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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将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故事主要的发生地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也就是希腊文明的发源地。
古希腊社会人才济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等人先后各领风骚。
如果要论资排辈的话，研究生物的科学家只能靠边站，不仅因为生物学只能算是冷门中的冷门，而且由于那个年代并没有“生物学”这一说法，科学家的研究领域大都集中在医学和博物学方向。在古代中国，学科也是按照“农、医、天、算”来划分的，中西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基于这种情况，当时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只是以研究生物学为副业。
公元前4世纪，巫术充斥在当时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会把巫毒娃娃放在坟墓和门槛上。巫毒这个词源自拉丁文“Voodoo”。巫毒娃娃被赋予了浓厚的诅咒色彩，人们相信对这种玩偶的崇敬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在当时巫术盛行的氛围下，诅咒和咒语在生活中也十分普遍。在古代，巫术有着复杂的内涵，诅咒和咒语造成的损害仅仅是巫术导致的无数伤害中的冰山一角。当时的民众认为巫术仪式不仅可以伤害对手和敌人，还可以开辟出一条通往至高无上神灵的道路，巫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神的赐予”。在当时的社会，到处可见刻写了诅咒的写字板、纸草书、巫毒娃娃等。人们在遇到生老病死或者重大事件时，不是去寻医问药，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神圣的巫术，于是防病的护身符、交感巫术等四处可见。遇到任何事情在第一时间寻求巫术的帮助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做法。
在这样的环境中，约公元前460年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医师——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将这片笼罩在人类头顶多个世纪的乌云拨开了一道小缝，让自然科学的一缕曙光从容地洒下，这缕曙光带来的不仅是科学的光明，更重要的是它浇灌了科学的沃土，并且在其中孕育了理性的种子。
希波克拉底总结了大量的疾病与临床实践的例子，不相信巫术能有其所宣称的效果。他认为这些疾病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巫术和咒语，而是与我们自身的体液密切相关。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体液可以分为四种：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这几种体液可以相互作用、相互调和，如果有一种或者几种体液失调，人就会生病。希波克拉底的理论对人们的认知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虽然他的说法欠妥，但是他的观点把疾病的产生原因从虚无缥缈的神灵转移到客观存在的物质上来，这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希波克拉底在巫术和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学说，就像在一潭饲养着慵懒的草食性鱼类的湖水中放入了一条鲇鱼，让平静的湖水中出现了一丝生机和活力。
公元前430年，希波克拉底30岁那年，希腊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故——雅典大瘟疫。这场瘟疫来得突然，消失得也很蹊跷，现代医学也无法证实究竟是什么病毒导致了这场瘟疫的发生。
公元前431年，在这片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最高文明之一的沃土上，发生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希腊人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交战的双方分别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双方激烈交战，打得难解难分，但是似乎上天特别眷顾伯罗奔尼撒同盟，开战后的第二年，雅典暴发了一场神秘的瘟疫。被感染的人都表现为高热、出血、咳嗽、腹泻，虽然体表没有发热，但是身体内部的器官饱受着高热的威胁和困扰。当时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回忆中描述道：“大部分人喜欢跳进冷水中，有许多没有人照料的病人也这样做，他们跳进大水桶中来消除不可抑制的干渴，因为他们无论喝多少水都无法缓解口渴的折磨。他们长期患有失眠症，不能安静下来。”
因为医生是最早接触患者的，那时的人们防护隔离意识不强，也没有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和特效药品，所以医生成了首批被感染者。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散，病人不断地将病毒传染给医生、护士，以及照顾自己的亲属。这种叠加式的扩散效应是难以控制的，以至于当时很多家族的全部成员无一幸免。
面对瘟疫的肆虐，更多的人选择了躲避，任由患者自生自灭，而这等于宣告了患者的死亡。瘟疫是公平的，它不顾人的地位、财富、身份，横扫了整个雅典城邦，甚至被称为雅典“黄金时代”缔造者的伯里克利将军也因此丧生。
与此同时，拥有强烈责任感的希波克拉底辞去了马其顿王国御医的职务，直接来到雅典进行义务救护，并且着手寻找这种疾病的病因。但是基于当时的科学水平，结局可想而知，他无法完成他自己所期许的使命。希波克拉底只能从表象上分析和思考。他发现雅典城中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病人出现，唯有一位铁匠的家中没有一个人患病，所以他大胆地推测火可以防治瘟疫。在他的建议下，全城各处都点起火来，并且将患病尸体一概焚烧。雅典城上空一度被阴森恐怖的浓烟和各种物质焚烧不完全产生的令人窒息的气味笼罩着，恍如人间炼狱。显然，希波克拉底的防治方法并不奏效，焚烧尸体只能减缓病毒扩散的速度，却对治疗和预防这种疾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希波克拉底是幸运的，并未在救助病患时染上疾病。
这场瘟疫约夺去了雅典总人口的1/3，也毫无疑问地剥夺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胜利的希望。最终雅典战败，向斯巴达俯首称臣，这也标志着古希腊文明的陨落。
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可以说决定了战争的走向，也让人类认清了自己在自然界的地位。即使是今天，我们根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载也无法具体得知这场瘟疫确切的致病原因，虽然希腊科学家一度宣布瘟疫的元凶是伤寒，但是该结论饱受争议，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
在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生命的研究，更准确地说是对医学的研究，都没有特别值得我们提及的伟大人物，直到塞尔苏斯和盖仑的出现。
人体解剖学接力的第一棒、医学家塞尔苏斯诞生于公元前25年。塞尔苏斯是典型的罗马贵族，从小接受良好的希腊文化教育，并且对医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以罗马医学百科的编写者而闻名。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扁桃体摘除术、白内障手术、甲状腺手术及外科整形手术，这些内容成为后来的从医者学习的范例。
第二棒是盖仑。129年，伟大的医学家盖仑诞生了。在那个文明尚不发达的社会，解剖人体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然而希波克拉底建立的医学理论中存在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也有很多明显的错误，若想得到确切的答案，就必须进行临床解剖。
盖仑出生在小亚细亚。在教会严格控制着大众思想的年代，他认为既然不可以解剖人体，是不是能够通过解剖动物来研究人体结构呢？盖仑立刻着手解剖各种动物。毫无疑问，盖仑的推理能力出众，他通过解剖动物来研究人体，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盖仑将动物与人类进行类比，获得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医学知识。因此，盖仑当之无愧地成为西方医学的绝对权威，他的理论牢牢控制了西方医学长达1 000余年，直到下一位接棒手的出现。
第三棒叫维萨里。1514年12月31日，在这样一个新年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他出生于比利时的一个医学世家。这一切似乎也预示着他必将翻开医学研究的新篇章，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
我们无意去弱化盖仑作为开创者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他迫于当时的宗教压力，无法进行人体解剖，他的类比理论中在所难免地存在很多错误，比如盖仑认为人的腿骨和狗的腿骨一样都是弯曲的。由于维萨里进行了人体解剖，他很容易就用事实证明了盖仑理论中的这些错误。
维萨里通过解剖实践发现了很多原先没有被发现的事实。直观的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利器。塞尔苏斯和盖仑的工作像是蒙着眼睛摸索，维萨里则是在用眼睛观察。
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如何找到合适的尸体来源是维萨里最头疼的问题。他的第一选择是去绞刑架下等待那些被绞死的异教徒或者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尸体。但是仅靠这种途径获得的尸源无法满足他的实验需求，于是他又把目光放在了野坟上，干起了“盗墓”的勾当。
有人说，科学家其实就是疯子，是偏执狂中的一类。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应妄加评论。毕竟维萨里的工作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推动医学的发展。维萨里为医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工作纠正了盖仑通过动物实验推测出来的人体结构理论中的200多处错误。
1543年，维萨里的伟大著作《人体的构造》出版，他在书中论述了人体的骨骼系统、肌肉系统、血液系统等七大系统的情况。书中附有大量精美的插图，他拜托当时著名画家提香的徒弟承担插图的绘制工作，这些精美绝伦的插图即使在今天依然令人叹为观止（见图1—1）。
图1—1 《人体的构造》插图
不幸的是，维萨里的工作惹恼了宗教信徒，毕竟科学理论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宗教观点产生冲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化成的，按照这种说法，男人应该比女人少一根肋骨，但是维萨里通过人体解剖，发现男人和女人的肋骨数目是一样的，都是12对、24根，于是他否定了这个作为《圣经》故事基础的论断。
维萨里的学说对于宗教的打击是釜底抽薪式的。很多狂热的宗教分子因此对维萨里发起攻击，他们诬陷维萨里进行活体解剖，宗教裁判所立即将他判处死刑。千钧一发之际，西班牙国王御医的身份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他没能逃脱被流放到耶路撒冷朝圣忏悔的命运。
在忏悔归来的路上，他不幸遭遇海难身亡。维萨里的工作让受神学蒙蔽多年的大众第一次摆脱了宗教的禁锢，真正接触到生命的真相。
第四棒是威廉·哈维。1578年，哈维出生在英国肯特郡，师从维萨里的学生法布里修斯。他在行医的同时，继续进行着解剖学研究。哈维是前文提到的多种理论的集大成者。
哈维在解剖实验中发现盖仑的动脉吸收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人的心脏应该分为左右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分为两个腔，上下两个腔由一个瓣膜隔开，上半腔的血液会流到下半腔中，而不能发生逆流，心脏中血液的流动总是单向的。他发现用绷带扎紧人手臂上的静脉，心脏会变得又空又小，倘若扎紧手臂上的动脉，心脏则会明显变大。这说明静脉中的血液是心脏中血液的来源，动脉中的血液则由心脏源源不断地供应。由此证明，盖仑关于血液流动呈潮汐形式往复运动的观点是错误的。
哈维为了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使用鹿作为实验材料向当时的查理一世国王和查理王子现场演示了血液循环的实验。哈维为研究心血理论做了大量实验，他清晰地了解血液在人体中流动和循环的全过程。哈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著成《心血运动论》一书，详细地描述了血液的流动过程，第一次把物理学的机械运动规律引入生物学，科学地解释了这一困扰了人类几个世纪的难题。然而他的著作并不被教会和保守派认可，他们不断地攻击哈维，试图阻止正确理论的传播。与此同时，科学发展的车轮不可阻挡地向前滚动。哈维在第四棒的位置上不断地提速冲刺，最终在17世纪叩开了近代生物学发展的大门。
从2世纪盖仑开始进行动物解剖，到16世纪维萨里、法布里修斯、哈维等人进行人体解剖，延续了1 000多年的解剖学发展史让我们得以建立对生命最直观的认识，也让我们第一次认真审视人类这样独一无二的生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