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带着《叹异钞》踏上旅途，

耳边传来虫鸣声——

这是我从前写的一首拙诗。从年少时起，我就常常沉浸在这样的思绪中，那时，亲鸾的身影就已在我朦胧的思索中存在。与其说我是在品味亲鸾的教义，不如说，我是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这个人。因为他坦诚自己是个至死都愚笨、根性驽钝的人。

亲鸾总是非常自然地毫无掩饰地说：“大家都一样啦，我亲鸾也是如此。”他毫不避讳地展示着我们这些人在他人面前、在社会面前都难以坦诚的自身的愚笨、邪恶与平庸。一想到连他都是这样，从那以后，我或许在面对自己这个麻烦的个体，以及复杂的人生时都变得更加坦然了吧。

在大正十年前后，亲鸾一度成为文坛思潮的重要对象。年轻的文学之心与年轻的亲鸾的求道之心，在相隔几个世纪后的后世热烈碰撞。将现实社会比作钟，把亲鸾当作撞木，会在近代人的心中激起怎样的回响呢？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有诸多文章论述，甚至被改编成戏剧。显然，我也被这文艺的梵钟所吸引。在亲鸾著名的遗文中，诸如“善人尚可往生更何况恶人”、“我亲鸾虽为孝养父母，却尚未念诵一声佛号。正因如此，一切众生皆为生生世世的父母兄弟”以及“我亲鸾并无一弟子相随”等话语，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七世纪前古人的言论。相反，这些话语如同最真切、最广泛且澄澈的近代人的声音，总能唤起我们新的反省与年轻的思索。

每当想到亲鸾的一生以及他所处时代的困苦，再反观如今未曾改变的人性百态，就不得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他虽自称是下等根性的凡夫俗子、愚笨的僧人，但其内心安宁的栖息之所，只要我们去探寻，至今仍在眼前。不过，对我来说，这并非以信仰的形式存在而是一直在憧憬中孕育。一提到亲鸾，或许是因为青年时代那文艺梵钟的声音总会同时在心中响起。事实上，像亲鸾这般拥有诗人气质的宗教人士，在世界上也实属罕见。

我的作家生涯与亲鸾之间有着难以忘怀的联系。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羞愧至极，我写的第一部小说作品竟然就是关于亲鸾的。当时，我是T新闻社初出茅庐的学艺部记者。三上於菟吉先生离职，尾崎士郎先生也离开了公司，我刚刚入职，连编辑工作都还没完全上手。就在这时，报社突然下令让我撰写亲鸾传记，作为连载小说。下命令的报社自有其考虑，而接受任务的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有时候，无知反而能让人更有勇气。我每天早晨都比其他同事早两个小时到报社，用报社的粗纸，拿着铅笔，每天现写当天要刊登的内容。临近下版时间，工厂的排版工人就会过来，越过我的肩膀看稿子，说“这里得写成对话形式”之类的话。要是时间特别紧迫，他们就会说“今天就这样吧”并且把我还没写完的稿子直接拿走。

在连载期间，经常有本愿寺相关的人士、宗教学者之类的人来到报社，他们以堂堂正正的亲鸾理论对我的作品进行驳斥，让我无言以对。因为涉及到信仰问题，读者的来信也言辞激烈。报社内部也有对时代考证和文学理论要求苛刻的人，每次校样出来，我都被严厉批评。由于在报社没办法查阅参考书，从中间开始，我下班后就在家里写到半夜。即便如此，还是不知被指出过多少次意想不到的错误和疏漏，被紧急要求修改。到最后，去报社就像待宰的羔羊进了屠宰场一样。不过，我好歹坚持完成了一年半多的连载。这部作品以《亲鸾记》为名，即将由报社出版时，关东大地震发生了。就这样，我的处女作还没来得及问世，就和报社一起被烧毁了，只留下装订好的书册。对于我的创作生涯来说，这是一场意义非凡且值得感激的业火。

人到中年，我再次提笔写亲鸾。这是为《台日》《福冈》《名古屋》《北海时报》等五家地方报纸的联合刊载而重新创作。昭和十三年由讲谈社出版的《亲鸾》就是这部作品在报纸上的连载，持续了将近三年。

虽然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次，有一定的基础，但我抱着重新学习的心态继续创作。这次是在我的作家生涯中进行创作，所以能够自由地挑选和查阅参考书。这次，顺利出版了然而，在我心中，T新闻社时期那些尖锐的批评依然存在，它们毫无保留地留在我的自省之中。此后，我的人生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回顾过往，从这部作品中审视自己作为一个人成长了多少时，我不由得感到有些羞愧。于是，我在讲谈社出版的这一卷的序文中写下了这样的意思。

我在三十多岁时写的亲鸾，那时我无知无畏，如同不怕盲蛇的人。但到了四十多岁，或许是因为看待现实人生和人性时更加清晰了一些，就像踏入了深邃的山岳，反而更容易陷入迷茫。说实话，就我当时的能力而言，想要写好亲鸾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人，还没有达到相应的境界。我想等五十多岁的时候，再重新写一遍亲鸾。

如今本作品要由讲谈社再版，对于我在初版序文中许下的诺言，以及自己的良心，我实在无法保持沉默。因为我现在的年龄已经到了当初约定的时期。

然而，我还没有第三次撰写关于亲鸾的作品。我从未失去过创作的意愿，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而且我也深知自己依然不够成熟。不过，出版社方面认为，我们可以把第三次创作当作未来的课题，当下将这本书再版，对现在的读者来说仍有充分的意义。——对于在战败后，人们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亲耳听闻的那种令人恐惧的世态转变，以及弥漫着的荒废虚无感，对于那些在这种环境中仍不断追求着什么的人们来说，再版此书是满怀热忱、不放弃希望的体现。作为作者，我有之前序文中的约定，而且到现在，我仍带着一种连青年时代那种没见过高山的猎人的勇气都不如的踌躇。但在战争结束后，我转念一想，在宗教小说或宗教类书籍几乎不见踪影的当下，这本书若能成为一块敲门砖，或许再版也能有一些意义。于是，我决定只进行一些增补和校订后，将它再次出版。在此恳请各位读者谅解。

关于内容，我也想补充几句。

亲鸾的出现，在当时那个时代，不仅在宗教领域，在思想层面以及庶民生活方面，都如同先驱者手中的火炬，引发了划时代的变革。

他打破了长期以来贵族宗教的弊端以及门阀教团的危害。他把充满法悦的乐土从殿堂的神秘中带到了庶民社会。而且，他摒弃了秘佛的庄严，转而在真实赤裸的人性中探寻菩提的因子，并赋予其毫无虚伪的平实教义。可以说，他是平民主义新宗教的宣告者，是日本前所未有的、秉持民主教义的革新者。

然而，即便在有关亲鸾的内容里，一旦涉及传记史料，就充斥着如同偶像身上的华丽装饰与粉饰一般、过于俗套的奇迹和传说，要对这些进行科学的剖析和小说式的调整，绝非易事。

在人们认为月亮上有玉兔的时代，实际上，人们确实“看到”月亮上有玉兔。所以，那些奇迹传说在当时肯定是有一定价值的，但现代人肯定无法原样接受。当然，在我构思小说时，对这些既有的内容结构进行了相当大的改动，也有一些地方我刻意选择无视，还加入了一些创新元素，在此我毫不避讳地说明。作为作者，我所担心的，一是旧作存在不足，二是自己才疏学浅又偷懒，至今仍未履行十年前的诺言，对此唯有深深致歉。

1948 年初冬
于吉野村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