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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书要探讨的中心议题，各章写作内容有如下安排：
第一章，着重论述日本占领青岛初期的秩序建立及伪职员在其中的政治参与。日占青岛后，为加强奴化统治、恢复政治经济，日本统治者急切需要与当地有威望的人士建立联络。在此背景下，伪青岛治安维持会得以成立。为确立统治“合法性”，1938年日伪在青岛举行“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脱党和反蒋运动大会与“反共救国大会”三场大规模的活动，意图为殖民统治寻求合理性、消除国民党在地方影响力并着眼于肃清沦陷区的治安隐患。日本统治者采取由上及下的方式，透过伪治安维持会名流带动精英群体，进而影响普通民众。而这也是伪职员群体由浅入深，不断卷入伪政权泥淖的过程。
在第二章，试图深入伪政权组织内部，对伪职员群体的人事结构和思想进行分析，在群体研究中，兼顾个体。随着时局、内部环境不同以及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统治者对伪政权的人事结构作出相应调整，在赵琪和姚作宾任市长时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统治特点：日本统治者前期以秩序恢复为主，聘任官员主要考量其出身威望和社会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战事吃紧，统治策略也转为原料掠夺、以战养战，侵略者选任具有实干能力、精通经济的原伪社会局局长姚作宾为市长，伪职员群体也有“去名流化”色彩。为避免笼统，笔者通过赵琪、姚作宾、李仲刚三个典型个例，从历史情境和个人经历的互动碰撞中探讨影响其投敌附伪的种种因素。伪政权低级职员（包括教员、警察等群体），以往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本章也将对他们进行群体性分析，而此类群体更能反映沦陷区中间阶层普遍的社会生活图景。其后，从整体上对伪职员群体的思想进行透视，对遭其曲解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伪职员的道德观与为官之道及青岛独特的“孤岛”文化展开研究，深入剖析伪职员的思想流变及精神世界。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日本统治下的青岛治理，其中既有对伪职员的训练，也有对市民的塑造。笔者主要通过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论述：首先，当局通过对低级职员进行训练及建立赏罚分明的体系，严格实行体制内的优胜劣汰。对于高级职员群体，则极尽尊重与礼遇，播撒“亲睦”之种。日伪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模范化的官僚体系。其次，借伪职员的政治实践透视青岛伪政权的权力运作网络，分析伪职员与日本统治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及政治的“弹性”所在。最后，将落脚点放到广大市民身上，统治时期日伪意图将权力渗透到民众间的努力从未中断，市民如何因应及所受影响亦是探讨伪政权行政效率、权力运作和民心向背的关键。
第四章，笔者将视角转移到沦陷区外，通过分析国共两党的肃奸宣传及特点，试图还原20世纪40年代报刊舆论中的“汉奸”形象。与此同时，将关注点放到日伪面对道德舆论攻击的应对策略上，进而对伪政权的宣传方针和手段展开研究。青岛沦陷区并非静止的孤岛，本章关注到活跃在青岛郊区的中共八路军、国民党游击部队和杂牌军与青岛伪政府的明争暗斗，从全局探讨日本的侵华总战略和战事对青岛伪政权职员群体的影响。在日伪向敌后战场发动的五场治安强化运动中，可在动态的历史情境中揭示三角斗争的复杂性，以及伪职员在面对抗战同胞、与其利益相连的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因应策略。
第五章，集中讨论了伪职员在战后的审判及其命运。伪政权职员在沦陷中后期具有多重身份，并在协助国民政府接收城市中立下“功劳”，这也令国民政府难以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展开肃奸，战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对国共两党之后的历史走向有深远影响。“汉奸”是带有极大伸缩性的课题，笔者以赵保原为个案分析战时社会的复杂性及影响个体身份判定的因素，以姚作宾为个例探讨国共两党肃奸方式、改造成效的不同，揭示汉奸在不同政权下个人命运的浮沉。
综上所述，为使青岛伪政权从产生到衰亡的过程更为直观，本书以时间顺序为纵向坐标，又在横向上讨论青岛伪政权职员群体产生原因、人员构成、政治实践、组织文化等重要方面，层层推进，以此推动抗战中的伪政权职员群体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