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佛教禅学在汉文化圈内的发展

由于地理屏障及政治、文化的障隔，佛教在印度流传发展了几百年之后，才缓缓翻过中亚的崇山峻岭、戈壁沙漠，沿丝绸之路来到东方另一文明古邦——华夏，时当两汉之际，禅定的传来，还要晚上一二百年。

与印度文化圈内的东南亚诸国不同，华夏有高度发达的传统文化，其中亦不乏瑜伽之道，对外来文化具有强大的排拒力和过滤性。佛教乘华夏社会信仰危机之机，一方面强调其与华夏传统文化相通之点，一方面填补华夏传统文化之缺欠，经过数百年的渗透，才在华夏扎下根，其佛学尤其是禅学，在华夏传统文化的浸润下传播发展，形成了华化的形态，具有了某种华夏文化性格。华化佛教还以华夏为第二故乡，传向汉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地。

北传汉语系佛教禅学长期以来以中国汉地为中心，其流传发展，大体可分为初中后三期。日本、朝鲜、越南的佛教禅学，又各有其特色和各自的兴衰荣枯史。

一、印度大小乘禅在中国的早期流传

佛教入华之初，正当印度佛教小乘尚盛、大乘初兴之时，大小乘佛教禅学几乎在同时传入汉地。从后汉末禅入华夏到南北朝中期约四百余年间，可谓印度小乘、大乘禅传入、流行的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二期。

前期从东汉末至西晋末，是印度禅学介绍输入期。

佛教入华之初，只是被看作本土仙道一类方术和黄老一类清虚无为之道，流传不广，传播进度很慢。当时上层社会少数信仰者，仅重礼诵求福，习禅者罕闻。

最早向汉地介绍禅法的，是汉桓帝时先后来华的西域高僧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安世高，一名安清，安息国人，王子出家，于汉桓帝建和初（147）至东汉都城洛阳，翻译佛典。他精于禅数学，所译经凡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其中禅籍甚多。所译禅法，出小乘一切有部，其中最以《安般守意经》所讲数息禅，与中国本有行气之术相类，易被中国人接受。又《道地经》一卷，系印度赖拏国三藏法师僧伽罗叉所造的一部禅学专著，较详悉地介绍了小乘禅法的基本内容。余如《小安般十二经》、《禅行三十七品经》、《禅行法想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皆述禅法。安世高不仅翻译佛典，而且游行南北，教授坐禅，门下有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三人，其中陈慧撰有《安般守意经》的注解，康居国来华的名僧康僧会，曾就学于他门下，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谓“余从之请问，规同矩合，义无乖异”。《高僧传》载安世高曾封一函，内言：“尊吾道者居士陈慧，传禅经者比丘僧会。”康僧会在三国初传教于东吴，译有《坐禅经》一卷，撰《安般经注解》一卷，均佚。

晚于安世高二十年（167），月支国僧支娄迦谶来到洛阳，于汉灵帝光和、中平间（178—189）传译佛经，所译多属大乘，最重要者为《道行般若经》十卷，乃大乘中观派禅观的宗本。又《首楞严三昧经》二卷，述大乘实相禅，译本后来由吴国支谦改译，魏帛延及竺法护、竺叔兰、鸠摩罗什重译，支谶译本已不存。又《般舟三昧经》二卷，述念佛禅，谓一日夜至七日夜专念西方阿弥防佛，能见佛现在前，称般舟（佛立）三昧。这两部禅经，介绍了大乘禅的两种最重要的禅门实相禅、念佛禅，实开中土禅、净二宗之先河。

安、支之后，陆续有天竺、西域僧来华，译出禅籍。如后汉支曜译有《小道地经》一卷述小乘禅法，支谶再传弟子支谦译有《禅秘要经》四卷、《修行方便禅》二卷，书早不传。又改译《首楞严经》，译出《维摩经》《慧印三昧经》《阿弥陀经》，述实相禅与念佛禅。西晋时，有移居敦煌的月支国人竺法护游学西域，来华译出《光赞般若》、《正法华》、《菩萨十地》、《维摩诘所说法门》等大乘佛经，多涉禅定。又译有专讲禅修的《修行道地经》七卷，此经即安世高译僧伽罗叉造禅经的再译。帛远译《菩萨修行经》，东汉末第一个汉族僧人严佛调译《菩萨内习六波罗蜜经》，都讲禅定。

这一时期，印度大小乘禅籍虽然被陆续译介了进来，小乘禅法也不无传习实修者，但总的说来，佛教及禅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尚未建立僧团，习禅者寥寥。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修养方法，主要是由道教所弘扬的中土传统气功。

从东晋初至南北朝中期，可谓印度大小乘禅学在中国的盛传期。这一时期，南北分裂，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苦难深重，思想界出现一片大开放的局面，形成佛教弘传的适宜气候。随佛教之勃兴，僧团之膨胀，习禅成风，印度小乘、大乘的各种禅法盛行于世，形成一种极为活跃的禅修局面。政局不稳、民族矛盾更为尖锐复杂的北朝，禅定尤蔚成风气。

北方自西晋末以来，近三百年间，汉族政权失控，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民族的军阀角逐驰聘，相竞建国称帝，出现了十六国、魏凉齐周走马灯般替代的复杂局面，史称“五胡乱华”。社会混乱中饱尝世味苦茶的人民，心灵迫切需要安慰，被视为祀“胡神”的佛教，适合胡人民族感情的需要。值此良机，西域或天竺高僧佛图澄（231—348）应运西来，对北方佛教的弘传起了关键性作用。佛图澄自幼在北印乌苌国出家，有湛深的禅定功夫，擅术数，他于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到洛阳。在西晋末的社会动乱中，佛图澄以神通法术迎合社会宗教心理，赢得了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的信敬尊崇，在二石的扶助下广弘佛教，致使“中州胡晋，略皆奉佛”，佛教一时空前鼎盛。图澄门下仅僧尼弟子就达万人之多，其中颇多弘扬教法的英才。如有“弥天释”之誉的道安（312—385），本来出身儒门，博通内学外典，在社会上颇有声望，他弘教于北方，对佛学进行了整理总结，对禅定十分重视，认为：

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得。

但当时南北禅法传承似已断绝，道安慨叹：

于斯晋土，禅观废弛，学徒虽兴，蔑有尽漏。

因而大力提倡实修禅定，为此，他整理禅籍，为安世高译《安般》、《阴持入》、《十二门》、《道地》等禅经作序流通。道安对禅的阐发，带有浓厚的玄学气味。

佛图澄之后，民间佛教大兴，各民族统治者率多崇信、扶植，虽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但佛教在民间已扎下深根，成为华夏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故虽经破灭，未几复兴。北朝的僧尼之众，达历史上的顶峰，北齐时境内僧尼凡二百万，至北周时达三百万众。社会上造寺、造像、写经成风，僧寺禅窟在各地纷纷出现，其中颇有统治者敕建者，如北魏孝文帝建鹿野佛图于北苑，设岩房禅堂，令禅僧居其中，又为西域禅师跋驮建少林寺于嵩山，公给衣供。据《洛阳伽蓝记》，北魏太和间，仅京城洛阳内外的佛寺竟达一千余所，所谓“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令天竺僧菩提达磨叹为观止。北齐文宣帝为僧稠禅师建云门寺，“练众将千，供事繁委，充请山谷。并敕国内诸州，别置禅肆，令达解念慧者，就而教授。” 当时名禅师如惠始、跋陀、僧稠、僧实等，受到统治者的礼敬钦重。

在统治者护持下，社会广大信众供养下，为数众多的禅僧们，或聚众数百千而集体修禅，或个人隐处深山岩窟而习定，或行头陀，游行山野村落，随处修禅，出现了不少禅功精深、有神通异能的禅僧，他们多数都得到印度、西域禅法的传承。

继佛图澄之后，天竺、西域禅僧陆续而来，翻译禅籍，教授禅定。在禅籍翻译方面，数后秦主姚兴迎请来关中的龟兹国高僧鸠摩罗什（343—413）功勋最著，所译禅经有：

《禅秘要法经》三卷，详述从不净观入门，观修白骨、四大、佛影相等三十观，属小乘禅，而掺杂有大乘思想。《高僧传》卷七《僧叡传》云：

《禅法要》三卷，始是鸠摩罗陀所制，末是马鸣所说，中间是外国诸圣所造。

此书当出北印说一切有部。

《坐禅三昧法门经》（《菩萨禅法经》）二卷，详说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数息观、念佛观“五门禅”及四禅、神通禅、四善根、随信行、随法行、四果、念佛三昧、慈三昧、四谛观、十二因缘观、三十七道品、般舟三昧等修法，属大乘禅法，而包括有小乘禅。僧叡《关中出禅经序》谓此经初四十三偈为究摩罗陀法师造，后二十偈为马鸣菩萨造，五门禅为婆须蜜、僧伽罗叉、沤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马鸣罗陀禅要中所集。六觉中偈乃马鸣造。初观淫怒痴相及其三门，乃僧伽罗叉撰。息门六事为诸论师说。是则此经汇集了当时印度大小乘禅法的精华。

《思惟略要法》一卷，说四无量心观、不净观、白骨观、观佛三昧、诸法实相观、法华三昧等大乘禅法。

《禅法要解经》二卷，为罗什辑撰，释大乘禅法。

《菩萨呵色欲法》一卷，述禅观中对治色欲之法。

另外，罗什所译《法华经》、《心经》、《金刚经》、《维摩经》、《摩诃般若经》、《大智度论》等大乘经论，皆言禅观，在中国佛教界影响十分深远。

至鸠摩罗什，当时印度、西域流行的小乘、大乘禅籍，基本上已译介齐备，缺的是传禅之禅师。罗什弟子僧叡在《禅经序》中叹曰：“禅法未传，厝心无地。”应中土习禅之需，一批印度、西域禅僧接踵而至，最先到者为佛驮跋陀罗（觉贤，359—429），他是西印著名禅师佛大先、达磨多罗的传人，与罗什同时被迎请入关中，传授佛大先禅法。未几，因与罗什意见不合，南下江东。继觉贤之后，昙无毗、佛陀扇多、跋陀、勒那摩提、菩提达摩等，皆先后抵北魏境传禅。

天竺神师跋陀，于北魏初至平城，魏孝文帝甚为礼敬，为设禅林，凿石为龛，供养他修禅。后随魏室南迁，于洛阳设静院以作禅观。又敕于少室山立寺居之，即有名的嵩山少林寺，四海习禅者“闻风向令，数恒数百” ，嵩岳一带遂成为魏初一大禅学中心。

跋陀所传，属大小乘杂揉的禅法。其门人道明受学十六特胜观，跋陀又令道房度得僧稠（480—560），稠常依《涅槃经》行四念处观，后从道明学十六特胜，修定于鹊山深处，以死为誓，因而证入深定，端坐九日不起。跋陀称赞说：

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尔其人矣！

说明当时中国禅僧的禅定功夫已相当深。僧稠于嵩岳、怀州、邺城等地传授禅法，徒众千百。魏孝武帝为他建立禅室。齐文宣帝高洋迎至邺城，从僧稠受菩萨戒及禅法，在龙山之阳为僧稠建云门寺，公给供养，习禅之众近千人。并敕国内诸州亦建禅寺，推广禅法。高洋晚年远诣辽东，坐禅于山寺。僧稠撰有《止观法》二卷，已佚。

早在僧稠之前，惠始（昙始）便以禅功知名北方，曾赴辽东传教，闻鸠摩罗什译出新经，乃赴长安观习，“坐禅于白渠北，昼则入城听讲，夕则还处静坐”。 长安为赫连勃勃攻占后，惠始潜遁山泽，修头陀行，以神异著称，后入平城，北魏世祖拓跋焘甚为礼敬，一时名满国内。

晋未禅学的另一重镇是凉州。有昙无谶者，受学于凉州白头禅师。北凉沮渠蒙逊之弟沮渠京声（居士）西行得佛大先禅法，回凉后赴江南传禅。凉州僧智严亦西行见佛大先，请得佛驮跋陀罗至长安。又有凉州僧宝云，学禅于佛驮。僧智猛西行求法，归住凉州，后入蜀传禅。昙摩蜜多深于禅法，号连眉禅师，亦曾驻锡凉州。酒泉人惠览，游西土学禅。河西国沮渠牧犍时，有昙曜以禅业见称。

僧玄高（402—444）是北魏著名的禅学大家，他曾在长安受学于觉贤，又在西秦从外国禅师昙无毗学禅，后隐天水麦积山传禅，徒众百余人。西秦乞伏炽据陇西时（412—427），玄高遭诬告，被摈逐往河北林阳堂山，“徒众三百，游刃六门（六妙门）者百有余人”，“学究诸禅，神力自在者十一人。” 门人玄绍、玄畅、樊僧印等，皆以禅功神通名世。后乞伏炽礼请还邑，尊为国师。又游化凉州，受沮渠蒙逊礼敬。复人魏都平城，“大流禅化”，太子拓跋晃师事之。因以神通赞助太子晃共参国事，被拓跋焘所杀。弟子玄畅赴江南、西蜀传禅，玄畅门人法期，活动于江陵一带，修“十住观门”。

北周禅师僧实（475—563），与僧稠齐名。初师事道原，魏太和末在洛阳从西国禅师勒那摩提学禅，定力非凡，勒那甚奇之，赞曰：“自道流东夏，味静乃斯人乎！”后又“寻师问道，备经循涉，虽三学遍览，偏以九次（第定）调心”， 周朝上下，极为崇敬。弟子昙相等，后来传禅于唐初。

北朝禅法中很重要的一系，是菩提达磨所传的如来禅。达磨自称“南天竺一乘宗”，从广卅人华，“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 游化嵩洛，习禅传法，其禅依《楞伽经》，以如来藏心为宗，以舍妄归真、直见佛性为门，以“二入四行”为纲，先由理入，悟理明心，然后在生活中修报怨、随缘、无所求、称法四行。其实质是先顿悟得慧，以慧为导修菩萨行六度。达磨在当时影响不太大，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据《宝林传》载，达磨门下有慧可、僧副、道育等数人精通禅法。慧可于魏天平初（534）在邺城传授禅法，被邺下禅师道恒斥为“魔语”，“货赇俗府，非理屠害”。 僧副南游，受到梁武帝安置。道育“受道心行，口未曾说”。 只有慧可被后人尊为禅宗二祖，慧可门下那、粲二禅师及那禅师弟子慧满等，皆行头陀，游化无方。达磨一系，当时有“楞伽师”之称，以后蔚为禅宗，成为中唐以来中土佛教之主流。

北朝禅法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是念佛禅，此系依《阿弥陀经》、《无量寿佛经》、《般舟三昧经》等，专念阿弥陀佛，以求临终往生于西方极乐世界，永超轮回。北魏名僧昙鸾（476一554），精通内外典，曾赴江南从道士陶弘景学仙道长生法，善于“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名满魏都，有“神鸾”之称。后遇天竺僧菩提流支授以《观无量寿佛经》，谓此乃真正“大仙方”，昙鸾乃烧掉道教仙经，专弘净土，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聚徒修念佛三昧。著有《往生论注》、《略论安乐净土义》等。日本净土宗尊之为开宗祖师，昙鸾劝修之念佛禅，强调以对阿弥陀佛的绝对信仰为本，修以佛的名号、相好、光明、神力、功德、智慧、本愿为境缘的止，尤重口称名号，十念念佛。

北朝禅风大盛，习禅者遍于四境。除以上所举外，史传中所载名禅师尚多。如道恒，于魏天平初授禅于邺城，“徒侣千计”。高齐时法常在邺都讲《涅槃经》，兼传禅，后南止荆州。北周仙城山名僧慧命，为天台宗慧思之友，晚习禅于灵岩寺。北齐慧文禅师聚徒数百，深入禅定，被尊为天台宗开祖。另有鉴禅师、最禅师、就禅师等，皆专精修定，与慧思为友。

南方东晋及宋齐梁陈四朝，佛教亦十分兴盛，受历代统治者崇奉。造像建寺度增成风，据《法苑珠林》卷一二O，南朝佛教兴盛之极的梁朝，全国佛寺达2848所，僧尼82700人。但因受相对发达的玄学影响，南朝佛教重在义理的阐发讲论，习禅之风总的说来不及北方之盛，尤罕聚众习禅的宏大场面。《续僧传》卷十七云：

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

这是指东晋初的情况。

南方首倡种定者为道安高徒慧远（334—416）。他于晋太元十一年（386）南下定居庐山东林寺，居山三十余年，修持、著述、译经，为东晋初江南佛教领袖。慧远对禅学特别重视，每慨叹“大教东来，禅数尤寡，三业无统，斯道殆废”。 力图提倡实践。时值佛驮跋陀罗被鸠摩罗什门下排挤，与其徒慧观等四十余人南来庐山，慧远请其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二卷，此经所述禅法为五门禅，属小乘有部达摩多罗之传，慧远以大乘教理解释之，作序流通。次年，佛驮跋陀罗西上荆州，受刘裕敬重，迎往宋都扬州道场寺，大弘禅法，该寺时有“禅窟”之称、门人慧观将五门禅统一于不净观，其门人法瑗，于宋齐间入庐山修禅，“澄思五门，游心三观”。未几入都，为宋文帝重申竺道生顿悟之旨，可见达摩多罗一系禅在华亦融归于大乘。

慧远还依净土经论，提倡、实践念佛禅，与当时名士刘遗民、周续之、宗炳、雷次宗、张莱民、张季硕等于精舍无量寿佛前建斋立誓，结众一百二十三人，求生西方，率众修念佛三昧。慧远撰《念佛三昧诗集序》云：

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

高推念佛禅。他后来被推为中国净土宗开祖。

南朝刘宋初，江南禅学大盛。除觉贤传达摩多罗禅外，还有从佛大先受达磨多罗禅的北凉居士沮渠京声，在北凉亡后逃往南京，译出《禅要秘密治病经》（《治禅病秘要法》）二卷。另有不少印度、西域僧相继来江南传授禅法，翻译禅籍。如天竺僧求那跋陀罗于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入南京，译《楞伽》、《胜鬘》等如来藏系经典，为禅宗提供了理论依据。罽宾禅僧达摩耶舍，于晋隆安中（397—401）抵广州，后游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禅法，从学者三百余人，罽宾僧求那跋摩于元嘉元年（424）至宋，于始兴别立禅室坐禅，后抵建业，受宋文帝礼敬。罽宾僧昙摩蜜多（356一442），号连眉禅师，于元嘉元年由敦煌至蜀，在荆州长沙寺建立禅阁，后至宋都，于祗洹寺译《禅经》、《禅法要》、《普贤观》、《虚空藏观》等，“常以禅道教授，……远近皆号大禅师焉。” 会稽太守孟顗敬事之，于钟山建寺宇禅窟，学徒万里来集，有定林达禅师等名弟子。西域僧畺良耶舍，深于禅观，于元嘉初渡江入宋境，甚受崇敬，译《药王观》、《无量寿观经》，孟顗敬事之。元嘉十九年（442）游岷蜀，“处处弘道，禅学成群。” 又有天竺僧伽达多、僧伽罗多等，皆禅学深明，来游宋境。北方禅僧南下传禅者亦不在少数。如酒泉僧慧览，曾西游罽宾从达摩比丘学禅，归国后在西蜀立左军寺传授禅法，蜀中学禅者莫不师事之。后应宋文帝之请，居建业钟山定林寺，复移居中兴寺，“京邑禅僧皆随踵受业”。 吴兴沈演、平昌孟顗为造禅室于寺。在蜀中传禅的还有凉州僧法成、智猛，敦煌僧道法等。蜀僧法期从智猛习禅，后随玄高门人玄畅下江陵，得畅禅法。玄高另一弟子增印（金城榆中人）亦同时行化江陵。菩提达磨弟子僧副，于齐建武年间南游。天水禅僧慧初南游，梁武帝曾为他立禅房于净名寺，禅学僧俗云趋请法。

江南以禅行著称者还有：慧胜，游交趾国从外国禅师达摩提婆学禅。道珍，在庐山恒修念佛三昧。保志（418—514），崇畺良耶舍之禅法，以神异显，京中士庶敬事如神，梁武帝甚为崇礼，许其自由出人禁内，下诏褒赞，世传为观音菩萨化身。同时还有傅翕（？一569）者，传为弥勒化身，自号“双林树下当来大土”，青年弃家修禅，后屡现神异，梁武帝待以殊礼。传为保志、傅翕所作偈颂，文义绝类后世禅宗诗偈。三论师一系的摄山高丽僧法朗与弟子僧诠．弘演中观，“禅门宏敞，慧声遐讨”。慧布亦常乐坐禅，誓不讲说。

印度大小乘禅学从东汉末开始传人中土，至东晋南北朝，始随佛教之兴盛大行于世，所传行的禅法，基本直承印度，有在小乘禅基础上杂糅大乘的达磨多罗、佛大先一系“五门禅”，有出于大乘经论的念佛禅、实相禅、如来禅（禅宗之禅）等。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汉地习禅者多依印度西域师传及经教，禅门多样，实践精勤，禅风朴实刻苦，证人深定、显现神通的禅僧为数不少。但在禅学方面尚少创发，未建立起成熟的华化禅学。

二、华化禅学的建立及发展

至南北朝后期，印度西域流行的大小乘经论，包括禅籍，基本上都被SHI译了进来，印度大小乘各类禅法，也都由印度禅师传行于中土，中国佛教界已逐渐完成对印度佛学的吸收，进入了系统整理、总结、发挥创造的新时期。受有文化传统及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之影响，中国人对佛教禅学的总结发展，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华化色彩。

南北朝时，汉地佛教学者研究印度经论，各主一经或论，形成毗昙、成实、涅槃、摄论、地论、三论、净土、楞伽等学派。所谓“东土有大乘气象”，大乘普度众生的宗旨，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之学较易和谐，故弘扬者日众，大乘独行中土，遂成为必然的趋势。至南北朝末，汉地佛教界开始立足大乘，总结全体佛学，肇开宗立派之端，与此相应，从大乘禅立场总结整理全体佛教禅学，便成为中国禅学发展的方向。

依大乘经教观心，悟入实相禅，可谓中华大乘禅学的基本特质，北齐慧文禅师首开此端倪，他读龙树《大智度论》，悟“三智在一心中得”，依《中论》“因缘所生法”偈，建立“一心三观”的实相观法。其门人慧思（515—571）精勤禅修，证人法华三昧等定境，于天保年间（550—559）率徒南下，入南岳修禅，“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 将南方义学与北方禅风结合起来，奠定了天台宗的基础，著有《诸法无诤三昧法门》、《随自意三味》、《法华经安乐行义》、《次第禅要》、《三智观门》、《大乘止观》 等禅学专著。慧思以止观总摄全体佛学，从大乘如来藏说出发，以“自性清净心”为禅观之本，用大乘哲学观阐释四念处、四禅八定、四无量心、五神通等小乘禅法，尤重直观心性。其弟子智顗（523—597）《摩诃止观》卷一说：

天台传南岳（慧思）三种止观：一渐次，二不定，三圆顿，皆是大乘，俱缘实相，同名止观。

渐次止观，指用大乘义理为导修小乘五门禅、九次第定等各种止观；不定止观，谓同一种禅，因观智不同而有性质之异；圆顿止观，直观心源，顿见实相，为此宗独创。三类止观的划分，是对整个印度禅学总结、发展的体系，表现出中国禅僧高度的概括能力。慧思的禅学思想体系经智顗进一步整理发挥，蔚成一宗之学。在陈宣帝、隋炀帝护持下，智顗在金陵、天台山、江陵等地讲授禅学，其所述被整理为《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二十卷，述渐次止观；《六妙法门》说不定止观，《摩诃止观》九卷述圆顿止观。智顗还撰有《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小止观》）二卷述止观大略，《禅门口诀》一卷述禅定纠偏、治病法，还有《四念处》、《观心论》、《方等三昧行法》等禅学著述，堪称中印禅学的集大成者。智顗的禅学成就，标志着中国佛教徒已跃于超越印度禅学的高度，用自己的体系总结发展全体佛教禅学，发挥经论，有了超越印度佛学的智慧。实际由智顗开创的天台宗，义理与禅观并重双融，成为中国佛教中禅学体系最为宏富的宗派。智顗五传弟子湛然，号称中兴天台之祖，将天台教义进一步条理化，撰《止观义例》、《止观大义》、《止观文句》等概括本宗止观之学，其《止观辅行传弘决》四十卷，对智顗《摩诃止观》作了详悉论释，是一部重要的禅学专著。

天台宗之后，三论、华严、慈恩三宗相继出世，此三宗虽注重佛教义理的阐发，号称“教下”，但其学实源出禅思，其义理亦实用于禅观，也不乏禅学方面的著述。

三论宗为南北朝三论师之学的继承发展。三论师法朗、僧诠皆定慧双修，僧诠有“止观诠”之号。其门人栖霞寺慧布更重坐禅，传至开启三论宗之吉藏（549—623），虽仍以讲说著称，但亦重禅定。所著《三论玄义》、《大乘玄义》、《二谛义》等，重在理论的辨析，对印度中观派哲学作了深入发挥，虽未专论禅定，而其说理的旨归，是“悟斯正理，则发生正观”，“正观若生，则戏论斯灭”。 终亦用于禅中修观，证见实相。

华严宗（贤首宗）以《华严经》为本而立一宗义学，其学渊源于法（杜）顺禅师（557—640），法顺所撰《华严法界观门》、《华严五教止观》，皆从禅观角度概括佛学义蕴，立真空、理事无碍、周遍含容三观，与天台宗“一心三观”相辉映，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概括体系。华严三祖法藏（643—712）著述宏富，其中如《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华严三昧观》等，皆述禅观，其余阐释华严经义的数十种著作，也多与禅观有密切关系。四祖澄观（738—839）兼通天台止观与禅宗，引禅宗入华严教法，开禅教结合之先河。所著《三圣圆融观》、《华严法界玄镜》等皆阐禅观。五祖宗密（780—841），更以融合华严义理与禅宗之禅著称，所撰《华严法界观门》对法顺所立华严三观作了详悉解释发挥。《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圆觉经大疏》等，融通禅教，对禅宗的原理和派系作了总结分析，是研究禅宗的重要典籍。宗密之后，华严宗衰微，虽经北宋子璿之复兴，亦未见有大起色。

慈恩宗（法相唯识宗）由著名的玄奘大师（600—664）开创，以弘扬印度唯识学为己任，重在译述及理论之阐发。玄奘译《瑜伽师地论》百卷，是一部按瑜伽师观行次第而组织的巨著，展示了印度瑜伽行派的禅学风貌。后来义净译出无著《六门教授习定论》一卷，专论禅定修习。玄奘的大量译著，如六百卷《大般若经》、《成唯识论》等，都充满禅的信息，提供了禅修的理论和原则。玄奘高徒窥基（632—682）著述宏富，有“百部疏主”之称。其中如《瑜伽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等，皆涉禅学。《大乘法苑义林章》对佛学重要原理尤本宗的“五重唯识观”作了概略论述。

汉传佛教诸宗中，最重视禅定实践，在社会上影响最为深广者，是禅、净二宗。禅宗在千余年以来尤成为中国佛教之主流、代表，现代释太虚有“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之说。

禅宗源于北魏来华的南印菩提达磨所传“一乘宗”，此宗自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不重在浩瀚的佛典文字海洋中毕生力究穷研，而力图排遣文字，直下顿见佛经文字指归的真如佛性（明心见性），实际上是以直入顿悟的实相禅总摄一切菩萨道，虽有“不论禅定解脱”之言，而其实是修一种定慧一体的“一行三昧”或“般若三昧”，这种三昧以证会实相为本，起初被称为“如来禅”（出《楞伽经》），后来多称“祖师禅’，从其以“禅”名宗，便可见此宗对禅修的重视。

从达磨至三祖僧粲，社会影响不大。至四祖道信（580一651）、五祖弘忍（602—675）师徒，宗风一变，开始定居于湖北黄梅破头山、冯墓山，聚徒数百，传授禅法，成为国内禅学中心。道信、弘忍主要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教人从称念佛名人手，于寂然不动处反观内照，体会心性而入一行三昧。道信门下有法融旁出一枝，在金陵牛头山传禅，以“绝观无为”为禅要，称“牛头禅”，数传而绝，法融所撰《绝观论》存敦煌文献中。弘忍门下，裂为南北二宗。北宗开创者神秀（606—706），活动于北方，为三朝钦重，禅法承弘忍之传，不分根机，皆用称念佛名法入门，“看心观净”。神秀门下普寂、义福等，皆名重一时。但因法门较渐，不久即被慧能系的南宗压倒，从而绝嗣。除神秀外，弘忍门下传禅者还有法如、成都保唐寺无住、净众寺无相及南山宣什等，禅法皆近北宗。北宗文献，保存在敦煌遗书中者，有净觉撰《楞伽师资记》一卷，记述从达磨至神秀的传承及禅法要点。另有慈光撰《大乘北宗论》一卷、失撰人名的《大乘无生方便门》等。

弘忍另一弟子惠能（638—713），虽识字不多，却悟性超群，他开创的南宗，力倡于言下“顿见真如本性”，然后保持不迷失，在生活中活泼应用，把一行三昧的修持方法，从理事无碍的角度发挥得淋漓尽致，高唱“见性成佛”，颇具宗教的号召力和神秘性，甚能适应中国人重简易实用、尚直觉的文化心理，与道家老庄之道相近而更见超脱空灵，从而很快便风靡于中唐社会，独占了“禅”的座席，压倒了北宗和其余诸宗，形成“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 的局面。惠能所说《坛经》，是中国僧人作品中唯一被尊为经、影响最大的一部。惠能的南禅，以最简易的禅行实践，总摄了印度佛学的心髓，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堪称印度佛学的最佳华化形式，是汉传佛学高度成熟的标志。

惠能门下得法弟子四十多人，多分赴各地传法，其中主要者如：怀让（677—744），得法后住湖南南岳般若寺传法三十余年。行思（？一740），得法后回江西吉州青原山静居寺开法。神会（？一760）在慧能弟子中年龄最小，后来北上，在滑台县大云寺设无遮大会，高张南宗顿悟教帜，贬北宗“法门是渐，传承是傍”，为使南宗宗风大振的关键人物，著有《南宗定是非论》、《显宗论》，敦煌文献中存其语录。玄觉（665—713），初学天台止观，后赴曹溪得惠能印证，所著《证道歌》，在佛教界影响颇为深广。又有《禅宗悟修圆旨》、《观心十门》等，辑为《禅宗永嘉集》。慧忠（？一775），得法后入南阳白崖山党子谷坐禅，历受玄、肃、代三朝皇帝礼遇，封为国师，有语录传世。

惠能再传弟子中，以南岳怀让门下的马祖道一（709—788）和青原行思门下的石头希迁（700—790）最著名。道一长期住江西传禅，学者云集，法嗣有百丈怀海等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希迁得法后赴湖南南岳南寺坐禅传法，嗣法弟子有药山惟严、天皇道悟等二十一人。希迁著有《参同契》、《草庵歌》述禅要。时禅宗盛极，四方学禅者大多都集中于道一、石头门下。道一法嗣中以怀海最有名，居江西洪州百丈山创立禅院传法，根据社会条件，制定禅寺生活规章制度，称“百丈清规”，倡农禅并举，对禅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之延续，起了很大作用。百丈弟子中以灵祐、希运（？一855）最著名，后者住江西高安黄檗山，门人裴休集其语录为《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宛陵录》各一卷，是有关南宗禅法的重要著述。

惠能门下南岳、青原二系，发展至唐末五代间，由南岳一系分出沩仰、临济二宗，青原一系分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合为五家，有“一花开五叶”之说。

沩仰宗开创者灵祐（771—853），出南岳系怀海门下，得法后住潭州（今湖南宁乡县境）沩山，其弟子慧寂（814一890）于袁州大仰山别开禅林，合称沩仰宗。灵祐、慧寂各有语录一卷传世。此宗传至宋初绝嗣。

临济宗开创者义玄（？一867），出南岳系黄檗希运门下，得法后居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临济院，设三玄、三要、四料简等接引学人，蔚成一家宗风，有《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一卷行世。

曹洞宗开创者良价（807—869）为青原三传弟子，居江西高安洞山传禅，撰有《宝镜三昧歌》等，立五位君臣、三渗漏等接引学人，其弟子本寂（840—901）住抚州曹山开法，弘扬洞山宗旨，有《本寂禅师语录》二卷。

云门宗开创者文偃（？一949），为青原三传弟子雪峰义存（822—908）之徒，得法后住广东韶州云门山，形成独特宗风，从学者不下千人，文偃有《云门匡真禅师广录》三卷传世。此宗在宋初与临济并盛，有雪窦重显（980—1052）大振宗风，至南宋绝传。

法眼宗开创者文益（885—958），住金陵清凉寺，学者云集，有《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一卷。文益再传弟子永明延寿（904—975），辑撰《宗镜录》百卷，融会教禅，为有关隋唐佛学的总结性论著。延寿还有《万善同归集》、《唯心诀》等著作。法眼宗在宋初尚盛，北宋中叶衰绝。

禅宗五家中，沩仰、云门、法眼三家先后绝传，至两宋之交，仅剩临济、曹洞二宗，传衍至今。临济宗势力尤大，至北宋，有慧南（1002—1069）、方会（992—1049）开黄龙、杨歧二派，合前五家，称为七家。慧南、方会各有语录一卷。黄龙派数传而绝，方会一派传衍不绝，名师辈出，白云守端（1025—1072）、法眼（？一1104）及其门下佛果克勤（1063—1135）、佛鉴慧懃、佛眼清远“三杰”，皆负重望，法演、克勤各有语录传世。

禅宗本来不立文字，高唱“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大重视著述。唐末以后，禅门中祖师语录愈积愈多，成为不立文字之文字，语录还不断有人注疏评唱，重显即选古人百则公案作“垂示”、“著语”、“评唱”，辑为《碧岩录》十卷。这种作法背离了禅的本旨，有使禅变为口头禅、文字禅的危险，针对这种倾向，临济、曹洞两宗中各有人出来纠治偏弊，重振宗风。临济宗有克勤门下大慧宗杲（1089—1163）倡“看话禅”，教人参究一则公案（古人参禅故事）而期开悟，宗杲门下嗣法弟子九十余人，临济宗风一时大振。同时，曹洞宗的宏智正觉（1091—1157）倡“默照禅”，主张静坐冥思，忘言默照而见性。宗杲的《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卷、《宗门武库》，正觉的《宏智禅师广录》九卷，对两家禅法指陈甚悉。看话、默照两种禅的方法、风格虽然不同，但都是对本宗原有禅法的发挥，其实质都在纠正文字、口头禅，力倡真参实修。与宗杲同时，有克勤门下另一高徒绍隆（1078—1136）住虎丘大阐克勤之道，有《虎丘绍隆禅师语录》一卷。正觉同门的清了（1091—1152）于真州长芦山大振宗风，从学者达一千七百人，有《真歇了禅师语录》。清了还撰有《华严无尽灯记》，融华严义理入禅。

唐宋以来，在社会上流传最广的是净土宗。此宗依《阿弥陀经》、《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等，宣扬深心信愿念西方阿弥陀佛，可仰仗彼佛已成就的压力，命终往生其极乐世界，一生解决生死问题。此宗仰赖他力救度及追求死后永生的信仰，尤适应下层社会苦难民众的宗教需要，在民间流传最广。净土宗的宗教实践，以修专念阿弥陀佛的念佛禅为主，这本是大小乘禅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门。印度大乘经虽说念佛求生净土，但并未形成以此为主行的宗派。中国则自东晋竺法旷、慧远起，倡行念佛禅者甚众，昙鸾、灵裕、慧远（隋）、智顗、吉藏、窥基等，都有关于净土法门的著述。唐代有道绰（565—645）承昙鸾之学，撰《安乐集》二卷，强调末法时代唯修净土法门，才是唯一可即生出离生死的坦途。善导（613—681）在长安力弘净土，率众念佛，著《观经疏》等，制定净土宗念佛行仪，主张持名念佛。门人怀感有《释净土群疑论》七卷。慧日（680—740）从印度僧受念佛法门，撰《净土慈悲集》弘扬，主张教、禅一致，禅净、戒净双修。飞锡《念佛三昧宝王论》。道镜、善道《念佛镜》，皆阐念佛禅观法。承远（712—802）、法照亦力倡念佛，后者创“五会念佛”法，用音乐唱诵佛号，撰有《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等。少康（？一805）在睦州建净土道场，率众念佛。同时有长安弘法寺迦才撰《净土论》三卷。五代末，法眼宗门下的吴越僧永明延寿盛倡禅净合修。宋初，有省常（959—1020）在杭州结莲社，集体念佛。至宋代，念佛禅几乎为诸宗所共修，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宗派的高僧多兼弘净土者，如云门宗巨擘天衣义怀及其弟子宗本著《劝修净土说》、曹洞宗名禅师长芦清了有《净土集》行世，天台宗知礼用本宗义理阐发净土教义，集道俗千人结念佛社，遵式撰有《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等，律宗僧元照、华严宗净源、义和等，皆力主念佛。

唐玄宗朝，印度开始流行的密乘佛教传入，善无畏（637一735）、金刚智（671—741）及其弟子不空（705—774）于开元间携密前来，受到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钦重，敕准开坛灌顶传法，一时从学者甚众，开中国真言宗。善无畏主要传胎藏界法，撰有《禅要》一卷述密乘行者受戒发心仪礼及作为禅观基础的月轮观修法。其弟子一行（683—727）据师讲述所撰的《大日经疏》二十卷，对密乘的教理及瑜伽法门阐发颇悉。金刚智、不空主要传金刚界法，译出密典多达数百种；不空门下有含光、慧超、慧果、慧朗、元皎、觉超等大弟子，由慧果（746—805）承其法脉，住长安青龙寺大弘密法，门徒众多，著名者有惠应、惠则、义操、惠日、义满、义明、空海（日僧）等，以义操一系传承较盛。唐密虽在朝廷护持下盛传一时，但因其法不太适合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影响远不及禅净二宗，经唐武宗会昌灭法及五代战乱后，即渐衰绝。至辽代，有道撰《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融通显密教义，所述密宗准提咒法，已带有华化色彩。宋初，有印度僧法天、天息灾、施护等来华，奉诏译出部分密典，然所携晚期无上瑜伽部法，因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被限制翻译，密宗也未能恢复为一个宗派而存续。

华化禅学的发展，大体上至南宋中叶而停滞。综观华化禅学的发展过程，基本上与中国封建制度的盛世与汉文化的繁荣期相应，表现出一种吞吐印度禅学、善于总结、发挥的恢宏气度和勃勃生气，佛门八宗竞秀，以其禅观中玄思冥想的精致哲学、活泼深密的禅语机锋，给中华文化园地增添了奇葩异卉。

这一时期中土禅学的内容，基本上可归纳为两种禅：一是实相禅，以真如、佛性为禅观境，从理论角度观析真如，形成天台、三论、华严、唯识等诸宗的义学和禅法；从实践方面去顿见真如，形成禅宗之禅，教、禅本出一源，由一度分家而终归于融通。二是念佛禅，它以通俗易行的禅行实践总摄佛教解决生死问题的全部方案，而其究竟义趣，终亦与实相禅同趋一轨。禅净二家的交融，遂成为以后华夏禅学发展的趋势。

三、禅净交融与中国禅学的衰落

南北朝隋唐，佛教鼎盛，华夏传统儒学相对沉寂不振，三教文化失去平衡。由于释道二家之学的刺激推动，从晚唐起，儒者们开始吸收佛、道二家以复兴先秦儒学，吸收了佛、道思想精华的新儒学，在统治者的推广下地位日益尊荣，对佛教形成强大的排斥力量。各种吸收佛、道而予世俗化的民间宗教，从南宋起也勃兴于民间，争夺佛道二教的地盘。随佛教之渐趋衰落，禅学也停滞不前，无大发展。南宋中叶以后，台、禅、净三宗虽流传未绝，但天台宗在禅行上渐同于净土宗，禅宗渐衰，禅法再无甚发展，唯净土一宗，愈到后来愈显相对兴盛。停滞、衰落时期的华夏佛教禅学，表现出一种从禅净并行走向禅净交融、禅归于净的趋势。

南宋中期以后，直至清末，禅门临济、曹洞二家，尚代有名禅师出世，留下语录著述，但禅学已无多少新发展。临济宗大慧宗杲一系，分为灵隐之善、北磵居简二支，之善再传弟子楚石梵琦（1296—1370）于元明间传法五十余年，六坐道场，受到元顺帝、明太祖赏识。有《楚石梵琦禅师语录》传世。梵琦晚年力倡念佛，撰有《西斋净土诗》百首，可谓由禅归净。虎丘绍隆下破庵祖先一系，经雪岩祖钦，传高峰原妙（1238—1295），宗风又盛。原妙在西天目山闭死关参禅，设三关语勘验学人，弟子数百众，有《高峰原妙禅师语录》、《高峰原妙禅师禅要》，各一卷。其徒中峰明本（1263一1323）亦负盛名，有《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传世。明本门人天如惟则，禅净双修，兼通天台教理，撰有《净土或问》，融禅法于净土，又有《天如惟则禅师语录》。至明末清初，临济宗下有天童圆悟（1565－1641）、磬山圆修（？－1635）、本溪性冲（？－1611）三家鼎峙，圆悟、圆修各有语录传世。圆悟嗣法弟子有常熟三峰汉月法藏（？－1635）、四川夔州破山海明、越州平阳弘觉道系等十二人。法藏亦主禅净双修，倡净土即禅。道忞（1596－1674）在清初为时所重，有《九会语录》、《百城百游录》等撰述。清初受顺治帝礼遇的临济宗名禅僧，还有圆悟三传弟子憨璞性聪、王琳通琇及其徒劫茆溪行森等，各有语录。明末，还有中峰明本下十三传隐元隆琦在黄檗山万福寺复兴黄檗宗风，后应邀赴日本，开日本黄檗宗。

曹洞宗下，天台如净六传弟子万松行秀（1166—1246）及其徒雪庭福裕（1203—1275）皆见重于金元帝室，行秀有《祖灯录》、《鸣道集》等多种著述。传至福裕下八世，分出寿昌、云门二支。寿昌系以无明慧经（1548—1618）所住江西建昌府新城寿昌寺而得名，慧经有语录四卷，倡看话禅，又融通念佛与禅。门下元来（1575—1630）、元贤（1578—1657）皆名著一时，各有语录著述多种。元贤的《补灯录》、《继灯录》叙述从宋至明四百余年禅宗传灯的情况。元贤法嗣道霈（1615—1702）融通禅宗与天台、华严教义，又提倡念佛，有《禅海十珍》、《秉拂语录》等二十余种著作，其后学为洞宗福州鼓山寺系。云门系以圆澄（1561—1626）所住绍兴云门寺而得名，圆澄有《宗门或问》、《慨古录》及语录，主张万法摄归一心，念佛、看教、持咒、参禅殊途同归。其法嗣开焦山定慧寺系。洞宗至清末虽一脉尚存，然远不及临济之盛，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

宋明以来，文人居士中参禅之风亦盛。元中书令耶律楚才华，依万松行秀参禅得受用。明儒李贽，出入儒佛之间，雅好禅宗，袁宏道曾从之学禅，瞿汝稷汇集禅宗语要，撰《指月录》三十二卷盛行于世。清初雍正皇帝，自号圆明居士，称参禅彻悟，辑古今禅语为《御选语录》颁行，并撰《拣魔辨异录》驳斥圆悟法嗣汉月法藏。钱伊庵（？－1837）辑撰的《宗范》二卷，论参禅方法颇精，与戒显《禅门锻炼说》并列为清代禅学名著。

宋代以来，净土宗念佛禅日益盛行，禅门宗师亦多提倡念佛，曹洞宗尤多密修念佛，有关念佛禅及往生净土的著述出现不少。元释怀则的《净土境观要门》一卷，元释普度的《庐山莲宗宝鉴》十卷，元释妙叶的《宝王三昧念佛直指》二卷，论念佛方法及三昧境界颇精。明天台宗僧传灯的《净土生无生论》，融通念佛禅与天台教义。明代居士袁宏道的《西方合论》十卷，论述净土宗教义及念佛方法至为系统。明末四大高僧中，真可（紫柏，1543—1603）、德清（憨山，1546—1623）本人在修持上虽以参禅为本，而融通禅、教，在透彻教理的基础上，主张参禅、念佛融通或兼修。真可的《紫柏尊者全集》、憨山的《梦游集》中，有不少论述禅、净二法的精彩文字。憨山的《年谱》，自述一生学禅历程，为一部不可多得的禅定实践录。祩宏（莲池，1535—1615）则基于华严教理，由禅归宿于净土，力倡念佛，并主张一种禅净合修的“参究念佛”。他辑有《禅关策进》一卷述参禅法要，颇切实用，又有《阿弥陀经硫抄》、《净土辨疑》等阐发净土法门，一时影响甚大，被尊为净土宗八祖。智旭（蕅益，1599—1655）立足于天台教义，力倡只修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主张将禅宗的参究归纳于天台之教观，悟后起修，修持念佛，所谓“以悟道为先，念佛为后劲”。他与弟子成实选编的《净土十要》，为清代以来净土宗小全书，至今尚流传于佛教界。清初至清中叶，有实贤（1686—1734）、际醒（彻悟，1741—1810）及居士周梦颜、彭绍升等，皆力阐净土，各有著述，彻悟的《念佛伽陀》等，从禅的角度发挥念佛三昧旨趣，尤为精要。清末，有古昆（玉峰）著净土类书多种。居士杨文会（仁山，1836—1910）广究经论，自称“教宗贤首，行在弥陀”，所著《观经略论》等，依华严教理发挥念佛法门。晚近有印光法师（1861—1941）专倡净土，教人深心信愿执持佛号，其《印光法师文集》，至今尚流通于教界。

元代，帝室崇信藏传佛教萨迦派，喇嘛纷纷来内地，在宫廷传授密法，因其所传“双运道”不合汉地伦理观念，未得广传佛教界及民间。当时汉译的萨迦密典《大乘要道密集》，译出后一直秘藏于宫廷几百年，至辛亥革命后才得以传出。

清末，由于特定的社会原因，佛教在衰微数百年后，作为传统思想中的异端，在儒学失信、西学东来的情况下，被一批有革新改良及民族思想的文化人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所信仰提倡，呈现复兴景象。传统诸宗之学的研究，都有开展。禅行实践方面以念佛、参禅为主，力弘净土的僧俗最多，几乎包括各宗各派。禅宗有冶开、虚云等人弘扬。久已失传的唐密，由王弘愿、持松等人从日本取回，复传于国内。西藏密宗上师如多杰觉拔、班禅、诺那、贡噶、根桑泽程、督噶等，陆续来内地传法。汉地则有能海、大勇、法尊、陈健民、张澄基、根造、密显等僧俗赴康藏学密。藏传红、黄、白、花诸派的重要密法，基本上都传行于内地，藏文密典译出者有百余种之多，重要者有《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论》、《密乘法海》、《大密妙义深道六法》、《明行道六成就法》、《涅槃道大手印》、《祝拔宗大手印》、《八大手印》、《恒河大手印》等。旅居国外的密乘行者陈健民所著《曲肱斋文集》，对藏密法要及禅宗、净土法要颇有创发。张澄基、根造等亦有阐发藏密的著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又掀起藏密热，有关藏密的著述，印行很多，使密法公开于图书市场，实际成为一种显教。禅宗仍然颇有生机，竭力适应现代社会而通俗化、大众化、文艺化，出现了李元松的“现代禅”、圣严法师、净慧法师的“生活禅”、耕云居士的“安祥禅”等新禅法，南怀瑾弘扬禅宗的多种著述，影响不小。萧平实居士创立“佛教正觉同修会”，传授以在“无相念佛”基础上参究的禅法，可谓宋代以来禅净双修的进一步发展，有《悟前与悟后》、《无相念佛》等著作传世。

总的说来，在中国影响深远的佛教及其禅学，余绪尚存，底子深厚，不仅有大量遗产可继承，而且将长期流传，并使禅的精神和实践方式适应现代社会。

四、日本佛教禅学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千余年来一直是北传大乘佛教的又一重镇。日本文明发达较中国晚了近两千年，虽有传统的神道信仰，但无系统的教义，当时相对发达的汉文化一输人，便被日本民族所吸收接受，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主体。输入的汉文化中，以佛教影响最大，在日本历代统治者的护持下顺利传播，深入民间，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较中国更为重要，至今尚为90％左右的国民所信仰。佛教入日本之始，当中国南朝萧梁时代，佛教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传入。此后日本学僧陆续不断地来华留学，中国僧人亦络绎赴日弘法，中国佛教各宗，基本上都被移植于日本，在日本文化的土壤中扎根、变异，渐形成有日本风格的佛教新宗。日本佛教的禅学，亦多传自中国，分为多派，不无发展，但总的看来，日本佛教以重义理的阐发和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为特点，坐禅修定之风，不如中国之盛，对禅学的发展也不大。

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佛教是三论宗。公元625年，中国三论宗开创者吉藏的弟子高丽僧慧灌赴日本传教，开日本三论宗。其徒福亮、再传弟子智藏及三传道慈，皆入唐留学。稍后，法相唯识宗由留学于玄奘门下的日僧道昭传入，后来有智通、智达，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智风再传弟子玄昉等，皆入唐学法相唯识之学。另有中国华严宗僧道？应邀赴日，开日本华严宗。中国华严宗三祖法藏的弟子新罗僧审祥，亦赴日传法。这三个宗派，皆重在义理。

华夏禅学在日本传行最盛者为真言、天台、净土、禅四大宗。其中密、台二宗，皆弘密法，为日本平安时代（782—1191）佛教的主体，有“平安二宗”之称。

日本真言宗以京都东大寺为本山，称“东密”。开祖空海（774—835），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入唐求法，受学两部密法于长安青龙寺慧果，归国后于高野山创立密宗道场弘传密法，卒后谥号“弘法大师”。空海才华赡富，佛学渊深，所撰《即身成佛义》、《真言十住心论》、《秘藏宝钥》、《二教论》、《声字实相义》、《吽字义》等数十种佛学著述中，将在唐尚未成熟的密宗教理系统化，予以发挥，以“六大无碍”论为秘密瑜伽的理论基石，对瑜伽修习的法则、仪轨也有详悉精审的论述。密宗因适应日本民间的神灵信仰及政治的需要，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佛教教派。空海弟子数十，以真济、真雅、实慧等十人最称杰出。至三传源仁门下的益信（881—970）、圣宝（831—907），分裂为广泽、小野两大派，两大派中又各分出许多支派，有“野、泽十二派三十六支派”之说。祈祷修法的事相愈演愈繁，各派自立门户，互争正统地位，至掘河、鸟羽二帝时，有觉鎫（1095—1143）合东、台两派密法，予以修订发挥，被尊为“新义真言”初祖。觉鎫有《显密不同颂》、《金刚顶经莲花部心念诵次第沙汰》、《心月轮秘释》、《阿弥陀秘释》等论述密宗理论及瑜伽法要，卒后溢号“兴教大师”。觉鎫后140年，赖瑜提议创建新义真言宗。新古义真言宗虽著述宏富，但着重于义理、仪轨，在瑜伽法要方面创发无多。

日本的天台宗虽渊源于中国，却不同于中国天台，而是在中国天台宗学的基础上融合密宗、禅宗、菩萨戒而建立。该宗开祖“传教大师”最澄（767—822），于804年与徒义真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习天台教，从？然习牛头禅，从越州僧顺晓学密宗，得台、密、禅、戒“四种相承”而归国。其徒圆仁（793—864）于838年人唐，从长安净影寺惟谨学密法，并学得禅宗、天台止观，归国后大弘台、密、戒，帝王后妃、大臣百僚归依受戒者甚众。圆仁有《胎藏界虚心记》、《苏悉地妙心大》、《妙成就记》等密宗论著，谥号“慈觉大师”。其三传弟子园珍（813—891）亦曾入唐，从印度般若三藏及法全、智慧轮受学密法，从物外、良？学天台止观，携佛典千卷归国，著有《大毗卢遮那经指归》等阐发密宗义理，谥号“智证大师”。圆仁、圆珍门下分裂为山门（睿山）、寺门（三井寺）两大派，山门又分檀那、慧心两派，檀那派下分出竹林房、毗沙门堂、猪熊宝池房诸派，悲心派（源信）分出？生、行泉房、土御门门迹三派。寺门派下分出龙渊房、智寂房二派。就密法事相之差别而言，又有根本大师（最澄）、慈觉大师（圆仁）、智证大师（圆珍）三派，慈觉派下分衍最多，有川、谷之分，谷派又分出叶上、穴太、西山、三昧、法曼诸派。

日本还有“修验道”者，注重实修密法而获灵验。传说古代有役小角（630一？）者，住大和国葛城山苦修，持孔雀明王神咒得大神通，能升天入地，役使鬼神，被尊为修验道之祖。同时有越泰澄持观音真言而得成就，然不能伏役小角。以后密宗、天台宗皆有修验派，真言宗修验派以圣宝为开祖，称“当山派”；天台宗修验道以增誉为开祖，称“本山派”。两派每年要人大峰山修道，称“入峰”。修验道注重瑜伽实践，然力量不大，创发无多。

日本平安朝是真言、天台两派密教的黄金时代，密法主要为统治者服务，朝廷屡命二宗僧作法祈祷，以求消灾、增益、求雨、治病，并奖励各地增徒专修密法，为国家效力。瑜伽僧颇有因祈祷灵验而获荣耀者。这种为政治服务的祈祷密教，带有强烈的巫教色采。御用密教的鼎盛，导致了僧侣跋扈、恶僧骄慢，台密山、寺二门及南北僧侣互相倾轧，武装攻伐，从而导致了贵族密教的衰落。平民化的净土宗、禅宗及日本化的日莲宗、融通念佛宗、真宗、时宗等新宗派，于焉诞生，其中以净土念佛一路势力最大。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信仰，早在圣德太子时就从中国传人。后来天台宗所修“常行三昧”，也以念阿弥陀佛名号为禅观法。圆仁入唐从五台山传入念佛三昧法，遗言建“常行三昧堂”，修“不断念佛”法门。五传至源信（941—1017）、觉运、寻祥、增贺、宽印等，皆发愿生西，修念佛禅，源信尤力倡念佛，撰《往生要集》，弘扬念佛法门。另有圆仁三传弟子空也（902—972）专唱阿弥陀佛名号，巡化街市。平安朝末年，有天台宗下的良忍（1071—1132）专修净土，据说他二十余年常坐不卧，祈念阿弥陀佛，诵《阿弥陀经》，在念佛定中看到阿弥陀佛，授以“融通念佛偈”：

一人一切人，一切人一人，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是名他力往生。

乃据“弥陀直授的法门”，依天台、华严教理，开创“融通念佛宗”，宣扬一人念佛与众人念佛相融通，提倡修行者每日依自他融通义唱念佛号亿万遍。这对中国净土宗念佛禅来说，可谓一种日本式的发挥。

后来有融通念佛宗门下的法然（1133一1215），读中国善导的《观经散善义》而大悟，开创“一向专修净土宗”（净土宗），主张借阿弥陀佛之他力，专修称名念佛以求生净土，一时国人靡然风从，成为日本最大的佛教宗派。法然撰有《选择集》等阐扬本宗义，卒后谥号“圆光大师”。他开创的念佛法门，承自中国善导，依《文殊说般若经》等建立，是一种信仰色彩极浓的禅观法。法然的净土宗，实为中国净土宗的移植。该宗分为镇西、西山、长乐寺、九品寺、一念义、本愿寺五大派。后来西山派的证空门下，又分出西谷、东山、嵯峨三支派。镇西派下亦分出白族、名越、小幡、三条、一条等六派。

又有法然门下的亲鸾（1173—1310）开创“净土真宗”，撰有《教行信证文类》六卷阐明一宗之义，强调念佛须以确立发愿持名必生西方的绝对信仰为先决条件，以欢喜称念佛名为所行，认为只要信愿坚固，便已决定往生。此宗因在戒律方面较世俗化，修持方法简易，仰赖他力救度，适应平民的宗教需要，发展很快。后来分裂为高田专修寺、大谷本愿寺两大派，本愿寺派又分出东、西二支，至近代分出十派之多。

又有法然四传弟子一遍（1239—1289）创立“净土时宗’，强调念佛者须以平时为临命终时，舍弃一切杂念我执而全心念佛，以求命终时正念往生。一遍率“劝进帐”（化缘簿）、“念佛札”游行全国各地动化，到处行舞蹈念佛，宗风大盛。其门下裂为游行、一白、奥名等十二派。

融通念佛宗、净土宗、真宗、时宗四派，皆以倡修执持阿弥陀名号的念佛禅为主要修持门径，具体念佛的方法虽有不同，但从基本义理禅法而言，皆属中国净土宗的发展。

中国禅宗早在奈良时期就传入日本，但起先在社会上影响不大。至承安初年（1171—1174），睿山僧觉阿入南宋，从佛海禅师学得临济宗杨歧禅归国，建“达摩宗”。后来有荣西（114一1215）赴宋，得黄龙派虚庵禅师之传，开日本临济宗，撰有《兴禅护国论》驳斥佛教内部对禅宗的非难攻击。此后入宋的日僧，几乎全都受学禅宗。宋元之交，一些南宋禅僧流亡日本，如临济宗下的名禅师兰溪道隆（1213—1278）受？峨天皇礼遇，敕赐“大觉禅师”号。其门下二十四人中，得翁德俭受“佛灯大光国师”谥号。德俭门人寂室元光，为水源寺开祖。后来又有兀庵普宁、无学祖元相继赴日，传无准师范的临济禅。大休正念承石溪禅师法脉，传法于日本，天皇授以“佛源禅师”封号。日僧无象静照入宋学禅于石溪门下，回国后赐“法海禅师”号。另有承育王山颂极禅师法统的一山一宁，及明极楚俊、竺仙梵仙、东里承自等中国禅师相继赴日传临济样。日僧道佑、总觉、明叟、琼林、义南、环中等皆赴中国学禅。日僧入华学禅者中以圣一国师辨圆最为著名，他于兰溪道隆在日传禅之际，人宋就学于径山无准禅师门下。又有圆通大应国师南浦绍明亦入宋，得承径山虚堂禅师法脉，归国后在京都传扬禅宗，受天皇钦崇，宗风大振。后有梦窗疏石国师，曾为醍醐天皇讲佛心宗，为天龙寺开祖，将京都禅宗推向极盛期。兰溪道隆、一山一宁、竺仙梵仙及日僧辨圆、绍明、梦窗等，皆有禅语传世。

日本曹洞宗开创于从中国天童如净学禅归国的道元（1200一1253），他所撰《普劝坐禅仪》、《学道用心集》、《正法眼藏》、《永平广录》等，阐述禅法颇为明悉，强调打坐，“直下承当”，颇有中国曹洞宗古风。后有中国曹洞宗禅僧东明慧日、东陵永璵相继赴日传禅，然法系早绝，唯独道元一脉流衍至今。道元四传弟子圆明国师莹山绍瑾（1271—1325）大弘宗风，撰有《坐禅用心记》、《三根坐禅说》、《信心铭拈提》、《传光录》等禅学著作，天皇曾召对问道，颇蒙礼遇，被日本曹洞宗人尊为“太祖”。门下明峰、峨山各自开派，峨山一派门庭尤盛。“应仁之乱”后，洞宗衰颓。至德用幕府时期，经世俗化而再度隆盛，传播中心从北国移至关东。元禄年间前后，洞宗内部腐败，有清朝心越兴涛禅师于1677年应邀赴日，重振曹洞宗风，一时法门甚盛。日僧中亦有天桂、指月、本光、白山等振兴曹洞宗风，指月在江户吉祥寺建立本宗的学校“旎檀林”。月舟宗胡（161—1696）及其徒？山道白，改革曹洞宗以伽蓝相传的颓风，强调以心传心。月舟、道白各有语录著作。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禅宗宗风渐衰，有中国福建黄檗山临济宗下的隐元隆琦（1592—1673）禅师应邀赴日，大弘其宗，在长崎建黄劈山万福寺，开日本黄檗宗。该宗寺院一切规章制度均依中国之制，起初几位住持皆为中国人，以后渐为日人。隐元有《普照国师语录》、《法语》、《黄檗清规》等禅学著作。

日本最具本土特色的佛教新宗派是日莲宗，此宗由与道隆、道元、亲鸾同时代的日僧日莲（1222—1282）创立，与天台宗渊源最深，奉《法华经》，对其余各宗持强硬排斥态度。日莲撰有《开目钞》、《观心本尊钞》等阐述教旨，大略以“本门本尊”（久远实成、常住不灭的释迎牟尼佛）、“本门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本门戒坛’为“三大秘法”，修持以不倦地唱颂“南无妙法莲华经”为主，谓至诚唱颂不绝，当体即戒即定即慧，自然成佛解脱。这种唱题法，出自日莲独创，不无禅定的意味。因简单易行，强调绝对的他力信仰，传播很快。虽在天文五年的“法乱”中一度遭破坏，十七世纪初又由日重、日乾、日远三僧予以中兴，以后分裂出“不受不施派”。近代更由池田大作等改造为创价学会，赋予近代化的内容。此宗强调信仰，重视对政治、社会问题之解决，禅学方面无多成就可言。

日本佛教各宗，大都流传至近今。明治时期，佛教分十三派。率多一定程度地适应社会变革；经过改良，相当世俗化，注重祈祷、信仰及教理的研究、世俗的运用，与此相应，禅与社会生活的结合亦较密切，尤其禅宗之禅的精神渗透于文学艺术、柔术剑道以及日常生活中，禅寺中常举办坐禅，社会名流亦颇有参加者。从开发潜能角度对禅学的研究，起步也较早。

五、朝鲜、越南的佛教禅学

朝鲜半岛的文明史相当悠久，长期以来因地理联系及政治辖属的关系，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早在“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时当中国东晋）时代，佛教便从中国传入，双方僧人往来交流甚为频繁，中国各宗在朝鲜几乎都有流传。如高丽僧道朗，于南朝宋齐间来华，住摄山，为有名的三论师，中国三论宗实出其门下。隋代，有新罗僧玄光来南岳参礼天台宗慧思禅师，受《法华经安乐行义》，返国后住持熊州翁山传授天台止观。高丽僧波若入天台山受学于智？门下，在山中勤修止观十六年，卒于国清寺。高丽僧慧灌，入隋受学于三论宗开创者吉藏门下，后赴日本开三论宗。隋唐两代，三韩学僧来华留学者为数甚众，英才辈出，中国各宗，几乎都有三韩传人。如原新罗王孙出家的圆测，为玄奘高足，其门人新罗僧胜庄、道证皆有著述多种。新罗僧顺璟、道伦等，学于窥基门下，后者撰有《瑜伽论记》释《瑜伽师地论》。新罗僧义湘（625—702）就学于中国华严宗二祖智俨门下，归国后开新罗华严宗。新罗僧元晓的《起信论疏记》传入中国，为华严宗所重。

中国禅宗很早就传入三韩，成为三韩佛教的主流。新罗僧法朗，从禅宗四祖道信得心要，其弟子信行（704—770）受学于神秀再传弟子志空门下，归国后弘传北宗禅法。新罗僧道义在唐留学三十七年，参学于南宗西堂智藏、百丈怀海门下，于821年返国，开海东迦智山派。又有新罗僧慧哲亦出西堂智藏门下，于839年归国，住新罗相里山太安寺大弘禅宗。西堂智藏另一弟子新罗僧洪直，归国后开海东实相山派。新罗无染禅师，于821年入唐，在蒲州麻谷山宝彻禅师门下参学，归国后门庭极盛，弟子达二千人，形成新罗禅宗的圣住山派。又有新罗僧顺支，入唐参学于仰山慧寂门下，归国后开新罗沩仰宗。此外，唐代来华学禅的三韩僧人留下名字者即多达数十。五代时，高丽禅师智宗等三十六人慕中国永明延寿禅师名望，先后赴吴越参学，归国后各化一方，传播法眼宗禅法。

高丽王朝时代，朝廷崇奉佛教，朝鲜佛教空前兴盛。僧义天（文宗第四子）入宋学天台止观，归国后开高丽天台宗．均如、仁裕融南北两岳华严宗义，开高丽华严宗。高丽朝中期，禅僧知讷（普照禅师）结定慧社，重振禅门宗风，为曹溪山修禅社开祖，有《圆顿成佛论》、《真心直说》、《修心说》等禅学著作。天台在朝鲜也被视为禅的一派，二宗皆重坐禅实践。元代时，三韩禅宗犹盛。江南禅僧绍琼于大德八年（1304）泛海赴高丽，于王宫说法，有高丽僧圆明、冲鉴从之受学，一时影响颇大。高丽禅僧普愚（1301—1382）、慧勤、千熙、自超等皆入元参学，归国弘扬。慧勤归国后被尊为王师、国师。自超以禅学受朝鲜李氏王朝太祖的崇敬，奉为王师。普愚统高丽禅门九山为一宗，称“曹溪宗”或“禅寂宗”。

唐代传人中国的印度密宗，也传到了三韩。有新罗僧明朗于632年入唐学杂密咒，返国后为海东“神印宗”开祖。新罗僧惠通、明晓等亦入唐学密，归国弘扬。新罗僧慧超入唐师事金刚智，参与译经，撰有《一切如来大教王经瑜伽三密圣教法门》，对唐密贡献良多，唐朝僧义林，为善无畏弟子，曾赴新罗弘传密宗。

朝鲜佛教的衰落，大体与中国同步。十四世纪末统一朝鲜半岛的李朝，受中国影响，尊儒排佛，致使佛教渐趋衰落。李朝世祖六年，将曹溪、天台、慈南三宗合为禅宗，华严、慈恩、中神、始兴（涅槃）、南山合为教宗。佛教界在禅定方面，大多禅净双修，与中国汉地的情况相仿佛。壬辰之乱（1592）中，因禅僧清虚休静率僧兵抗日有功，使禅宗稍有振兴。李朝后期，唯禅净融合的禅，尚流传于民间。近代以来，朝鲜佛教更形衰微。但佛教在朝鲜毕竟影响深远，余绪尚存。近今，在南朝鲜的宗教复兴运动中，佛教也有复兴之势。

越南处于中印文化圈的重合范围内，历史颇悠久。汉末，佛教即从中国和印度两路传人，成为越南的宗教母体。至公元七—九世纪，佛教传遍全境，十一—十四世纪，佛教兴盛至极。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历朝皆崇重佛教，作为维护统治、安抚人心的重要精神支柱。国王率多重用僧侣，大兴佛寺，人民泰半为僧，较汉土佛教信仰更深。李、陈二朝四百年间，有八位国王出家为僧。

越南佛教以从中国传人的禅宗为主流，先后有过四个宗派。

第一，灭喜禅派。由公元574年至中国师事禅宗三祖僧粲的印度禅师毗尼多流支（灭喜）开创。灭喜于580年至交州，住法云寺传禅，门下法云，被尊为灭喜禅初祖。该派传续至1216年，凡传十九代，历代名僧如法顺、万行、惠生、庆喜、圆通等，均受国王钦重，封为法师、国师，任为僧统。

第二，无言通派，又名壁观派。开创于唐代无言通禅师（？一826），他系出南禅百丈怀海门下，于820年至交州北宁建初寺传法，教人坐禅，影响甚大。门人感诚，被奉为此派初祖，凡传十五代，为越南佛教中最盛大的一派。十五代祖师中，第四祖吴真流，任丁朝、前黎朝僧统，封为“匡越大师”。第七祖国照曾赴中国参学，有“高座法师”之称。

第三，竹林派。实际开创于陈朝开国皇帝太宗，他曾受教于中国天封禅师，又曾赴宋参学于德诚门下，撰有《课虚录》。其禅法经逍遥、慧忠，传于陈朝第三代皇帝仁宗（1279—1293），仁宗原为无言通派第十七代神师，禅位出家，修行于海阳东潮县安子山烟花寺，自号“香云大头陀”、“竹林上士”，人称“调御觉皇”、“调御圣祖”，被尊为竹林派开祖。竹林派承无言通禅法，又依中国临济宗，兼融他派禅法，依“看话禅”严谨修行。二祖法螺、三祖玄光，与仁亲合称“竹林三祖”，有《竹林诸祖语录》、《三祖实录》、《禅家指南歌》及法螺著《参禅旨要》、玄光著《玉鞭集》等禅学专著传世。

第四，草堂派。又称“雪窦明觉派”，由北宋云门宗雪窦重显门下的草堂禅师（1069—1109）开创，以李朝圣宗（1054—1071）为初祖，凡传五代，传至1205年。五租中有三个是国王，两个是太傅。此宗传“雪窦百则”，倡禅净一致。

至越南后黎朝（1428—1526），统治者崇儒抑佛，道教亦日益兴起，佛教趋于衰落。南北朝分裂时代（十六——十七世纪），在社会动乱中，佛教又有所振兴。北方在郑氏王朝支持下，禅宗重兴，竹林派名僧白梅麟角将竹林三祖的禅法与净土宗念佛禅融合，开创了新派“莲宗”。此宗不同于中国莲宗（净土宗），而倡禅教一体，以教为佛眼，禅为佛心，实践上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以为禅的公案，以期了悟自性。另有中国僧拙公开“拙公派”，以临济禅为主干，兼融净土，称“新竹林派”。还有曹洞宗的“水月派”。南方阮氏王朝，有中国僧道明、原绍传授禅法，原绍创建了临济正宗的“原绍派”，亦倡禅净兼修。阮朝初年，保护临济宗而压抑莲宗，但莲宗在民间仍流传不绝。临济正宗在南方势力较大。近代，越南佛教朝儒、释、道、天主教融合的方向发展，还出现了糅四教为一的“高台教’。当代有越南一行禅师，在中国“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下，于法国建“梅村”道场传修“行禅”，他用优美的语言弘扬佛法的许多著作，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东西方颇有影响。 NSGVh4jUwpShHMutvbV+RHE/9rQhWgpuouIhw7Xmyt2S+VHrFFeILj2Ch7YOv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