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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明的曙光，最先映照在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上。从冰峰雪谷中潺潺流出的黄河、长江、印度河、恒河，在其中下游的河谷平原地带，溉乳出发达的古代农牧业，为人智之开通、文化之孕育提供了营养，促使文明之花及早开放。农牧业供给的较充足生活资料，使先民们从与动物界的紧张战斗中解放了出来，有余暇去反思自身的存在及自身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古朴的哲学思考，于焉萌生。而开发潜意识功能、多涉直觉的瑜伽、气功术，在中印两大文明古邦被发明的时间，可能要比该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早。
喜玛拉雅山南面的印度，得天独厚，气候温热，物产丰殷，大自然对人们赐予之厚，远过于山北面的中华。这里生活必需品获得之易，有只要睡在地上，用一根带子拴住头上的树枝，拉几下便会有中餐之喻。这种生存条件，使古印度先民过早地发展了其精神面的生活，很早便发明了目我调制心思的“瑜伽”（Yoga）术。据印度传说，在距今六千年之前，就有湿婆（Sadshiva）发明秘密（Tantra）瑜伽，流传于喜玛拉雅山区。考古发掘资料，起码能提供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土著人中流行瑜伽的证据——莫亨佐·达罗和哈喇帕等古城出土的史前文物中，有刻着瑜伽静坐姿势人像的印章、石雕。现存一部梵文手稿，以湿婆答其妻戴藏问的形式，阐述了百余条瑜伽法则，其中不少方法与后来佛教禅宗、密乘的瑜伽之道相近。西方学者把这份手稿中瑜伽术出现的时间，推定为四五千年以前。大约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白种雅利安人从中亚高加索一带入主印度，大概摄取了当地土著民族的瑜伽术，掺入他们本以祈祷祭祀为事的古婆罗门教义中。印度最古的宗教赞诗《梨俱吠陀》中，就出现了“瑜伽”一词．这个词的词根yuj，原义是给牛马套上轭，以便驾驭，引申为调制自心义。《石氏奥义书》释瑜伽为“坚定地统制心和各种器官的活动”。后来所出的《瑜伽经》开篇即解释说：“瑜伽是抑制心识活动”。
印度瑜伽学者有人认为：中印禅、道同源异流，皆发源于喜玛拉雅山区所出呾特罗（Tantra），此术北传中华，演变为“道”，南传印度，演变为瑜伽术中的“禅那”（Dhyana），呾特罗、道、禅那，从语源学来看，可谓同一词的衍变。又说中印瑜伽术早就有过交流，五千年前，有印度密宗行者瓦希斯塔（Vasista）赴中国学习瑜伽术。这一说法虽然尚难找到实物证据，但从华夏民族源出昆仑山之说，及中印两邦瑜伽、气功之同步发生发展，似可推测这种早期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在古代中华，类似于印度瑜伽的锻炼方法，称为道、导引、食气等，它们出现于文化视野中的时间，起码也可以上溯到五六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青海省乐都县柳湾地区出土的一只仰韶文化的彩陶罐上，浮塑着一尊裸体女像，其姿态毕肖气功站桩。这件气功古物证被定为五六千年前母系氏族社会的遗物。记述原始社会传说的《山海经》，说大荒之中有“食气”、“食鱼”的继无民“无骨子”，食气，即调制呼吸的技术，为今日“气功”一词之源。《大荒西经》所记述的西荒地理情况，据已故郭元兴的考证，与今西藏、印度、中亚地区的山水实貌紧紧相扣，
透露出古代华夏先民与印度先民有过文化交流的蛛丝马迹。上古华夏社会的领袖人物如伏羲、黄帝、大禹等，不少先秦典籍皆称为得道者。《庄于·在宥》篇说黄帝即位后第十九年，赴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广成子所示“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的养生之道，与印度瑜伽调制心识的原则非常相近。《吕氏春秋·求人篇》说大禹西行至巫山之下，见有“饮露吸气之民”，饮露吸气，当是一种服气类气功术。
一、禅定、瑜伽的六大渊源
中印瑜伽、气功的同步发生发展，即使排除了相互交流的因素，从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考察，也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可能产物。此类自控身心的锻炼技术之发明，追溯其渊源，大概有以下六条渠道。
第一，巫术与原始宗教。
巫术文化是世界各民族最初的文化形态。幼年时期的人类，智薄力弱，无力抵抗强大自然力的压迫，便从直觉出发，把世界二重化，想象物质世界背后有超自然的主宰者天、神、鬼怪、精灵等，以弱者屈从于强者的原始宗教心理，向天、上帝、神灵膜拜祈祷，供献牺牲、歌舞，以媚求神灵的佑护恩赐，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师，为最初的文化人。巫师及祭神者们以极度虔恭的心情祈祷神，久久专诚不二，并实行斋戒、苦行，服用迷幻药物，以求交通神灵，这种专精致志，使他们不自觉地进入“气功态”，得到超常的体验、幻觉，瑜伽、气功，便在这种原始巫术中诞生。印度最古的文献《吠陀》，便是祭神的颂诗、咒语集，反映出印度原始宗教的风貌。瑜伽在《吠陀》中是一种祭神的礼仪。中国有关食气及神秘方术之事，最早亦见于巫术文化的结晶《山海经》。《国语·楚语》记述古代楚地巫术盛行的情况说：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大不携贰者，又能斋肃哀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古人把巫觋彻听彻视、智通上下的超常能力归诸于神明的降临，从禅定、气功的观点看来，巫觋们“精爽不携贰”、“斋肃哀正”，专精致志，扫除杂念，以极虔诚的心情专注于对神明降临的期待，自然很有可能进入禅定或气功态，显发出人类潜在的特异功能。出于殷末周初的《易经》，便是一种巫觋卜筮之书，卜筮者须先斋戒清整身心，严肃庄重，达到心无杂念的静定状态，《易传》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正是斋戒事神者进入静定的写照。这种斋法，实为儒家修养功夫之源，后来还被道家庄子及道教所继承发挥，作为一种修养方法。
第二，医疗养生。
喜玛拉雅山北的华夏先民，所处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他们养成了一种与自然作顽强斗争并沉醉于斗争胜利而获得生存权利的乐生精神。他们发明的导引、气功术，更多与疾病作斗争有关。《路史》前纪卷九记阴康氏时，因水渎阻滞，民多患风湿之病，乃制“大舞”，以利导关节，这种大舞，便是医用导引气功术之滥觞。阴康氏远在伏羲氏之前，距今当有七八千年之久。《吕氏春秋·古乐篇》也有此类记载。先秦医书大成《黄帝内经·素问》开篇即以“天师”（实即巫师）答黄帝问的方式，论上古之人因善“养生之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故能终其天年，寿过百岁，表明以气功保健、预防为首的医疗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已相当成熟，其渊源可上溯至原始社会。上古巫、医不分，巫术的一大用场就是治病。《公羊传·隐公四年》注谓“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也”。《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说；
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
移精变气，即“移易精神，变化藏气”
，即通过调摄心意，使五脏气发生良性变化，亦即通过心理锻炼改善生理状况，这正是现代气功的实质。祝由，即气功祝咒。这里说明上古华夏先民的医疗方法，主要是在普遍练气功的基础上进行祝咒治疗、与华夏民族之乐生贵生不同，印度先民更倾向于精神上的超脱，但他们也知道瑜伽锻炼有治病、健身、延寿之效，《白骡奥义书》即说修习瑜伽，可令“身轻得康健，寡欲颜敷愉”
。《吠陀》中所说生命气息蒲拉那（prana），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元气”含义相近。
第三，潜在特异功能的自然发现。
现代不少先天性特异功能者的存在，说明此类人物在古代也可能有，中印两国的古籍中有不少此类记载。特异功能者在发挥其功能时，必须摄心人静，排除杂念干扰，进入气功态，这种气功态的多次体验，很可能启发他们做自觉进行气功锻炼，以加强、巩固其功能的试验。此类特异功能者，很可能就是早期瑜伽、气功术的发明者或重要改进者，并且可能是古代众望所归的首领、圣哲。印度传说造四《吠陀》的白净仙人，耆那教主大雄之前的二十三位祖师，中国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大禹等人王，皆被赋予半人半神的色彩，《庄子》称为“得道”者，盖皆此类特异功能者。
第四，自调其心的本能。
自调其心，与锻炼肢体一样，可以说是人类所具的一种本能机制。它的发现，恐怕要比用理性思维认识世界还要早。理性思维能力尚不发达、思想古朴单纯的古人，在漫长的夜晚，幽寂的山洞林野，面对深邃的夜空，比现代人更容易进入无意识的放松状态，从而觉察自我调心与内气运行的内在身心关系乃至天人关系。他们右脑半球的直觉功能，可能要比现代人更多开发，因而很容易浮想联翩，从意念的自然收放中掌握调心的技术。
第五，原始仿生行为。
原始人在与野兽的斗争中，产生了对一些动物的崇拜，天生的模仿机制，促使他们去摹仿所崇拜动物的动作。由于和动物接触比现代人更多，他们对动物可能观察得相当仔细，发现蛇、龟、鹤、鹿等动物所以长寿或有力量，与其本能性习惯有关，如蛇静多动少，行动时灵活宛转，能以气吸摄猎物；龟呼吸缓慢，可多日不食；鹤引颈吸日光，舞姿优美。这些本能性的动作或习性，今天看来其实是一种“动物气功”。现今世界上还有更具气功本领的动物，如有软硬气功的大西洋磨球豚，汽车压不死的西班牙蛇，踩不死的赞比亚鼠等。长期观察，使人们去摹仿动物的气功，一类效仿动物动作的瑜伽术、气功于焉发明。印度瑜伽体位法中有牛头功、蛇功、孔雀功、鹤功等，“六支瑜伽”的制气术与龟息有关。中国古代则有蛇行气、鱼鳖行气、五禽戏等气功、导引术。
第六，外星人之传授。
只要稍为越过地球中心、人类中心说的狭隘局限，以全宇宙为坐标系来放眼纵观，就无理由排除外星有高度文明生物存在及来访的可能性。宇宙学家通过电脑计算，估计仅银河系中，就有一百亿星球有智慧生物生存，大量的“飞碟”现象，及埃及金字塔、蒂亚瓦纳科太阳门、秘鲁萨克赛瓦曼的倒立巨石等古代文化早熟的不解之谜，都在透露外星人曾来拜访的信息。古印度传说《吠陀》天启，佛教说众生自光音天降生，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圣人如伏羲女娲等，被描绘为人面蛇身，很可能是外星来客。据传瑜伽、道，便是他们的发明。佛教《摩登伽经》上说：
梵天修学禅道，并有大智见，造《韦陀》论，流布教化。
这位修学禅道而造《吠陀》的梵天，盖即天外来客。《庄子》称伏羲、女娲皆得道者，《易》卦象的原始模式，也被溯源于伏羲。由此而言，瑜伽、气功，有可能属球外文明的移植。
实际上，从现代气功现象看，既可以说瑜伽、气功起源于远古，也可以说起源于现在。气功界不断涌现的新功法，有的自称无师创悟，有的源于仿生，有的则自称出于外星人的传授。
二、禅定、瑜伽与宗教
瑜伽、禅定、气功的修炼，初步效果，可治病健身，却老延龄，令人精神怡悦，神气清明，进而可使人产生幻视幻听，诱发特异功能，甚至进入“忘我”而与宇宙合一的神秘境界，这可由今日气功、禅定修习者的体验所证实。在科学昌明的今日，这些超常心理现象、生理现象，尚不能由科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认识水平还很低下的古人，把它和巫术、宗教联系起来，出于文化人类学上的“超越机制”，以本性中趋向自由的欲求为动力，以它为实现超现实的愿望，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大道，便不足为奇了。瑜伽、气功大概从其产生之初起，便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宗教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复杂的内外根源，是人类理智觉醒达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天灾人祸、生老病死、欺压争夺等自然压迫、社会压迫，与人本性中趋向解放自由、永恒幸福的欲求，形成尖锐矛盾，内在欲求不断突破外在压迫，以期解决主体精神与客观现实的矛盾，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本源动力。宗教，是人类用以解决主客矛盾的一种方法，可谓早熟的本性欲求与发育迟缓的理性认识、科技文明之间的一种调和剂。
随人类理智的逐渐觉醒，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宗教思维，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最初的宗教，与人类文明程度的低下相应，目的仅局限在解决危及人类生存的切身问题——毒虫猛兽、自然灾害的威胁，表现为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的原始巫教，这是各民族原始宗教的初稿。印度古婆罗门教、中国先秦的官方巫教，主题都是向天地日月、风雨雷电等象征自然力权威的神祗表示敬畏之情，祭祀神灵，乃至用谄媚、贿赂的手段，祈祷神灵赐予恩典，令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其宗旨尚不出原始农牧业生产所要求的范围。瑜伽、斋戒，在原始巫教中被作为一种敬神的礼仪、与神灵交通的途径。
至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东方古邦的文明已发展到了相当可观的地步，随青铜器、铁器的使用，农业经济进一步发达，创造了可以维持小康的生活资料，养活了一批专业的文化人，使人们有余暇余力去思考更多问题，思维圈子随文化的发达扩展到农牧生产、饮食起居之外，向内反思人本身存在的价值，向外扩展到对天地、宇宙及人与天地宇宙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和思考的出发点，随地理人文环境之异，在喜玛拉雅山南北的两个古老民族那里已有了颇大差别，瑜伽、气功被赋予的宗教性取向，也随之迥然相异。这种哲学思考与瑜伽、气功结合，在中印两邦同步进行，在公元前一千年后的约十个世纪里，酝酿蕴积，纵横驰骋，经百家争鸣，交流分合，开出了灿烂的智慧之花，涌现了一批圣哲贤明，东方传统文化的成果，大部分都出在这一人智大开、灵感泉涌的青春时代，以后近两千年的发展，其实不过是这一时期智慧的诠释发挥而已。
由咆哮奔放的黄河泥水所哺育成长的华夏民族，在与大自然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养成了一种挚爱人生、“参赞天地化育”的现世主义精神，他们的宗教思考，以不满足于人生短暂所生的对个体生命永生不死的追求为出发点。食气、导引等方术，早就跟不死的信仰联系了起来，被作为一种长生不死方而实践宣扬。传为生于商周的彭祖、王子乔等，被作为炼养长生的典范。至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种炼养成仙的信仰已相当成熟，见于各家学说中。如道家老庄以“专气致柔”、“抱一处和”、“虚极静笃”、“心斋”、“坐忘”等调摄心意的功夫为“长生久视之道”。《庄子》形象地描述了超然物外而“逍遥游”的神人、至人、真人的风采。就连医书《黄帝内经》，也大讲上古之人通过养生而“寿敝天地”。专门追求炼养成仙的“方仙道”，活跃于战国秦汉的齐鲁燕幽。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先秦时代虽已有了成熟的宗教思想，却未能象印度那样产生有教团规模的正规宗教，集炼养成仙思想大成的道教，到公元二世纪才珊珊来迟，已是受了印度佛教的刺激启发。另一方面，华夏先民还在官方、民间的巫教中运用“斋”的技术，至春秋战国时代，斋法也开始离开祭坛，原来由斋祭占卜而“神谕”的“天道”，被道家拉回自然中，赋予理性的衣装；又被儒家拉回人间，从人伦教化的角度予以发扬，形成其以道德实践为本的独特瑜伽体系。大体而言，先秦文化的主流儒、道、医、神仙等诸家之学，皆与可归于气功的调心术密切相关，及至以此类修养功夫为其学说核心“道”之根本，修养之道与哲学思辨之道在终点上合而为一。
印度次大陆经济的发展，似乎比中华要先行一步。当中国殷商之末青铜器时代，印度便已开始使用铁器，随农业的发达，手工业、商业也有了较大规模，出现了数十个城邦国家，建立了非常象样的城市设施，供养着社会上层人士，这使印度具备了孕育高度智慧的物质条件。理性从祷神的祭坛中萌发，从原先崇拜的众多自然神中，抽象出了一个玄学气十足的“梵”（Brahman），奉为宗教信仰的归宿和源泉。在阐释《吠陀》的《森林书》中，瑜伽、禅那彼作为敬拜神或梵的方法。以后陆续出现的《奥义书》，哲学色彩愈益浓厚，瑜伽的地位也愈益重要，不但是一种敬神的礼仪，而且更被奉为与梵合一、使个体生命起升、心灵解脱的道，成为婆罗门必习的课目之一。早期的《歌赞奥义书》第七篇第六章，以瑜伽中的禅那（Dhyana）为使人臻于伟大之道，称“静虑为大梵也”。《泰迪梨耶奥义书》第九章所举婆罗门学者从师所受的道（rtam）中，包括有属于瑜伽的静定。该书第四章还称婆罗门修行者“以信为其头，法律为右翼，真理为左翼，瑜伽为腰”，以瑜伽术为宗教修养中的重要内容。
与华夏先哲一样，这时期的印度婆罗门先哲，也反省人生之短暂、多苦多难，把永生不死、合一于梵作为信仰及瑜伽修习的终极目的。《唱赞奥义书》第四章说，若人至诚唱诵“唵”这诸天皆入的不灭之音而修瑜伽，“入乎此已，如诸天之不死也，彼则永生。”。《泰迪黎耶奥义书》，第二卷第三章颂云：
敬思大梵为生气，其人生存自可久。
以后为印度诸教所共谈、关于生命现象的业报轮回说，在《奥义书》中有了较系统的阐述。这一学说认为：人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组成的血肉之躯与非物质性的自我、自性、神我或灵魂“阿特曼”（Atman）之结合，肉体虽生灭而自我不死，肉体死亡后，自我受生前行为所积集的“业力”之驱迫，依生前业之善恶转生于“三道”：若生前诵《吠陀》，敬神明，按《吠陀》的规定修习苦行、布施、正行、不杀生、禁欲、同情、瑜伽等，死后自我可投入“天道”而成神，永享福乐；次等者投入“祖道”，先至月宫享乐，业尽后转生于人间，为四种姓中的前三种（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若生前不信神，不按教典中的规定修行，尽种姓义务，死后其灵魂将沉沦于“兽道”中，堕入地狱受罚，然后转生为低残的第四种姓旃陀罗或动物、植物。自我被所造业所缚，不断转生于三道中，如车轮转动不休，终无了期，叫做“轮回”。
那些在森林中沉思冥想的婆罗门祭司，对于永远保持肉体不死，长驻人间，远没有表现出象古代华夏的隐士、方士们所怀的热忱，他们不大挚爱人世，最向往自我永远超脱三道轮回，离开肉体、业、人世而与永恒不灭、为主为尊的大梵合一。他们在瑜伽中沉思，孜孜探求与梵合一之道。“梵我一如”的宗教哲学，于焉创生，成为印度新老婆罗门教教义的主干。梵我一如，谓个人内心的自我与宇宙的理性、实体大梵，本来同一，用《奥义书》中重复多次的话来说，即“我即彼（大梵）”。常人被世俗的愚痴无明、情欲、业力所迷惑束缚，既不觉知自心中的主人公自我，也不认识宇宙灵魂大梵。只有按传统的《吠陀》之道修行，体认自我与大梵不二，便可永远脱离轮回及世间的种种痛苦，永恒安乐，不生不死，这种永恒幸福的境地叫“涅槃”，被印度各宗教共奉为最高目标。达到涅槃的修行之道，主要有苦行、瑜伽、知识（哲学思辨），瑜伽的作用愈到后来愈显重要。如《揭陀奥义书》谓“太古识彼（大梵）真，修瑜伽可致”。修道求涅槃，成为婆罗门种性男子的人生终极理想，这种追求被制度化：一个婆罗门男子的一生分为四期，少年学习《吠陀》等圣典及诸“明”（知识技艺），青年结婚生子，中年操持家国俗务，晚年出家遁世，进入森林，加入修道者的集团，修习苦行、瑜伽，专求涅槃。不少贵为国王者，也遵循这条人生道路，以做一个森林苦行僧为归宿。把《吠陀》祭仪变为哲学玄思的《奥义书》，即出于此类森林修道者之手，其中所蕴含的东方古典智慧，曾使近代西欧大哲叔本华倾倒。
婆罗门教所追求的梵我合一之涅槃境界，系依森林苦行僧们瑜伽中的体验所建立，西方人称之为“实践的神秘主义”。与梵合一之涅槃，与庄子所言“与道为一”相近，在《奥义书》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入定达“三摩地”时的主观体验，如《蒙查羯奥义书》云：
不由余诸天，苦行或事业，唯由智清净，
心地化纯洁，静定乃见彼，无分是太一。
当在静定中离概念、思量，能静虑者与所静虑之大梵的对立消泯，此时绝对无分的“太一”心境，超乎生灭，便是死后证得究竟解脱的前奏：
彼等长逝时，入于大梵界，
死生得解脱，一切无挂碍。
在这种信仰的笼罩下，在这个对精神解脱比对物质享受更为重视的地方，在这个“思考兴趣大于实用兴趣的唯一无二的国家”
，与瑜伽、苦行结合的哲学或宗教思索，成为其文化精英们的专长，创造出了世界上内容最为丰富多彩、玄思最称深沉致密，最具超越精神、出世情调的瑜伽文化。
婆罗门教教义不仅指导祭司、苦行僧的宗教生活，而且是古印度人世俗生活法则之源，是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的神学依据。婆罗门教《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大信条之归结点，是维护被《吠陀》说成是从梵天之口所生的天胤贵胄婆罗门种姓的世俗尊贵地位。随着印度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婆罗门宗教信条至佛教诞生时代，呈衰落之势，出现了多种反婆罗门传统观念的“沙门思潮”。这种思潮的出现，当然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重大变革，或解释为刹帝利种姓代婆罗门而勃兴，沙门思潮乃刹帝利（武士）思想冲破婆罗门政治限制的反映；或解释为封建制从奴隶制的衰颓机体中诞生的征兆。与政治上刹帝利掌权的诸国兴旺发达并互相攻伐相适应，印度思想界可谓百家争鸣，十分热闹，与中国春秋战国之交相似。
新兴的沙门思潮，流派众多，见解各别，佛典中说有九十六种外道、六十二见，耆那教经典说有三百六十三见，其中影响最大者为佛典中常说的“外道六师”：
（1）尼乾子·若提子（Nigantha NataPuta），即耆那教始祖摩诃毗罗（Mahavira，大雄），以命及非命的二元论解释一切，倡业报轮回、灵魂解脱，以持戒、苦行为解脱要道。
（2）未伽黎·拘舍罗（Makkhali Gosadla），属耆那教分支“生活派”，佛典名“邪命外道”，唱无因论、宿命论，主张听天由命。
（3）散惹夷·毗罗梨沸（Sanjaya Belatthiputta），宣扬怀疑论、不可知论，佛典称为“捕鳗论”（难以捕捉的鳝鱼学说）。
（4）婆浮陀·伽旃那（Pukudha Kaccayana），唱地水火风苦乐命七元素常住、积集组合而成万物论。
（5）富兰迦叶（PuranaKassana），唱无因无缘论，否认善恶业报，倡导暴力无罪。
（6）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 Kesakambala），唱人身唯四大所成、无灵魂存在、死后断灭的唯物论，否认轮回业报，奉行享乐主义，佛典中称“现世涅槃论”，名为“顺世外道”——顺应世俗观念、流行于民间的学派。
六师中，以尼乾子·若提子和末伽黎·拘舍罗倡导的耆那教势力最大。佛教，其实也是沙门思潮中与耆那教势力相当的一大家。沙门思潮各家的哲学观虽然千差万别，但否定婆罗门教三大信条、主张种姓平等的政治实质都是一致的。
沙门思潮是由“沙门”（Sramana）——出家修道者们所掀起，沙门们按师徒关系组成集团，或大或小，常常成群结队，游行山林，乞食村镇，或裸体披发，或剃发披布，或剃发留辫，形服各异，见解行为各别，出没于村落城市，各自讲道传法，收徒授学，并常常互相辩论，形成人类历史上一种文化奇观。他们中间的不少派别，虽然反对婆罗门教三大信条及哲学观，但也继承了传统的苦行、禁欲、瑜伽等修炼方法，其宗教教旨、哲学观，也在往与瑜伽中的体验有关。佛教《长阿含经》卷十四《梵动经》即说当时沙门、婆罗门的各种见，依据的是在“定意三昧”中所发宿命通的直观。耆那教教祖大雄，据传即王子出家，坐禅修道十三年，才创宗立教。佛教教祖释迦牟尼，也是同类人物。他所创立的佛教，可谓沙门集团中最重瑜伽实践、瑜伽禅定之学最称精深博大的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