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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乘正法，只是学佛的初基，佛法的宗旨，及多数佛弟子的信仰，终在了生死、出世间。佛法的文化价值，也主要在其彻底的出世间性。由于出世间、了生死向以发超离人间乃至超离三界火宅的“出离心”为本，出世间往往被世人误解为逃避世事意义上的“出世”，中国佛教界又特重学如何死得好，使佛教染上了一层非人间性的消极色彩。解决做人与成佛、发达人生与出世间、了生与了死的矛盾，成为人间佛教的中心课题。
根据佛法尤其是大乘谛理，修行、出世间、生净土、入涅槃、成佛果，与做人、发达人生、建设人间净土，并非水火不兼容，而是一体不二，都必须以人身在人间、在社会生活中去实现。生死涅槃不二、世间出世间不二、众生诸佛不二，乃大乘诸法实相的究竟中道义，为诸多经论所宣说。惠能大师说得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者觉也，正觉无上，自觉觉他，名为佛陀，佛陀正觉之佛法，无非是对世间万有本面的如实正觉。从做人的角度来看，只能出于人间的佛陀，乃是由正见正觉自塑而成的以智慧、慈悲、精进为主要特征的圆满人格典范，是对人本性潜能的圆满开发、实现。太虚大师偈云：
仰止在佛陀，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乃深体佛法心髓的至理名言。从理上讲，虽说心、佛、众生本无差别，众生来本是佛，而实际成佛，须经精勤修行，圆满福慧。由人而佛、圆满人格之道，依大乘教义，以六度四摄为主。六度四摄的内容，在《阿含经》中也有多处宣说。
就六度四摄而言，六度行的意义，大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事上以智慧磨炼自己，对治烦恼，培植德性，属修慧；一方面是利乐、摄化众生，属修福或修方便。第一布施度，以财物、安全感、身命、知识、技术、智慧等给予需要的众生为内容，而以充满贫穷、疾病、厄难、灾害、邪见、愚昧、迷信的人间众生，最需要布施；第二持戒度，以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三类戒律摄持自身、规范言行为内容，前两种戒的实质是在人际关系中不损人而利他，饶益有情戒的修持须有众生可饶益，而最需要饶益的众生，在地球人间；第三安忍度，以忍耐打骂毁辱、寒热等苦及甚深佛法而锻炼忍耐性、包容性、意志力为内容，而在地球人间最多应安忍的种种刺激；第四精进度，以坚韧毅力精勤不懈地修行诸度为内容，而地球人身最具精进潜力，地球人间最多需奋起精进去克服的逆缘；第五禅定度，以锻炼专注不散的能力为内容，这种能力亦为成就世间的事业所需要，而以处欲不染、处乱不动的定力最为殊胜，这种定最好在人欲横流、纷扰杂乱的人众中修习，才真有力量；第六般若度，以获得世间、出世间的种种智慧为内容，而出世间的智慧，在邪见如林、知识爆炸的人世间最好修。至于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是四种摄化众生的技术，当然只有在有众生可摄化、可同事之处才派得上用场，而地球人间，最多需要摄化的众生，我人身处人众中，最易与其同事。
总之，六度四摄，都不是独自一人端坐深山古寺或天上、净土中便可修的，必须深入众生中，尤其是深入到苦乐间半、善恶交争、向下与向上分途的地球人众中，才谈得上修行。离开世间，离开众生，离开人类，便“无道可修”、“无佛可成”，地球人间，无疑是修学菩萨道的最佳道场。在人众中、社会生活中修六度四摄、志趋佛果，实际上是在正见和崇高理想指导下，如何做好人、完善人格、创造人生最大价值之事。
六度四摄的修行，皆须以般若智为导首，般若智以离我、法二执为要，《金刚经》云：
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离我、人、众生、寿者四相，修一切善法，要在与人众、世界的关系中去正观、修行、磨炼，在生活中去实践。若人能以离人法二我执的般若智为指南，以由人趋佛为理想，在社会生活中、人众中力修六度四摄，会变化不良气质，提高精神境界，表现出有智慧、有知识、无私奉献、坦白真诚、谦虚有礼、热心助人等品性，逐渐自塑成高尚完美的人格，如头雁导群，带动其周围的众生，成为人中的英雄模范，在平凡的岗位上也可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在无我中潇洒自在，在奉献中享受法乐，即便未能即身成佛，也决定步步趋向佛果，人格圆满至极，便是成佛。太虚大师所谓“人成即佛成”，印顺法所谓“从究竟的佛乘中来看我们人类怎样从人而向于佛道”，盖即此义。
从印度大乘后期到南北朝以后的中国佛教界，出现了亟求速成顿了的倾向，有“一悟成佛”、“即身成佛”之类的说法和结期闭关等修持方式。一些佛教徒出于贪便宜、走快捷方式的心理，或贪求明师高人加持而期即身成就，或唯执一诀一咒一印一句话头为成佛诀窍，或则摒绝人事入山闭关。不知在利乐、度化众生中齐修六度四摄、积集福智、完善人格乃成佛必由之路，不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不知贪便宜走快捷方式的心理正是解脱成佛的障碍。结果往往是佛未得成，人也做不好，致使世人误解佛教。针对这种倾向，因应时机，太虚大师提倡依人乘行果趋于成佛的圆渐的大乘道，印顺法师提倡“人菩萨行”，力恢大乘本旨，倡导在社会人众中、各自岗位上以无私无我的精神尽心尽职，服务社会，利乐众生，便是行菩萨道。
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中，遁迹山林、超然世外的传统型高僧主导佛教的局面有了变化，不重修定断惑，重在积极入世弘法护教、组团结社、办学育僧、投入慈善救济，成为一代新僧的时尚。太虚、印顺、星云、证严等人间佛教的倡导者，皆以身作则，做弥勒型的菩萨僧。太虚早年闭关阅藏，有所证悟，偶发神通，自信沿传统僧尼专修定慧的路子走下去，有把握证到三乘道果，但他不走自了之路，“无求即时成佛贪心”，而以改革、振兴佛教以救国拯世为己任，奔走呼号，活动不息，演说不辍，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印顺一生投身于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其研究工作本着将佛教思想近代理性化的理念，针对佛教现状，提出具指导性的思想，撰述逾千万言。星云以人间佛教思想为导，取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开创佛光事业，讲说、活动不辍，席不暇暖，数十年如一日。
即人而佛、即世间而出世间之道，应以人乘正法为基，大乘信道（渐教）为本，继承台、贤、禅、净诸宗的精华，吸收南传、藏传、日本佛教之优长，依中观、瑜伽之学学解、发心、修行，依禅宗得日用心要，依净土得末后归宿，大概是适宜多数现代人修学之径。中观、瑜伽两家之学，从不同角度对大乘义理作了理性化的、系统化的阐述，被印顺、太虚等大德抉择为最契时机的佛学体系，乃修大乘道者所必学。中观、瑜伽之学阐释的大乘信道，提倡不计自利、不畏生死，誓愿入生死海中与众生同事，无量劫行菩萨道而不懈息，这种宏伟理想、坚韧不拔的精神，能给世人提供正确的人生司南和永不衰竭的生命活力，培植高尚人格，点化人生，有如能点石成金的法宝。历代不少明君忠臣、仁人志士，直至晚近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诸贤哲，都从大乘菩萨道汲取了济世拯民的精神力量。中观、瑜伽之学对实在、存在、认识论、心灵现象等现代哲学、科学所探讨的重大问题的解答，精深透辟，逻辑分明，堪以破除各种边执邪见的迷雾，提供在生活中运用佛法乃至保持文明自觉，启发哲学、科学深入发展的智慧。现代人学佛，应从中观、瑜伽二门入手，结合现代科学、哲学，作理性思择，理解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万法唯识、心识亦空的实相义，破除各种所知障，获得正知正见；应以正见如实观察宇宙、人生、社会、心灵，思考自身与众生、宇宙的关系，体认自心的妙用和潜能，以利乐众生、庄严国土、升华生命为宏伟理想，发起坚固深切的菩提心；应以菩提心为动力，以正见为司南，将学习、工作、做人、交际乃至娱乐戏笑与菩萨道的修行打成一片，在生活中勤修六度四摄，以出世间的无我心和“忘己济群生”的热情做世间的事，关爱他人，解迷除惑，救危扶困，为利乐民众、净化人间奉献光和热，投入而又超然，悲悯而又喜悦。
被认为佛教中国化之典型的禅宗，其实是以最佳形式浓缩、总摄了印度大小乘佛学的精髓，禅宗不拘常格，单刀直入，直指人心，从根源上着手，教人明心见性，获得安身立命之本和合理生活的艺术，极具人文主义的、无神论的、超越宗教的特性。禅宗从世间法即佛法、众生即佛、一真一切真的见地着眼施设教法，打破出世入世、出家在家的隔碍，反对空心枯坐，提倡在日用云为中修行，色声香味皆为禅机，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具有极为灵活的对机说法、应时变革及农禅并举的传统。尽管杨仁山居士等将中国佛教衰落之咎归诸于禅宗末流之忽视义学、死守话头，但禅宗毕竟有其深厚的文化根祗，生机未绝，有虚云、来果、袁焕仙等振兴传续，在佛教界、文化界仍有巨大影响。太虚大师认为禅宗乃中国佛学之骨髓、佛法之核心，中国佛教之复兴仍在禅宗，这一结论出于对全体佛学的准确把握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洞察。太虚也看到了禅宗的弊端，主张在教义、戒律的基础上重建禅宗。
就人间佛教即人而佛、即世间而出世间之道而言，禅宗库藏中的确最多可以继承发扬的内容，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等最多相通相契之点。在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中，禅宗在运用佛法于现代生活的操作技术方面，成绩最为突出。耕云的“安祥禅”，李元松的“现代禅”，圣严法师、净慧法师的“生活禅”，都针对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的心态，将禅宗现代化、生活化、通俗化，为现代人提供平衡心理，获得安祥、喜悦、超脱的艺术，教人研读《金刚经》、《坛经》等，领会心要，在生活中观照本心，专注当下一念，强调尽责任，作奉献，在责任和义务里完善人格，享受法乐。这种禅一变明清山林禅、丛林禅脱离生活、死板僵固的作风，力求紧扣现代生活重振唐宋活泼禅风，努力开辟将佛法心髓融入现代生活的途径，可谓人间佛教的画龙点晴之笔。当然，契理契机的新禅宗，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宋代以来日渐盛行的净土宗，至今仍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此宗因重“欣净厌秽”，期求他力接引与死后之往生，似乎与重发达人生、以人为本的人间佛教相抵触，最易遭受种种责难。过去净土宗的流行，也确有轻视研习经教及不知好生做人、消极避世等弊端，但这些弊端，多分由误解、片面理解净土教义所造成，可由重宣净土正旨而予以针治。净土三经中，《观经》教导欲生西方极乐国者须修净业三福，三福中第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意谓恪尽人伦之责、立德行善，是往生净土的前提，这是对往生了死必先做好人的强调。该经九品往生中的上品上生、上品中生的条件中，有“读诵大乘”，“于第一义心不惊动”，是对研习经教、明心见性之必要性的强调。被尊为莲宗十三祖的印光大师，针对净土宗的流弊，应时契机，依经据典，援引儒学，教导净土念佛须先做好人，敦伦尽分，尽职尽责，积德行善，热心慈善救济，研读重要佛典。印光力弘净土正旨，匡正偏弊，其思想至今影响巨大，成为广大净土宗信众的人生指南。
从净土正旨对做人的重视和净土教的深义、净土宗的弘扬效果来看，净土宗并非与人间佛教的旨趣相悖，甚而可以说是实践人间佛教、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极佳途径。生与死，毕竟为人生的两桩大事，死亡现实终为产生宗教的母胎，曾被时学忽视的死亡问题，近十几年来为现代文化所关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主张“先行到死”，“死亡学”和“临终关怀”问题日益引起重视。多数佛教徒的信仰，终究以了生脱死为核心。净土宗以最为简易的修行，给予信仰者以现前了生脱死的保证，解除了他们的死亡焦虑，令人现前获得安心、自信和法喜，使人得以安安乐乐地做好人，尽责任，做贡献，有平衡、净化、安乐人心的神奇效用，更不用说深入念佛三昧，还可伏烦恼、得禅悦、开智能、明心性。据邓子美先生的研究，证明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以净土宗人在慈善救济方面的业绩最为昭著，在社会苦难的解决和伦理道德的教化上表现最为积极。在当今净土信众中，不难发现心态普遍安乐稳定、烦恼我执较为淡薄、入魔出偏者最少、热心慈善救济者较多等效益。正如张澄基教授《净土今说》所言：
其实净土宗之精神决不仅限于死后往生；生前之善行尤为紧要。观之净土诸贤之生平、言行及其对社会及宗教之贡献，决不下于其它任何宗派，抑且过之，此一历史事实堪为净土宗为积极入世精神作证也。……净土不废入世，且须积极地尽己之力为众生及教法作种种服务，则是净土宗之一贯精神，不容抹煞及忽视者也。
至于净土往生之发心，是为将来回入此土更好地利益度化众生、庄严国土，有如志士发愿出国留学掌握先进科技以便归国施展大用；净土宗所信仰的阿弥陀佛及其所成就的极乐国土，实为建设理想世界的典范；此中蕴含的积极精神，可引发出建设人间净土的无穷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