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克这天不上学,我也不上班。我们玩起了他最喜欢的游戏之一。我把他按在床上翻来覆去,而他咯咯地傻笑着。
突然,汉克安静了下来。
“怎么了,汉克?没事吧?”
“昨天,”汉克说,“卡登叫我毛崽子
,然后凯莉找我谈话了。”
关于这句话,你可以提出很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很容易回答。卡登
是学校的梧桐屋
的一个孩子,汉克最近刚上这所学校,离他的4岁生日还差几天。凯莉是班主任。我了解这一切,所以我问道:“毛崽子是什么?”
“爸爸,这是坏话。”
“你确定吗?可能毛崽子很酷呢。我们要不要在谷歌上搜一下?”
“爸爸!毛崽子 不酷 。”
我们为此争论了一会儿,因为“毛崽子”读起来很好玩,听汉克读这个词更好玩。不过,当然了,汉克说得对。即使没人知道毛崽子到底是什么,被叫作毛崽子也是糟糕的,还不如被叫作笨蛋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没人知道笨蛋是什么,脏话就是这么奇怪)。
但不管怎样,汉克真正想说的是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凯莉找他谈话的那部分。
“凯莉也找卡登谈话了吗?”
“没有,”汉克愤愤不平地说,“她只和我谈话了。”
“为什么?你有没有告诉她卡登叫你什么?”
“在之后才告诉的。”
“在什么之后?”
这时,这位目击证人沉默了。
“汉克,你是不是对卡登做了什么?”
沉默。
“汉克,你是不是对卡登做了什么?”
“凯莉找我谈话了。”
“找你谈了什么,汉克?”
目击证人不愿开口。我尊重他。所以我改变了策略。
“汉克,你觉得卡登对你说了坏话,你就可以对他做坏事吗?”
“ 是的 ,”汉克说,好像我很笨似的,“ 他叫我毛崽子。 ”
这时,一个好父亲会教他的孩子摩城唱片的经典歌曲《错加错不等于对》(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
,它在公告牌网站的说唱歌曲排行榜上只排在《黄金法则》(The Golden Rule)之后。
可惜,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我是一个 超级棒 的父亲。因此,我们在接下来的20分钟跟着复仇歌曲摇滚狂欢,从詹姆斯·布朗1973年的放克幻想曲《偿还》开始。(“我要报复,我很生气!得拿回来!要拿回来一些!偿还!”)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酷。至少,在现实生活中不是那么酷。所以我没有扮演詹姆斯·布朗
或者
教汉克“错加错不等于对”的道理。而且我后悔放了布朗的歌曲,因为我好多年后才知道孩子们觉得他的歌词很好笑。它们确实很好笑。(“啊!”“哈!”“好极了!”“真他妈好!”)他们也喜欢他的乐曲。他们确实应该喜欢。(只是要小心你放什么歌,不然你会重复汉克和我关于性爱机器
的对话。)
但你知道我不后悔什么吗?我不后悔放弃教汉克“错加错不等于对”的道理。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种父母说教,因为冤冤相报 能够 让事情重回正轨。或者说,第二个错可以让事情重回正轨。当我们不说出这句话时,我们就是在欺骗我们的孩子,可能也是在欺骗我们自己。
为什么我们这么快就拒绝了复仇?首先,复仇是有风险的。你如果试图伤害别人,就可能伤及自身。但更坏的情况是,复仇会招致报复,再复仇,再报复。于是,你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暴力循环。
但风险不是我们拒绝复仇的唯一原因。暴力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意义的。参考《旧约》中 以眼还眼 的典故,我们把卡登对汉克的攻击升级一下。假设卡登挖掉了汉克的眼睛。汉克把卡登的眼睛也挖出来,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汉克的眼睛不会失而复得。我们只不过多了一个必须学会靠一只眼睛活着的孩子。
如果复仇这般无意义,我们为何要寻求复仇?
一种可能是,当别人对我们做了错事时,我们只是本能地想要复仇。的确,有证据表明,小孩子尤其容易寻求报复。
在一项研究中,四到八岁的孩子被要求玩一个电脑游戏。在这个游戏中,(由研究人员控制的)其他玩家要么偷走他们的贴纸,要么把贴纸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孩子们一有机会,就对偷贴纸的人进行复仇——从他们那里偷贴纸的概率比从其他玩家偷贴纸的概率高得多。但是在收到善意时,他们却没有给出同样的善意。一个收到礼物的孩子,给送礼物的人和给任何其他人送礼物的概率都一样。看来,复仇比报恩来得更加自然。
关于复仇是人类天性的假说,还有更多的证据。科学家们说,侮辱会激起人们复仇的欲望,这是从字面意义上来说的。它激活了大脑的一个部位,即左前额叶皮质,这是人们在填饱肚子和满足其他欲望时会激活的部位
。因此,荷马说复仇是甜蜜的
[1]
,有一定道理。他可能还低估了这种甜蜜。我见过一件T恤衫,上面写着“复仇比性爱更棒”。约瑟夫·斯大林把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坚持认为复仇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性爱也可以很美妙。但是复仇确实能带来满足感,而我们从中获得的快乐,很有可能是大脑深处的某种脑回路的功能。但即使我们是出于一种动物本能去寻求复仇,我们仍然可以问:复仇的目的是什么?在反思后,我们应该根据这种冲动行事还是应该压抑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问,复仇是不是真的像看上去那样无意义?
威廉·伊恩·米勒是我最有趣的同事。他是世界上最权威的复仇专家,也是研究复仇文化的大师。他本人和他的研究听上去一样有趣,不仅是由于他知道的各种故事,而且是由于他看待世界的方式。米勒曾经告诉我,他 故意 买了很少的人寿保险。“虽然我不希望家人在我死后一贫如洗,”他解释说,“但我想确保他们会想念我。”他问我有没有买足够的保险,我说还可以。他告诉我要留个心眼。(我们聊这件事时雷克斯还在蹒跚学步。)
米勒不能忍受那些认为复仇不理性的人。卡登的眼睛本身对汉克是没用的。但是挖掉它无疑是有用的。别人如果预料到汉克会反击,在动手之前就会三思而后行。有仇必报的名声就是一张保单;它可以保护你免受伤害。它甚至比普通的保险更好,因为它完全阻止了伤害的发生,而不是用钱来帮你应付伤害。
因此,复仇可以是理性的。但是冷静的计算无法解释人们从中获得的快乐,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愿意超越理性的界限去追求复仇。这种快乐,似乎是一种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一种建立在他人,尤其是伤害你的人的痛苦之上的快乐。
但为什么要以此为乐呢?一个常见的答案是:这是他应得的。的确,有些人认为有一种特殊形式的正义,即 报复性正义 ,它要求那些(错误地)伤害他人的人自己也应该受苦。除非施加这种痛苦,否则某种宇宙的账目就不平衡了。在这种观点看来,复仇的快乐,就是目睹正义得到伸张的快乐。
不过,这听上去有点无情。寻求复仇的人想要亲手施加痛苦,而不只是目睹痛苦。这不是一种宇宙的账目不平衡。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账目不平衡。到了
还债的时候
了,我们常说。
他必须为他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这些都是会计式的隐喻,但它们是相互抵触的,因为它们调换了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角色
。但是这无关紧要。关键是:账目不平衡了,所以是时候
扯平
了。
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种观点吗?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许多人,也许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这样做过。所以我不愿意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然而,我又有很大的保留。我不知道宇宙的账本保存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乎里面的内容。如果它属于上帝,上帝肯定会把账算清(主说,申冤在我
)。而且我认为,光凭一个比喻,无法证明我们挖掉眼睛是合理的。
一些哲学家反对报复性正义的观念。他们认为,此观念除了错误的隐喻之外一无是处,我们最好抛弃它。我认为这一观念还有补救的余地。不过我们到下一章讨论惩罚时再展开讨论。现在,我想关注一种不同的正义。事实上,我需要介绍两种正义。
很久之前,亚里士多德就区分了
分配正义
和
矫正正义
。
我们在担心不平等的时候,担心的是分配正义。我们得到了一个馅饼,正在争论如何分它。如果你的那份比我的大,我可能会抱怨分配不均。现在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无论大小。而你偷了我的那份。我想拿回来。亚里士多德说,
矫正正义
要求你把它还给我。它要求你赔偿我的损失。
复仇是实现矫正正义的一种方式吗?它似乎是。 以眼还眼 与 把我的馅饼还给我 差不多。如果汉克挖掉了卡登的眼睛,他就拿回了他失去的东西——一只眼睛。但是他没有拿回他失去的那一只,这是至关重要的。卡登的眼睛对汉克来说没什么用,因为汉克用这只眼睛也看不见。
尽管如此,米勒依然认为以眼还眼是实现矫正正义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绝妙的方式。
关键是要看到,赔偿并不总是要以同样的方式支付。有时候你把馅饼还给我,有时候你赔钱给我。眼睛的例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米勒说,以眼还眼的目的不是挖掉更多眼睛。相反, 血偿法则 (以眼还眼法则的趣称)让受害者在加害者面前有了筹码。如果卡登和汉克生活在《圣经》的时代(并且已经成年),那么在卡登挖掉汉克眼睛的那一刻,根据血偿法则,汉克就成为卡登眼睛的所有者了。只要他想,他就能挖掉它。而且他肯定希望卡登认为他会挖掉它。不过,很有可能汉克不会挖掉卡登的眼睛,因为卡登会从汉克那里 买回来 。卡登为了保住自己眼睛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对汉克损失的赔偿。
换句话说,担心失去自己的眼睛会促使卡登满足矫正正义的要求,为了自己的眼睛而赔偿汉克。从一个有趣的角度来看,血偿法则完全是关于同理心(empathy)的。它是一种迫使你感受他人痛苦的方式。如果你伤害了某人,你将遭受与你所施加的伤害一样的伤害。这样你就有理由在伤害他人之前想象自己将遭受的伤害。希望这能让你退缩,这样就没有人受伤了。但如果威慑无效,那么血偿法则让你有理由去补偿你所造成的伤害,因为你不付钱,你很快就会遭受同样的伤害。
“嘿,雷克斯,我能给你讲一个复仇的故事吗?”有一天午饭时,我问道。当时雷克斯10岁。
“会不会很恶心?”他问。
“不会。”我向他保证。
“好吧。”
“嗯,可能有一点儿。”我承认。
“你非得给我讲吗?”
“是的,我真的想讲。”
“你在写关于复仇的东西,对吧?”
这孩子真聪明。“是的,我在写。”
“好吧,你说吧。”
我给雷克斯讲的故事来自一部冰岛传奇——《贤人古德蒙传》
。
“有一个叫斯卡林的人,”我开始说,“他在港口跟几个挪威商人做生意。生意没谈成,挪威人砍掉了他的一只手。”
“爸爸!好恶心。恶心极了。”
“好吧,确实。但这是唯一恶心的部分。我保证。你想不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想。”雷克斯说。
“斯卡林去找他的一个亲戚——一个叫古德蒙的人求助。古德蒙召集了一群人,他们骑马到港口与挪威人对峙。你觉得这群人到达后会怎么办?”
“杀了他们。”
“不是。古德蒙到那里后,要求挪威人赔偿斯卡林的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意思是他希望挪威人付钱给斯卡林,让失去手的斯卡林好受一些。”
“这样啊,那他们付钱了吗?”
“他们说,只要古德蒙的价格合理,他们就付钱。但古德蒙给出的价格很高。简直是天价。”
“有多高?”
“ 3000 。”
“这算多吗?”
“传奇中是这么说的。它说这是人们预期杀死一个像斯卡林这样的人——而不是砍掉他的手——所要付的钱。”
“他们付钱了吗?”
“没有。他们被古德蒙惹恼了。他们认为古德蒙是狮子大开口。”
“古德蒙怎么办?”
“你猜。”
“他杀了他们。”雷克斯严肃地说。
“不是。”
“他砍掉了他们的手!”现在他开始领悟到血偿法则的精髓了。
“不是,但你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古德蒙很聪明。你觉得他在动手砍人之前会做什么?”
“他会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付钱,他就会动手!”
“没错!古德蒙说他会自己付3000给斯卡林。然后他会挑一个挪威人,将其手砍掉。他说挪威人可以随便赔偿那个人。”
“这有用吗?”雷克斯问。
“你觉得呢?”
“我打赌他们付钱了。”他说。
“没错——他们付了3000。”
“古德蒙很 聪明 。”雷克斯说。
古德蒙很聪明。血偿法则也很聪明。挪威人之所以付钱,是因为古德蒙重新定义了这笔钱的意义。它不再是买下斯卡林的手的价格,它是保住他们自己的手的价格。正如米勒所观察到的,大部分人“愿意花更多的钱保住自己的手,而不是夺走别人的手”
。这是有道理的。手在原主人身上,才更加有用。
从另一个角度看,古德蒙也很聪明。他不仅让挪威人赔钱,还在过程中羞辱了他们,暗示他们很小气。他们为了显得自己很大方,让古德蒙为斯卡林的手定价。可是他们一听到他定的价钱,就犹豫不决,使得古德蒙主动提出自己给斯卡林天价赔偿,凸显了自己的阔绰。最后,古德蒙还把挪威人说成是懦夫,因为他们一看自己的手有危险,就从不肯付钱变成肯付钱了。
通过这一切,古德蒙德提高了他的荣誉。但是什么是荣誉呢?为什么它如此重要?荣誉无法轻易地定义。它是一种抽象的品质,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在像冰岛传奇这样的社会里,它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米勒解释的:
荣誉是你有价值的基础,是你被倾听的基础,是别人在夺走你的土地,或者强奸你或你的女儿之前要三思的基础。荣誉甚至决定了你说话的方式、声音、频率、对象和时机,以及你说话时是否被注意;它影响了你挺起肩膀的方式,你站立的高度——字面上的,而不是比喻的——以及你能看着某人多久,甚至敢不敢看他。
简而言之,荣誉是衡量你在他人眼里的价值的尺度。稍后我会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但在结束古德蒙的故事之前,我们还要比较一下他解决斯卡林的索赔和现在法院处理索赔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如今我们已经不再遵循血偿法则了。但法院依然试图实现矫正正义。如果你受到伤害,你可以起诉造成伤害的人。如果你能证明伤害是由于对方的过错造成的,法院就会判决赔偿。
依据法规,法院在确定赔偿金额时不会考虑情感、同理心或其他因素。陪审员被要求为胜诉的原告所受的伤害确定公平合理的赔偿金额。然而,实际上,原告律师会博取陪审员对其委托人的同情。他们用悲惨的细节描述原告受到的伤害,以提高赔偿金额。
但同情往往没有同理心那么强大。我教过学生一个关于凯·肯顿的案例
。当时肯顿在某家凯悦酒店的大堂里,两条重达15吨的设计不当的空中走廊砸向了下面的顾客。超过100人丧生。肯顿幸免于难。但她遭受了毁灭性的伤害:颈椎骨折;全身失去知觉;呼吸道、膀胱和肠道功能受损;还有巨大的疼痛和心理创伤,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陪审团判给肯顿400万美元。听起来很多。至少,在你想到这笔钱要支付哪些项目之前。肯顿的医疗费用估计在100万美元以上。事故发生时,她正在法学院读书。证据表明,她今后无法从事任何工作,更不用说当律师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工资损失约为200万美元。最后,陪审团被要求为肯顿的疼痛和折磨定一个价;减去上面的金额,可以看出他们的定价在100万美元左右。
这样一算,这笔赔偿就显得没那么慷慨了(而且它比看起来的还要小气,因为她的律师可能拿走其中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如果某人同意为你的费用买单,再额外为你的疼痛和折磨付100万,你愿意遭受肯顿所受的伤害吗?我不愿意。门儿都没有。
然而,凯悦酒店竟然有脸请求法院将赔偿金额减半,声称金额过高。法院驳回了这一请求。但要问问:凯悦酒店愿意付多少钱让它的高管人员免于肯顿所受的伤害?假如我们遵守血偿法则,那么肯顿有权让空中走廊(或等重的物品)砸到凯悦酒店CEO(首席执行官)的身上。公司会付多少钱来阻止她这么做?
如果你猜不止400万,我觉得是说得通的。我可以想象他们愿意付4000万,或者更高的金额。可能比这高 得多 。这就是同理心的力量。血偿法则的力量源于它能运用同理心。
我相信陪审团为肯顿感到难过——同情她的遭遇。但我怀疑他们能不能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凯悦酒店的主管们如果担心自己遭受同样的痛苦,肯定能感同身受。
同理心并不是以眼还眼的唯一可取之处。它还设定了复仇的限度,因为它同时也意味着 顶多 以眼还眼。
进化似乎赋予了我们复仇的欲望。但欲望有时会失去控制。你不妨想想你有多少次吃多了。(也许我就是一个例子。雷克斯说“ 我吃得太多了 ”是赫什维茨家的口头禅。)
有些人想要的不只是一只眼还一只眼。他们往往高估了自己,或者低估了别人,或者对微不足道的冒犯就发狂。
复仇文化容不下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和平几乎没有可能。以眼还眼可以规定合理赔偿,以约束他们。
被称为
和事佬
(oddman)的人物的作用也一样,他们会在人们无法自行和解时出面解决争端。他们之所以是
和事的
(odd),是因为他们属于争端的第三方。正如米勒所说:“你需要和事佬来调解,否则你将永远处在不和中(at odds)。”
陪审团是和事佬的继承者。他们干的是一样的事。他们代表社区来确定合理的赔偿,但他们确定赔偿的方式不同于和事佬。和事佬遵循以眼还眼的法则。他们不会像陪审团那样廉价卖掉身体部位。
我猜,这个说法听上去有点不成立。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美国的陪审团是得理不饶人的——他们判的赔偿金额太高,而不是太低。但我不这么看。如果你提前询问,你会发现法院通常把赔偿金额定得远远低于受害者能接受的程度。
我有时会问法学院的学生,他们得到什么回报才愿意遭受肯顿所受的伤害。大部分人说再多钱也不愿意。少数人说几亿美元或许会考虑一下;他们愿意为家人牺牲自己。但从没有一个学生说自己愿意为了肯顿拿到的区区400万美元而受此等伤害。
我们总喜欢认为,我们比那些视复仇为生活常态的人更加优雅。在我们的想象中,生命“对于那些野蛮人而言是廉价、卑污和残忍的”
[2]
。但是米勒说,这是错的。事实上,生命在遵守血偿法则的社会中是贵重的。你拿走一条命,就用自己的命来还。我们才是不重视生命和肢体的人。
话虽如此,但我想按照血偿法则来生活,还没有机会呢。现代生活的很多方面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允许陪审团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身体。正如米勒所指出的,如果“每一起交通死亡案件都赋予受害者亲属杀人的权利”
,那么我们就用不着开车了。我们不得不放弃的不光是汽车,还包括现代生活的一切机械:飞机、火车、卡车、电动工具——几乎所有装了发动机的事物。这一切之所以可能,都是因为我们愿意放弃以眼还眼,接受更微薄的补偿。
但是现代生活的便利并不是我们拒绝复仇文化的唯一理由。我在前文中提出,卡登可以付钱给汉克以保住自己的眼睛。但他需要钱来实现这一点。他要是没钱,就不得不放弃他的眼睛了,或者让汉克拿走他在乎的东西(比如卡登的劳动),成为一个债务奴隶
,直到还清眼睛的费用。因此,以眼还眼不是真正的平等之道。
而奴役他人也不是以眼还眼的社会唯一糟糕的地方。荣誉的观念本身也是有问题的。你应该记得,我在前文中说过,古德蒙为斯卡林的手所定的价格,大约是人们预期中杀死斯卡林这样的一个人的价格。人的价值——及其身体部位的价值——与他们的荣誉挂钩。有些人(妇女、仆人、奴隶)一文不值,或者只是因为隶属于某个大人物才值钱。而所有有地位的人都在不断地竞争,以提高他们的荣誉,或者防止他们的荣誉被别人夺走。
这听起来就很累人。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她最新脸书帖子获得的点赞数)的社会中。
哦,等等。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一个平等地看待每个人的社会中。
该死。这还是不对。我是想说,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一个 声称 平等地看待每个人的社会中。
这才是我想说的。我们没有实现这一理想。但至少我们把它视为理想。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的成就,因为很少有社会有这样的抱负。当然,如果我们真的建成一个平等地看待每个人的社会,那就再好不过了。
但现在的重点仅仅是:我们可以拒绝复仇文化,同时也承认以眼还眼在其特定时代是一种伸张正义的天才方式。
可是,小孩子并不知道这种方式的天才之处,他们仍然会寻求复仇。为什么?汉克说不清为什么。当我追问他的时候,他反复提到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就是卡登叫他毛崽子,好像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这当然不够。但是汉克报仇的原因并不复杂。他是站出来维护自己。但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汉克需要这么做?根据我们在前文中给出的理由,汉克必须确保其他孩子不把他视为软柿子。也就是说,他必须树立有仇必报的名声。当然,汉克说不清这个道理。但他可能有这种感觉。事实上,如果我们满腔怒火地想要复仇,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但我认为,原因不止于此——除了未来的安全之外,汉克还有别的东西值得冒险。在这里,我们可以求助于一位影响了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的哲学家。帕梅拉·希罗尼米是电视剧《善地》的顾问;事实上,她在最后一集中还客串了一下。希罗尼米对我们的道德生活有着犀利的观察。她对我们对不义行为的反应感兴趣。她尤其关注不义行为所传递的信息和我们回应它们的理由。
假设卡登推了汉克。汉克可能会受伤,也可能不会。但推人无论如何都是可恶的,因为它传递了一个信息:汉克是卡登可以随意摆布的孩子。
汉克有理由反驳这一信息。事实上,希罗尼米会认为汉克的
自尊
受到了威胁。
汉克不想把自己视为任人摆布的孩子。更重要的是,他的
社会地位
也受到了威胁。汉克不想别人把他视为能任人摆布的孩子。
为了捍卫他的社会地位并找回他的自尊,汉克必须对卡登做出回应。如果他放任不管,而且没有人做出回应,那么他有被人们认为受卡登摆布的风险。事实上,他可能自己也会这么认为。人们往往习惯于受虐待,以至开始把它视为必须忍受的——更糟的是,把它视为应得的。
汉克应该怎么回应呢?希罗尼米认为,他应该感到愤怒和怨恨。
这些情绪不受人欢迎,很多人会本能地反对它们。但希罗尼米遵循了一个悠久的哲学传统,即认为怨恨是自尊的表现。
怨恨是对不道德行为所隐含的信息的抗议。汉克如果怨恨卡登,就会(哪怕只是暗自地)坚持认为卡登不能随意摆布他。
但是怨恨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公开抗议。你站出来维护自己,就是在公开抗议。汉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做到这一点。首先,他可以单纯地对卡登说, 你不能推我 。但仅仅说出来可能不够。如果卡登没有因为推汉克而受到惩罚,他可能继续认为他可以摆布汉克,不管汉克有什么意见。其他孩子也可能有同样的印象。
因此汉克有理由让卡登承担后果。怎么做呢?他可以推回去。这种做法相当于在说, 你不能欺负我 。但它的含义不止于此,它还相当于在说,我和你是平等的。 你能够推我,我也能够推你 。
卡登没有推汉克。他叫汉克毛崽子。但这不过说明了他的信息更加明确。卡登说出了汉克在他眼里低人一等的地位。汉克是一个毛崽子,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可以被这么称呼的人。卡登把这一信息传递给汉克,以及每个听到这句脏话的孩子。
我不知道汉克是怎么回应的。结果应该不算糟糕,因为我们没有接到一份伤情报告。让我猜的话,汉克可能骂回去了,用毛崽子或其他可笑的词语来称呼卡登。但汉克不管怎么做,都是站了出来维护自己——告诉卡登和其他孩子, 我不是你可以随便叫毛崽子的那种孩子 。
假设这场冲突就在你面前发生,你会把汉克拉到一边,对他说错加错不等于对吗?我不会。事实上,我对这个孩子感到高兴——可以想见他能够在这个世上立足。
在本章开头,我说冤冤相报能够让事情重回正轨,我坚信这一点。前后两种错误行为的象征意义截然不同。卡登叫汉克毛崽子,是为了证明他高汉克一等。汉克回击卡登的冒犯,是为了证明他与汉克是平等的。
事实上,如果说错加错不等于对的说法有什么问题,那就是第二个错误根本不是错误,只要你没有变本加厉。一个行为的道德性质部分取决于它所传递的信息。为自己挺身而出和贬低他人有着天壤之别,即使你说的是同样的话。
“你有没有复仇过?”我最近问两个男孩。(汉克已经不记得毛崽子事件了。)
“有啊,”雷克斯说,“汉克打我的屁股,我就打回去。”
“我也是,”汉克超级大声地说,“雷克斯打我的屁股,我就打回去。”
“这样做可不可以?”我问。
“可以啊,我们是兄弟——我们可以碰对方的屁股。”汉克搞错了重点。
“你有没有在学校报过仇?”我问。
“没有,”雷克斯说,“错加错不等于对。”
“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别人冒犯你,你又冒犯回去,那么你就和他一样坏了。”雷克斯说。
“你确定吗?”
“确定。”
“如果第一个人是欺负人,而第二个人是站出来维护自己呢?”
“哦,我懂了,”雷克斯说,“我觉得第二个人的行为不是一样坏了。只是不好而已。”
“为什么这样说?”
“嗯,你总有其他办法可以用。”
这句话说得对。你不是非要打回去才能维护自己。你可以 动口不动手 ,就像我们告诉小孩子的那样。而且你可以请他人站出来维护你。例如,凯莉可以明确地告诉卡登,他不能叫汉克毛崽子。如果汉克当时向她求助,她可能就这么做了。
但我不像雷克斯那么乐观,认为总有其他办法。汉克也许能够指望凯莉来纠正卡登。但老师不是每次都能救你。而且求助别人有时会让你显得软弱。假如你依赖凯莉的保护,她不在场的时候怎么办?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伤害他人。但我真的希望他有能力站出来维护自己,至少在面对日常的侮辱和屈辱的时候。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为别人挺身而出。怨恨和复仇是受害者抵制加害行为暗含的信息的方式。但在拒绝这些信息时,旁观者也能出手相助。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帮受害者减轻了负担——并且让受害者相信,不是每个人都像加害者那样看待他们。一天晚上,还在上幼儿园的汉克告诉我们,他再也不和几个朋友玩了,因为他们在操场上欺负另一个男孩。汉克不想与他们为伍。而且他想知道怎样才能阻止他们。我们很高兴,他尽其所能地站出来维护他的朋友,而且他知道他的朋友需要寻求帮助。
成年人在面对加害行为时也需要帮助。他们不能像孩子那样向父母和老师求助。但是他们可以向法院求助。我前面说过,法庭试图在应对不义时实现正义的矫正。但至少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这种做法并不太成功。凯悦酒店夺走了肯顿的很多东西——工作的能力、独立生活的能力、无病痛的生活等等。判给她的钱也许能养活她,但是不能归还她所失去的。复仇也不能让这一切失而复得。伤害一名凯悦酒店的高管并不会减轻她遭受的伤害。
但是,还有一种思考矫正正义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修复伤害。但我们可以纠正不义行为所传递的信息。
当肯顿走上法庭时,她呼吁这个社会反对凯悦酒店的不当行为所隐含的信息。在她的要求下,法庭明确表示,凯悦酒店有责任保护她的安全——以及所有顾客的安全。法庭还明确表示,凯悦酒店未能保护肯顿这件事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是不被容忍的。
我认为,这正是许多人在法庭上所寻求的东西:申冤和赔偿一样重要。他们希望法庭确认他们蒙受了冤屈——他们有权不被这样对待。他们希望法庭明确表示他们受到的伤害是不容忽视的。
我在向学生阐述这一观点时,讲了一个关于泰勒·斯威夫特的故事。
2013年,一个名叫大卫·米勒的电台主持人在他们合影时摸了她的屁股。她抱怨了这件事,他就丢了工作。米勒控告她诽谤,说自己没有摸过她。斯威夫特反诉他人身侵犯。她要求1美元的赔偿,结果她胜诉了。
这里的关键是什么?斯威夫特不差这1美元。但钱不是她诉讼的目的。她起诉,是为了表明她的身体不是男人想摸就摸的公共财产。换句话说,她要求法庭反对米勒的骚扰所传递的信息。这份判决告诉米勒以及所有听到此判决的男人,她身体的权利专属于她自己。而且由于法庭运用了人身侵犯罪的一般原则,它也传递了一条关于所有人的屁股的信息:别碰。
没人喜欢打官司。但是法庭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呼吁我们的社会拒绝不义行为传递的信息。 这 就是矫正正义。它是复仇的最好替代品。
如果不提一下公告牌网站说教歌曲排行榜上的另一首家长口吻的歌,那我就太失职了:“棍棒和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流言蜚语却不能伤我分毫。”
我母亲很喜欢这句话。每当有小孩对我说了什么坏话,她就会拿出这句话来——并试图说服我也这样认为。但即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不是真的。话语是会伤人的,比打断骨头更伤人。
我不会教我的孩子“棍棒和石头”这句俗语,因为我希望他们知道话语会伤人。不过我也认为这句话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它最好的一面是,“棍棒和石头”是一种巧妙的虚张声势。话语可能会伤人,但有时候你最好表现得好像它们不会。
一个孩子叫你毛崽子,无非是想让你发火。所以最好不要理他,即使你被他说的话惹恼了。更好的是,你让他知道,他说什么都不能侮辱你。这是一种扭转局面的方法。你无视他,就是向他表明,他是如此无关紧要,你根本不在乎他说什么。这很难做到。但如果你能做到,这就是让他闭嘴的最好办法。
有天晚上聊到一个说坏话的孩子时,我教了汉克这一招。我告诉他,我要教他一个他可能用得上的最有力的句子。
“准备好了吗?”我问。
“准备好了。”
“你确定吗?这个句子真的很厉害。”
“我准备好了。”他斩钉截铁地说。
“当别人说你坏话时,你可以说, 我不在乎你的想法 。”
“爸爸不在乎我的想法!”汉克大喊道,想让妈妈听到。
“不是的,傻孩子。我在乎你的想法。这句话是别人说你坏话时用的。你要不要练习一下?”
“好的。”
“你真矮,连蚂蚁都鄙视你。”
他咯咯大笑起来。然后他说:“我不在乎你的想法。”
“那是你的眉毛吗,还是毛毛虫趴在你的脸上了?”
又一阵大笑。“我不在乎你的想法。”
“你刷牙了吗?你的口气闻起来就像你的脸放了个屁。”
他笑得不行。随后他说:“我不在乎你的想法。”
我们又练习了几轮,但我已经没有适合小孩子的坏话了。所以我们就停了下来,互道晚安。
我像往常一样说道:“晚安,汉克。我爱你。”
“我不在乎你的想法。”
毛崽子。
[1] Homer, The Iliad , trans. Peter Green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18.108–110.在这段话中,阿喀琉斯说的是“愤怒……比蜂蜜还甘甜”,但他指的是想到复仇时的愤怒。
第30页脚注中的引文来自Simon Sebag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8), 295。
[2] Miller, An Eye for an Eye , 55.
第40页脚注所引用的米勒的话,参见 An Eye for an Eye ,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