社会工作者一起养孩子，真是赚大了。

不过，即使有了正确的心态，你还是必须注意你说的话。你不想让孩子们感到羞耻——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差劲的。老生常谈的建议是评价孩子们的行为而不是性格。但这也不太对。当孩子做了好事，你应该表扬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的性格的体现。你应该说：“哇，你愿意分享玩具，真懂事，你是一个好孩子，心里想着每个人。”当孩子做了坏事，你应该批评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性格不符。你应该说：“独占玩具是不对的。这让我很难过，因为你是一个爱分享的好孩子。”关键在于帮助孩子培养一种积极的自我认知。你要让他们认为好的行为是出自他们的本性——而坏的行为是例外，是可以改正的。

我们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就碰巧用了这些策略，一半是朱莉的社会工作经验，一半是运气。我后来发现，这些策略是有科学依据的 。如果你赞扬孩子们的积极品格，把他们当成有责任心的人，那么你很可能会培养出有责任心的孩子。你不能完全控制你孩子的性格。但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塑造他们的性格。这就是为什么沙姆他们是值得的。

小孩子长成负责任的大人，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他们逐渐获得新的认知能力，这一切都在缓慢发生。一开始——想想我把雷克斯从医院抱回家的第一个晚上——你只是客观地看待你的孩子。但是随着他们的成长，你开始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你会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愤怒、怨恨和感激等。第一天，你故意装出这些情绪——假装生气，却又忍不住笑。第二天，你真的生气了，因为你觉得孩子本可以做得更好。 如此循环往复，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一条回环的线。

汉克刚学会走路的时候，雷克斯的成长突飞猛进。雷克斯当时4岁，肆无忌惮地在家里跑来跑去。汉克不会走路时倒没什么问题，因为雷克斯很容易避开汉克。但汉克会走路之后，雷克斯就会把汉克撞倒，大部分时候是不小心的。雷克斯朝着汉克撞来。汉克号啕大哭。雷克斯就立刻开始法庭辩护。

“我不是故意的。”如果我们俩有人看到了，他就会这样说。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完全洗清罪名。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这只是对他可能面临的最严重指控——故意伤害罪——的辩护。于是，我向他介绍了过失（negligence）的概念。我解释说他必须小心点儿对待汉克。我还告诉他我从法学院的同事玛尔戈·施兰格那里学来的话：“我很高兴你不是故意这样做，但是你应该故意不这么做。”

这是一个微妙的道理，但雷克斯很快就学会了。他还是会撞倒汉克。汉克依然会号啕大哭。但是雷克斯有了一个新的说法。

“我已经努力小心了。”他说。

于是我教了他更多关于过失的知识。关于侵权的法律不关心你是否努力小心行事。它只关心你是否小心行事。法律关心的是你的行为，而不是你的心理状态。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人们很容易假装已经小心了，而实际上并没有，就像雷克斯经常做的那样。

“我很高兴你努力了，”我说，“但光努力是不够的，你必须小心行事。”然后我让雷克斯坐了淘气凳。

这应该是雷克斯第一次受到严肃的惩罚——无论是对我们而言，还是对他而言。对我们来说，这是严肃的惩罚，不是闹着玩的。我们是要批评他做的事情——并指出他应该做得更好。但它的意义不仅如此。我们觉得我们必须保护汉克——并明确地告诉雷克斯他要照顾汉克。

对雷克斯来说，坐淘气凳也是严肃的，因为他发现我们是真的很生气。他看到我们期望他做得更好，因此感到抱歉。有时他受不了我们严厉的指责，索性赖在地上不起来。

在维护汉克让雷克斯小心地对待他的权利时，我们实现了一部分矫正性正义。雷克斯的行为，表现得好像他不用在乎汉克一样。我们明确地指出，他需要在乎汉克。而且我们不是说说而已。我们让他为自己的疏忽付出了代价。

我们也实现了一部分报复性正义。

报复性正义是什么？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一段时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并且看看为什么有时施加痛苦是有道理的。如果说矫正性正义是为受害者申冤，那么报复性正义就是对加害者的谴责。它要求我们暂时降低他们的社会地位，作为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反对。惩罚是一种信号，表明你已经失去了地位，因为你受到了你通常有权免受的严厉对待。

这一点在成年人的例子中更容易看出来。我们想一想布罗克·特纳在斯坦福大学的派对上性侵香奈儿·米勒一案的判决。 检察官要求6年的刑期，但法官只判处了6个月。这一判决激起了众怒 ，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但我想问：它错在哪里？是因为它没有平衡某种宇宙的账本吗？如果是的话，施加多少痛苦才能让账本收支平衡？我们又如何把它转化为具体的刑期？

我认为，这一判决之所以有缺陷，有更实际的理由。它给米勒和特纳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这么短的刑期，不足以为米勒申冤。它似乎暗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更糟糕， 她 是无关紧要的。（在加利福尼亚州，你可以因为轻微的盗窃——偷窃少于950美元的东西——而被判入狱6个月。 ）这一判决是矫正性正义的失败。并且，它也没有实现报复性正义。它暗示特纳的行为并没有多么恶劣——他应该在短暂“坐过淘气凳”之后被社会重新接纳。

我们国家在监狱中服刑的人比例之高令人震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 。我们应该少监禁一些人。但我不支持完全废除监狱。当人们虐待他人时，我们应该追究其责任，监禁就是一种恰当的方式。把某人关进监狱表明他暂时不适合与我们一起生活。这意味着我们不信任他，我们需要让他面壁思过。针对某些罪行，这是一种恰当的惩罚。

或者说，假如我们的监狱没有这么糟糕的话，这本该是一种恰当的惩罚。有时候，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把某些人从社区中分离出来。但我们没理由把他们塞进人满为患的监狱，他们在其中面临着来自囚犯和看守的严重暴力风险，他们的健康需求被无视，并且受到非人的对待。一个人做了坏事，哪怕罪大恶极，依然是一个人。我们不尊重犯错者的人性，就是不尊重我们自己的人性，因为我们暗示人性是很容易丧失的。

再说，我们别忘了，在几乎所有案件中，我们都将再次和我们关押的人一起生活。惩罚应当保留我们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事实上，它应该加强这种可能性。如果我们以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那么当他们以牙还牙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但反之亦然，如果我们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人，他们更有可能对我们投桃报李。有时候，惩罚是必要的，甚至是严厉的惩罚——与亲友分离。但是，我们也可以谴责他们，而不是让他们在监狱里过着危险和凄惨的生活。

不过，你可能会想：如果我们所传达的信息才是重点所在，并且如果监狱往往是恶劣的地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单凭语言来谴责犯错者？我们为什么必须把他们送进监狱？答案是，语言无法传达所有信息。正如我们常说的，行动胜于雄辩。你会相信一个口口声声说爱你，却从未表现出他爱你的人吗？我对此表示怀疑。而 斥责 （disapproval）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你可以说你对某人的行为生气，但只要这不影响你对待他们的方式，他们就不会认真对待你。

我们为什么要施加惩罚？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理由：威慑、改造、阻遏。但首要的理由 是 报复。我们施加惩罚，是为了表达一种谴责。当某人理应被谴责时，报复性正义就要求这种惩罚。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得这么做。有时候，我们可以把正义搁置一旁。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应该这么做。

我曾经担任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的法律助理。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也学到了很多人生道理。大法官和她的丈夫马蒂有一段尽人皆知的成功婚姻。因此，人们经常向她寻求感情方面的建议。她会传授她婚礼前夕婆婆给她的嘱咐。“在所有幸福的婚姻中，”她的婆婆说，“有时装聋作哑是有帮助的。”

她的意思是：你用不着认真对待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事实上，如果你忽略一些，你的生活会更好。切换到客观的视角是有帮助的。在沙姆丈夫时，萨瑟兰发现了这一点。“我以前从个人情感角度看待他的错误，”她解释道，“他把脏衣服丢在地上是跟我作对，表明他不够在乎我。” 但当她用客观的眼光看待他时，她意识到这种行为其实与她无关。有些习惯，她开始明白，只是“太根深蒂固，太本能，无法通过训练去改变” 。

客观的态度帮助萨瑟兰释放了她的怨恨，这一点斯特劳森不会感到意外。总是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他人是危险的；它会威胁到他们的人性——以及你自己的人性。你如果不把他人看作负责任的，就不能把自己看作权利的拥有者，因为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即使斯特劳森也认为，客观态度有时候是有用的。他说，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态度，“把它作为逃避卷入压力的避难所，作为政策的辅助手段，或者仅仅出于理智的好奇心” 。

我依然坚持在前文中说的话：你不应该沙姆你的伴侣。但是，某些时候采取客观态度是有好处的。我们不是完全理性的生物。我们可以分辨出理由并依理由行事。但我们无法分辨出所有理由，甚至也无法依照分辨出的所有理由行事。我们应该尽力为彼此性格中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部分留出空间——并寻找宽恕。

这一点对孩子来说其实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的性格还没定型。但是疲惫、饥饿和压力也会损害我们对理由做出反应的能力。这对成年人来说是真的。（当朱莉饿得发慌的时候，千万别惹她。）对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在累或饿的时候表现得最差。这种情况在我们家引发了一些争执。朱莉常常对这些坏行为轻描淡写。她会说：“让他睡觉去吧。”而我想要做出回应，免得孩子觉得疲惫是一个万能的借口。回想起来，我认为我俩都是对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金斯伯格大法官是对的。有时候，你可以对孩子们宽容一点。

我们可以把这些观察放大。我们的社会是惩罚过度的。我们监禁了许多在疲惫、饥饿或压力下犯下轻罪的人。我们需要改善监狱外的世界，让更少的人沦落到监狱里。但在我们做这些的同时，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没必要谴责我们看到的所有错误。有时候，事实上，放过一些事情可以是一种不同的、更深刻的正义。

我们俩有时会和孩子们挤在一张床上，一起进行睡前阅读。汉克8岁的一天晚上，他正在看一本关于视频游戏《我的世界》的书。到了关灯的时候，他却不想停下来。

“汉克，该把你的书收起来了。”朱莉在警告几次后说道。

“不要。”汉克坚决地说。

“我不是在问你，汉克。时间不早了，该睡觉了。”

“我不要停。”他说着，又翻了一页。

“如果你不停下来，明天就不能玩《我的世界》了。”

这可是个严厉的威慑——当时正值疫情期间，《我的世界》是汉克的主要社交方式。

“你不能叫我停止阅读，”汉克说，“我不用听你的。”

“你必须听，”朱莉伸手从他手里拿走了书，“而且你最好别再这样跟我说话。”

“我想怎样说话就怎样说话。”汉克说。

这句话简直是不识时务。第二天，《我的世界》很快就没得玩了。

朱莉给汉克盖好被子，几分钟后，我走进他的房间跟他说晚安。他委屈巴巴地缩成一团，对着墙壁哭。

我坐在他身边。“看样子你今天晚上不够懂事。”

“是的，”他哭着说，“但我不敢相信你们因为这个批评我。”

“但是，你不懂事。”我说。

“我知道，但你们批评我是不公平的。 我的日子不好过 。”

我忍住不笑。汉克可真是个好律师，一个劲儿地找借口。不过，这个理由不能让我信服。他闯了大祸，尽管他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但我还是给了他一个拥抱。我告诉他我爱他。我说了几个冷笑话，把他逗笑了。

汉克收到了“《我的世界》没得玩了”这一信息。他知道自己表现很差。但我不希望他最终只收到了这一条信息。他是我们家的一分子，而且永远都是，无论表现得多差。 +FGo/J0uk87fQU3gpmGv85a0ctbr+vB1HiE1Jb9iyKozljnFRYbFZeCZB7eCSJ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