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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首屈一指的超级强国，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制订与实践便一直是推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安全形势演进的关键性变量，尤其是美国大战略在20世纪当中至少三次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大转型，在极为显著地影响了20世纪世界历史走向、促动当代国际政治中诸多大事件、大趋势显现与成型的同时，亦为大战略理论提供了若干经典案例。
当21世纪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主要是2017年1月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尤其是推出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极具个人风格的政策表态加之当前美国安全战略中一些显著变化，在不断激起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巨大争议的同时，也引发了战略学界的普遍疑问，即：当前的美国是否要从根本上调整冷战后美国已延续近30年的大战略？特朗普一再宣示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是否代表美国正准备重返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路线？考虑到美国在当今世界中依然保有的超强国力及其对世界事务的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对于判断国际安全形势发展乃至世界历史演进均具有至为突出的战略意义。
尽管有学者将大战略的理论源头甚至追溯至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时期战略理论家的归纳，但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大战略概念之提出及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构，主要始于二战前后。
尤其是在二战后国际安全形势急剧变动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包括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柯林·格雷（Colin S. Gray）等人在内，诸多战略理论家通过弥补调和传统外交理论与军事战略理论在全面性上之不足，力图构建出一个能够统筹衡量战争与和平，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项变量均纳入考察框架的总体战略理论体系，从而为那些具有地区性甚至世界性影响的强国（尤其是美国）在冷战的大搏杀中维持生存、巩固安全乃至最终胜出提供理论指引。本此目的，在20世纪下半叶，有关大战略的学理论说大量涌现，学术体系构建速度不断加快，其宏大的格局、视野和突出的政策实用性亦得到国际学术界和各国战略决策界的广泛关注。
尽管在此过程中，学界在大战略概念、可用资源的界定、原则手段与战略目标之间关系等诸多元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没有得到明显缓解甚至还在不断加剧；
但总的来看，大战略的要义和精髓，或者致力于回答的中心问题，目前已经取得广泛的学术共识，即：国家如何本着生存乃至壮大之目的，较为平衡地运用战争与和平的手段，调节和指导本国（甚至连同其盟国）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精神资源，以达成一个明确的、适度的和总体可行的宏大战略目标。或者正如当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战略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之一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所说，大战略致力于回答：国家如何将其设想的威胁、
应对威胁的方式以及它为了使目的与手段相匹配而采取的步骤相互协调。而这种协调肯定“涉及整合国家在平时和战时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以维护长期利益，包括目的和手段的管理操作、外交以及军政两大领域内的国民士气和政治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战略是位于政治战略、军事战略、经济战略等其他战略类型之上的最高层次的战略，其重大意义在于它直接关乎一个国家的“路径、手段和目标”（ways，means and ends）。
美国是战后大战略理论发展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值得关注的是，战后美国大战略理论研究的大勃兴，是与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超级强国地位的确立、巩固相伴随甚至互为因果的。包括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在内，战后美国诸多学界精英不仅在大战略理论建构方面做出显著的学术贡献，而且直接参与到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论证筹划过程当中。在政策层面，美国国会1947年通过《国家安全法》，成立以总统为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意味着美国大战略的筹划实施由此具备了制度性保障。而根据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中有关美国总统须定期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规定，自1987年起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17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为分析美国历届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内容、实质进而预判美国大战略的走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部分由于美国学术界和决策界对大战略理论与实践的浓厚兴趣，二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中得以体现出一种清晰、连贯、系统的大战略设计。在冷战期间，这种大战略的基轴就是以杜鲁门主义为主要表现的遏制战略（Grand Strategy of Containment）。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动的背景下，在视国际政治为一场以美、苏为首的两个集团的全面竞争的前提下，杜鲁门主义以确保美国在战后国际体系中的“首要地位”（Primacy，或者说，就是霸权）为目标，以苏联为主要敌手，以“冷战加遏制”为战略原则，综合运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意识形态在内的诸多手段或手段组合，统率其全球同盟体系与苏联展开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与争夺。当然，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在逻辑、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协调，各手段之间的相互配合等方面实际存在重大缺陷，而此类缺陷在部分时段的诸多历史事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中亦得到突出暴露，并因此受到不少美国战略学者的尖锐批评。然而总的来说，尽管在资源动员和手段运用上不断有所调整，但以杜鲁门主义为基轴的美国大战略，指导了二战结束后美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事部署、海外介入、政府预算、外交、对外援助及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并最终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在主要对手消失、战略目标得到大体实现的情况下，以杜鲁门主义为基轴的美国大战略宣告失效。围绕冷战后或是21世纪的美国应当奉行何种替代性大战略，美国学术界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得出了多种在战略目标、实施手段与资源动员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距的大战略类型供21世纪的美国进行选择。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主要政策行为看，一种名为“自由霸权”（Liberal Hegemony）的大战略主导了国家安全政策的筹划与实施。这种大战略延续了美国于二战后期就已确定的目标，即巩固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实现“美国治下的”，“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
而其主要路径和手段，在于美国继续保持超强实力的同时，维持其全球同盟体系和基本为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运转，在经济上推动开放的全球自由贸易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其意识形态。
“自由霸权”的逻辑建立在两个相关联的假设基础上：一是美国压倒性的物质力量与其对“自由价值”的推广，将实际上阻止而非激化大国竞争和大国敌对；二是美国通过范围及于全球的同盟网络，为他国搭车提供激励，降低均势的花费。
这种大战略无疑相信，在这个基本为美国所塑造和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巩固和延续过程中，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要么与之重合，要么会随之自然实现。
自1992年至2016年间，尽管冷战后美国各届政府在战略路径选择上有所侧重、在手段和资源运用上有所偏好，但“自由霸权”战略实际上在美国决策界已经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乔治·布什政府力图利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全球独大之良机，推动一个为美国所主导、能够体现美国价值、确保美国利益的“新世界秩序”的出现；比尔·克林顿政府显示出与前任政府相当的政策延续性，虽然更多地强调“民主价值”的推广与多边主义；乔治·W.布什任内，美国偏重于向世界显示其国势的强大，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强大；而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则力图避免小布什时期那种过于简单的、严重依赖运用武力的政策倾向，侧重使用外交、经济手段和多边主义，审慎使用资源。
典型的案例出现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当中，无论两党的自由国际主义或是新保守主义，其国家安全政策主张实质均建立在“自由霸权”战略基础上。三位主要的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尽管不断置疑对手的政策主张，但在安全政策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均将巩固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和领导世界的责任视为理所当然，均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意识形态视为其天然的责任，他们都将包括北约在内的美国全球同盟体系的进一步强化作为应对恐怖主义、非政府行为体、“失败国家”和崛起强国威胁的必然手段。
当然，也有不少美国学者批评道：冷战结束后美国再未能构建起一个明确的、总体的、兼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大战略。
其结果，则是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美国在没有大战略指引下，无目的地卷入多场冲突和对外干涉中去，虚耗了巨量国家资源：很多对外干涉是应急性的，并无深思熟虑，如索马里、海地、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而有些“理应介入”的事件，美国则选择了观望，如卢旺达、克里米亚以及最近的叙利亚。
尤其是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更历经了一个模糊不明的、缺少战略指导的阶段。在一系列难题（是否继续留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是否干涉利比亚和叙利亚？是否以亚洲为基轴重新定义对外政策？如何应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否继续推动北约东扩和扩大亚太同盟和伙伴国体系？是否继续新的贸易协定谈判？）面前，由于缺乏一个清晰的、可行的和平衡的大战略，美国被迫做出诸多反应式、“就事论事”的应对。尽管此类做法，不少可能如奥巴马所说的——“不会犯太过愚蠢的错误”，但由于缺乏对战略目标的总体把握，因此美国难以从诸多挑战面前“动员最适当的资源”，“寻求最佳的化解方案”。其后果，使得美国“正在失去全球领导能力”，并且不止一次在“海外陷入困惑”。
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大战略的模糊或者缺失才是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在20世纪里，正确的大战略方针已使得美国取得了世界历史中“最如日中天”的成就，而当前的美国更是“迫切需要制订一项清晰明确的大战略”，以谋略来补充力量的不足，从而“在美国霸权之后的年代里增加符合美国利益的各种机会”。
大战略之谋划必须回答以下诸项关键性问题，即：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是什么？为实现此类目标有哪些资源可用？国家准备以何种方式使用这些资源从而达成总体战略目标？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还有：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如何判断这个国家的内外部环境？如何界定这个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及其严重程度？以及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怎样判定这个国家的敌手与伙伴？一项大体成功的大战略必须对以上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
当然，也必须承认，构建一个深思熟虑、细致系统并且行之有效的大战略，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何其之难：历史上出现的每一项大战略几乎都天然存在逻辑上的瑕疵，从指导原则到行动皆是。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制约因素的存在，政策决策者在战略筹划和实施方面的选择实质上极为有限，而一个国家所设计的大战略与其实施过程，也即“言”和“行”之间更可能存在巨大的差距，一些在历史上已宣告大致成功的大战略亦是如此，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大战略构建之无效用甚至无必要。
自2017年1月20日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大战略似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出台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特朗普于竞选期间和就任之初诸多远非完整，并多带有颠覆性意义的政策主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表述，描绘出以特朗普标志性的、以“美国优先”为总口号的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框架。此中透露出的有关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战略路径上的大幅调整，不仅对当下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构成显著的影响，而其中所昭示出的与奥巴马政府乃至冷战结束后历届政府大不相同的精神取向，可能标志着一个全新美国大战略的出台。
在战略目标上，与冷战后甚至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实质上并无二致，特朗普依然强调维持巩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即美国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以及“对世界的领导”。
但与其前任各届政府，尤其是与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国内对于其霸权地位的极端乐观主义论调出现了异常显著的改变，特朗普政府对当下世界的理解，是一种悲观的、前途黯淡的且大不利于美国的场景。这一场景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所仅见，已经并且仍将对美国利益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构成这些挑战的来源当中，既有具备足够能力和意愿对美国内外部利益形成威胁的所谓“修正主义大国”（revisionist powers），如中国、俄罗斯；也有所谓的“流氓国家”，如朝鲜和伊朗；还有包括恐怖主义组织及跨国犯罪集团在内的、对美国怀有极大敌意的各类跨国行为体。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冷战后美国以往各届政府提出的、范围相当广泛的威胁来源，特朗普政府所列举的所谓“威胁”主要集中在军事、经济领域，极度关注此类威胁所触发的安全挑战及对美国国家利益乃至世界“首要地位”的影响。
尤其是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其实力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特朗普政府的极度关注。一反其在刚刚结束的访华行程中的温和表态，特朗普在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俄与伊朗、朝鲜等“流氓国家”以及恐怖主义组织一同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认为此类竞争者正在系统地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意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特别是中国，近年来“中国试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势力范围，并以对它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区秩序”。为此，特朗普提出美国必须反思近20年来主要针对中国的政策——“接触竞争对手（中国）、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从而使其成为良性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的政策，“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特朗普对中国“竞争者”的定义，似乎意味着美国将放弃其长期以来鼓励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从而使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政策，极有可能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态。
在这种战略判断基础上，特朗普政府号称将“美国优先”或者“优先考虑美国利益”作为当下美国及未来一段时间政策制定的主要考虑。在此基础上提出“（1）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及生活方式，（2）推进繁荣，（3）通过实力维护和平，（4）提升美国国际影响”等所谓四大支柱，试图以此作为应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的战略手段。
此类极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政策举措，以维系美国在国家实力上的超强地位及对比其他权势在力量上，尤其是在物质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为目标，多集中在直接关乎美国“硬”实力（hard power）指标的关键战略领域，如军事技术与军费投入、国内经济指标、国防工业、科技创新、新兴领域等方面。因此，特朗普的战略大致是一个较为内向的政策设计，主要关注自身的实力发展，即“通过实力维持和平”。在经济方面，提出美国必须“重建经济实力，恢复对美国经济模式的信心”，尤其是重振美国的国内经济，促进“自由、公平和互惠的经济关系”，以及可能最为迫切现实的、抵制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在军事方面，强调美国必须保持绝对的武力优势，重点推进国防工业技术创新、扩大军队规模和经费投入，维持一支具有绝对优势、训练有素、常备不懈的军队，从而“在充足的时间内打败敌人，巩固军事成果，并且能够持续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该战略以美国权势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再强化为核心，以建设一个“国内安全、繁荣和自由、拥有力量、信心”的美国作为其“领导世界”的前提和基础。
至少从文本上分析，这种以“美国优先”为口号，以经典现实主义的“自助”（self⁃help）原则为基轴，极力强调强化美国自身实力的论调，实际上标志着美国安全政策中单边主义倾向的剧增，这与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及政策实践当中体现出的“多边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特朗普本人对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抱有几乎天然的怀疑态度，他视目前存在的很多国际机制均被所谓的“独裁国家”主导并且大不利于美国。尤其是联合国，在他看来，这个由美国带头创建、美国长期提供大额经费支持、在国际关系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国际组织，早已为那些“对美国充满敌意的国家”所利用，“正在损害美国的利益”。
特朗普甚至认为一些主要为西方国家（其中很多都是美国盟国）所主导的国际机制（如全球气候谈判和贸易谈判），同样没有能够充分体现美国的利益，尽管“美国已经做出相当程度的让步”。正是出于普遍的不信任态度，虽然特朗普政府依然称“（美国）将在多边组织中竞争并发挥主导作用”，但不断强调在国际机制当中，尤其是当美国被要求向一个国际机制“提供不成比例的支持”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对后者决策“产生相应程度的影响”，“努力争取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的结果”，“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原则”。
如果这一目的无法达到，美国将采取单独行动以追求其认定的国家利益。这一点，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因宣布其“利益受损”从而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已经得到了反复的验证。特朗普政府对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态度，与冷战后甚至二战后主导美国各届政府的共识（即“维持国际秩序本身也将有利于美国自身国家利益”）存在明显的不同。
特朗普对于多边主义的另一个修正，则是强调美国全球同盟体系对美国国力的拖累，要求盟国为美国对其安全保护分担更多费用，从而避免美国国力的“过度损耗”和盟国的免费安全搭车。
当然，美国的这一要求实际上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便已开始。在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后近30年的时间里，在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中，多数盟国便一直为驻本国的美军甚至为美军的全球军事行动支付高额费用。最典型的如日本，不仅在其国防开支当中，长期担负驻日美军相关费用的七成到八成，更曾经在海湾战争中向美国提供巨额财政支持，即所谓的“支票外交”（check diplomacy），以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但特朗普上台后，仍提出希望日本继续增加承担费用比例，甚至全额承担驻日美军费用。他在访问亚太及欧洲时，也不断敦促其他盟国分担相关费用，他还曾经将北约称为一个“过时的”和“陈腐的”机构，建议美国盟国应当自己保卫自己，以减轻美国的海外军事负担。
从这一点看，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口号肯定会对其与盟国的关系构成破坏性影响，进而对战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赖以维系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造成较为严重的削弱。
总的来看，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的主要政策倾向，一是主张极力强化自身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经济上强调国家经济主权以及撤回对全球开放经济的支持，为被全球化削弱的美国制造业提供保护性关税等；在军事上加大投入、进一步强化实力、保持军事实力的优越地位，但同时又远离是非，只限于保卫美国自身。即使是在反恐问题上，也将目标仅限于迅速取得军事胜利，放弃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促进当地的“民主、人权”。二是反多边主义。置疑战后美国的国际机制设计，尤其是国际安全机制设计，从部分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中退出或考虑退出。同时淡化美国传统的全球安全视角，在鼓励盟国担负更多责任同时，部分撤回海外安全承诺。三是坚持安全，尤其是美国单方面的军事、经济与国土安全，在同对手竞争时强调获得单方面的优势或好处，这与以往力图在维系其主导之下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实现美国安全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传统思路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其超强的国家实力，通过构建并主导国际规则、国际机制以及组建全球同盟体系，一度实现或接近实现了全球霸权的企图。但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受损和制造业的流失、国家实力和战略资源在两次反恐战争中的巨大消耗、在国际机制和诸多新兴领域主导能力大幅下降甚至接近丧失，与中国迅速崛起、俄罗斯实现复兴、部分地区问题（朝核、伊核、中东、阿富汗）积重难解等事态或趋势合在一起，引发了美国政治和学界精英乃至普遍民众的受损者心理和对于国力衰落的普遍恐慌。他们现在已经承认，当下的世界正在或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多极化的、类似于二战之前的世界。特别是在奥巴马执政的近十年间，美国在诸多国际问题、领域中的“克制”和“退缩”立场，格外加剧了很多美国政界和学界精英的失落感，认为美国在应对挑战中的无力和混乱，“不仅动摇了国家的战略信心和精神，也助长了关于这个国家正在相对衰落和政治无序的认识”
。因此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很大一部分美国政界人士对奥巴马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政策主张公开表示不满，由此导致了特朗普上台后政策主张的大幅反动。
特朗普战略调整的主旨就是“拒绝衰落”（decline denial），这与奥巴马的“管理衰落”（decline management）存在截然不同的主张和路径。
实现的方式，就是在极力提振美国国力的同时，力图将美国从国际法、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确保美国的行动自由以充分行使其无与伦比的权势力量，以实现其“使美国再度伟大”的战略目标。其精髓，就是重回经典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自助（self⁃help）而非延续美国长期固守的“自由霸权”路线。正如2017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所宣告的：“纵观历史，对权力的争夺一以贯之，当今时代也不例外。”
这种对国际关系“零和”本质的认定，当然与长期主导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洋溢着浓厚意识形态气息的“自由霸权”战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因为此，当下美国战略界对特朗普的主要担忧，便在于认为其政策主张中的“民粹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populist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将使美国放弃其长期坚持的“国际主义、致力于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战略方向，而后者构成了冷战结束以来，甚至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大战略的基本考虑。
就其战略手段而言，特朗普提出的战略实际上就是“美国要塞化”（Fortress America）：强调在首要维护美国自身安全、竭力提升国家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同时，注意节省资源，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削减长期以来对国际机制的战略性投入，以单边主义和强烈的现实主义趋向为主要特点。这是一种冰冷的、精于算计的逻辑，认为其他国家（包括其盟国以及中、俄等竞争对手）长期以来均在系统性地利用美国的“慷慨”和“开放”；认为更大规模的全球化实际上削弱了美国，威胁到美国的主权和抵御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动的能力，而在全球范围内主动推动美国式意识形态是“无果的”和“堂吉诃德式”的追求；认为美国必须拥有和更具攻击性地使用其庞大武装力量，但只限于保卫狭义的国家利益，并在美国与其他强国的竞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对美国所承担的更宽泛意义上的国际安全义务不以为然。有学者评论道，特朗普的主张实质上已经对美国的战后规划提出了强大挑战，如果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当前这个多少为美国所主导和维护的国际秩序有可能被美国自己抛弃，后者也可能重新步入20世纪30年代甚至更前的状态当中去。
有学者因此评论道，特朗普的战略体现出一种简单化的、狭隘化霸权主义（Illiberal Hegemony）倾向。
但应当注意的是，在路径手段上体现出强烈现实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尽管没有将美国式意识形态的拓展和建构一个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置于其政策主张的首要位置，但其对于世界的认识同样存在极为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例如，当在描述当前美国面临的诸多现实挑战时，该报告使用了类似凯南电报（Kannan Telegram）的口吻：美国与包括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以及有敌意的跨国组织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在尊重个人尊严自由的国家与压制个人并强制同质化的国家之间的根本性竞争”
。而美国在这场竞争中面临严峻形势的原因，在于此类“专制的、封闭的国家和组织”虽有其脆弱性，但由于后者“不受真理、民主国家固有的保护私利的规则以及武装冲突法律的约束”，并且“有耐心、有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战略收益”，因此极大提升了美国及其盟国应付此类挑战的难度。
与几十年前冷战的发起者（杜鲁门）与冷战高潮的推动者（里根）的语调几乎完全雷同，这种以美国自身意识形态标准将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一律以“善-恶”对立进行标签化区分的方式，无疑是冷战思维的又一次集中体现，而这种武断的、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论调，非但无助于当前国际事务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解决，同时当然大有害于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和良性演进。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对“自由霸权”战略的颠覆（或者是有限的颠覆）。当然，美国战略学界对“自由霸权”战略的批评早已有之。当代美国著名战略学家巴里·波森（Barry R. Posen）早就指出，冷战后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自由霸权”战略虽号称收益巨大（如美国得以保持权力的独大、主导全球安全、掌控世界经济、促进“民主自由”价值），但是该战略是“不必要的、达不到预期目的、代价高昂的和浪费资源的”，导致美国权力地位处于不断衰落当中，最终将“自我失败”。
因此，相对实力有所下降的美国，必须有效降低其海外军事负担，撤出塑造其他国家社会的企图，从一些地区脱身以降低恐怖主义的风险，减小国防预算，集中有限资源，使得美国更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关键利益：美国的安全和人民的繁荣。
从这一点看，当前很多美国学者在对“自由霸权”战略的批判性认识上同特朗普是一致的，但在构建一个新的大战略，尤其是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设定上（如对海外介入的程度、美国军事实力发展的限度、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拓展的必要性以及对待国际机制的态度）存在巨大的分歧，这也充分表现出复杂国际形势面前美国战略界当前的思想混乱。
实际上，当前美国所面临的诸多威胁和挑战，与奥巴马和小布什执政时期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与冷战时期相对简单的形势（意识形态对抗和两极竞争）相比，美国战略学界已经充分意识到当前美国面临的安全形势之异常复杂。首先是威胁种类的多元化：当前美国既面临诸多“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问题的挑战，如应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变迁、处理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兴起中大国的关系、处理与美国盟国的关系、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同时也有诸多“低级政治”（low politics）问题有待解决，如海盗、毒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金融安全、网络攻击等；还有性质多少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问题，如恐怖主义活动、国家经济安全等。其次是威胁来源的分散化：既有中国、俄罗斯此类大国国力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美国战略压力的加大，也有伊朗、朝鲜等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反复挑衅”，还有恐怖主义组织、跨国犯罪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冲击。再次是冲突类型的多样化：既有常规武装冲突的挑战，也有非对称（asymmetric）攻击的威胁。此类范围广泛、性质迥异的安全挑战，对于美国应对策略的考验前所未有，在其国力呈相对衰落趋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便指出，“在非常严格的财政资源的情况下，美国现在面对二战结束以来国家安全最为分散和复杂的威胁”
。
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战略学界提供的诸多大战略选项相比，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实质上是“追求首要地位”“新孤立主义”及“选择性介入”三种战略的混合物：在追求世界性霸权，保有绝对优势军事实力，防备和抑制全球范围内所有可能权势竞争者等方面同“追求首要地位”战略保持一致；在对国家利益的有限限定，将战略关注主要集中于北美和本土，对国际机制的疏离（包括联合国和北约），对全球范围内人道主义干涉的排斥等方面，特朗普的战略接近于“新孤立主义”；而加大军事打击恐怖主义力度则又同“选择性介入”战略存在共通之处。
这既说明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大幅变动背景下，一种单一的大战略类型显然已经无法同时应对美国当前急剧多样化与复杂化的安全挑战；也说明当前美国决策界在被迫承认全面掌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已无可能的同时，依然寄希望于再强化并有选择地展示美国权势优势（尤其是军事优势），以期在未来国际政治重回大国竞争场景下取胜。其中所体现出的，当然是当前美国部分政治-学术精英在明知美国国力有不及的情况下，依然拒绝承认美国正处于相对衰落中的事实，依然难以摆脱其维持甚至巩固世界霸主地位的迷梦。
特朗普所提供的战略路径，短期内有望降低美国大战略的损耗，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提供诸多的好处：经济保护主义和提升美国制造业，将增加美国就业机会；从部分国际机制和国际协定中退出可以减轻美国的国际负担，使其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军事实力的强化可望更为迅速击败（至少是在军事行动上）各类恐怖主义组织，而不再参与以西方意识形态标准重塑当地社会可避免使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等等。然而，这种以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为精髓的战略转型，对国际社会而言却绝非福祉。特别是特朗普鼓吹以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应对国际权势对比变化，尤其是应对其他大国“竞争”的简单化做法，不仅有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加剧了国际安全形势的进一步紧张，并且对美国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亦毫无帮助。特别是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此类兴起大国的政策上，美国部分学者便批评道，特朗普的政策严重混淆了上述两个大国在战略目标和行为路径上的明显差别，“对俄罗斯不够严厉，对中国又过于强硬”
。而此类简单的、武断的甚至粗暴的（而非注重技巧的，如有些学者鼓吹的“将合作、竞争和对抗相结合的”
）做法，将严重破坏与上述国家的关系，甚至可能将两国直接推向与美国公开敌对。在当前大国之间全面战争难以想象的情况下，美国的正确做法显然绝非将其与中、俄等大国的关系，尤其是将中美关系无可挽回地推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当中。因此，特朗普关于与上述国家进行接触已经总体失败的结论相当草率：“接触战略不会保证成功，但不接触一般会失败。”
尽管面对的批评不断，但特朗普关于强化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政策，还是得到了美国国内尤其是那些对全球化持敌视态度，留恋美国的大国荣光，不满于现实的政治保守势力不小的支持。美国空军中将大卫·德普塔拉（David Deptula）尤为赞赏特朗普关于美国必须进一步强化军事实力的说法，认为这一策略蕴含了里根“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精髓。他完全认同特朗普关于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地位已经被其他竞争者（包括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军力建设严重削弱的看法，认为美国空军就是这种情况的代表——“预算匮乏、规模欠缺、准备不足”，“当前是空军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我们用着最陈旧的武器系统，规模最小，准备也最差”。
不仅如此，很多民主党人士尽管在其他议题上有严重保留，但也对特朗普关于强化军事实力的动议持赞同态度。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中的重要成员、资深参议员蒂姆·凯恩（Tim Kaine）就认为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独大地位现在正受到严重削弱。其原因，既有中、俄等国军事力量建设的高速发展，也有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对军费开支的主动缩减，认为这已经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支柱构成了致命的削弱。
正由于美国国内在进一步强化美国军事实力议题上存在的广泛共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18年度国防预算在美国国会几乎毫无争议地通过（参议院一致通过；众议院356票支持，仅有70票反对）。这个总额700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的军费预算较上一财年增长13%，远远超过了确保美国本土安全和在海外击败恐怖主义组织的需要，后两者是特朗普极力强调的当前美国两个最为首要的任务。而特朗普执政一年以来，似乎也越来越倾向于在应对大国竞争方面显示和运用武力：如2017年至今美军更加深度地介入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止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甚至扩大驻军规模；不断派遣战略轰炸机、核潜艇、航母编队在朝鲜半岛周边炫耀武力；在北大西洋和太平洋频繁进行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大规模联合军演以向战略对手施压；在中国南海更为积极地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FONOPs）等，这与奥巴马时代美军全球行动的有限收缩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宣称要减轻海外负担，一方面却在全球范围内极力显示和运用美国超大规模的武力；一方面誓言要放弃全球扩张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又不断用自身的意识形态偏见妖魔化其想像中的竞争对手和外部世界。此类看似异常抵触的现象的出现，集中体现出特朗普战略在逻辑上存在的深刻矛盾：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还未能设计出一个适度的和可行的大战略目标，也未能在强化实力与节省资源这两个战略原则之间取得基本的平衡，以及在确保美国自身安全与广泛的海外负担方面取得大致的协调。因此，特朗普的设想还远不能称得上是一个设计明智的和切实可行的大战略。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及其中所蕴含的大战略转型，无疑将对当下正处于和平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尽管以经典现实主义著称的特朗普政府在拓展西方意识形态全球扩张方面并无太多兴趣可能将为中美关系发展产生正面推动作用，但前者将权势对比作为判断“敌-友”标准和“零和”的战略思维模式，肯定会将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作为其延续世界霸主地位的头号敌手，这从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一反常态、前所未有地对中国“竞争者”的定义中已经得到鲜明的体现。当然，由于面临国内政治反对势力、政府官僚系统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牵制，加之执政团队内部矛盾及特朗普本人政策态度的多变，特朗普政府在政策执行力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战略转型是否能够得到坚定的、有力的和连贯的实施依然存在疑问。但是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强化军事、经济实力并以此作为其遂行单边主义行动甚至作为参与大国战略竞争主要手段的不断鼓吹和部分实践，尤其是当下美国优势军力在我周边更加频繁、更具挑衅性的战略运用，以及美国向我施加的、所谓纠正不平等贸易等经济压力的激增，肯定将对我国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不小的干扰和挑战，尽管此举还不足以对我民族伟大复兴大局产生直接的和具有冲击性的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看，特朗普的战略转型实质上也会对我国构建更加友善、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提供一定的机遇。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加快演进、各国相互依存趋势愈发牢固的当下，特朗普战略中体现出的强烈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无疑将或是已经引发了甚至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置疑。而中国政府提出的包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等一系列倡议和原则精神，在展现出一个在世界事务中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同时，也极大有利于我国在诸多国际安全议题上（尤其是反对冷战思维与强权政治回潮、反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坚定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等方面）争取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支持，甚至是来自美国盟国的支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勃兴早在19世纪60年代便已初露端倪：奴隶制的废除、内战的结束、急速发展的工业化和经济活力加之规模可观的领土、资源和人口基数，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奠定了美国在20世纪发挥世界级影响的物质基础。到1894年时，美国经济已经跃升至全球首位，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也开始逐步拓宽其世界性视野，而选择介入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及取得的大胜无疑为美国登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顶级地位提供了不二良机。
战后美国凭借其压倒性的权势力量主导了战后国际规则、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的建构，并发动了对苏联集团的冷战；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一超独强，使其凭借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愈发显赫的地位，几乎已经继罗马和不列颠之后实现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三次“霸权治下的和平”。
然而，随着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当中一些事件、事态和趋势的突出发展，当下的美国早先异常牢固的世界霸主地位，现在显然面临来自性质、来源、形式各不相同的综合性甚至是系统性的挑战，其中不少有可能会对美国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构成实质性威胁。而特朗普的当选、执政及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政策主张和实践，就是当前美国尽力维系其全球霸权，至少是权势绝对优势地位的一次全新尝试。而无论美国大战略是否开始决定性的转型，但至少它在未来将具有更多的单边性、攻击性甚至冒险性。然而，在和平发展、协商共赢、开放包容等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愈发广泛影响的今天，特朗普这种洋溢着重商主义、强权争霸时代色彩的政策举措，及其中体现出的历史偏执或无必要的自我满足，在极大有悖于国际政治经济演进趋势的同时，是否真正有利于美国的安全与发展也存在相当大的疑问，更遑论对国际社会的和谐、繁荣做出有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