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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无论言教或身教，无论借由口说或亲身示范，显然与人类历史同样久远。无论多么遗世独立或野蛮，没有家庭或社会体系能够免于教导与学习，也无法摆脱师生关系。然而，西方的传承有其独特的根源。令人咋舌的是，形成学习传统的作用与形态、师生关系的形象，以及与其他学派的竞争，从公元前六世纪起一直保留至今。今日讲演与专题的样貌、对于其他学派师生的评论、教学本身的技巧钻研等，绝不会令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人感到惊讶。这历经千年的承续是先人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也正是我们所谓西方文化的轴心。
令人苦恼的是，我们对恩培多克勒、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人物所知既多又少。这些人物的生活轶事不停激发哲学家与诗人的遐想。他们不仅催化了宇宙论、形而上学及逻辑论证等西洋知识的发展，也推动了艺术、诗歌，毕达哥拉斯甚至还发展出关于音乐的概念。然而，他们真正的教学内容如果还留存至今，也只徒留断简残篇，或是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拜占庭教士，以及教会的神父等批评者的引述，而这些引述内容未必确实甚或遭受扭曲。西西里岛与小亚细亚等地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科学的教育内容及方式，笼罩着一层时隐时现的迷雾。“哲学科学”（philosophic-scientific）这个称呼也不尽恰当。在前苏格拉底时期根本无此区分。寓言、异教及萨满魔法的要素，都被糅合成为困难而高度抽象的命题〔例如巴门尼德的“虚无”（nothingness）与赫拉克利特的辩证等〕。黑格尔有句话说得精彩：“只有通过赫拉克利特，本身即是哲学的哲学史，才能卓然而立。”然而，赫拉克利特，如古人所形容，是位黝黑而好问的智士，却仍与在他之前的哲人一样暧昧难明。
在此，我们要开始面对主题之一：口授教育。虽然在文字的历史中不断受到挑战，口授言辞却早在文字出现前就已融于教学行为中了。师傅以言辞传授予弟子。从柏拉图到维特根斯坦，口耳相传、面对面的问答才是活生生真理的理型。对许多教师及思想家而言，以静谧无声的抄写方式上课，不仅大错特错，根本是离经叛道。
对海德格尔而言，阿那克西曼德仿佛近在眼前。但是像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萨戈拉、色诺芬尼、希俄斯岛的伊翁等四处周游的古代大师们，却始终是个谜。哪些人是他们的学生？他们又是如何教授的？而究竟所谓的阿那克萨戈拉“学派”是什么意思？种种的传说与猜测都将初期的哲学宇宙学说联结到“俄耳甫斯教”，也就是希腊神话人物俄耳甫斯的教诲与教仪。俄耳甫斯教几乎一直是种坚不可摧的概念与传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哲学教育与酒神狂歌（rhapsode）之间的紧密联系。酒神狂歌这种技艺以口传诵，而且合乎诗韵。狂歌诗人与葬仪诗人的仪辞，以及许多大师们的论述（例如恩培多克勒、巴门尼德，还有柏拉图的神话故事）都以诗文的形式表现；这些早期师生门派所建的体例，虽不可复得，却影响至今。其影响的力道在现今的教育中仍有迹可循。
师生关系这论题，始于环绕着恩培多克勒与毕达哥拉斯的教诲与生平记述。第五世纪晚期，毕达哥拉斯的名声及其教训已广为流传。毕达哥拉斯被视为通才（赫拉克利特会谴为“假博学”），他所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包括在宇宙论、数学、音乐等方面，而最重要的，是对培养禁欲的纯洁人格的生活指引。他在科罗托纳的教学，必定散发出极为迷人的魔力。怀疑论者乔纳森·巴恩斯对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研究里提到了“数种教派”，其中毕达哥拉斯“教派”“是个通过规范与禁忌组成的宗教社群，而不是科学团体，并且还涉足了南意大利的政治”。
其中所指的“涉足”（dabbling）意义非常。这似乎表示毕达哥拉斯号召了一群由当地士绅贵族组成的教派。在牢不可破的传言中，盟会（etaireia）的成员需要历经数年的准备、初入会时的静默戒律、严格的节食与卫生要求，才能被允许获大师亲授。尽管道德与智性的培育无疑是首要的，但毕达哥拉斯的愿景与教义却确实有着政治的意蕴。这些愿景与教义意在以哲学治国──建立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传说在公元前四九七至前四九五年间，市民群起反抗，迫使毕达哥拉斯逃到梅塔庞托一事，并非空穴来风。根据模糊的记载，这位大师后来因为四十天未曾进食而逝世（这就是《圣经》里那“沙漠中的四十天”吗？）。
然而，师虽逝而教不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受到科罗托纳影响的各城邦中仍持续存在着。后续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公元前四五〇年左右受到攻击，因而逃往了希腊。借由制度与教仪的联系，我们到公元前三四〇年都还能发现这些学人的踪迹。心灵生活与城市浮嚣之间不断的冲突又再次爆发了。俄耳甫斯被大卸八块，正如希伯来人也会坚称先知们与智慧的导师被市民所杀害。
这些冲突让我们得以认识恩培多克勒。他超自然的氛围比毕达哥拉斯的更为显著。备受尊崇的恩培多克勒身边环绕着许多同伴、学生与朋友，其中还不乏女性。恩培多克勒的教授内容，与在他之前的俄耳甫斯-毕达哥拉斯式或巴门尼德式教授内容，基本上都是口述式的，不过恩培多克勒的哲学诗文却流传至今，而其文中的政治企图昭然若揭。恩培多克勒的哲学魔术，其内在而精粹的信条只教予特选的精英，确实包含有对统治叙拉古或阿格里真托的可能性。恩培多克勒拒绝接受王冠的传闻流传已久；一如在另一个传说中，他实行暴虐的统治，包括处决他自己的敌人；因此，也流传着民众崛起，这位贤者被逐至伯罗奔尼撒的传言。这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由于教士与暴民的憎恶，恩培多克勒在向他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者的学生保萨尼亚斯告别后，便爬上埃特纳山，跳入了山谷里。溪岸边所留下的一只凉鞋，诉说着大师自尽的故事。
但他的教义及风格仍有着持续的影响。至公元前四世纪，恩培多克勒学派的医药学校，在叙拉古当地仍盛极一时。迟至公元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辛普利修斯
仍读着关于恩培多克勒教诲的卷轴。恩培多克勒传奇性的死亡及其哲学与社会意涵，在在激发后人无限遐想：我们接下来还会看看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三大卷巨著《恩培多克勒之死》，诺瓦利斯写出了一部关于恩培多克勒的戏剧，尼采也以此创作了一篇悲剧。虽然这出戏只有一幕，但却能自我呈显出其中内容之丰富。尼采剧中的恩培多克勒会以知识反对自己；他期盼着他子民们的灭亡，因为他们的懒惰及愚昧实在是无可救药。他“使自己愈来愈严苛”。这些主题，还有“恩培多克勒特色”，都密切地反映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确然，这位大师的超升与逝世已经成为一种典型。这激发了易卜生，也留下了与苏格拉底的城市性大相径庭的故事。盖哈特·霍普特曼的《印地佛地》（Indipohdi）将这死亡更加戏剧化。还有许多诗人、剧作家则着眼于恩培多克勒与他关爱的学生之间的爱欲关系。
马修·阿诺德的《埃特纳山上的恩培多克勒》是一部冗长而沉缓的作品，但其中含有重要的提示。争辩“将我们一分为二，因为这新的一群／辩士们已经统占了我们的学派”。“这群辩士已经／用言语遮蔽了人类良心的最后光辉”。到底这些可怕的辩士是谁呢？
他们在历史上恶名昭彰；巧用诡诈的论证；善用巧簧之舌两面讨好、高谈阔论，实际上则言不及义；辩士学派向以舌灿莲花及营营汲利的无碍辩才著称。近年来，人们才对这些传统的刻板印象重新反省，而早期历史上两大辩士学派──先出现在希腊，然后在罗马──也重新被评估。这些重新评价的意见无异于掀起一场新革命。最主要的辩士及其弟子，现在被视为文句批评的滥觞（参见普罗泰戈拉对西莫尼德斯诗篇的分析）。辩士们，尤其是高尔吉亚，对“虚无”与存在命题的吊诡所进行的大胆思辨，总结在海德格尔对于“虚无”的经验与拉康-德里达式的解构文字游戏中。伊索克拉底、阿尔西达马斯，以及埃利斯的希庇阿斯对于语言与“文法学”（相当近于我们现今的哲学符号研究）都非常着迷。优秀的学者雅克利娜·德·罗米伊认为辩士在雅典民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但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这些辩士在教学、学术与书籍的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辩士向学生们授课，宣讲经典及自身著作（paradeigmata），我们可视同现代的讲课与专题研讨。如果普罗泰戈拉的著作被无神论者烧掉（公元前四一六～前四一五年？）的传说并非无稽，那么手抄卷轴的散布与私人买卖收藏便有迹可循。这些证据同样出现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辩士学派的学究气，以及对其僵于依赖文字权威的批评中，散见于《普罗泰戈拉篇》《斐多篇》、柏拉图的《书信》二与七等各篇。不过，辩士们终究还是能熬过鲁道夫·费弗所谓的“希腊对书写文字的深恶痛绝”。教导学生（paideuein）进行缜密思考与注意细节的各类技巧不断精进。这些技巧虽流于着重技术层面，却因此可利于教导，而其目的乃在于作为辞令与修辞技巧的基础。尽管他们考究用字遣词，且深具“现代性”，辩士们宣称他们自己是受到神启，吟诵真理的狂歌诗人，就像先前的哲人一样。
这些特征也反映在苏格拉底身上；他对普罗泰戈拉与高尔吉亚的复杂立场，是嘲讽也是敬佩，是抗辩也是摹仿。对当时的人而言，苏格拉底本人显然也是个辩士。苏格拉底的论证也不总是比其对手来得高超（尤见于《普罗泰戈拉篇》）。他显露出近似于辩士的敏感，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困扰着他自己。明鉴于这样的含糊模棱，阿里斯托芬写出了嘲弄喜剧《云》。
阿里斯托芬的讽刺触及了一个棘手的重点，奇怪的是列奥·施特劳斯在其《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中却略去不提。辩士们周游于城邦之间，讲授于私人家中与公众场所，要求并收取讲授的费用。据说普罗迪科斯讲解字词与语法的课程要收取五十银币──这可是个大数目。
但这在哲学、道德，以及知识上的意涵，却是无限深远；而且在各方面都关切到本书的主题。我们怎么能够给付传授智慧、知识、道德准则与逻辑洞见？有什么公式或方法可以计算出在人的聪慧与传授真理，以及金钱报酬之间的兑换率呢？如果这大师真是真理的承载者、增进生活幸福真谛的传道者、受到非常人所见愿景与召唤的受恩启者，他要怎么列出这些明细项目的账单？这岂不是对这些情状的贬抑与嘲弄吗（参见《云》，第二场，六五八行及之后；或见拉伯雷对索邦神学院的评论）？
可以肯定的是，细微差异、区别是必要的。技术性的技巧、教学的技艺，甚至还可能包括会对科学产生冲击的科技领域，或许都有其经济原理。木工、电子或量子计算都很显然是种“专业”；从事这些作业的时间与操作原理能够被合理计算出来，并容许金钱报酬。尽管在一种简化的意义上而言，备受争论的关键在于差异：教导应用数学与纯数学的差异，在于测量员或水利工程师以及酷爱数字的理论家所使用的几何学之间的差异（其中的界线总是随意划分，而且容许修正）。音乐尤其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能将声音的训练、对位法的教学还有谱曲轻易划分开来吗？或是说音乐，在最崇高的意义上而言，作为一门艺术，在最晚近的分析中已经能够用金钱估算衡量出其价值吗？
至于诸如哲学、伦理、认知等知识，还有诗的价值又如何估量呢？狂歌诗人、柏拉图所说的全知的伊翁、为阿尔戈英雄吟唱的俄耳甫斯，都能通过表演而获得酬赏，因为在古代这类艺术常会与运动夺标竞赛相互结合。但我们怎么计算并支付给巴门尼德的“一”、苏格拉底的德行，还有康德的先验综合？没有获得适当报酬的形而上学家会继续教学，还是不为不能给付报酬的人发挥他们的专业（magisterium）？海德格尔的存有学、快乐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罗蒂的相对主义难道贴有不同的价格标签吗？这个绝对根本性的问题却为学院事实所隐藏。因为，自辩士学派以降，有着极多的哲学学说“完成”于大学之中具有公开教授资格的男男女女，就只因为在这个企业中的每一分子都期盼并获得薪水，我们便倾向忽略了这启人疑窦的怪诞交易。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或奎因以来，有这么多的大师都担任“教授”，都是吏制的一员，受这样的吏制安排其职位、升迁及金钱报偿，所以这一切看起来都十分“正常”。然而，也有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叛逆者，而无论男女，这些叛逆者都不从学校支薪，例如叔本华、尼采。还有些像萨特这样高超的思想家，深觉学院教育实在难以忍受，因而宁可“在外”谋生。维特根斯坦虽拥有大学教职，但他却觉得名不副实莫过于此；今天的“住家诗人”与教导“创意写作”的老师可能备受重视，但却也可能认为自己名实不副；弗洛伊德对提供治疗观察收取诊金并不感到丝毫不安；斯宾诺莎的节制寡欲更可说是暖暖内含光。
问这些哲学、文学以及诗学（辩士们称为“修辞”）的老师是否应当期待并收取费用这问题，实在如履薄冰。这就像是对大学教员（其中许多年轻一点的多少都有些经济压力）提出一场充满刺激的诡辩论战（这里用诡辩一词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这论题却是再实际不过了。
真正的教学是一份使命，是一种神召。诸如“神职”“教职”等字词的丰富意义，在道德上与历史上均已注入于世俗教学之中。希伯来文中的“拉比”（rabbi）指的就是“老师”，但这个词却令我们想起远古的庄严。在教学的最粗浅层次（事实上这一点也不“粗浅”）──幼童教育、聋哑教育、心智障碍教育，或是精英教育，以及在艺术、科学、思想的英才教育等，真正的教育都是回应一种召唤。“你为什么呼唤我，又要我做什么？”接受神召的先知或扪其良心的理性主义者都会如此发问。奥维德在《变形记》第十五章中仍对毕达哥拉斯感到无比惊异：
他的思想
触及遥远高处，直至天堂诸神，
而他的想象所眺景象
远超他凡人视力所及。他学习所有事物
以其缜密而热切的心灵，他带回家中
所习得的一切并坐在群众之中
教导他们真正有价值事物，而他们聆听
在一片静默之中……
这位大师很明白他这份专业的重要性，明白其神秘（如果你接受这么说的话），明白他默自许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中所承诺的专业。他发了誓愿。不过，常有人以质疑甚或嘲弄的态度来看待这份神谕：“我现在将跟随我心中神明所开示的德尔斐明谕（sequar ora moventem / Rite deum Delphosque meos ipsumque recludam）。”
没有什么奇景可比拟于列在
星空之高，远离尘世沉闷的宗教，
腾云驾雾，站在阿特拉斯巨人的肩上，
眺望远处，俯瞰下方，那些小小人儿
奔波东西，欠缺理性，
焦虑不安，因惧怕死亡，去劝告他们
去开启未定的命运。
而危险也相应于这样的狂喜。认真教学也就是要去触及人心最重要之处：这是在探寻孩童或成人人格的敏感深处；大师如率强军入侵，强力打开心扉，彻底破坏一切，以利廓清重建。而拙劣的指导、陈腐的教学、只以功利为目标的教育方式，无论有意与否，都是极具毁灭性的：这种教学方式从根本处摧毁了希望。糟糕的教学，说得平实些是谋杀，说得夸张些则是罪愆。这会贬抑学生，将教学内容限缩为灰败的空洞。这也像在孩童或成人的心中，用“无聊”注入最具腐蚀性的强酸，用“无趣”灌入令人发闷的瘴气。可能由于某些受挫的教师心存报复，使得千百万人都因死板的教学而丧失对数学、诗艺、逻辑思考的兴趣。莫里哀为此而作的短文可是毫不留情。
因此，反教学几乎成了一种普遍规范。能在学生蒙昧灵魂中点燃明灯的好老师，比起艺术家或贤者更为难得。然而，在训练学生身心的学校教师中，能明白至大关键何在，能明白信赖与脆弱的交互作用，能明白责任与回应（我称为“回应力”）的有机融合者，却是少之又少。奥维德提醒我们：“没有什么奇景可比拟。”事实上，就我们所知，在我们将孩子托付的次阶教育里，在我们寻求指导与典范的学校中，绝大多数的老师可能只是较亲切的掘墓者。他们勤于使学生沉沦至与他们相同的冷漠疲怠；他们不“开示德尔斐的明谕”，而是秘而不宣。
但真正的大师典型，却并非遥不可及的浪漫幻想或泡影。我们之中某些幸运儿能够有幸遇见真正的大师：无论是苏格拉底或爱默生，也不管是娜迪亚·布朗热
或马克斯·佩鲁茨
。这些大师通常默默无闻：可能只是在偏远学校的老师，但能启发孩童或青少年的天资，真正地作育英才；无论是通过出借书本，或是自愿地课后辅导。在犹太教里头，圣餐礼还包括给予育有学者的家族的特殊祝福。
然而回应神召要如何变成薪水？又如何能计算出天启的价格（Dictaque mirantum magni primordia mundi）？这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使我在担任教职的生涯中惴惴不安。我为什么能够因为有如我的空气，我生存的理由（raison d'être）而获得薪水呢？和其他人一起读书，和其他人一起研究《斐多篇》或《暴风雨》，颤不成声地介绍《卡拉马佐夫兄弟》，阐述普鲁斯特对柏格特死亡的描写，或是保罗·策兰的抒情诗──这些是我独有的特权、奖赏，是他人所无的恩典与希望。我现在的退休生活倒是令我觉得相当寂寥。我在日内瓦大学开设的博士课程，大约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那些个星期四的早晨仿佛在圣灵降临节降临的圣灵一般伸手可及。是出了什么差错，让我成为现今的我呢？我总心神不安地揣想，或许我还该付钱给那些请我教书的人呢？
一般人可能如此笑骂：老师也得过活，即使是你过度渲染的崇高大师，也得吃饭啊！他们之中大概有不少人相当倒霉。邪恶的小恶魔用异界的话语，呢喃诉说着无解的挑战：“过活与吃饭实是绝对必需，但与探索最伟大的至极事物并与其沟通相比，不过是单调而次要的需求。”难道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在专业化，在将神召商业化，在追寻真理与辩士学派引进的薪水制度之间求得平衡吗？
务实的社会可以提供教师物质所需，就像苏格拉底对其控诉者提出那极为嘲讽的建议一样。这只能建立在以物易物的制度上，而且极为平凡，而这些人只是在从事回应召唤的生意。大师们的所得是最低的，大约就像化缘修士所募得的一样。我们可以预见一些好老师也会涵盖在这范围内。更实际点说，作为思想者或提问者的大师，得用其他跟这份召唤无关的方式谋生。波墨
制鞋维生；斯宾诺莎磨镜片；皮尔斯
──这位在新世界诞生最重要的哲学家──在一八八〇年左右进行他的旷世巨作时极为贫困无依；卡夫卡与华莱士·史蒂文斯在保险公司工作；萨特是个剧作家、小说家，更是短论手册的天才作家。终身教授职位是个陷阱与镇静剂。一穷二白的学院系统会要求轮休，这段时间得靠与专精领域无关的工作谋生。即使这样的制度只能适用在极少数人身上，而且还预设了与现况几乎完全相反的社会环境──现在的社会，傲慢与铜臭才是主流──这种情景仍非毫无可能。
这些问题约莫与辩士进入城市的时间同时出现。这些问题，远胜我们有时猜想的那样，在由口述讲授演变成为书籍散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这样的过程具体呈现在苏格拉底本人及其教学上。这种两难一样出现在从混乱的私人“校外”教学转变为学校制度的过程中。在这里，辩士们仍居要角。我们现在的专题讨论还是追随着普罗泰戈拉，我们的讲演还是模仿着高尔吉亚。
各式各样关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评论、诠释与文章之多可谓汗牛充栋，连最优秀的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读者都难以一窥全豹。光是谈论柏拉图的书籍、论文、学术报告，就已经浩瀚无涯了。在这样的世界中，想要全面研究苏格拉底与他所激发、诱导、困惑、惹恼的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徒劳。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态度从仰慕到欲除之而后快，不一而足。只有心灵清明，才能在“目光”余角察觉这些无法分类的细微差别。我相信，要对莎士比亚的剧中人物找出个理路，远比细数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丰富的臣服与叛逆（无论或亲或疏）来得容易。在许多层面上，柏拉图是个足以媲美莎士比亚的剧作家；但唯独柏拉图，或许还包括但丁，才具有在道德与知识上的充沛精力。确实，即使在《斐多篇》及《申辩篇》中，“苏格拉底的对话者与聆听者是否明白表示出自己是他的学生？”这样简单的问题，依旧复杂难解（古老的资料显示出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在苏格拉底教学的晚期才出现）。
由于未曾明言，使得柏拉图的记述该怎么看待，或是其“真假值”成了无解的挑战。对话录屡屡通过第二手甚或第三手以（不可能的）回忆往事的方式陈述。“某甲”告诉“某乙”从“某丙”听来的事，有些时候不免诉诸错误的回忆或是难以验证的传言。除了这些，我们不知道对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了解究竟有多少：这个人物，由诗与哲学凝铸其分量，而他对生命的沉重感受更甚于与我们从福斯塔夫、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中所得的体会。
柏拉图早就是个诗人剧作家。在对话录中充斥着许多舞台情境──宴会、监狱、漫步于伊利索斯河河畔、广场，或是街角等等。这些场景，例如亚西比德闯入阿伽颂的宴会，在故事的开始与结束都像在戏剧文学中一样重要。就像亨利·詹姆斯般安排复杂的情节，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普罗泰戈拉篇》《泰阿泰德篇》中不断变换叙述的角度。柏拉图似乎要引起这问题：他在什么样的意义下是对话录的作者？我们总是有像是解构或后现代的怀疑（méfiance）之可能，而这样的不信任也显出苏格拉底式的嘲讽与颠覆。但是在其他部分，尤其在《克里同篇》《斐多篇》《申辩篇》中，我们却又感受到一股沛然无际的悲剧感受迎面而来。这又是西方历史上两种主要的戏剧（或是“神话”）表现方式之一。借用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话，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跟色诺芬或阿里斯托芬所描述的截然不同──是个“至高的想象”。
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那个在公元前三九九年逝去的人，真的有如柏拉图所描述的，在雅典战败后那互相毁灭的苦难时代中，说出那些深刻的哲学隽语吗？阿里斯托芬的《云》中的苏格拉底，却表现出一副滑稽而含糊的哲学老师与智者模样。或是说，这个体格健壮的道德家，就像色诺芬笔下所描写的一样，是个言语冗长乏味的老师，是个受拘于地面的精灵？由安提西尼、阿里斯提波、埃斯基涅斯、斐多与欧几里德等人所著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录，现今均已亡佚了。亚里士多德的证言只是事后之言（柏拉图只有在公元前四〇八年遇见苏格拉底）。列奥·施特劳斯也怀疑“柏拉图虚构了对话录中的细节，但整件事却是实情”。他所说的这悖论虽简要，却不难懂。何况，众多后续的苏格拉底学派──包括犬儒学派、快乐主义、墨伽拉学派、柏拉图学院等等──显示出苏格拉底教诲有多么难以确定，甚至自相矛盾。还有，对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所出现的形而上学、政治、戏剧修辞等信条所反映出的丰富转变也备受争议。最后，尤其受人议论的是，在对话录的《法律篇》中，苏格拉底缺席了。这里的缺席，或许在某些秘不可言的部分，也影射出柏拉图在苏格拉底逝世时的缺席。
不过，对师傅的仰慕或许没有人比亚西比德更为强烈。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洗练的文笔与对戏剧张力的掌握也无人可出其右。不过，在亚西比德所要告诉我们的话语中，却是充满了困难与陷阱。我们不仅看见亚西比德“发起酒疯”（弥尔顿说的“大闹街市”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也看见城邦有意利用他的酒醉肇事。此外，柏拉图还暗示亚西比德在阿伽颂的晚宴上所表现出过于激动的骚乱情状，正是稍后造成他个人与城邦毁灭的关键。
亚西比德几乎不可自制地坚称师傅的奇特：“苏格拉底是如此奇特，他的为人与言语，你在古往今来的任何人中都找不到第二个了。”苏格拉底在亚西比德（或柏拉图）的描述中精勇健壮，无惧于眼前的任何危险；他能狂放豪饮而始终不醉。这种反直觉的描写，否定了我们习常以为爱好思索的智者的脆弱形象。这也预示了在阿兰
或维特根斯坦之争中的胜者。在苏格拉底的禁欲主义方面，他的无欲无求──第欧根尼在柏拉图看来，不过是“疯了的苏格拉底”──反映在后来的斯宾诺莎身上。
另一个奇特之处，在于苏格拉底求助于神灵（daimonion），也就是在他面临重要抉择时出现的守护灵。正是这样的灵启让他始终忠于心灵生活，让他不涉足于政治之中。其他人在面临这种理性怀疑时，则会祈求阿波罗或缪斯。狂歌诗人的模仿者在接近结尾时会转向诗、转向音乐。苏格拉底完全能理解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的评论：“如果能够，我要将这本书献给神。”但我们要如何判断苏格拉底这有点嘲弄，也有点自嘲的“神灵说”是否成于柏拉图之手？控诉者察觉这位智者对传统信仰的否定与反叛态度时，是否真有所凭据来指控？有些教会神父认定苏格拉底是恶魔的产物，有些则将之视为圣贤。苏格拉底的奇特之处仍备受争论。
亚西比德痴迷于苏格拉底的丑陋：他五短身材、狮子鼻，看起来就像是半羊人或森林之神西勒努斯
。他的长相、身材完全不符合传说中柏拉图所具备的雅典俊美男子的形象。但大师的吸引力仍无人能敌；没有人能抵挡苏格拉底的魅力，没有人能抗拒他的诱惑。正是无数个希腊与罗马所刻铸的苏格拉底胸像，让克尔凯郭尔构出了诱惑者的形象。这种诱惑远远超乎苏格拉底的话语及言辞陷阱之外。这是种无法拒绝的灵肉组合。学生们深深着迷于师傅个人。亚西比德自述想和苏格拉底发生性关系，虽属狂野自嘲的幽默，却也透露出苦不堪言的沉痛。经历可怖的预示，苏格拉底接受了“自大傲慢”的审判。俊美的亚西比德“整晚躺在这个像神一般非凡的人身旁”，他深爱苏格拉底而且意欲与他发生关系。但因为苏格拉底“仿佛父兄般”出乎意料的自制，他一早就得离开。
苏格拉底，说得难听些，是个“色情狂”。他从肉体的淫欲到超越的爱（agapē），四处探索着爱的本质与特性。爱欲在政治中、在个人的灵魂中的封闭与开放，爱与追求哲学真理的和谐与冲突──而这两者最终必须统一──是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主题。通过新柏拉图主义与希腊化基督宗教，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爱弥漫着西方的思想与感受。实际上，苏格拉底的爱，是同性间的爱，是种年长男性对青少年的激情（在其他篇章中，例如《卡尔米德篇》甚至允许肉体关系）。苏格拉底与赞西佩已成了众所皆知的悲惨婚姻。哲学教师偶尔可能得逃离他们的妻子：阿尔都塞的戏剧便是明证。只有在男孩与他们光彩的肉体间，苏格拉底才得以满足。柏拉图自己对同性性关系的观点则难以捉摸，而这主题在经典研究与社会人类学之中仍争论不休。但其角色与其重要性在本书主题中则极为明白。
情欲，无论隐藏或公开，无论是幻想或实际行动，都与教学交织在一起，在师生现象中纵横交错。这项基本事实已被简单化为性骚扰来看待了。但它仍十分重要。我们怎能将之视作琐碎小事呢？
教学的冲动就是说服。教师们引发注意、认同，甚或还能有合理异议。老师请求信赖，就像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手稿中的理想陈述：“以爱换取爱，以信赖换取信赖。”说服既是积极的──“与我分享这份技巧，跟随我进行这份技艺与练习，读这篇文章”，同时也是消极的──“不要相信这个，不要花时间精力在那个上头”。而这背后的动力都是一样的：以沟通来建构一个融合共享的感觉、激情与拒绝的社会。通过说服与引发，即使是最抽象最理论的内容──例如数学定理的证明、音乐对位法的指导等──无论有意与否，总是无法免于诱惑。大师会触及聆听者的智性、想象力、神经系统，及其深层的内在；在教导肉体技巧、运动、乐器演奏时，他又会触及身体。触碰与接纳，在心理与生理上是绝无可分的（看看芭蕾舞课就能了解）。身体与心灵整个都纳入了这范围内。充满魅力的大师，这令人心驰神往的“教授”，以一种“整体论”、身心合一的方式在手中掌握着的，是他们学生的灵魂。其中隐藏的危险与特权广无边际。
每一次“进入”他人，无论是通过说服或威胁（恐惧是伟大的老师），都会产生爱欲。信赖、供予及接纳，其根源也来自性。教导与学习事实上是另一种无法言喻的灵魂交媾。这种交媾使得理解与模仿（imitatio）更带色情意味。艺术与人文的教学内容，与音乐分析及演奏的关键，就其本身而言是充满感情的。这些感情，有相当部分会直接或间接地关联到爱的领域。我直觉地认为教导科学也是种爱欲的表现，只是较难以文字形容。
“大师课程”、个别指导、专题讨论，甚至讲演都能产生使心灵紧张的气氛。亲近、嫉妒与觉醒会转变为爱、恨，或是两者的混合。这是欲望与背叛的演出，是操弄与脱离的剧场，就如同爱欲的戏码一样。“您是唯一真正值得我爱的爱人，”亚西比德如此说道，只因为苏格拉底，就像其他真正的老师一样，“是这世上唯一能令我感觉自惭形秽的人。”
千百年来，在无数社会中，传授知识、技巧与价值（paideia）的教育总是一边与成熟的男性或女性，而另一边与青少年或青年密不可分。这使得肉体对美的吸引更加错综复杂，看看米开朗基罗与卡瓦列里
就能明白。在柏拉图学院或雅典的竞技场中，在巴布亚的长屋中，在不列颠公立学校中，在各宗教的神学院中，同性恋不仅蓬勃发展，甚至被认为是具有教育性的。师傅（magister）的色欲，以及学生有意无意间流露的性吸引力，极化了教学关系。我相信，在真正的教导与实际的学习之中，必定有爱或是恨（或说是邪恶的爱）的表现。在古雅典，这种表现是公开追求的，而且明载于哲学典册之中。这也呈现在结合爱欲与禁欲于一身的苏格拉底身上。这种二元性，也是他的“奇特处”之一。
就像柏拉图所记载的，苏格拉底最奇特的一点在于他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自阿里斯托芬以来，屡受怀疑与嘲弄，也是哲学与政治思辨的对象。通过交互问答的反诘法，并非以一般的教导方式传授知识。这方法是在答案中开展出不确定，通过质问深入到质问其自身。苏格拉底的教法，是不教之教，这是后来维特根斯坦的模范。我们可以说掌握到苏格拉底意思的人，其实是自己获得了知识，尤其在伦理学方面更是如此。苏格拉底自承无知；德尔斐神谕称他最有智慧，是因为他能明见自己的一无所知。
但这种声明究竟有多认真？有多少像胡塞尔所说的意向性？学者们一直为这悖论争论不休。而且，在《美诺篇》（九十八B）与《申辩篇》（二十九）中，苏格拉底言之凿凿。难道真能说以无知为专业，竟能产生出教学，竟能传授实际智慧（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吗？否定知识竟能被视为聪慧？然而，苏格拉底的立场却非绝对的相对主义，更不是怀疑论者。他一直强烈要求在善恶之间有所区分。苏格拉底不像有些辩士，拒绝将他所深明之理（eu oida）视为邪恶。灵魂的均衡（eudaimonia）是建立在对道德正直的强烈直觉上，建立在对人对己的正义上。但这能通过任何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式来教导吗？“在哈佛能这样教？绝不可能。”埃兹拉·庞德这样说。
我想，柏拉图对良好德行的提倡，并不是苏格拉底式的。因为对苏格拉底而言，真正的教导是要通过身教。也就是说，你得身体力行才行。正义生活的意义只有靠过正义的生活才能体现。通过难以定义的方式，与苏格拉底进行辩证，经由他晦涩的言语来进行检验，这才能够说是正义的生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坚持意义即“表现”“展示”，大概意近于此。苏格拉底式的道德引导，可说是真正的“指引”。
苏格拉底对其聆听者所提出的许多诘问，其实都是非常浅显而易于反驳的。我们可能会对柏拉图过于简单的抄录大感不然。不过，这并非重点所在。我们能通过观察运动员的比赛或音乐家的演奏而学习；在一些理想的情况下，我们也能设想出沉默的苏格拉底；或是像查拉图斯特拉那样舞动自己的意义。同样地，这也与《逻辑哲学论》的尾声相关。
在《欧绪德谟篇》以及更明显的《美诺篇》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更进一步取消了我们一般所认定的教学功能。“人无法探究他已经知道的事，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所以毋庸再行探究；而他也无须探究他所不知道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要探究的究竟是什么。”因此便推论出知识即是回忆。因为灵魂不灭，因此在之前的存在状态就已经习得了所有的事物（chr mata）。所有的事物都彼此相关，因此可以通过串连与联想重获知识（某些时候，苏格拉底与弗洛伊德倒是十分相近）。发现等于重新获得，也就是“重新发现自身之内潜在的知识”。讽刺的是，这个理论模型是不是有点像是俄耳甫斯教与毕达哥拉斯教义的翻版呢？
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式的教师可说是灵魂的助产士，是将我们从失忆以及从海德格尔所谓“存有的遗忘”中唤醒的闹钟。大师诱导我们有所见地，而事实上，这些都是我们曾见之地。可是这么一来，该如何说明错误的可能呢？连《美诺篇》中苏格拉底用他的助产法使小奴童做出的几何证明，现在都被证明是不健全的了。真正的重点在于能启发想象力的无眠：禅学大师会在学生睡着时敲醒他们；伟大的教学是从不休眠的，或者像是在客西马尼园中一样。梦游者是老师们天生的敌人。在《美诺篇》中，阿尼图斯警觉到苏格拉底教学法所具有的破坏性与不安，提出警告：“要小心。”但是没有哪位认真的大师会这么做。最是极端不安之处──苏格拉底的质问法，《美诺篇》（八十四）中形容为“有如魟鱼”般令人瞠目结舌──亦即爱之所在。荷尔德林在《苏格拉底与亚西比德》中说得再完美不过了：
“为什么神圣的苏格拉底，你要对这青年
持续付出？你难道不知道更伟大的事吗？
为什么，你充满爱意，看他如看着神明？”
教导最深者，愈是热爱勃勃生机，
深入世界者，愈能理解优秀青年，
而最后，睿智者也常常
倾慕那美丽者。
天才作家柏拉图，在《斐多篇》与第七封《书信》中倡言以口陈述。只有借着口述言辞与当面相对才能引发出真理，更甭提如此才能确保真诚的教学了。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悖论，但这位对话录的作者对书写的发明与文字信条却抱持着深度的怀疑。
有书写就有忽略，也就是记忆的衰退。但记忆是“缪斯之母”，是使人类能学习一切的能力。这是个心理学命题，而我们在《美诺篇》对灵魂的先在与不灭的论述中能发现这也是个形而上学命题。在柏拉图式理型（Ideas）与理型形式（Forms）的建构中，理解与来世可说都是种“纪念仪式”，是一种因口述而产生的记忆行动。更明白地说：我们牢记在心的，会在我们自身中开花结果。记忆的内容会与我们在时间上的存有发生互动，会调整我们的经验，也会被经验所调整。记忆力愈强，愈能保护我们完整的自我。没有任何监察机关或警察能够根除记忆中的诗句（例如曼德尔施塔姆口耳相传直至今日的诗句，没有任何文字版本能够适当表达在死亡集中营里），有些拉比与《塔木德》的教师被当作“活书本”，他们的记忆能够“翻转”成其他牢友所寻求的仲裁或慰藉。重要的史诗与神话在“进化”为文字时，反而衰退了。于此种种，可见今日学校教育对记忆的净化，实在是种秽不堪言的愚蠢。意识将因此失去最重要的秤砣。
其次，书写会使论述受限与僵化：这会使思想的自由活动陷于停滞，这会令人为的规范权威成为主宰。摩西的律法来自未经上帝亲手所写的第二块石版；安提戈涅
为“镌刻”于灵魂中，却未曾明载于书册中的正义（themis）而抗议克瑞翁专制政体下的合法性（nomoi）。书写的文字不会聆听读者，也不会考虑读者的疑问与反驳。说话者能在每个点上修正自己的言论；他能改正其言论。书本本身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作者（Auctoritas）一词来自权威本身。
令人讶异的，是可互动、可修正、可被中断的文字处理机与网络上的电子文件，可能会发生维柯
所说的循环，转回为口语的陈述。视窗文字，就某方面而言，是暂时性且开放结局的。这样的情况，或许能恢复真正教学的要素，就像苏格拉底所采行，并由柏拉图所戏剧化的那样。然而，电子文学同时也因其无限制的资讯存取能力与庞大的资料库，影响了我们的记忆。而荧幕上出现的面孔，也不是柏拉图或列维纳斯
认为在成功的师生际遇中最不可或缺的当面相会。
口语陈述可能暗示着教学与启示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两个领域多有重叠。即使是通过言语阐述，启示通常还是会引用教会的神圣典籍。启示可能引用摩西五经（托拉，犹太教称教律）、福音书、《古兰经》，或是《摩门经》；也可以是西奈山上以火铭写的启示、圣约翰在拔摩岛上带回的《启示录》，或是红册子《毛语录》。只是因为预设了生动的动作与目睹，才强化了启示所提供的讯息。就此而论，《塔木德》并不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更能显现出有什么“启示”。另一方面，以口语教授，会产生许多具启发性的错误，也会产生许多的修正及反驳。启示的真理，通过书籍──无论是《圣经》，或是马拉美包罗万象的《书》（le Livre）──会将思想化成石块。因为历经书写，教导的“教训”意义已远比不上其“宰制”意涵（这两个词连同“训令”一起看来，就成了一种恶兆）。
“他是好老师，但从未出书”──这是在哈佛大学中揶揄拿撒勒的耶稣不适合担任终身教授的一句老笑话。不过这句话的背景倒是隐约透露出一件重要事实。苏格拉底与耶稣都没有将他们的教诲书于文字。遍观柏拉图全集，苏格拉底只有两次曾经诉诸书写文卷；但在这两次中，他都非真正执笔的作者。《圣经》中唯一一次的谜样记载出现于《约翰福音》八章一至八节，当法利赛人质问耶稣关于在行淫时被抓到的女人该如何处置时，“耶稣弯下身，用手指在地上写字，置若罔闻”，他在说出“你们之中谁没犯过罪，谁就可先用石头打她”这句精彩的反驳后，又再次在地上写了字。我们不知道耶稣在地上写的是什么，也无从得知他写下的是什么语文。乍看之下，这段谜样的圣课极易启人疑窦。学者现今则多认为这是后人的增补。我们没有耶稣会写字的证据。
说苏格拉底与耶稣是我们文明的轴心一点也不夸张。经由他们逝世的受难故事中，产生了内在语汇，以及我们在道德、哲学和神学上的金玉良言。他们的伟大形象无远弗届，而且使西方世界同时深感无力回天的悲哀，却又燃起希望之火。这两位大师的相似、比较与对照，引出了无数宗教上的解释、道德与哲学上的诠释，还有诗艺与戏剧技巧的研究。事实上，没有苏格拉底与耶稣，我们不可能掌握例如从赫尔德到黑格尔，或由克尔凯郭尔到尼采与列夫·舍斯托夫的西方智慧发展。对这两位圣贤的研究都同样广大。在雅克-路易·大卫精美的画作中，苏格拉底可是刻意在耶稣之前，就于诀别时刻举起了手指。
我这里关注的焦点是在雅典、在加利利与在耶路撒冷的教学与师生关系。来自拿撒勒的辩证大师，四处巡回传教，向愿意聆听者布道的人，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师。
和苏格拉底不一样的是，这位加利利的大师召选了他的门徒。门徒们的数量也相应于传统的命理数：十二个，正是以色列的部族数，也是黄道十二宫之数。这些门徒并非贵族或雅典的黄金青年，而是平民百姓：“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太福音》七章）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发声的信条，通过神话来表达；而耶稣的教诲则利用比喻──利于记忆的简短表述。这两种模式的知识地位、有效性，及其“真假值”，一直饱受争议。我相信，天才的核心定义中，包含了创造神话与比喻的能力。这种能力实在是极为罕见。在这一点上，卡夫卡赢过莎士比亚，瓦格纳赢过莫扎特。柏拉图-苏格拉底式的神话（例如穴喻），还有耶稣所说的芥菜子与浪子比喻，也都有同样的特征。这些故事的开放结局，衍生出了无数多重的诠释可能，也使人的精神顿失平衡。即使我们似乎有所掌握，这些故事又无须任何的诠释与理解〔这正是海德格尔的真理（aletheia），正是自身通过揭发而开显的真理〕。马车夫的神话及撒种者的比喻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物理学的相对论大概能处理这明显的矛盾。或许柏拉图的神话和福音书中的比喻，就其神秘的核心而言，是开显意义的隐喻。这种动力同样表现在卡夫卡那明白却又深不可测的法律比喻之中。做个类比，就像是在数学中具有完美意义的应用不确定性吧！
不过“类比”一词本身概念并不明确，并不令我们更加了解。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柏拉图所谈的神话与耶稣所说的比喻，是师范与教学技艺中难解而具决定性的要素化身──我这么说是有用意的。灵魂对智性与意义的饥渴，强迫学生（也就是我们）一再回到这些文本之中。这种回返，总是令人受挫，却也总是令人浴火重生，或许能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复活的概念。我敢说，这也是个隐喻。
由于参考文献与人物脉络之间的细微差异与资料缺乏，我们几乎无法有系统地从苏格拉底的学生与助手中找出个理路；能够两相对照的福音书则明确表示出了耶稣门徒的数量。有如拜占庭的马赛克人像一样，他们平板却不朽。况且，千百年的礼拜祈祷与讲道，已赋予彼得、安得烈与迦南的西门各人的个性了。西方的绘画与建筑怎能没有这些人物呢？他们之中有的是对耶稣不耐烦，甚至迸发暴力的人，但他们仍能被指为门徒。雅各与约翰都曾被指责，彼得也被耶稣预言不愿相认。一个想成为追随者的人被要求放弃父亲的葬礼──这使拿撒勒的耶稣与犹太教中最神圣的义务之间急遽决裂。这位大师也曾怒斥道：“西门，你睡觉么？不能儆醒片时么？”（《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七节）无眠，又再次与伟大的教学紧密相连。
我曾在其他书中（参见拙著《激情不减》，一九九六）提到《会饮篇》与最后的晚餐这故事在架构上的类似。这两者都有如同戏剧般的进出场，也都在众人齐聚的夜晚引发出政治社会的骚乱。殉教的阴影迫在眉睫，笼罩着阿伽颂的家，也笼罩着在耶路撒冷为逾越节“备置妥当的楼上大房”。这两个夜晚所发生的任何事，都大可以开设成为一门讨论课或研究专题。
这样的看法确实可能过于专注于我们主题中心里的黑暗面。非基督徒可能难以理解耶稣并无意选择犹大作为受责难者，也难以理解犹大身上的钱可作为罪证（毕竟，他是门徒中的财务委员）。直至今日，对犹太人而言，这样的结局仍骇人听闻。不过，我们或许能在犹大身上看见在整个师生关系的历史中一再出现的一种冲动。这种关系，也就是在众门徒之间的竞争关系。每个门徒都想要最受大师宠爱，成为他所拣选的接班人。没有任何巫术团体、画室、大学课程，甚至研究团队中会看不见这种渴望与嫉妒。亚西比德的热切可为这份冲动作为见证。这与两千多年后的格尔肖姆·朔勒姆
和雅各布·陶伯斯
之间的悲剧纠葛并无二致。这能导致自杀。最后的晚餐中提到了“耶稣所钟爱的”（hon egapa）那位门徒；在西方艺术中被描绘为“依偎耶稣怀中”，但他的身份始终不明。一个完人（Eine Idealgestalt），布尔特曼这么说；他是个神秘难解的人物（figura esoterico-misterica），是耶稣所“钟爱”，并倾吐其他门徒未曾听得话语的人选。
福音书中暗示了犹大对于师傅那份有缺陷的爱，也暗示了他想要突出的欲望，但这份欲望却只能通过如此卑劣的手段完成。他接受了这份象征将他驱逐出教的小小欢愉。这个被称为“撒旦的圣事”，与他原属的教派圣事却是天差地远。犹大被迫要眼见耶稣选择了爱另一个地位要比彼得更高（传统上认为是“约翰”）的人。犹大的失望与嫉妒萌生出了卑劣的人性。简直就是伊阿古与奥赛罗的相同戏码。半醉半自艾的亚西比德决定离开师傅并对城邦报复。加略人犹大在其他人还未真正出头的当晚（en de nux）“立即”行动。愈是想得到大师的特意挑选与宠爱，遭受拒绝时就愈难以忍受。残酷的是，这个一头红发，带着鹰钩鼻的弟子唯一留下的，只有大师当初交付给他的钱囊。
从大卫的画中看来，我们不知为何苏格拉底逝世时柏拉图并不在场；更精确地说，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柏拉图本人并未出现在记载苏格拉底之死的《克里同篇》之中。难道是这份悲痛过于庞大吗（苏格拉底要弟子们节哀）？大数的保罗也不敢看耶稣一眼。通过书写文字的力量，这两位高徒让他们的师傅虽死犹生。口述的教诲被出版为文字记载，成了恒久的事物。但这是以反映在精神与文字之间的冲突作为代价的。柏拉图成熟的教法和形而上学，离我们所知的苏格拉底愈来愈远；保罗将拿撒勒的耶稣变成了基督。即使在大师教训的核心之中，这种转变过程也一再地反复出现。忠诚与背叛，只有一线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