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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政权而言，驱除前任统治者的政治威信、为侵略寻求民心支持无疑是确立统治合法性最好的手段。为此，1938年日伪在青岛举行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脱党和反蒋大会、“反共救国大会”。三场政治运动渐次展开，侧重点不同却又互有联系，层层推进。在重构七七事变的演讲宣传中，日伪完全将战争责任推向中国，将侵略行径美化为驱除暴政的“正义”之举，为殖民统治需求合理性；面对国民党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日伪试图引导民众将战争的苦难归咎于国民党抗战，通过民众大会控诉其罪恶，最终达到削弱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目的；当战争向持久战迈进之际，日伪又将矛头对准在根据地日益壮大的中共，并确立“倒蒋必先反共”的长远方针，以此肃清沦陷区的治安隐患。三场运动的着眼点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伪政权意图建立统治权威，扫除不稳定因素之意甚明。
日占初急欲摆脱伪政权的尴尬地位，伪职员群体意图撇清与汉奸的关系，这使二者诉求趋同一致，从日伪不断引述政权初建时的艰难景象及痛斥国民政府“焦土政策”的言论中可见一斑。伪政权职员群体是日本构筑统治合法性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其主导性亦在不断加强。日本统治者采取由上至下的方式对伪职员进行奴化渗透，透过当时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个人带动精英群体，进而影响普通大众。可以说，以下三场运动是透视伪职员如何一步步地卷入侵略者所构建的沦陷区新秩序的窗口。
七七事变一直是抗日战争和中日关系史研究无法绕过的课题。随着大量档案相继公布，历史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从对事变本身“知其然”到七七之前的“知其所以然”，再到事变发生后关于中日双方交涉及战争最终走向的“知其然后”。
人们常言历史亲历者更能接近事实真相，后人受各方消息干扰反易穿凿附会，但沦陷区七七事变的历史叙述却恰恰相反。战争一触即发，先开战者无疑负首要之责。受不同政治立场及当权者对信息筛选处理的影响，中日双方对此各执一词，为沦陷区的七七事变认识带来层层迷雾。
1938年7月7日恰值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日，为将民族的屈辱记忆转化为抗战动力并加强社会动员，国民政府在大后方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七七当日“全国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志哀，各地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学校均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该地高级党部召开各界纪念大会”，此外国统区还倡导素食一天以“作抗战阵亡将士及出征军人之家属与伤兵之慰问”。
在一系列纪念活动中，人们流离失所的境遇伴随着战争所不断加剧的伤痛，迅速转化为强大的思想资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无形中增强。日本作为中华民族苦难的加诸者，在七七这个敏感的日子，非但未令沦陷区的舆论息声，反而背其道而行之。日本除在本国靖国神社举行盛大的招魂祭追悼阵亡将士，号召民众“思战线将士之劳苦，而固对应长期作战之决意”、“各户采一汁一菜主义”外
，还在沦陷区举办盛大的纪念仪式，使七七事变未经历史沉淀便已发生变型。
关于纪念青岛七七事变的原因，《青岛新民报》歪曲为青岛人民“感谢友军神勇圣战”而发。为令市民“永远不忘此有重大意义纪念日，今后两国益愈收共存共荣之实”起见，当局于7月7日上午9时以三发鞭炮为信号，在洒扫完毕的青岛神社举行阵亡将士慰灵祭，“事变之回忆，于是又在各人脑海内唤起新波纹”。神社门前，待青岛各小学校学生及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国防妇人会等约1000名成员排队完毕后，在日本宫司主持下，以大鹰正次郎和赵琪为代表的中日各方政要纷纷就座。在场人士齐唱“国歌”《卿云歌》声中，日伪举行揭扬“国旗”式。在宫司献上祭词后，由大鹰正次郎朗读宣誓文。10时起，神社内开始表演柔剑道、弓道、铳剑术、角力等日本传统项目。最后，在日特务机关长等人领导下，在场人士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日本天皇皇后两陛下万岁”“大日本陆海军万岁”等口号，午前10时40分散会。
此次七七纪念场所并非局限于一地，而是在青市各处、各时间段密集展开。7月7日晨8时，伪维持会警察部即在后院广场召集部内各科长及全体职员并分局长及以下职员等共600余人举行纪念式。全体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后齐唱“国歌”，由伪部长戚运机及日本次长对马百之分别讲演。
上午11时，伪政权重要职员又移至兰山路大礼堂，由赵琪主持召开事变周年纪念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有全市商民代表、附近各镇各村长、各学校学生及维持会会长以下全体委员500余人参与，伪治安维持会陈命凡、赵琪、尹援一、韩鹏九先后发表演讲。12时全体起立默祷一分钟，在赵琪及宣抚官王文波领导民众高呼“大日本军万岁”和“青岛治安维持会万岁”口号三声后，即行散会。
正午，在山东大戏院内，还有伪治安维持会、商务会、警察局、日军及居留民团要人进行讲演。
7月7日被定为“谢恩日”，全市各行各业均停业“追想当时”，以此纪念并感恩日军。为聚拢人心，日方还于7、8两日在台东镇、台西镇、小港对贫民施粥。为要把事变的意义“使全市民众，都能彻底的明瞭”，当局采取了多种宣传手段：一、“用文字宣传方法，来唤醒民众”。如在各报纸上发表诸多说明事变意义的文字，并在大街要道张贴简要标语。中日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商会等各大建筑房舍均悬挂长条白布感谢标语
，且在公共汽车及各商店门窗等处宣传一周；二、用“口头宣传的方法，就是演讲”。
从7月7日9时起，宣抚班协同伪维持会成员乘播音汽车游行，向全市民众讲演宣传，利用气球散布传单，无线电进行广播。该日正午，在观象台鸣笛一分钟后，学校、工厂、放送局、寺院均齐声鸣钟，报载“途中行人闻钟鸣亦须停步献祷，以慰阵亡将士英灵”。晚7时起，日本和中国方面分别在第一小学校讲堂和新新大舞台进行演讲，于“戏剧间合由要人讲演”。
7月7日当天，《青岛新民报》以大篇幅刊登青岛伪政权中日要人演讲，报头印有《七七事变是中国全民得救复生之开端》的醒目标题。在此次七七周年纪念中，当局要求会长及各部长、委员发表对时局的谈话。所谓“时局”是由种种事件演变而来，既具有时间性，又有空间性，梳理起来千头万绪。高级职员对时局和七七事变的讲谈，是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后中日要员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发声，尽管所说并不代表所想，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历史局势之看法，亦可循着一些蛛丝马迹，管窥影响其投敌的内外因素。伪政权高级职员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行事为人及人生阅历等均有较大差异性，加入伪政权的原因不尽相同。尽管如此，其思想体系中的某些“同质性”又构成了他们为侵略者服务的理由，从以下演讲中也可从侧面探究迥然相异的个体是如何与伪政权这段历史逆流相作用并最终汇聚的。他们的言谈虽被整合到日伪“政治正确”的宣传框架中，但若仔细分析，却见“和而不同”。正如赵琪所称，对于卢沟桥之变“仁智异见、言人人殊”。
日本方面，除对七七事变表现出占领者理所应当的强硬态度外，还透露出某种“温情”信号。青岛陆军特务机关长河野大佐称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并非日本诱导，日本在事件不扩大现地解决方针下，“隐忍复隐忍”。但因国民党的不守信行为，“日本遂起而应惩”。河野指出，今后战争无论五年、十年，日本“断乎以一贯之方针”对国民政府进行彻底打击，直到“完全消灭为止”。同时，他强调日本要在战争之外“遂行建设”，以“日华亲善”为目标努力建设新生中国。
青岛海军特务部部长石川大佐称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突然对日军加以不法射击，乃此次事变之发端”，日本不得已而起“应惩之圣战”。石川批判国民党“忘却友邦邻谊”而采取排日抗日政策，并企图揭穿其用卢沟桥的宣传策动民意，“向诸外国哀诉泣愿，以乞后援”的策略，斥其为“回光返照之抗战”。石川还将两国地位置于极不平等之下，称卢沟桥事变是“东亚黎明之晓钟”，而此次“圣战”是日本“以慈父之泪的铁拳之外而无他”。最后，石川雄心壮志地表示要集中人力物力彻底消灭“荼毒东洋和平、与夫邻邦四亿民众之狮子心中之虫之抗日蒋政权”。
比之于石川将日本高抬至“慈父”地位的傲慢，青岛日本总领事大鹰正次郎则显得“友善”得多。大鹰正次郎称即使第三国人，“亦不能视中国为殖民地”。谈及事变爆发的形势，他认为有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急欲统一全国而使各地军阀中央化，以抗战之名实行统一，“向和平之邻国发动”；二、“党府过信其自己之兵力与军备”，为抗日运动所发的宣传材料为“全国津津乐道，造成党军之军备优于日本之错误观念”；三、国民党“认为有力之第三国，必乘机而起，宣告对日宣战”；四、国民党“无谋”，明知“满洲国”独立为本身恶政的结果，还“表面向国民高呼收复失地”，“命税警团开入山东”。为显示日本不愿开战，大鹰正次郎详细回溯了青岛事变前后经过。日本政府“千方百计，研究最善方法”避免战祸波及山东，但国民党却与之相反，在1937年8月14日令便衣队杀害日本水兵。之后他曾“再三与沈市长会见，交换意见”并“促其反省”，但国民党却“完全培植战争心理状态”。他称当时日本“立刻使军队登陆而起战争并非难事”，但仍“忍其不能忍，遂实行居留民之总撤退”；而沈鸿烈却付诸焦土，完全破坏日本工厂与资源，使民众惨失生活之道。大鹰指出国民党“不仅为破坏远东和平之原因，且为中国良民之恶魔”，日本将“驱逐此恶魔与中国之良民坚固携手”。目前“山东各地之贼匪，已被镇压”，“不久即可肃清”，大鹰深信“山东省民已自事变之战祸中完全救出”。
大鹰正次郎以胜利者姿态重回青岛，完全扭曲了八一三事件真相，掩盖了日军因实力不济而延缓登陆的事实。日本侵略者口中所描绘的七七事变均因中方挑衅而起，并将自己塑造为中华民族的“拯救者”。这些言论，或许会削减一些投敌事伪者的道德焦虑，为他们投敌赋予“正当”乃至“正义性”。在伪职员的不断论证和自我暗示下，他们形成了对七七事变的系统认识，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一、传统的命定论。赵琪在《天下事无无因而果者》一文中，以因果命定论的角度，从“远因”“近因”“现在”“将来”四个方面诠释事变的必然性。由远及近，因国民党“意气不可一世”，“对于同种同文、唇齿相依之友邦，无端加以威胁”，故而导致“天夺之魄”、“砰然一击”之报应。国民党“醉心于远交近攻之缪策，认贼作父、嫉善如仇”，才导致日本“忍无可忍、临之以兵”，而国民政府则是众叛亲离，一败涂地。赵琪强烈谴责国民政府“焦土决河”的残暴政策和“大言不惭”的抗战愚民宣传，认为临时、维新两政府“励精图治”、“应天顺人”，统治区一片祥和繁盛之光明前景，如此“拨乱返治之首功，实惟卢沟桥一役”。
赵琪惯用“得人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维模式，将日本入侵视为传统中国的王朝更替，以上也反映出他思想中保守性的一面。赵氏颇有一番匡扶济世的抱负，此番解释也是在为其出任伪职找寻天然的命定因素。
二、理性的国内外局势论。姚作宾在事变前曾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交通委员会组长和惠通航空公司董事
，对中日的国情较为熟悉，而他又素有善辩之才，故在报刊上洋洋洒洒发表《卢沟桥事变之回顾》的连载五篇。姚作宾认为宋哲元左右大将被蒋介石利诱收买，用尽手段阻挠日本经济提携策略，“宋无远大眼光”
，遂致局势一发而不可收。
姚作宾紧接着对世界各国面临的局势侃侃而谈：政治经济方面，国民政府“皆为宋氏姊妹所把持”，宋氏“与英国犹太系财阀沙逊有密切关系”；军事方面，“则以黄埔军官生为中心”，他们则由“苏联一手造就”，故蒋政权被英俄包围而不能自拔。
蒋介石“以英俄为可恃，且以为日本内部情形复杂”而强硬对日，“政府中有不主张如此行动者，莫不被指为汉奸”。
姚作宾不仅提及“汉奸”，且谓此乃国民政府对意见不一致者的统称，有意为汉奸正名。而从其欲盖弥彰的解释中，亦流露出投敌事伪者以强硬姿态掩饰道德有亏的心理波动。之后，姚作宾再由国际转向国内，预测将来武汉一旦陷落，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必有华南政府出现”，蒋政权定难在军阀云集的四川、云南站稳脚跟，必将退入贵州“负隅自顾”，再行扰乱西南各地。姚作宾希望川云湘桂人士“一致努力根绝此祸害”，国人亦要“速谋自救之道”，在日德意防共阵线之内“努力肃清赤化”。
姚作宾作为知晓一些内幕的亲历者，利用其政治经济学专业知识，采用条分缕析的方式，欲使民众“理性”地看清国际大势，“弃暗投明”，而他投身于伪政权亦是基于现实的选择。
三、第三国蛊惑论。陆梦熊曾在国民政府内任职并留学日本，他不似姚作宾将七七事变爆发归为内因，而是归咎于“第三国蛊惑”。陆氏回溯近代西方各国的殖民史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的苦难，谓幸而日本崛起，“各国知东亚有干城，是以对于中国亦侵略稍缓”，然对日本的嫉恨愈深。陆梦熊称日本“关于中国绝无侵略领土之企图”，而是鉴于唇亡齿寒之形势，“保全中国，即所以保全东亚”。西方“先示以怀柔政策”，使中国人民对白种人俯首帖耳，而背后真正的目的是对付日本。西方欲使中日发生战事，以剩余的飞机和劣等枪炮卖给中国，“诱趋中国之现银，尽入其囊中”，“居心可谓毒辣矣”。日本虽“酷爱和平，终难忍耐到底”，所敌视的非中国国民，“乃帝国主义及共产主义所迷惑之党军”。
陆梦熊以种族主义将中日划分为同一战线，赋予日本东亚“保卫者”形象，以此激起国人对英俄及蒋政府的仇恨。
伪治安维持会警察部部长戚运机也有留日经历，他的观点与陆梦熊接近，认为事变爆发是国人受到以苏俄为首的境外势力蛊惑而导致日本全面兴起“正义之师”。戚运机指出，卢沟桥事变“非中日间战争，纯系消灭党权赤化势力”。中日“同文同种、势切唇齿”，非相互提携亲善而不能保东亚之永久和平。世界各国对于东亚别有用心，国民党又“眛于趋势”、“以为外援可恃”，因其“荼害生灵、有背天意”，故新国家“应运而生”。戚氏称35年前俄国侵略中国时，日本兴仗义之师“予以遏止”。目前苏俄的赤化势力“较前更甚”，故日本“不得不以全力协助我国，藉救危亡”。戚运机强调日军“对于良善民众，亲爱保护，毫无仇视”，国人应认清“今日之中国，仍为我中国人之中国”，日本并无侵占恶意。身为警务人员，戚运机表示“市外较远之处，虽有匪徒潜伏”，但对青市治安颇有把握，自信“经设法宣抚剿捕，自不难感化归复，或歼灭净尽”
，不忘顺势向日人表忠。
四、国民党腐败不得民心论。李德顺在清政府灭亡后到青做起寓公，是“第一个定居青岛的清朝大吏”
，在其言辞中充斥着对国民党的不满之情。李德顺引用“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一语，指出国民党盗窃国柄十余年来祸国殃民，“国家人民交受其害”。卢沟桥事变本可和平解决，但“国民党昧于世界大势，不念友邦过去精神上、物质上种种之协助”，反而“倡言抗战，干戈挠扰”，以致各地相继失陷。李德顺强烈谴责国民政府焦土抗战和决河放水政策，认为其“残暴狠毒，至于此极，令人不忍闻，亦不忍言”，而目前“国民党已失全国人民之信仰”，仍“负隅顽抗、螳臂当车”，实在是“太不自量”，与汉代十常侍和明朝东林党无异。只有国共两党“早日灭亡”，“东亚方有永保和平之望”。
曾留学日本并在国民党铁路部门担任要职的尹援一也将时局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国民党。焦土抗战“大都未抗先逃，未战先焦，使南北各地，无一片干净土”，在此之外又“忍心掘堤，以洪水为抗战之工具”，使数千万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尹援一认为国民党虽然“以民生主义相号召”，但实在是“民死主义之变相耳”。目前国民党“势力日蹙”、“兵无斗志，民有贰心”，其崩溃之期应当为时不远。他在斥责国民党残忍之余，对和平的实现和“繁荣之将来”充满希望，“更为全国同胞，额手称庆”。
李、尹二人将国民政府腐败失去民心视为七七事变必然发生的原因，美化日本侵略为替民驱逐暴政的“正义”行为。此种言论易使民众将自身流离失所的遭遇转嫁于国民党抵抗所遭报复，蛊惑性强。不过，二人的出发点截然不同，过去尹援一同国民党关系较深，转投敌营后揭露国民党，还有向日伪表忠的深意。
五、穿凿附会论。伪治安维持会委员杨玉廷为白手起家的商界人士，他在七七谈话中称自己“学力识力，均有不逮”，认为谈时局过于繁杂、“不知从何处说起”。因此“避难就易，触景生情由七月七日大纪念引起”，由一段神话再说到卢沟桥事变的前因后果。杨玉廷称第一个七月七是新历，日本“为确立东亚和平、防止赤化中国”，不惜以全部精力财力“提携华人脱离党治，踏上真正亲仁善邻之坦途”；第二个七月七是旧历，中国古代有牛郎织女渡河一会的神话；第三个七月七是该年闰七月，距离上次有19年，“民间也没有织女重渡鹊桥之传说”。杨玉廷由鹊桥牵扯到建于金朝、“倍极精巧”的卢沟桥上，去年的事变“使历史上有名之一大建筑”毁于炮火，而这“皆是出于中国国策错误之所赐予”。他劝导全国有识之士“及早醒悟、回头是岸，共同踏上明朗化之前途”。杨玉廷自知上述言论纯属胡编滥造，亦称“至于牵强附会贻笑大方，在所不计”。
杨氏的比附充斥迷信思想，看似荒谬，但在民间不乏受众。不过对杨玉廷而言，其中当然也有受侵略者指派而不得不谈的无奈。
以上伪职员的谈话显示，以赵琪为代表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知识分子多从中国内部寻找沦陷因由，将其划归为带有王朝更迭意味的天命论；不似姚作宾那样有灵通的消息渠道，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像杨玉廷这类白手起家又缺乏政治根基的新兴权贵，似乎未加思索抗战的长远局势，就已被日本必胜的呼声与表象卷入伪政权；而有过留日背景的陆梦熊、戚运机、尹援一等人对日本颇具好感，将中国“更生”的希望寄托于日本。陆梦熊称赞友邦将士“劳苦功高”，日本为保障和平而受莫大损失，“中国人民所应同深抱歉焉”。
尹援一对“为民除害”的日军大加赞扬，其“艰苦卓绝，见义勇为之精神”使人“敬佩不已”，军旗所到之处，“尤以安定地方秩序为重”。
如此亲日媚日言论大行其道，市民对七七事变的认识或多或少会受其影响。这些认知是个体在经过日本官方宣传建构的影响下，结合自身背景和经历而层层沉淀的结果。
为纪念七七事变，日伪特在《青岛新民报》刊登《“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特刊》，共收到来稿270余件。黄台路小学三年级学生李福顺在《我的回忆》中称，事变爆发后“人民因为大多数失业的失业，做买卖也没生意，在青不能维持生活”。李福顺一家在1937年9月逃回家乡，但“田不能种，土匪又多”，父母“整天的忧愁”，他也没有书念，“只是糊里糊涂过日子”。1938年春，见“有许多朋友都上青岛来”，他们一家也就搬回来了。李福顺描绘的一家人的生活为：“我爸爸仍在青岛做买卖，我入黄台路小学校求学，比从前我们的生活更快活了”，并称“友军用了金钱和血肉来造成我们这许多快乐，我们是应当如何的感谢他们啊！”李福顺一家由离青避难到再度返青是相当一部分沦陷区市民共有的经历，感受到青岛由焦土抗战的残破向表面“繁荣”迈进，部分市民会扭转之前对日本的负面印象。在校学生所受奴化教育对其思想价值观也具有一定影响。李福顺赞扬青岛“市面也繁荣了，无论建设、交通、教育，都弄得井井有条，那一件都是对市民有很多的利益，远胜过从前的空唱高调”
，以上言语中带有明显的日伪宣传痕迹。
卢沟桥在大后方及抗战人士看来，是痛苦与灾难的象征，但在日伪的宣传话语下，卢沟桥对于沦陷区民众而言，仿佛是胜利与希望的表征。化名为“松本”特作《卢沟桥纪念歌》，内曰：“卢沟桥，卢沟桥，七七事变由此肇。神武友军代我除强暴。驱逐蒋氏与朱毛，拯救我同胞。党军纷纷鼠窜逃，党府基础已动摇。奠定东亚，太平之日已匪遥，愿同胞，勿忘去年今日卢沟桥。”“寄尘”在《说“桥”与七七》中，论及桥在牛郎织女相会时作为心意相通的连接之物，继而引出卢沟桥和七七。如今该日已“不仅是‘牛郎’与‘织女’的甜蜜之日，而且是我们全民众的‘欢呼’之日”。作者指出“桥”与“七七”全为人类造幸福，“夏历的‘七七’有‘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甜蜜，国历‘七七’有卢沟桥的事变”，“阴阳对应，相得益彰”，而此“当更增一番隆重不泯之史绩矣！”
另一作者在《卢沟桥事变周年感言》中称中国之乱“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而此乱是“基于中国之革命”。他抨击国民党自北伐成功后“假虚声，唱高调，一味夸大”，“只知有党，不知有民”，“惟党命是从，惟党言是听，反革命即是反党，反党即是叛国，党外无党，党权高于一切”的种种作为，认为这也是“权愈高而民愈远，民愈远而情愈疏”的直接原因。他尤为反对国民党“引狼入室”的容共政策，认为欲救中国“非解散国民党，取消党治不可”。
此番言论与日伪官方话语高度一致，现今无从获知他的身份，不知感言确为智识分子所写还是编辑所为。在七七事变合理性建构中，统治者欲使民众发自内心地认同伪职员所编织的事变传说，于是通过权力引导舆论。在270余件文稿中可能有群众来信，但所刊登的一定是与伪政权利益相符者，“民意”亦可以是统治者有意拼接和制造的。
随着日本军事上的节节推进，一些意志不坚定或持观望态度的民众在强势的舆论动员下，立场或许逐渐发生微妙的转变。同时，伪政权灌输给民众这样一种信念：日本在前线的军事胜利是后方幸福生活的保障。统治者令伪职员对民众发表时局看法、申诉国民党罪行，亦是借此场合使其明确敌我。通过对七七事变的一系列重塑与纪念活动，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伪政权职员群体渗入基层社会，并转化为一种全民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伪职员的许多观念与看法在不违背统治者宣传总基调的前提下，又进行了有限度的发挥，并与自身经验相结合。七七事变遂在沦陷区演化为多种说辞的历史事件，背后充斥着成王败寇、优胜劣汰的历史逻辑。
新政权建立后，解构前政权合法性的做法古已有之，并不稀奇。但背后出于何种心态驱使，又有哪些难以言表的深意，这些问题细究起来，往往会得到迥然有异而又贴合情境的答案。近代日本由中国眼中的蕞尔小邦跃升为东亚强国，不仅给国人以强烈刺激，同样为日人带来“久穷乍富”的膨胀感。对于那个曾经光辉夺目、人文荟萃的古老中国，后来者日本常以自矜自傲之心掩盖历史的匮乏，这种内心深处的怯弱常驱使其走向极端。
日本侵略者对下列说辞极为介意：“日本是中国的弟弟，弟弟强大了，欺负哥哥，占领了朝鲜和台湾，更想占领满洲国、全中国，我们必须要惩罚这个野蛮的弟弟。”日人认为，不管中国青年受到怎样的亲日教育，只会认为小学时学到的作为弟弟的日本，文字从中国习得，文化政治从中国传入。这是“对于现实事态没有正当思索和批判智力的人的想法”，中国人“一切皆以自家为中心主义，往往是受成见影响”。对“成见”极敏感的日本侵略者反“成见”的常见做法便是尊己卑人。在其看来，中国人的心理和“比起开私家车的董事，司机的孩子认为开车父亲更厉害的想法一致”。即使在日军完全占领的地域下，中国人“也没有对近代日本真正兴隆的原因或七七事变的‘时代意义’持正确的批判力”。日本对中国人“心底潜藏着朝夕学习、未被意识到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中华第一等主义”极度排斥，认定“作为尚未消除的救国英雄，蒋介石的幻影依旧存在着”。
为要让沦陷区民众彻底放弃“‘救国英雄’蒋介石”、抹掉蒋之“幻影”，日本全方位推行脱党与反蒋大会。1938年2月23日，伪政权在青岛市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国民党员脱党大会，到会者千余人，参观者达数万。通过构建脱党大会，伪政权试图去除国民政府在青的合法地位并消弭三民主义的影响。
伪治安维持会是此次脱党大会的主要执行者，在其颁行的《青岛治安维持会脱离国民党申请规则》中，适用于脱党者如下：1.“因意志薄弱误入国民党之党员及预备党员”；2.“曾受国民党机械式训练之人员”；3.“受国民党指导之商会、同业公会、各业工人工会之委员”等。而有下列情形者则不予以受理：一、“中日事变曾参与军事工作者”；二、“抗日有著作或有明显事迹者”；三、“有赤化嫌疑者”。要求脱党的国民党党员及预备党员须有居住本市的保人，所有申请人在经伪维持会审查合格，2月23日由该会召集朗读誓词后颁发脱党许可证，此后将“在新政府下享同一之权利”。
在日伪的改天换日下，从前代表政府形象的国民党员已成为脱党对象。伪治安维持会将三类有过明显反日举动的人群排除在脱党申请者之外，但脱党范围却不仅限于党员，还扩大至国民党受训的个人及团体，可见其意图拉拢以国民党员为代表的社会中上层力量，并将这类群体吸纳到伪政权建设的轨道上来。赵琪在大会的发言中认为脱党“意义至为重大”，国民党“实行操纵的不过少数人，其余多数党员或是意志薄弱、随声附和，或是利诱势迫、无可避免”。入党以后，“目观少数人倒行逆施，未尝不痛心疾首，想脱离于势不可不脱离，于心不安，这是何等痛苦的事！”赵琪谓，幸而国民政府一朝失败，民众行动得以自由，“还等他人劝告才宣告脱离吗？”所以说，“脱党是自觉的而非被动的”。赵琪告诫各位“要衷心忠实的参加”，用“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以后种种如今日生”来作昔日之诀别。他向与会者许诺脱党后“得与一般公民享受同等乐利”，新政府将“一视同仁”，并在最后带领全体高呼“脱党诸君万岁！青岛市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
这场脱党大会亦是对国民政府的控诉会。日伪在会上痛陈国民党的种种“罪行”，指出其“专政十余年，祸国殃民，罪恶滔天”，其统治下的青岛满目疮痍，“民怨沸腾，人心愤激”，直指国民党员为“公敌”，而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最高首脑受到的抨击尤烈。脱党大会赋予国民党历史原罪的同时，试图彰显日本统治者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亲善”面目，伪职员称日本“根据东洋本来的道义精神，逐去党人、不仇民众”，使民“于生路断绝之中得庆更生”。日伪劝诱脱党者“遇此良机能痛悔前非，翻然改图得作新民”，将个人“弃旧换新”的脱党行动与政权更迭相同步，“共同努力扫除党污不留余烬”。
可以说，国民党人脱党大会，亦是伪政权为青岛民众举办的一场向国民党时代的告别仪式。
为彻底扫除“国共谬说”，伪青岛治安维持会还与日本宣抚班共同组织“扫共灭党委员会”，于1938年2月24日至28日五日间在全市范围内分赴各处“宣传扫共灭党真义，并破坏关于国共色彩之物品及设施”
，日占青岛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肃清运动全面展开。扫共灭党委员会委员长由伪治安维持会委员韩鹏九担任，干事长为陈无我。陈无我曾于1934年创办《胶澳日报》，在日军占领青岛前夕，将该报更名为《大东亚报》并欢迎日军登陆，是青岛第一家附逆报纸。
除是新闻界的资深人士外
，陈无我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青佛教圈人脉甚广。
以陈无我为干事长，不仅可以利用其办报经验对舆论加以引导，更可团结佛教人士、吸引号召信众，可见对于扫共灭党委员会人选问题，日伪亦是经过一番斟酌。委员会下设宣传队6队（由陆军宣抚班组织，每队设队长1名，队员3名，唱宣传歌者1名，妇人会会员2名），该队“重点置于精神的运动”；实践队10队（每队设队长1名，队员5名，巡警2名，油工匠1名，人夫6名），组成摘发班、排除班、搜集班，要点是“有党的色彩物件设施之全面的摘发排除”。
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1.思想的绝灭 （甲）街头宣传。依宣传歌并讲演以期彻底之（乙）坊长之说解之。各坊长使其理解，以期由各坊长彻底与各户利用新闻宣传（丙）剧场并字幕之宣传：（一）于舞台正面两侧揭挂标语布旌（二）利用映画字幕以期彻底（三）利用莲花落（善说者），利用中和剧院之“丑”口演之（四）标语旗之揭悬街路，并建筑物揭悬标语旗帜（五）配布宣传，画片并传单。
2.物的绝灭 有党色彩的一切之物件实施摘发排除，其目的则：（甲）物件如党旗、党员证、书画、传单、书籍、便笺、商标、徽章、匾额类、各种商品、家具等类（乙）设施如纪念碑、铜像类、看板（招牌）、房屋上徽章、墙壁等表示之标语等类，并宜注意于纪念品等之调查及营业许可证、奖状、股票等诸证、书类等由治安维持会善处置之。
在扫共灭党过程中，各队员均佩戴“扫共灭党周间”之腕章，在全市主要路线展开活动。社会基层被广泛地动员起来，“细胞的组织以各‘坊’为单位，由坊长分担责任”，各家各户“皆须实行扫共灭党之举”。日伪试图通过宣传队达到“思想的灭绝”，实践队达到“物的灭绝”，最终使国共之影响力在民间达到“‘质’的灭绝”。
在扫除国民党印记、思想和物质上予以灭绝的同时，伪政权也将政权更迭的紧张感与新政权的权威植入民众记忆。
经过长达半年的酝酿及筹备，青岛伪政权进一步运动民意，开展起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为反蒋运动彻底化起见，“青年同志”30余名于1938年9月7日晚集合讨论，组织“维新先驱队”，并于次日举行结盟式。随后，他们在市内各处及乡村揭发蒋介石“毒害国民”之恶辣手段，强调反蒋运动的必然性和“中日相携”的重要意义。
日伪利用“青年同志”作急先锋，赴各地展开宣传以为反蒋运动预热。
9月10日正午，青岛反蒋运动市民大会在太平路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青市各界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由后任伪治安维持会委员的闵星萤报告大会经过。他称欲谋东亚和平与中日亲善之目的，“首应消灭国共两党，尤应打倒该党领袖蒋介石”，青岛始有反蒋运动大会发生。闵氏将该会的成立歪曲为由下至上发起：“先从乡村入手，由各乡村民众组织反蒋运动乡区委员会，然后由乡间扩大至市内，共同组织反蒋运动中央委员会”，“确信可为真正代表民意”。当局此举，无非是借“民意”为反蒋运动披上“正义”外衣。
人事任命上，李德顺被推举为反蒋运动市民大会委员长，杨玉廷为副，赵琪、姚作宾为大会顾问，另有委员若干人。李德顺是伪青岛治安维持会中年龄最长者，且在国民政府时期并未出仕，推举李为反蒋大会委员长，无非是欲以其威望和资历服人。日伪又以伪维持会中职权较高的赵琪、姚作宾为顾问，意在令其统筹全局。李德顺在致辞中谓：“蒋氏一日不下野，则中国一日不得安”，“蒋氏一日不打倒，则民众痛苦即一日不能解除”。他称自己虽为71岁老人，“亦当振刷精神，激励勇气”，“不至打倒蒋介石不止”。
除以长者李德顺为旗帜，伪维持会稳健派为大会策划者外，日伪还令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奔走在前列。为“继续猛烈”地推进这一运动，9月10日夜伪青岛维新先驱队在市内各处分发反蒋传单，11日清晨又分为三班“乘自动车在市内”分发《蒋介石快下野吧》的宣传单，“同时亦往市外各乡村方面作宣传工作”。当日青岛“爱国青年同志”在全市散发的反蒋传单中，内称蒋介石“甘受赤苏之威胁、妄信白欧之诡言”，时至今日仍“不自悔过、一意孤行”，用游击战术之名到处摧残民众，国家仅存几许元气被毁灭罄尽。日伪用“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来描述当下局势，呼吁民众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歼除国贼，复我邦家”。
一系列运动之后，青岛反蒋市民游行大会于9月12日上午10时在第三公园体育场召开，参加者有各机关代表、学生、宗教人员、商会及同业公会人士及市民，人数竟达2万人左右。会场门前高搭彩坊，五色“国旗”交叉其上，上书“蒋介石不死，中国人民不得生存”的白条制匾额，场内贴满红绿标语，“以扩音机放送反蒋运动词曲”。升旗后李德顺亲自举行仪式，在唱“国歌”、全体向“国旗”三鞠躬后，由杨玉廷和李德顺分别宣读蒋介石下野要求、市民大会宣言及决议案。该会决定通电全国一致声讨蒋介石，与之“周旋到底”，蒋氏何日下野，该会何日解散。最后“在全场民众热烈鼓掌之下”，决议一致通过。
反蒋演说过后，由伪治安维持会警察部乐队领导，东文书院学生乐队与市民乐组随同群众展开游行，“延亘数里，状况至热烈”。游行队首为蒋介石布制人像，市民循规定路线，手持反蒋标语环游全市，其中主要标语有：“打倒误国殃民的蒋介石”“蒋介石下野，中日和平”“联俄容共是蒋介石的罪状”“祈皇军连张讨伐蒋介石、彻底拯救中国民众”等。大队至台西镇海岸后，反蒋游行达到高潮，“全体向海而立，将蒋介石之人形及反蒋标语旗帜，堆积于岸上火坑中，施行焚毁”。在灭党歌及哀乐声中，全体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反蒋市民游行大会宣告结束。
伪政权将反蒋运动列为长远计划，各地纷纷结成反蒋委员会作密切联络。伪治安维持会特制定长形白布一条，由赵琪及以下各职员署名，“悬揖以示反蒋到底”，李德顺还亲笔书写“蒋介石已为中国之独夫，须作虎豹犀象之驱逐，用谋东亚之和平”。
当局还在伪维持会与台东镇商会前设一反蒋联盟匾额，“过往之行人，可随时署名”。
在反蒋市民游行结束后，伪维新先驱队非但未销声匿迹，反而“更形活跃”，不仅深入各村宣传，“而促农民之奋起”，更努力灌输反蒋意识。反蒋运动很快由青岛市区辐射至郊区。胶州、高密等拟在9月15日举行村民代表会议，实行蒋介石下野要求运动，并“组织小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紧密联络”，“乡村讨蒋大运动”被提上日程。反蒋大会中央委员会拟定20日后召集东镇、浮山、沧夏、李村、四方各区反蒋小委会，密切询问各地反蒋运动情形及民众反蒋之意识。
与此同时，高密以西胶济路沿线各地的反蒋运动交相呼应，“烽火已扩大山东全省”。日伪期待着，各处反蒋委员会渐次成立，将形成所谓“大民众运动”。
青岛乡村地带是国共游击部队频繁活动的地区，争夺民众支持关乎政权长远立足，反蒋运动因而受到日伪高度重视。9月18日上午10时，促蒋下野大会在即墨县文庙前举行，“民众参加者约数千人”，“情绪极为热烈”。报刊中称“即墨地据近野，人民思想却超于城市，对蒋之行政，更十足反对”，会后举行游行至下午3时散会。
19日上午，胶县举行反蒋大会，参加民众约计4万。运动以该县宣抚班为后援，汇集胶县县长、即墨和高密宣抚班成员、第三路“剿共”司令官代表等中日要员。在《反蒋联会告一般民众书》中，伪职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展开宣传：蒋介石“是要把我们中国造成一片焦土，无论生命财产，一概焦在里头，他才称心满意。火烧不尽的地方，他又会决开黄河淹了一两千里，好几千庄村，好几十万人民，你说残忍不残忍？”日伪注重从农民看重的土地、生命、财产等切身利益入手，又以抗战的不利形势促使其放弃抵抗之心：“华北完全丢了，徐州、南京完全丢了，长江一带站不住脚步，死守汉口，眼前里也就放弃了，他还说这就是救国！大家想想他是救国还是害国？”而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队，却摇身变为老百姓的大恩人，宣传中称：“自从皇军到来，保护良民，恢复治安，我们脱了焦土的范围，是不是救了我们？”最后，胶县反蒋大会表明将团结60万同胞一齐与国民党反抗到底的决心，并向蒋介石发出“早早下野”的最后通牒。
以今日视角来看，上述文字甚为荒谬。若尽可能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可以想见在战争前途不甚明朗、日军攻势迅猛的情况下，日伪通过扶植当地有威望之人，利用民众现实痛处所展开的宣传，对于文化水平与认知能力不高，又处在焦虑心理中的民众而言是有一定蛊惑力的。而日伪在宣传中动用各种手段、极为夸张之阵势，也吸引到一批想要“看热闹”的人。在反蒋运动中，民众“大呼口号，沿城内游行，并有旧剧雅乐助兴”，既有煽动力又不乏娱乐性。
为进一步强化市民反蒋观念，反蒋中央委员会还制定《逐蒋介石歌》，其歌词如下：
蒋介石、不是人、行的事情竟欺民、无故拉拢共产党、弄得遍地起妖氛、民众实在难生存、饥寒困苦太伤心。
蒋介石、开战端、民脂民膏凭他餐、他的老婆宋美龄、藉着国家发财源、民间利权全垄断、此事令人心如煎。
蒋介石、不滚蛋、人民生活无法办、早一天下野早平安、他却无耻的恋栈、大家齐起把他弹、他不下野必不完。
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将蒋介石搜刮民脂民膏与民众的忍饥挨饿相对比，传唱中更易引起民众共鸣。日伪欲将反蒋深切烙刻在民众意识之中，针对城乡不同阶层，在宣传手段上不尽相同：对普通大众采取开大会、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等直观方式，在乡村则以剧演等通俗手段吸引村民前往观看，而对城市智识阶层的反蒋渗透，若仅以上述方法恐不能奏效，故日本通过伪组织的上层人士展开洗脑宣传。9月21日，日伪特在《青岛新民报》上开办《报面反蒋大会》专栏，“搜罗关于反蒋文字，以促蒋介石从速觉悟抗战之迷梦”。21日至30日，青岛伪政权的重要人士均在此密集发言
，完全占领了舆论高峰。
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对日伪而言，国民党败退恰印证了之前宣传，是加强巩固反蒋成绩的良机。11月4日，青岛反蒋中央委员会将运动更进一步，举行“抹消人民公敌者之名字运动周”。李德顺在广播电台讲解抹消意义：“如今汉口既已陷落，蒋逆狼狈而逃”，为“促其速亡起见”，特举行该运动，要求各界“一律免用蒋介石宋美龄名字，即或于必须宣传彼等劣迹时，亦应用他种名词代替，以作鄙弃祸首纪念”。因人民公敌为全民族所唾弃，其姓名不必有存在的必要，故而“以‘一夫’或‘民贼’代之不为过”。
赵琪特发表《恶势力没落感言》，称“一夫”与“民贼”是“不齿于人类者之绝好代名词”，号召国人与“友邦重温旧好”并一同“打倒恶势力”。
抹消运动开始后“颇见功效”，“各处已不复见人民公敌者之姓名”。11月5日，伪政权在新新大舞台举行学生演讲，由东文书院学生李锡恩、徐学娴代表发言。透过这些学生发言，可在一定程度上管窥武汉陷落后的民心动向与反蒋宣传之成效。李锡恩在演讲中称国民党屡战屡败，虽然在打仗前“必要说拼个你活我死”，在失掉地方之后“反倒说不要紧，美其名曰战略的变更，自动的放弃”。国民党自觉“老用那一套哄人的手段是哄不过去了，这才自己画上一个界限”，称最后的决战是在武汉。结果国民党“那点残威余信，已经随着汉口的陷落同归于尽了”。同李锡恩类似，徐学娴发言中亦揭露了国民政府“欺人自欺的谎话”，认为汉口的陷落使国人对国民党的欺骗手段“彻底的明瞭”。她告诫市民对国民党“不可以再有一点迷信之心了”，此后“要齐心努力的安分守己，作新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的新人民”。
两位学生利用国民党连吃败仗的事实，摸清人们不会相信连说谎话之人的心理，试图击溃民众的抗战防线。青年学生本为国家的希望与栋梁，从李、徐二人的言论中，可见奴化教育与宣传已波及第二代国民，学生无形中成为日伪宣传阵营的储备军。而反蒋运动中始终走在第一线的伪维新先驱队，也是日伪为充分运动民众而扶植的青年组织。为表彰先驱队在反蒋运动中的功绩，反蒋大会中央委员会赠与其“维新先遣”的银盾以示鼓励。
反蒋运动在青历时两个多月，包括之前党员脱党、思想与物质上的扫共灭党运动等在内有长达半年的准备。反蒋运动的发生恰值日本攻打武汉正酣之际，这是日伪配合前线战事在沦陷区展开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动员，其影响力在武汉陷落后逐渐发酵，并在“消灭蒋介石名字运动周”中达到顶峰，对日伪统治初期合法性建立上起到重要作用。日伪在《青岛新民报》自信地宣称：“近来全国各地民众，对于蒋介石之欺骗伎俩均已觉悟，群起响应，到处均有打倒蒋介石声浪，足见全国人民恨蒋之深，思慕和平而得安居乐业之切”。
青岛反蒋运动并非个例，当时沦陷区各大城市均有发生。运动之所以能风起云涌地展开，亦是伪政权内上行下效、伪职员群体相互协作的结果。作为连接日本统治者与民众的桥梁，伪职员不仅通过掌握的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整合民众，还积极地为反蒋运动献言献策，其中陆梦熊的建议被其他伪职员一致认为“最为深刻”。陆梦熊指出：第一所谓“口诛笔伐”，先以言论宣传改造民众心理，使其有深刻认识并明了蒋之错误，不与合作，“较之枪炮尤烈”；第二“使小学生认识清楚蒋共之祸国”，至于雄辩会不单要有学生，“更以市民为单位”；第三，由伪维持会在广播电台随时放送，促使民众了解“不以蒋为对手之理由，因蒋祸国殃民非能为吾国民之首脑”，新政府为吾国民谋幸福、造和平，“故应热烈拥戴之信仰之”。
陆氏意在采取一切可能之手段，为日伪编织一张全面铺开、逐个击破的宣传网，尤其是对小学生的奴化洗脑宣传，影响至为深远。但反蒋运动中伪政权的宣传体系毕竟还未成熟，陆梦熊的建议和日伪积攒的宣传经验将在“反共救国大会”上得到全面应用。
在反蒋中央委员会成立后的两个多月内，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在日伪看来，该会“所唯一反对的蒋介石，已走上没落的途径，不久就要完全消灭”。经过坚持不懈的宣传，沦陷区的民众“已多觉悟”，对“蒋的祸国殃民群起反对”。
武汉战役中国民政府虽遭败绩，但也打破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迷梦。当战争向持久战演变，沦陷区的稳定与发展尤为紧要。抗战以来中共在敌后发展迅猛，在山东格外显著。1938年3月至5月，掖县、蓬莱和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先后成立
，伪政权极感威胁。在表面上已对蒋介石造成打击、反蒋运动取得一定成效之际，反共运动随之被提上日程。
反共运动背后有着极为迫切的现实诉求。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化干戈为玉帛，共产党“实现了从人民战线到民族战线的基础性转变”。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包含了除汉奸在外的全国一切民众、一切党派。这让日本意识到，“共产党主张的民族战线，比起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战线范围更广”。而且，这样的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在抗日一件事上，不是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而是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对日本在沦陷区之统治构成威胁，强大的民族主义凝聚力不容侵略者无视。在战争招致“前所未有的物价高腾”后，中共又“巧妙地捕捉到了民众急迫的感情，将他们组织起来，积极扩大发展抗日诸项工作”。
感受到威胁的日本统治者加快了反共的步伐。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组成“反共救国中央大会”后，即通知各省市分别举行，拟定1938年11月16日起至12月15日“为反共特别期间”。11月16日，青岛反蒋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二次总会。该会稍作人事调整，顾问由赵琪、姚作宾变为陆梦熊、尹援一，陆梦熊在反蒋运动中未及实行之宣传建议将在“反共救国运动”中得到落实。杨玉廷代表因事缺席的李德顺发言，他指出“蒋介石虽已一败涂地，可是他仗着赤色的援助，还不肯偃旗息鼓”，所以反蒋中央委员会要格外努力地唤起民众，“否则蒋虽打倒而赤祸蔓延，亦足亡中国而有余”。杨氏称反共一层是该会今后责任，希望同仁“一致努力，不但反蒋还要尽十二分的力量去反共”。李伯林委员在会上提议，可悬奖征集农工商学各界反蒋灭共言论，以“文言文、白话文、诗、词、歌、赋、漫画等”形式，最后“制成小册，以资宣传”。
运动背后虽有日本宣抚官指导，但伪职员并非被动的施行者，而是积极地出谋划策。
“反共救国大会”由伪治安维持会与反蒋委员会联合举行，筹备期间二会共同发表宣言，印十万张传单散布各地，以期“俾人民知赤祸之可畏，而有所警惕与自觉”
，为大会打下民意基础。除此之外，为营造热烈气氛，伪政府规定21日起市内各商店及居民楼一律悬挂“国旗”三天以示庆祝。
为调动起民众的反共积极性，赵琪特在《青岛新民报》刊登《反共救国大会宣言》。他认为共产主义入侵以来，“挑拨阶级斗争，绝灭固有礼教，为祸之烈，甚于洪水猛兽”。蒋介石受其威胁利诱，遂移“剿共”之师而为联共抗日，“星星之火，忽焉燎原”。如今人民所入水深火热之境，推原祸始即为共产党，故而政府决议及时作釜底抽薪之计，对共产党实现彻底打击。赵琪指出，“救国必先停战，停战必先倒蒋，倒蒋必先反共”，相互间各有联系。
11月21日，太平路市民大礼堂堂门高紮“反共救国”牌楼一座，青岛“反共救国大会”盛大召开。较之反蒋大会，此次与会者犹多：赵琪、姚作宾等伪青岛治安维持会委员均悉数到场，各机关长、鲁东道尹、即墨、胶县、高密各县县长及河野特务机关长、柴田特务部长等日方政要均已到会。“反共救国大会”主席为姚作宾，姚氏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
，似乎很有这个“资格”。由姚作宾担任此要职，不知是日伪考虑到姚对共产党有充分了解，更可知己知彼展开批判，还是源于他想洗脱过去与共产党亲近的历史，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毫无疑问，姚氏在大会开会词中充分表现出他对共产主义厌恶已极。姚作宾强烈谴责国共“倒行逆施，不知伊胡底止”，“国共以人民为牺牲，其祸国殃民，未有甚于此者也”。在赵琪及市县各级代表一一发言后，由白俄代表发表反共宣言，内称共产主义者在“口头上说的甚好，如无穷富、一律平等、各人有其应用的、不打仗、不用军队”，实际仅系少数人操纵，剥夺人民权利财产，使富者为穷、穷者更穷，民不足食的现象乃苏联常有之事。此处，伪政权采取白俄“现身说法”的手段增强可信度，欲使民众打破对苏联之幻想，对共产主义望而生畏。最后，由姚作宾领导高呼口号，赵琪三呼万岁，会议至12时方告结束。
在“反共救国运动”的第二日，伪治安维持会与反蒋中央委员会表示：“拟用尽各种手段期彻底表现反共救国之目的，而唤起全国民众一致反共，举行扩大宣传”。
相比于反蒋运动，日伪更加卖力地进行组织宣传，所造声势及影响也远超前者。现从召开各地“反共救国大会”运动群众及选派代表作针对性演讲两方面来作讨论。
（1）组织操练：各地“反共救国”群众运动的召开
反蒋运动虽在青岛下级行政区展开，但自主性不强，覆盖面不甚广泛，组织经验不足也是重要原因。日本侵略者在对伪政权施行指导的过程中，格外注意对伪职员执行力和组织策划力的操练。在“反共救国运动”中，伪政权上下各级职员群体紧密配合，乡村呈前所未有之热烈境况，个中缘由，引人深思。
为推进乡区“反共救国大会”，伪青岛治安维持会联络室在1938年11月23日上午召开市外各乡区“反共救国大会”筹备会。会议决定了各乡区大会日期，规定市外乡区大会由镇公所及伪警察分局主办，与市内大会程序相同。开会时由伪维持会派员莅临辅佐一切，拟将《青岛反共救国大会宣言文》分送参加大会之各乡区村长及村民代表，待其返村后，向未参加大会的村民朗读此宣言文，一致达到“反共救国”目的。各乡区大会闭幕后，主办者须向伪青岛治安维持会及日本陆、海、外三机关具文报告。
通过纂写报告的方式，伪政权欲使乡区伪职员总结“反共救国大会”的经验以备后用，同时督促伪职员尽心尽职服务。
11月24日上午10时，青岛“反共救国”沧夏区大会在沧口小学校大礼堂举行，2000余村民到场旁听。有记者称“会场内民众情形热烈，反共空气激昂。呼口号与三呼万岁时，声如雷动，震撼屋瓦”，会后全体会众高揭“反共救国”旗帜，举行“反共救国”游行。
次日上午，青岛“反共救国”四方区大会也顺利举行，有1500余名村民代表参加。
27日上午，青岛“反共救国”台东、浮山两区联合大会在台东镇小学举行。两区村长及村民代表、工商界代表以及各小学校全体师生约5000人到场，“实为该两区历次大会所未有”。大会首由杨玉廷致辞，谓新政府并非首揭共产党之黑暗者，国民党“剿共”时期的宣传书报，“揭示共党之狠毒残忍，有十倍于今日所言者”。但如今国民政府“竟以共党之作祟”，不顾全民利害“引狼入室”，遂“挑起友邦防共之圣战”。民众今日所受共党之苦难，更是“十百倍”于国民党时期。因有多所学校的小学生参加，台东镇小学校长于任在致辞末了不忘督促道：“诸位小朋友，距离市区较远，平时参加团体活动机会较少，今天能和台东镇的小朋友在一起参加，我们更是非常高兴。希望诸位小朋友回校，将反共救国的意义告诉今天没有参加的小朋友，一致了解这个伟大的意义才好。”
在“反共救国大会”中，听众范围已扩大至小学生。
11月28日上午12时，青岛“反共救国”李村区大会在李村中学盛大举行，参与者达2000余人。据报载，竟有村民“自三十余里之外乡村而来者”。与之前各处大会类似，伪青岛治安维持会联络员到场指导，另有宣抚官、宪兵队的日本人士及青岛伪政权官员代表亲临。但大会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充分顾及听众群体的差别，邀请各界人士分别致词：行政代表为伪警察分局局长陈宝琳、学校代表为李村小学校长张重光，另有民众代表及妇女代表。陈宝琳称此大会“是民众自动开的”，强调“大家不怕路远，来此参加这个大会，不要空来一场，往返徒劳，必须明白今天开会的意义”。陈氏推想民众“必定抱着很大希望，才来参加此会”，继而反问并回答道：“究竟大家抱着什么希望来的呢？我替你们说了罢，是不是希望往复过太平的日子，希望各界都能安居乐业？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得首先反对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共产党，推倒自私自利、任用私人的蒋介石……”陈宝琳摸清民众想过安稳生活的心理，以此循循善诱，极力将民众所想所望纳入伪政权宣传的“美好”蓝图之下。陈氏不忘告诫村民“彻底觉悟”，回村之后“将今天开会热闹情形，及开会意义，并各界宣言，一种一种，详详细细，转告给未到会的民众，方不负今天开会重要意义”。
囿于场地、时间限制，以开大会形式宣传“反共救国”主张所吸引到的听众毕竟有限，故而日伪又采取分发传单、督促民众向四邻宣传的方式巩固成效。
“反共救国大会”由市区弥漫至乡间，国共痕迹被渐次清除，是青岛伪政权统治力不断加强的重要表征。12月2日是高密县“反共救国大会”召开的日子，在这一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台东镇小学校长于任奉青岛反蒋中央委员会之命赴该县指导。从他之后提交的工作行程报告中，可对青岛伪政权与下级行政机关的政令贯彻情况作一分析。
于任在12月1日晨搭乘客车前往高密后，即马不停蹄地访问伪县公署、军宣抚班、高密守备队驻在城内之分队、青年会、高密新民报社及县立第一小学等机关团体。第二日，高密县“反共救国大会”召开，有1500余人参加。于任在大会发言中，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思想：一、“反共救国意义及‘共匪’之罪恶”；二、“粤汉陷落以后东亚新局势之开展”，三、“新中国国民应有之努力”。报载“反共救国大会”上，村民的“反共情绪热烈，均有痛恨‘共匪’之表示”。大会终了，宣抚班主催的各界代表恳谈会在青年会召开。参加者有日本守备队各长官和宣抚官、县公署高级职员、绅商各界及鲁东道驻胶办事处代表等重要人士，恳谈问题为“如何善导一般农民之思想”。于任向守备队诸君汇报了青岛“地方安宁，政治明朗”的情形，“又谈及青岛根绝党化教育遗毒之方法”，将青岛一年以来的教育措施，如中小学教职员讲习会、审查儿童读物、发行教育周刊、中日教育界合作、中小学生参加种种社会活动以及举办讲谈会等作统一介绍。之后，于任又对集合于青年会院中的高密县爱路少年队200余人发表讲话。当日晚，于任以“青岛职务应行处理之事甚多，不能多留”为由，婉拒了“宣抚官及县署诸君坚留再谈一日”的邀请，临行前日本宣抚官“殷殷话别，盛意可感”
，高密“反共救国大会”就此告一段落。
从于任的报告中，可从个体视角而非枯燥的会议记录获知青岛“反共救国大会”中的人事参与情况。作为青岛伪政权的官派代表，于任是沟通市、郊行政讯息和宣传经验的管道，而他的亲往，更显示出青岛当局对高密大会之重视。尽管于任仅为一校校长，但在下级县却受到格外礼遇，而从他几乎不曾停歇的行程及临行前被诸君“坚留再谈一日”的记述中，反映出沦陷初期地方政府急欲稳定当地秩序人心，在宣传上亦是紧跟青岛伪政权之步调。日伪在各区召开“反共救国大会”，不仅为要在场群众感同身受并最大限度激发反共热情，更是意在使其成为奴化宣传的传声筒。“反共救国大会”的热闹情形、发言人语调之激昂、人山人海的气势等场景，均深入亲临者脑海。尽管到场人士背景殊异、认知水平不同，更有小学生群体在内，但在他们的口耳相传下，“反共救国大会”的覆盖面进一步增强。
比之于反蒋大会，“反共救国大会”的宣传动员形式更为多样，场面更加壮观，市民喜爱的文艺活动掺杂其间。在11月21日青岛市区“反共救国运动”的当天下午，伪治安维持会联络室指导各机关、银行、商店的六七十辆汽车举行联合大游行，在青市主要街道“散布大会宣言，及反共标语”，游行队伍一行“绵亘数里，气势汹涌”。
下午2时至6时，新新大舞台为“响应反共倒蒋大会”展开免费观剧活动。在第三公园场内，刚抵青不久的日本矢野马剧团与青岛中和戏院举行中日联合游艺大会，以此招待来青参加反共倒蒋大会的各界代表。全体艺员表演剧目《铁公鸡》，“观众拥挤盛况空前”。青岛国际剧场也决定在22日上午10时至12时免费映演电影，以资庆祝。
为进一步使“民众对反共救国有极大之印象”并“对蒋政权及共产党之罪恶更深一层之认识起见”，反蒋中央委员会决定在12月7日、8日举行化妆大游行，“昼间化妆列队游行，夜间举行灯彩游行”。此次化妆游行大会调动了青市文艺各界，新新大舞台经理包善亭率艺员扮演八仙人等角色，另有妓楼组合之化妆队、平康各里之妓女20余人参与，道具有“中和戏院之高跷，东镇舞台之旱船”等。
在12月8日上午11时举行的化妆游行大会中，大队一行由第三公园出发，“沿途爆竹之声不断，乐队奏升平之歌”。队列最前为“反共倒蒋游行大会”之大横灯，次为伪警察部乐队，紧随其后的是斯大林像紮成之大王八，“上骑蒋介石枭雄之首狼狈像”；白俄音乐队以下为“反共倒蒋”、“弭兵救国”、“建设东亚新秩序”等标语横灯三个，后有“蒋政权溃灭漫画灯四个、反共倒蒋弭兵救国四方灯八个杂于妓楼组合化妆队之间”；其后为旱船，新新大舞台之八仙人、大伞两双、高跷，再者有象三双背有“共产党甚过于洪水猛兽”之标语；最后是平康各里妓女20余人分乘汽车4辆垫后，散放各种传单。报道描绘当时情形：“大队经过之巷街商号居民均拥挤观看，市民亦多乘兴随行。一时呈万人空巷，途为之塞，车辆不能通行，盛况空前，民情热烈。”晚7时为提灯游行大会，行列如前，但所有扮演八仙人、狮子、旱船、高跷、化妆队等均各手提红绿灯一双，灯上有“反共倒蒋”“建设新东亚”“应援友邦新声明”等字样，所有大小灯一律燃烛，灯光照耀犹如白昼，“观众较上午尤多数倍”。
日伪化妆游行队列壮大、形式多样，采用中国民间熟悉之物作预表，并在沿途“表演八仙人、跑旱船、挑狮子、高跷会等技艺”，“燃放鞭炮”
，给民众带来极强的视听感受，报刊亦称此番游行“别开生面”，使民众记忆深刻。
因带有较强娱乐性，比之于枯燥的大会演讲，化妆游行的方式更能激发民众前来一探究竟。反共化妆游行大会使伪政权对民众的运动达到高潮，无论观看者是否出于看热闹的目的加入，难免不被现场的氛围所影响。
（2）伪职员的宣传动员：向社会各个阶层的全面渗透
尽管群众性的大会及游行所造声势和影响甚大，但民众仍有听与不听的选择自由。因有此种情况存在，伪政权无法对大会影响力作出量化评估，而召集各个阶层的针对性演讲无疑可较好地解决此问题。陆梦熊在反蒋运动中提出的“使小学生认识清楚蒋共之祸国”及“此后希望不单限于学生，更以市民为单位”
的宣传建议，在“反共救国大会”中得以落实。陆梦熊被新推为青岛反蒋中央委员会顾问，学校在反共大会中受到格外重视，校园成为主战场之一。伪政权将各校教师作为宣传干将分赴不同学校演讲，试图将“反共救国”四字植入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学生群体之中，而学生又可作为向家庭渗透的突破口。无论家长的政治立场为何，都会因孩子而主动或被动地牵扯到反共运动中来。为贯彻好反共宣传，伪政权在“反共救国大会”期间多次召集教职员讲谈会，伪维持会总务部部长姚作宾及教育科科长陈命凡等多次训话、讲演，指示应注意事项并令各校教职员代表提出意见。
11月24日至12月25日，“反共救国特别工作之反共讲演”在青岛私立各中小学校、各工厂、剧场、电影院等处举行，讲演员为青岛市会立中小学教员，题目定为《反共救国》。
以下仅是学校、剧院的讲演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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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据《青岛新民报》报道，反共演讲第一日，各校“全体师生，均到场听讲”，“反共空气弥漫全校，热烈情绪异常”。下午8时，台东镇小学校长于任在新新大舞台讲演《反共救国的重要性》，他称共产党将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绝境”，“人民直接死亡、间接流离，不知几千万，财产的毁灭损失，又不知几兆亿。西北一带、大江南北，被他们破坏到了空前绝后的惨象”。而国民党“纯与共党无异，利用抗战作号召的工具，非使中国人民，完全牺牲在他的焦土政策下不可”。报道称于氏“语调清晰，言辞亦庄亦谐，颇使听众动容，全场均有痛恨共党之表示”；同时间黄台路小学校长王兆凤在中和戏院讲《反共救国》，“听众亦均大为感动”。
日伪选取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威信的校长演讲，以期增强宣传之效力与可信度。而学校校长、教员代表相互到各校做报告的方式，也对彼此起到督促作用，“反共救国”各单位犹如一张被收紧的大网。
但小学生毕竟认知能力有限，如何采取恰当的宣传语言使其明了？从11月28日崇德中学教员邓余鸿在黄台路小学的讲演中可见一斑。邓氏直言，对小朋友谈《反共救国》的题目“困难颇多”，因为共产党在过去不允许公开讨论，连他们自己也“有许多不能明瞭的地方”；而“凡是一种主义、或是一个政党，定有很深奥的思想与复杂的组织”，若用小朋友所能了解的话来解释明白，更是难上加难。因此邓余鸿采用举例和类比的方式，用报纸上常出现的“洪水”“猛兽”作解。他引用“一个因黄河水灾而逃出来的朋友”所描述的洪水来临的可怕景象，类比俄国人目前过得“有家归不得”的凄惨求乞生活；谈到“猛兽”时邓氏称：“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总还记得，每到晚上倘若不好好地躺着睡觉，妈妈总爱说：‘宝宝睡吧！老猴猴来拉！’”不过老猴猴“还不是顶可怕的猛兽”！野兽片子中狮子一开口，“活活的一个人便能吞下去，吃人不眨眼，听说共产也是如此”。
邓余鸿的语言直白形象，虽未枯燥地阐释共产主义学说为何物，但却将共产党的“可怕”直接植入小学生脑海。
小学生受此宣传的影响究竟为何？从现有资料中或可寻得蛛丝马迹。11月25日，日伪特将《青岛新民报》的《儿童周刊》版面作为《小学生反共灭党论文专号》，刊载小学生反共文章达17篇之多。透过这些文章，不仅可探讨小学生受奴化宣传影响之程度，更能从当时小学生的记述中获悉日占初期青市的社会状况。刊载的论文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对共产党盖棺论定，并对其所犯“罪恶”口诛笔伐。北京路小学六年级学生李天铮称“共党是危害国家、摧残人类、扰乱社会、无恶不做的恶魔”，“他们不但自己做恶，还驱使着同胞们也走上这条黑暗而危险的路”
；同校六年级学生李汉良指出，“共产党是强蛮无理、焚杀掳掠的一些匪徒”，“他们的毒计、他们的主义”，足以亡国灭种。
从小学生用“恶魔”“匪徒”等词语形容共产党来看，在伪职员和教师的不懈宣传下，共产党的“负面”形象渐渐深入儿童。
二、将各地所受苦难归咎于共产党，使群众感同身受。北京路小学四年级的谢蕴华指出，共产党无论到哪城哪县，“都要害死几百人”，“他们都是胡作胡为的丧害天良，来把自己的人都害死，还要抢夺人家的财产，这是多么的不讲道德呢”
；该校四年级学生陈秀芬称共产党是“最可恨最可恶的”，他们将群众的“各种的宝物、地皮、田亩都抢去，归他们所有”。陈继而反问道：“我们难道还不可以驱逐他们吗？”
；五年级学生张志方在《共党甚于洪水猛兽》中写道：“我民万死一生，幸存喘息。父母妻子，不能相聚，财产房舍，荡为灰烬，糜烂几至全国。”
在小学生看来，共产党无非是“把中国领上了灭亡之途”
，而将民众生活遭受的痛苦转嫁于抗日战争也是日伪在宣传中的惯用说辞。北京路小学五年级学生姜文英更是以诗词作文：“残酷无理共产党，陷害人民遭灾殃。国人受尽铁蹄苦，现在应当来反抗。铲除祸国的共党，从此中国复兴旺。举国一致除共匪，人民幸福无边疆。”
三、谴责共产党灭绝礼教，宣扬与日本同文同种。日本在小学推行奴化教育、普及日语，学校亦设有日本教员和督学，以此培养学生与日本的亲近关系。小学生强烈谴责共产党“灭绝礼教”，并宣扬与日本同根同源，也是受在校教育的影响。台东镇小学六年级学生孙德懋称共产党“破坏文化、蔑视礼教”，而东方的礼教精神“是四千余年立国的宝贝”，共产党是欲要人类由“礼义之邦”走入“禽兽之乡”
；北京路小学五年级学生陈起义指出中国与日本“有唇齿的关系”，“又是同文同种，和一家人一样”。但共产党却“不顾国家存亡，只知自己发财”，想出许多恶计来破坏中日亲善和中国旧有道德
；张志方希望同胞“同心协力、剿共灭党，恢复固有道德，发扬旧有文化”，“在明朗化的新政府之下，过着安乐的日子”。
四、抨击蒋介石联共抗日，在日本领导下迈向新生活。北京路小学四年级学生傅梦龙将共产党比作“一只饿了多年的疯狗”，“到处任意胡为”，而正巧蒋介石又受其煽惑。
小学生反共的同时不忘反蒋，并将日伪领导视为建设新中国的唯一途径。台东镇小学六年级学生宋守全称“蒋政权不灭，中国不能更生”，因为蒋介石是被苏联利用想来赤化中国的傀儡，目前“惟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反共救国”
；台东镇小学五年级学生李植兆赞扬“友军发动圣战以来，每战必胜，党军早已无能为力，眼看就要灭亡了”，中国的前途“至此才有了更生的希望”。目前“一般有志的同胞，都愿在友邦扶助之下，建设新国家，这不是中国新生命来临了吗？”
日伪对认知能力有限的小学生宣传的目的，自然不是苛求他们研读老师也未必完全明了的共产主义。小学生在写此类政治性极强的文章时，受到师长指导在所难免，在此过程中又将反共反蒋意识和政治观念再次灌输给学生。四年级小学生陈秀芬即认为“救国”是每个人都要立志去做的，可是他们现在是在少年时代，“是不能到前线去的”，但应“把救国两字记在脑中”。只有“把可恨的共产党打倒才可以救国”，因这种连带关系，所以必须要将反共救国“一齐进行才是！”
此外，伪政权还举行青岛市会私立中小学生书画悬赏征集展览会，要求学生的书画“均需寓有反共救国之意义及词句”，经审查委员会选定分一等、二等、三等奖，定于12月10日至15日在青举行展览会，选择书画最佳者送交北京举行全国中小学生“反共救国”书画展览大会。
在日伪向小学生下达征集反共论文与书画任务后，各校师生和家长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反共救国运动”演变为一场连接家庭与学校的社会运动也就不为怪了。尤其是积极分子被树立为典型后，起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示范作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在各沦陷区发起针对教员、学生的“甄审运动”，意在清除奴化教育与宣传的影响。因打击影响面过广，该运动曾招致各界强烈反对。现今学者在研究中，也多认为此举颇不合时宜，且触动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
尽管伪政权亲历者后来多以被胁迫及“言不由衷”来阐释昔日言行，但透过《青岛新民报》上小学生发表的论文，足见学生受日伪毒害之深，而伪职员正是奴化阵营中的摇旗呐喊者。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不被重视的群体在此次反共运动中也被纳入监管范围，工人、人力车夫、佣人、妓女等社会中下阶层亦在被宣传之列。
在11月27日伪职员对人力车夫的演讲中，有“洋车夫五百余名莅场”。伪职员欲使其形成“赤祸中国之危险，与现在中国一般民众所受之痛苦”多为共产党造成的认识，“讲词娓娓动听，听众均甚感动”。
在28日的妓女舞女“反共救国”演讲大会上，青岛卡斯登、大新两舞场经理人暨舞女，与平康二、三、五里，东里妓女300余人到场。报载：“演讲时对于反共救国之主旨，以简明语词，阐明详尽，听众均甚为满意”，在场听众“莺莺燕燕，济济一堂”，“情况至为热烈”。最后，由妇人会向听众分发“反共救国”青岛大会纪念明信片以资纪念。
人力车夫、佣人、妓女舞女等群体流动性强，因其工作具有不稳定性，故而伪政府对此类职业者较难掌控。伪政权专门对其展开演讲，是要贯彻人人反蒋防共之目的，以此削减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1938年12月15日，青岛“反共救国大会”宣告结束。“反共救国运动”虽耗时仅有一月，但其产生之影响、动员群众的数目却远超反蒋大会。青岛伪职员积极指导即墨、高密、胶县、烟台、威海卫等各市及乡区工作，报道称在伪治安维持会诸君及宣抚班各宣抚官“终日忙碌不休、忘餐废寝”的努力下，“市内弥漫反共空气，市民对于共产党之罪恶，均有极大印象，恨之入骨，大有吞啖彼等，以谢此恨之势”，而对新政府则是绝对拥戴支持，感激其“更生之德”。
以上言语虽有夸大之嫌，但也反映出日伪的宣传确起到一定效力。鉴于民众“对于蒋政权已经摈弃”，“惟共产党现尚潜于乡间，扰乱民众，须彻底驱减”，反蒋中央委员会遂于12月20日改为反共委员会的常设机关。
在伪政权上下联紧的不懈宣传下，从众效应开始发挥效力。当个体受到群体引导或是压力影响下，难免会怀疑并改变既有观点、判断和行为，“随大流”地朝着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发生变化。在前两场运动的发酵下，“反共救国大会”的规模和参与群众均达到空前程度，甚至连小学生也成为舆论宣传的重要分子。如果说反蒋运动是日伪在群众运动上的一次摸索尝试，“反共救国运动”无疑是其依据此前各种宣传经验，在“运动”群众上的一次放手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