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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但凡有崛起之势力，必有反对力量倚伏其间，“如大海回澜，循环不已，所苦者民耳”。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民抗战的历史大潮中，另有为伪政权服务者逆潮流而动，犹如海中回澜，暗流涌动。细究其身份，其中不乏曾经风光一时之人物，他们由弄潮儿再到汉奸的经历，颇使人诧异，亦令后人所不解。探究这一切问题的根源，便要回归到历史的脉络之中。
毋庸置疑，抗日战争在重塑中华民族性格、凝聚民族精神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目前抗战史研究虽涌现出许多成果，但对沦陷区伪组织的人事关系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抗战中不仅有战争的大历史叙事，还有个人生活的小叙事；战时的生活图景不仅有抵抗的重庆和延安，还有沦陷的北平和南京。实际上，沦陷区是当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在1939年初，沦陷区的面积就达全国领土的23%，且多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未占以前，沦陷区人民深受爱国教育和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与之后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和宣传发生激烈碰撞。
伪政权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内部群体从产生到消逝的人群活动轨迹史。以往对伪政权的研究多就其在沦陷区的政治运作而谈，鲜有涉及背后复杂的人事纠葛及民众生活；或者，仅集中于大汉奸的思想和政治选择，忽视了占绝大多数的伪政权基层职员群体，而他们的生活恰恰更具普遍性。探究伪政权，最终着眼点无疑要落到身处其中的职员群体身上。殖民统治初期，日本迫切希望有威望的中国人出面维持秩序，前清遗老、北洋旧臣及国民政府变节者成为侵略者积极争取的对象。这样一群在一次次革命中被淘汰的旧群体并不能适应急遽的社会变革，从舞台中央延宕至边缘令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投敌事伪的原因不一而足，无论当初怀揣何种目的，其选择往往是多方权衡的结果。不过，一旦踏入泥潭，要想拔出腿来，绝非易事。在抗战的大环境中，面对内心的道德拷问及严酷的敌我斗争，伪政权职员群体又将何去何从？随着历史的推移及后人的记忆附着，对这样一类附逆群体的认识如堕烟海。
伪职员群体并非全为日伪命令的被动执行者，其与日本占领者、同僚之间均存在利益纠葛与政治博弈，国民政府的派系之争在伪组织内也有发展延伸。因投敌者身份，这一群体的上层人士内心中往往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谴责，流露出悲观情怀，如上海的各类汉奸就以朱省斋《古今》杂志为阵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圈。抗战时期中国出版业蓬勃发展，关于汉奸的报道铺天盖地，身在沦陷区的伪职员并不能隔绝外部信息。面对谩骂指责，他们纷纷“书以明志”，积极与大后方的媒体展开论战。目前对伪职员在沦陷时期的作品关注较少，他们的自我认同及文化嬗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这使得作为思想文化史的伪政权职员群体研究大有可为。
在本书标题中，笔者用“伪职员”而不是“汉奸”二字作为在伪政权服务者的称谓，并非弱化道德评判或为其作翻案文章，而是为更好地在动态的历史场景中探讨他们的行为，减少绝对化、标签化认知带来的局限。同时，伪职员群体中亦有上下之分，高、低级职员背景、经历、学识相差殊异，附逆原因千差万别，难以一概而论。低级伪职员的数目远大于汉奸和高级伪职员，他们包括教员、警察、基层公务人员等，几乎囊括社会各个行业，目前学界对其研究极为欠缺。在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环境下，“汉奸”的外延不断扩大，许多“为了饭碗不得不虚与委蛇”的公务员仅因曾在伪政府做事就被划为汉奸。
本书除剖析低级伪职员附敌原因和来源背景外，还将考察他们的市政参与度和生活水平。通过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演讲、文学专刊中隐晦的文字，使其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发声”，进而从上至下地了解沦陷区的汉奸、伪职员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将伪职员问题放在社会历史的语境中解答。本书尝试走进这些边缘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造成他们身上历史性悲剧的深层原因。
青岛是一座在中国近代化浪潮中兴起的城市。1897年成为德国租借地后，它便长期处于德日殖民者的实际统治下。继1914年起被日本占领八年之久后，青岛又在1938年面临着日本的第二次殖民统治。有别于在上海等地遭遇的激烈抵抗，日本占领青岛是以近乎“不发一枪一炮”的和平方式完成的。但祥和的幕布下并不平静，国民党特务潜伏其间，常常策反伪军并与汉奸暗中联络；中共在山东的势力发展异常迅猛，青岛郊外的国共抗战力量日益威慑着伪政权的统治，同样也稀释着伪职员的安全感。可以说，青岛伪政权具有一般伪政权组织的共性，而浓厚的外来文化、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时局关系又是其特殊性所在。在国、共、日三方势力角力的旋涡中，青岛政局波谲云诡，伪职员的身份愈加扑朔迷离。
日伪职员群体虽是历史的逆流，但惊涛骇浪下潜藏着诸多需要探寻的未知。“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伪政权职员群体是打开沦陷区大门的一把钥匙，它呈现出的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抵抗与合作种种充满张力的关系。而对这类群体的探讨，亦有助于揭示抗日战争的艰巨复杂性，加深对当时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潮之认识。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青岛伪政权职员群体。之所以用伪政权“职员群体”而非“汉奸”，是为尽量避免结论先行。但中性的称谓并不等同于道德中立，本书旨在以史实为依据，按事件发展线索和人物心理活动轨迹展开，通过这一群体透视日伪时期民众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民族国家建成中的合与分、历史情境与个人经历等多方互动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伪职员群体既包括在伪政权内谋职的普通公职人员，也有所谓的汉奸，这是一个包容性较强的群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学界对沦陷区通敌行为研究兴趣的日趋强烈，海外学者开始从“合作”的角度探讨沦陷区的伪职员问题。从最宽泛的意义说，主动及被动地与占领者一起工作都可认为是“合作”行为；狭隘的定义则将“合作”严格限制在执行占领者任务和认同占领者意识形态内。目前第二种定义得到了欧美史学界的更多认同，加拿大学者卜正民指出，“那些参与合作的人，必须行使政治权力，才有可能‘通敌’”。
在卜氏看来，使用“合作者”而非“汉奸”这个带有强烈道德批判的词去描述与敌发生关系者，反映出国外学界对伪职员的认识逐渐发生了某种新的动向。但吊诡的是，越是意图理解“合作者”，越容易剑走偏锋。若抽离民族主义和道德评判，便无法理解伪职员本身所面临的道德焦虑和情感包袱，距伪职员所处的真实社会环境与舆论氛围反而愈远。
与欧美学者尽量将伪政权高级职员的汉奸行为解释为“合作”大相径庭的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报刊舆论中，“汉奸”的范围呈现出极端扩大化的趋势。舆论多认为“讲和者即是汉奸”，甚至“都市妇女是汉奸”。
宣传的真实性让位于实用性，当媒体带有强烈道德情感去谴责汉奸时，群众愤怒的火种一次次被点燃。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战后一切可走而未走，又与敌接触者均有“汉奸”嫌疑。“汉奸”有大有小，按其所从事职业，又可分为政治汉奸、经济汉奸、文化汉奸等。其中既包括在伪政府工作的政府要员，也包括为生活所迫而任伪职的小职员、在日伪管制下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在沦陷区从事奴化教育的教员等群体。
伪政权高级职员作为配合日伪侵略中国、奴化民众的群体，无疑要为日本在沦陷区的侵略行为负政治责任。正如汉奸概念是动态发展的，“汉奸”这一特质体现在个人身上也是动态的，我们尤应注意这一群体在不同时间段下思想及行为转变。而伪政权低级职员群体，他们多因生计问题就任伪职，所行使的政治权力较小，不可将其中被动消极工作者扩大化为汉奸，这也是中共在惩治汉奸运动中所一贯秉持的原则。同时，应注意他们之中亦有利用基层社会政治空隙故意为恶、仗势欺人的低级伪职员，同样不可仅因其职位较低而抹杀投敌行为所带来的恶劣后果。
研究者若不对上述情况详加分析，思路和眼界易被限制。基于上述情况，在资料充分的前提下，应根据伪政权职员在战时承办公务的呈文、报告和建议，及其他非官方文字，充分考虑行为者本身动机与所造成实际后果之间的关联，深入当时的历史情境和社会关系中去探究伪职员的行为。
本书力图站在客观的立场，以其本来的最初面目——伪政权职员群体，探寻附逆行为背后的复杂诱因。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加剧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汉奸”成为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的表征。舆论中的“汉奸”，即包括了笔者所研究的沦陷区职员群体。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以锄奸为目的的著作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傅于琛的《汉奸的产生和扑灭》。
该书从什么是汉奸、研究汉奸的观点和方法、产生汉奸的原因、汉奸的发展和消灭、汉奸的阴谋和工作等几个方面论证汉奸问题的由来和解决办法。作者认为，汉奸的存在有社会原因，并非偶然现象，但因其“脱稿于浴血抗敌战争中的上海”，写作中难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激愤之情充斥其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论著的客观性。海童在《日本间谍与汉奸》
中，对各地日本间谍及汉奸的组织、成分、活动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梳理了早期汉奸群体的发展概况。虽不免带有较强的道德评判色彩，但仍有一定学术性。因有与汉奸处于同一时空的相对优势，此时期的研究者得以接触到广泛信息，获知并感受到周围圈子、民众对汉奸的看法，其中许多人还曾与汉奸头目有过亲密交往
，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1939年10月，毛泽东指出在敌我相持阶段，为支持游击战、收复失地，“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为此延安组织了“时事问题研究会”，出版了最早研究沦陷区的著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
该书侧重于研究日本对沦陷区基层社会的控制及危害，尽管批判性和政治性强，但由于对沦陷区进行了详细的资料搜集，故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沦陷区群众的生存状况，其中当然也涉及了伪职员的问题。至20世纪40年代，随着抗日战争逐步走向胜利，伪职员研究的实用性让位于宣传教育，这既符合执政党构建民族国家的需要，也满足了一部分读者对伪职员群体的猎奇心理。这些著作集中勾画汪伪头目的活动轨迹，大部分脱离史料展开叙述，加剧了民众对伪职员的厌恶，对这一群体的印象愈加单一。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掀起的惩治汉奸热潮，使各大报刊均有肃奸的各类文章及对大汉奸的审判报道。在伪职员档案阅览受到不同程度限制的今天，极大地弥补了相关资料匮乏的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伪职员一定程度上与“汉奸”画上等号，变为反动势力的代名词。史学界为充分肯定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多认为伪职员的汉奸身份已盖棺论定，似无再深入研究之必要，因此大陆学界并未出现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欧美学者在这一时期出版了两本较为重要的伪政权研究著作，一为John Hunter Boyle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该书论述了日本内部对侵华政策的争论及其在中国扶持傀儡政权的经过，揭示了战时日、汪、蒋既勾结又斗争的复杂关系；二为Gerald E.Bunker的著作The Peace Conspiracy：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1937-194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该书不仅探讨了汪氏谋和与汪伪政权，也概述了内蒙德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等政权，并将沦陷区的伪职员现象与战时其他国家发生的通敌行为进行比较。二书以理性分析展开论证，均认为伪政权背景复杂，不能以一般傀儡视之。
1980至1990年代，大量文献档案的整理刊出推动了伪政权及其职员群体研究
，较为重要的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公报》《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等。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领域：首先是对伪政权的研究。沦陷区是伪职员生存和活动的主要场所，对它展开探讨有助于摆脱伪政权职员群体研究的抽离化倾向，将其置于动态的历史背景中。黄美珍、张云的《汪伪集团叛国投敌记》
是较早研究汪伪政权的专著，书中围绕伪政权成立的关键事件展开，可读性强。虽然沦陷区研究的早期成果以概括式宏观论述为主
，但也涌现出许多专题性研究，涉及范围包括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包括以往被一概而过的汪伪特工总部、“东亚联盟运动”、“清乡”运动等。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曾业英《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
一文，作者主要依据当时华北日伪舆论界资料，研究了华北的农业资源、农业增产运动、资源统制与掠夺及农民负担，完整客观地呈现出日伪统治下华北农村社会。
其次，关于抗日战争前后惩治汉奸研究。
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的两卷本《国共抗战大肃奸》是较早系统介绍国共两党从抗战爆发到结束的惩奸经过和政策的专著，但其缺点较为明显，即书中所引的资料并无出处，相关问题只作论述性展开，缺乏深入分析。这一时期大陆学术界惩奸研究以陈述史实为主，突出特点是“大”而“博”，从另一个角度可理解为“浅”而“泛”。同时段台湾学者罗久蓉的肃奸研究有较高学术价值，她在《抗战胜利后中共惩审汉奸初探》
一文中，将中共审奸置于国共冲突的大背景之下，认为中共在发动群众、政策指导、审判公开等层面上有重大成效。中共将惩奸作为发动群众和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面相，与国民政府展开对抗并取得成效，但“汉奸”的界限模糊，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公正性。
最后，大量伪政权高级职员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主要集中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汪伪上层汉奸。
蔡德金被公认为这时期大陆汪伪政权史研究的权威，他负责编著《周佛海日记》并采访到周的后人，是国内接触到周佛海档案最全面的学者。在《周佛海》
一书中，蔡氏论述了其由进步青年沦为汉奸的政治生涯。相比于前著《朝秦暮楚的周佛海》
，此书淡化了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注重论从史出。周佛海拥有多面人生，他经历复杂且思想细腻，留有大量著作和文章，虽为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但也容易陷入其对己有利的叙述中。由于蔡氏并未接触到台北“国史馆”和军情局档案，不能佐证日记，在史料解读上难免会为周佛海左右。伪政权职员群体中的汉奸是特殊时代的综合产物，他们模棱两可而又看似矛盾的言行，恰恰是20世纪波谲云诡的大局势和社会文化环境遽变的产物。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9月在北京召开，该会议将20世纪伪政权研究推向高峰。海峡两岸30余位学者与会，讨论了汪精卫叛国投日的原因、汪精卫的人际关系、政治思想及汪伪国民政府的兴亡等热点问题，会议代表论文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汪朝光的《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作者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在伪政权服务的部长、省长以上官员年龄、籍贯、学历、出身及最后结局，总结出伪政权高级官员的普遍性特征，如地域性和派别性强、留日背景者多、受军事教育者所占比例高等，剖析了这一群体投敌的深层原因及背后的社会问题。此次会议标志着大陆史学界日益重视伪政权研究在抗战史中的地位，伪政权高级职员群体及其人事结构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通敌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海外学界对此现象也有一些思考。在研究中，第一种也是较普遍的方法是以传统政治史路径探讨汪伪政权历史事件及主要人物。
新史料的发现为海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便利。高宗武在战前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后因不满于日汪“和平条约”而携秘约出走，在1940年移居美国，他著有英文回忆录——《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参考高宗武的回忆资料，海外学者有多篇著作问世，如日本学者土屋光芳《汪精卫“和平运动”——高宗武视点》、王克文《高宗武“深入虎穴”——一份有关汪精卫谋和的珍贵史料》、邵铭煌《高宗武对日谋和活动》等。
台湾学者王克文在《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
一文中，认为汪伪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有明显的连续性，“不完全是傀儡政权”。王克文指出，如果不以中国最后胜利的后见之明和民族主义的立场看，中日关系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甚至汪精卫之流也不应“因此而被视为汉奸”。王克文对汪精卫政权抱有同情态度，其观念具有颠覆性。因其侧重于概念性的讨论而非史实的梳理，因此在假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论点难以立得住脚。
第二种方法是以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方法探讨基层伪政权生存时态及汉奸现象产生的原因。台湾学者许育铭认为，对中国沦陷区的研究“显然是较为贫乏”，但伪政权“治下区域的政治社会变化呈现的另一种容貌，近年来逐渐吸引各方研究者的关注”。
魏斐德（Fredric Wakeman，Jr.）是对中国汉奸及伪职员问题关注较多的国外学者。他在《沪上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行为，1937—1941年》中，描述了战时上海“孤岛”时期各派势力在租界内相互角逐的境况。魏氏特别关注了以往研究中较少引起重视的“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并对汪伪政权的警政机构同租界政府的钩心斗角有充分阐释。
在《吾辈中的叛逆：抗战中的汉奸观念》中，魏斐德认为“汉奸”一词首先以族群认同为前提，而它在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下的使用富有“弹性”，各方势力常借民族大义之名进行政治斗争。魏氏另辟蹊径，注意到了汉奸话语在宣传中为各政党带来的政治资本。由于研究者掌握材料以及看待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对汉奸的认识往往比其本身还要纷繁复杂。
台湾学者罗久蓉在《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一文中，注重人与情境之间的互动，进而提出要将汉奸的行为放到沦陷时间的久暂、当地政治社会生态、权力运作网络、人际关系等脉络之下考察，并对汉奸的“必要之恶”与“非必要之恶”作适当的区分。
罗氏将社会史与文化史有机结合，其提倡的“回到历史情境中”探讨汉奸形成原因的方法，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好的视角。傅葆石同样反对将日据时期的各种道德选择简化为界限分明的两极，在极端恐怖中，只有模糊暧昧的反应才是自然真实的。他在《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退隐、反抗与合作》一书中，将知识分子在日本占领中的“灰色地带”分为“隐”、“忠”、“降”三种模式，分别以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作者群为代表。
综上所述，在1980至1990年代的伪职员群体研究中，大陆呈现的突出特点是集中于大人物、大事件，多以传统政治史和价值判断进行书写。受已有宣传教育影响，史学研究者对伪职员多带有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在立意与结论上难有新意，因此许多研究仅仅停留在史料钩沉层面，缺少理论分析，尤其对中下层伪职员群体和当时社会文化的关注明显不足。海外学者多尝试在波谲云诡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伪职员附逆的复杂心态，及其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微妙处境。此外，“无论是讨论地方经验还是傀儡政权，欧美学者都尝试将战时中国沦陷区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各国加以比较”。
从史料分析和研究视角上看，海外学者的研究具有前瞻性。
进入新千年后，大量原始档案的出版推动了伪政权及其职员群体研究。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1—10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满铁档案资料汇编》1—15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居之芬、庄建平主编《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沦陷区是抗日战争研究不可绕过的话题，伪职员作为日本侵略者与沦陷区民众的“中间人”，日益引起学界重视。新时期研究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视角向下——肃奸问题与汉奸个案研究。夏昀著作Down with Traitors：Justice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China，关注到抗战时期包括经济、文化、女性等汉奸群体审判，揭示出审判汉奸运动在国家危机、政治斗争和高涨的民族主义形势下的复杂图景。
在国共整体肃奸研究的基础上，地方肃奸问题研究也有了较大突破，这与区域史的兴起密切相关。如白吉尔《1945—1946年上海的肃奸：萨尔礼案与法租界的终结》
、孙扬《“殖民地”的尺度：香港肃奸风波与“国民日报事件”论析》
均关注到地方势力借肃奸展开的政治博弈，透射出忠奸之辨背后复杂的派系之争、人际脉络及社会形态。
与此同时，汉奸个案研究逐渐下移到地方中层汉奸，充分重视伪职员个体命运与战后政治走向的联系。张世瑛在《从几个战后审奸的案例来看汉奸的身份认定问题（1945—1949）》一文中，通过个例分析来论证汉奸罪确立的条件，提出国共两党利用审奸运动来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
王春英《战后“经济汉奸”审判：以上海新新公司李泽案为例》
及朱英、郝昭荔《战后审奸中的派系之争与司法混乱：以青岛丁敬臣案为例》
二文凸显了汉奸审判与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通过典型个案剖析各方利益渗透对审奸之影响，证明国民党司法审判实为政治所操控。冯筱才《政治运动的基层逻辑及日常化：一个“汉奸”的发现与审查》一文，通过在工厂档案中发现的个案讨论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在基层展开时的秩序与逻辑。
抗战时期被指为“汉奸”的沦陷区中产阶级不在少数，而这一名词对其生命历程的深远影响可能会长达二三十年之久。
个案研究的以小见大之处还体现在，它能透过个人际遇反映战时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心理嬗变。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一书，以传记形势考察了周作人在抗战期间的个人经历和思想变迁，细腻而深刻地揭示出周何以从知名学者一步步沦为汉奸。
罗久蓉以著名女画家李青萍为例，采取生命史的研究视角，讨论战争带来的社会变迁如何反映在两性关系上。
战争为女性提供了更宽广的独立自主空间，但李青萍在战后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除司法审判之外，李青萍还要面对大众对其战时交际网络的道德联想，即所谓社会审判。近年来，女性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受到学界持续关注，情感史、心灵史等视角的切入，也令研究走向深化、细化。
二、拓宽视域——汪伪政权高级职员及基层伪政权研究。对汪伪政权高级职员，即所谓大汉奸的研究依然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尤其是汪精卫。从2000年至今，仅发表在CSSCI期刊中有关汪精卫的文章就达四十余篇。随着新史料新方法的应用，研究者引入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注重从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寻汪政权发轫的根源，不再将沦陷区作为封闭的政治空间。金以林在《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以宁粤对峙为中心的考察》中
，探讨了国民党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之间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势转移，揭示出汪精卫在政治抉择中“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一切视如何有利于夺取党权为转移”，而这也是国民党派系之争的焦点。研究还体现在从思想文化史追寻汪精卫等汪伪高级职员心路历程的趋向，尤其重视个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李志毓在《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
中，论述了汪精卫从革命者到与日媾和者的复杂思想与行动，既不赞同将汪简单贴以“汉奸”标签，也不认为他的媾和是海外学者所说“舍身饲虎”的英雄主义行为。作者认为要将他放入超越个人权力动机的思想脉络与政治考虑中考量，汪的悲剧性既源于军事化时代文人的处境，也源于自身弱点。曹圣军的硕士论文《汪伪政权上层汉奸群体研究》，对汪伪上层汉奸群体进行结构性特征分析之余，关注到这一群体产生的经济、文化基础，认为思想精神和行为关系结构的撕裂性缺陷，从内部吞噬着汪伪政权的存在基础。
余子道等著《汪伪政权全史（全2册）》是一部较为完整论述汪伪政权来龙去脉的史学专著。该书覆盖面广、史料翔实，涉及华北、华中等地的汉奸政权及伪军组织，深入剖析了汪伪政权覆灭之因。
除汪伪政权外，研究者逐渐将眼光向下，关注到以往较少涉及的基层伪政权。潘敏对日伪时期江苏县镇的22个伪治安维持会进行研究，对其人事结构及伪职员的投敌动机进行分析，认为“伪政权自上而下的普遍腐败在维持会期间已初见端倪”。
赵秀宁在博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的青岛特别市伪政权（1938.1—1945.8）》
中，对青岛伪政权的组织结构、社会控制及财政经济、奴化教育、鸦片统制、治安强化运动等主要活动进行勾勒、探讨，突显了青岛伪政权的特殊性。
三、探讨“名”“实”——汉奸概念辨析及司法研究。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史家愈来愈注重考查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并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概念史作为“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不仅关注到了概念、名词本身的历史运用，同时注重它们与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间的深刻互动。
“汉奸”的大量使用与社会政治结构转型密不可分，对汉奸概念的剖析有助于从社会历史语境中探讨伪职员问题。王柯在《“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
中，讨论了革命派的“汉奸”话语和民族主义，认为他们企图在多民族国家母体上，催生出“汉族”这个单一并新型的民族国家。通过对汉奸概念的仔细考证及梳理，王柯得出清代以前无“汉奸”的判断。吴密在《“汉奸”考辩》一文中
重视“汉奸”概念内涵的嬗变过程，揭示出汉奸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尤其注重排满革命派的汉奸话语所反映出的民族国家观。“汉奸”一词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演化，到现代则泛指中华民族中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黄兴涛在《抗战前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与“汉奸”“华奸”之辩——以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影响为视角》
一文中，注意到“民族英雄”与其相对应的“汉奸”概念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认同间的紧密关联，有助于从整体把握抗战时期的时代思潮特点。吕迅则围绕国民政府对汉奸的司法惩处，对惩奸法律文本、程序设置与审判特点进行考察，旨在探讨并尝试回答国民政府是否或者如何将惩奸纳入现代法治的范畴。
目前中国的伪职员问题日益引起欧美学界重视，涌现出许多研究成果。魏斐德在其所写的《汉奸！——战时上海的通敌与锄奸活动》中，从各方的政治立场解读国民政府在战时处置汉奸的行为，因效忠与背叛之间貌似严格实则灵活的界限，遂使得锄奸复杂异常，其研究路径跳出了以往纯粹的民族主义研究模式和强烈的道德批判。魏氏指出，不仅“彻头彻尾的投敌分子会被列为汉奸，连‘间接’或被动的旁观者也属于潜在的目标”。
2015年，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书一经翻译出版，便在大陆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卜氏关注日本占领初期基层社会小人物的实际状态，审视战乱期间人们在面临道德和求生困境中的纠结选择。卜氏力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他用“合作者”（Collaborator）替代“汉奸”，认为“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卜氏将汉奸研究置于整个沦陷区的大背景下，其著作超越了以往政治史的平铺直叙而富有张力。《秩序的沦陷》一书之所以褒奖与争议并存，还在于卜氏在研究中一味弱化道德因素的制约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卜正民也承认，道德和政治往往是不可分割的。而“汉奸”一词的产生与民族主义紧密相关，伪职员同样受到中国传统道德标准及政治舆论之影响，内心并非波澜不惊，行为上往往也有矛盾。过分地“移情”而不深究社会评价机制、传统文化对汉奸的影响，会不自觉地将今人眼光投射到研究中。
总体来看，当前学界对伪政权职员群体的探讨呈现逐渐深化的趋势，具体而微的研究不仅修正了以往概括式结论的单一论调，为深入讨论战争给个体及社会层面造成的影响带来可能。欧美学者对中国伪职员问题的讨论，虽力图回到战争的最初现场，但忽视了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发展及社会文化环境，价值导向亦发生偏差。但新成果的不断产生及中外学术界的广泛交流，也促使国内学界进一步从社会结构、政治环境与文化层面对伪政权进行反思，拓宽了本课题的思路及领域。
尽管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伪政权研究已取得可喜成果，但最近几年明显呈现凋零的倾向。目前现有研究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史料的限制。史料对历史研究者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虽然伪职员问题迄今已过半世纪，但仍被视为较敏感的话题。随着历史的推移，伪政权亲历者陆续过世，但其后人仍旧健在，先人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不想被人提及。因此，为避免司法纠纷及虑及关涉敏感问题，各大档案馆虽有汉奸审判、回忆等诸多宝贵一手材料，但目前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这就导致研究无法深入到当事人背后复杂的人事关系网络，除汪伪政权大汉奸外，鲜有论及地方高级伪职员在审判中的态度及自我认知。目前研究对台北“国史馆”及日本所存的伪政权档案应用率较低，这也导致研究者视野受限，不能站在多方角度解读伪职员行为。研究伪职员问题对于反思战争有重要帮助，当前的材料开放程度使史学家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其二，以往伪政权研究多集中于制度和政策层面，对伪职员群体关注不足。制度和政策最终要落实到人身上，伪政权职员群体是观察日伪执行力的一面镜子，二者的复杂关系中蕴含着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而这一群体本身来源驳杂，又是透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变革、新陈代谢的窗口。伪政权上层官员在幼年多受儒家思想教育影响，但近代波谲云诡的大环境、不断涌进的新思潮极大改变了其既有认知和行事轨迹。作为中华民族的变节者，他们的矛盾心理和复杂行为往往被一概而过，伪政权职员群体研究的张力即在此。目前研究中对这一群体的早期经历较为模糊，如目光仅集中到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间段内，不足以解释这一庞大群体的存在依据，因此追溯伪政权职员群体的背景经历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尤为必要。
其三，伪政权职员群体研究在整体与区域、宏观与个案研究中存在割裂化倾向。传统政治史研究方法追求大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常以结论勾连史实，得出总体经验性论述。近年来区域史研究致力于弥补其缺陷，突出地方特色，但往往顾此失彼，缺少区域间的对话和总体关怀。在伪政权职员群体研究中，因个体经历、教育背景及所任职务不同，群体的矛盾差异性极大。加之各沦陷区的具体情况又是千差万别，故而不应忽视抗日战争进程中的总线索，要注重个案研究与整体史的互动，以个案揭示整体。
其四，伪政权职员群体研究在时间与空间上存在极大不平衡性。关于抗战时期的国共肃奸，关注重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的肃奸；而对抗战胜利后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逮捕汉奸和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的惩奸。
从空间上而言，伪政权职员群体研究存在重南轻北的现象，研究多集中于江浙等地，对华北地区较为忽视。实际上，因国共冲突异常激烈，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面临的肃奸局面更为复杂，加强研究无疑能进一步深化对肃奸问题的认识，对理解国共两党的组织运行机制也大有裨益。
本课题所采用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档案材料。笔者目前在山东省档案馆搜集了国共两党在战时的宣传策略、斗争手段和竞争方式的史料，山东省伪政府的宣抚材料及日军对沦陷区的统计材料等。青岛市档案馆有关青岛伪政权的资料极为丰富，且均已数字化处理，笔者目前整理了青岛伪政权的政权构成、人事组织、施政纪要、市长讲演录等重要材料。青岛各报登载的汉奸审判情形、判决书和社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今汉奸个人档案无法阅览的遗憾。
第二，数据库材料。随着E考据时代的到来，各大资料库陆续建成使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读秀学术搜索”“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申报》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均有丰富的青岛伪政权材料，为本研究带来极大便利。CADAL电子书中有第一任伪市长赵琪的略历、著作及继任姚作宾1942年赴日考察的《日本视察谈》等珍贵资料，瀚文民国书库中有伪青岛社会局礼教科在1939年编写的介绍青岛市政及社会情况的《青岛指南》、青岛特别市公署的《三周纪要》《行政年鉴》《青岛特别市赵市长对僚属训话汇编》等重要史料。
第三，日本保存的相关史料。日本将青岛视为重要的物资传送港，在两次占领过程中均以经济建设为主，现今日本不仅有关于青岛市伪政权的原始档案，还有抗日战争时期丰富的内政、外交材料。青岛伪政权的上层官员多有留日背景，如伪青岛市市长姚作宾、总务局局长谢祖元、警察局局长傅鑫、海务局局长尹援一等，保存在日本的伪政权上层官员留学时期的档案无疑是解读其性格经历和走上伪职员之路的关键性材料。日本的CiNii Articles论文数据库可检索到日本伪政权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国会图书馆”上也可查找到有关汉奸的一些原始材料及相关著作，以上都极大地丰富了本课题的史料来源。
第四，文史资料及伪政权亲历者的回忆材料。作为群体的研究，弄清其背后的人事纠葛十分必要和关键，官方档案有“只见事不见人”的特点，导致事件背后的复杂关系往往不为人所知。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文史资料的陆续出版，关于这段历史，国共人士与伪政权的亲历者均有大量回忆性材料，弥补了官方档案的缺失。青岛市档案馆现存姚作宾在新中国成立后汉奸改造中所写的《反省书》《坦白材料》等四份珍贵的回忆性史料，从姚作宾的回忆中，可深入了解他个人及青岛市伪政权的相关情况。
根据本书要探讨的中心议题，各章写作内容有如下安排：
第一章，着重论述日本占领青岛初期的秩序建立及伪职员在其中的政治参与。日占青岛后，为加强奴化统治、恢复政治经济，日本统治者急切需要与当地有威望的人士建立联络。在此背景下，伪青岛治安维持会得以成立。为确立统治“合法性”，1938年日伪在青岛举行“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脱党和反蒋运动大会与“反共救国大会”三场大规模的活动，意图为殖民统治寻求合理性、消除国民党在地方影响力并着眼于肃清沦陷区的治安隐患。日本统治者采取由上及下的方式，透过伪治安维持会名流带动精英群体，进而影响普通民众。而这也是伪职员群体由浅入深，不断卷入伪政权泥淖的过程。
在第二章，试图深入伪政权组织内部，对伪职员群体的人事结构和思想进行分析，在群体研究中，兼顾个体。随着时局、内部环境不同以及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统治者对伪政权的人事结构作出相应调整，在赵琪和姚作宾任市长时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统治特点：日本统治者前期以秩序恢复为主，聘任官员主要考量其出身威望和社会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战事吃紧，统治策略也转为原料掠夺、以战养战，侵略者选任具有实干能力、精通经济的原伪社会局局长姚作宾为市长，伪职员群体也有“去名流化”色彩。为避免笼统，笔者通过赵琪、姚作宾、李仲刚三个典型个例，从历史情境和个人经历的互动碰撞中探讨影响其投敌附伪的种种因素。伪政权低级职员（包括教员、警察等群体），以往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本章也将对他们进行群体性分析，而此类群体更能反映沦陷区中间阶层普遍的社会生活图景。其后，从整体上对伪职员群体的思想进行透视，对遭其曲解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伪职员的道德观与为官之道及青岛独特的“孤岛”文化展开研究，深入剖析伪职员的思想流变及精神世界。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日本统治下的青岛治理，其中既有对伪职员的训练，也有对市民的塑造。笔者主要通过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论述：首先，当局通过对低级职员进行训练及建立赏罚分明的体系，严格实行体制内的优胜劣汰。对于高级职员群体，则极尽尊重与礼遇，播撒“亲睦”之种。日伪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模范化的官僚体系。其次，借伪职员的政治实践透视青岛伪政权的权力运作网络，分析伪职员与日本统治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及政治的“弹性”所在。最后，将落脚点放到广大市民身上，统治时期日伪意图将权力渗透到民众间的努力从未中断，市民如何因应及所受影响亦是探讨伪政权行政效率、权力运作和民心向背的关键。
第四章，笔者将视角转移到沦陷区外，通过分析国共两党的肃奸宣传及特点，试图还原20世纪40年代报刊舆论中的“汉奸”形象。与此同时，将关注点放到日伪面对道德舆论攻击的应对策略上，进而对伪政权的宣传方针和手段展开研究。青岛沦陷区并非静止的孤岛，本章关注到活跃在青岛郊区的中共八路军、国民党游击部队和杂牌军与青岛伪政府的明争暗斗，从全局探讨日本的侵华总战略和战事对青岛伪政权职员群体的影响。在日伪向敌后战场发动的五场治安强化运动中，可在动态的历史情境中揭示三角斗争的复杂性，以及伪职员在面对抗战同胞、与其利益相连的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因应策略。
第五章，集中讨论了伪职员在战后的审判及其命运。伪政权职员在沦陷中后期具有多重身份，并在协助国民政府接收城市中立下“功劳”，这也令国民政府难以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展开肃奸，战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对国共两党之后的历史走向有深远影响。“汉奸”是带有极大伸缩性的课题，笔者以赵保原为个案分析战时社会的复杂性及影响个体身份判定的因素，以姚作宾为个例探讨国共两党肃奸方式、改造成效的不同，揭示汉奸在不同政权下个人命运的浮沉。
综上所述，为使青岛伪政权从产生到衰亡的过程更为直观，本书以时间顺序为纵向坐标，又在横向上讨论青岛伪政权职员群体产生原因、人员构成、政治实践、组织文化等重要方面，层层推进，以此推动抗战中的伪政权职员群体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