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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很少有人能像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那样热衷于谈论“死亡”。在他13卷的日记里，这些问题被反复提及——人应该怎样死亡？死后会是怎样？人又为什么活着？托尔斯泰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思想转变也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同他对死亡的恐惧有关。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记下了这样的体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他在世上的存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将会死去。
有时候，在我准备思考如何教育孩子时，我突然向自己发问：“这是为了什么？”或者是在思考怎样使农民变得富足时，我突然扪心自问：“我这是在做什么？”又或者是想到我的作品带给我的那些荣誉时，我问自己：“好吧，你将会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任何的作家都有名——这又能怎样？”
他在自己的多篇作品中，试图为“死亡”问题寻求一个积极乐观的答案。1858年，在短篇小说《三死》中，他通过描述三种不同的死亡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要克服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像一棵树的死亡那样，变成十字架，与大自然合二为一。几年之后，他又在《战争与和平》中借安德烈公爵之口，表达对死亡的看法：“是的，那就是死亡。我死了——我就醒了过来。没错，死亡就是醒过来！”
这些早期的探索多少带着些理想和浪漫的气息；而在创作后期，托尔斯泰对死亡的体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于1886年完成的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上。
出身公务员之家的伊万·伊里奇天性聪慧，早年学习法律，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同普通人一样，他经历职场起伏、结婚生子、中年危机，终于借助一次偶然的机会获得升迁。就在他兴致勃勃地装修完新房，准备享受生活时，身体却出现了问题。伊万·伊里奇在病床上与死亡抗争，同时也在反思自己循规蹈矩的一生，遍尝家人与同僚的伪善和冷漠。最终，经历了漫长的思想煎熬，伊万·伊里奇在生命弥留之际接受了死亡。他惊奇地发现，当他拥抱死亡时，疼痛消失了，而死亡也不复存在。
在这部中篇小说问世的一百多年里，它被世界各地的读者广泛阅读与讨论，如今，它已经成为托尔斯泰“三部巨制”之外最知名的代表作。著名俄侨作家、《洛丽塔》一书的作者纳博科夫对这本书大加称赞，称“这个故事是托尔斯泰最具有艺术性、最完美、最成熟的成功作品”
。在他的文学课讲稿中，还提到一个重要观点：“这个故事实际上并不是关于伊万的死，而恰恰是关于伊万的生。”
在走近小说的主人公之前，或许有必要提一下他的原型——图拉州法院的检察长伊万·伊里奇·蔑奇尼科夫。托尔斯泰评价他“是一个有卓越思想的人”
。他对于死亡的看法，以及对于自己度过的碌碌无为的生活的反思，都给作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882年2月4日，小说中的伊万·伊里奇因为胃部不明原因的疼痛死去；而在现实生活中，1881年的7月2日，伊万·蔑奇尼科夫死于严重的脓疮感染。
不过，小说中的伊万并不像图拉的检察长那样，是个“有卓越思想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人生际遇普通，思想也普通。他出身于普通的公务员家庭，父亲是一个非必要部门里的非必要官员；长大以后，他几乎重复了父亲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方式，他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在“他的洞察力正确地指引他的那个范围之内”；从开头吊唁的片段来看，在同僚眼中，就连作为“死人”，伊万·伊里奇也是普通的——“死者像所有的死人那样躺着，看起来十分沉重……”
然而，恰恰是这些“普通”传达了不一样的意味——它使人感同身受，联想到自身。就像小说第二章的开头所写的那样，“伊万·伊里奇所经历的生活是最平淡无奇，也是最可怕的”。在诸多普普通通的生命历程中，也包括了普遍的、没有人能够避免的死亡。
文中有两处细节，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刚一接触到死亡时的反应：伊万·伊里奇在床上胡思乱想时，想起基泽韦特关于死亡的三段法，心存着徒劳的侥幸——“卡伊是人，人都会死，所以卡伊也会死。他觉得这个例子永远都是对的，但是这只是用在卡伊身上，而不是对他而言的。”他认为自己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永远不会置身于死亡的境地。而另一处这样的细节则出现在小说开头的吊唁，他生前的好友彼得·伊万诺维奇一想到自己也可能会死，赶紧暗示自己，要摆脱这种念头，以免陷入郁郁寡欢的境地。托尔斯泰敏锐地抓住了所有人的这一心理：对于死亡，人似乎永远都处于“准备不足”的状态。
不仅没有准备好赴死，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朝向一种永垂不朽的状态推进。在小说里，伊万·伊里奇将自己大量的热情，投入到房子的“装修”上面。对于这个新房子，伊万·伊里奇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构思，想象房间里的一切家具和摆件都布置就绪的场景，他兴奋得夜不能寐，仿佛自己要在这栋房子里住上一千年、一万年。
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死亡并不会因此停下脚步。伊万·伊里奇死后，他的太太在客厅会见前来吊唁的客人时，需要绕过桌子去沙发上坐，因为“客厅里几乎被家具和小摆件给占满了”，在行走的过程中，她的“黑披肩上的黑色花边被桌子上的镂空雕饰挂住了”，这个细节虽然很不起眼，却充满了巨大的讽刺，它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冗杂以及过度的装饰性。
对物质性的批判，与托尔斯泰对肉体生命的否定态度有关。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有理性的人在肉体存在的状态里，是没办法认识到真实生命的。
就像伊万·伊里奇在病床上同自己的“躯壳”进行的艰难斗争，同肉体生命的诀别，是人一生中最为复杂的阶段。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托尔斯泰本人的一则趣事。很早的时候，托尔斯泰的牙就掉光了，因此晚年的时候，他主要喝粥，吃软面包。但他并不为此而气恼，他说，没有了牙，肉体就变得少了。一个人精神越多，肉体就越少。
俄罗斯的东正教向来对“死亡”十分重视，一个很鲜明的例证是：欧美一向重视圣诞节，而在俄罗斯最重要的宗教节日是复活节。这部中篇小说，也是托尔斯泰宗教思索的成果。在创作《伊万·伊里奇之死》的这一阶段，他还写作了《我的信仰》《天国在你心中》等一系列的宗教哲学文章。在学者В.А.图尼曼诺夫看来，《伊万·伊里奇之死》是托尔斯泰思想探索的文学化体现。通过伊万·伊里奇与死亡的抗争过程，托尔斯泰意图向他的读者们进行这样的死亡教育：真正的人类生活在于使肉体生命服从于精神生命。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的精神生命比他的肉体生命给他带来更多好处时，这样的生活就开始了。
为了更具体地传达自己的宗教观念，托尔斯泰塑造了盖拉西姆这样一个精神存在远大于肉体存在的圣徒形象。与小说中其他形象不同，盖拉西姆最大的特点是真诚、不虚伪，而在伊万·伊里奇死前所有的回忆中，能够让他略感安慰的也都是一些他生命中那些真诚、不做作的时刻。盖拉西姆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对死亡的看法：“我们大家都是要死的。为什么活着时不付出点劳动呢？”小说中所有人都对死亡避之不及，只有盖拉西姆不害怕死亡：“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大家都要去那个地方。”
如果说伊万·伊里奇的“赴死旅程”是小说的一条明线的话，围绕盖拉西姆的行为则形成了一条隐秘的暗线。在小说的叙事中，他起到了指引者的功能，指引伊万·伊里奇放下自己惧怕的东西，心甘情愿迎接死亡。
除了对圣徒形象的塑造，也有一些俄罗斯学者指出了小说中的“审判”情节与宗教的关系。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之所以选择一个“检察官”作为主人公并非毫无用意。小说中提到，作为检察官，伊万也曾怀着引以为傲的明察秋毫和清正廉洁，完成了上级分配的关于分裂派教徒问题的各项任务。然而吊诡的是，他拥有“提审任何人、把所有人关进大牢”的特权，却在一场无妄的病痛之后面临死亡的审判。
托尔斯泰正是用这场死亡审判提出他的质疑，伊万以及他所代表的司法机关是否有权力审判他人呢？在《福音书》里有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托尔斯泰在同一个时期提出的“勿以暴力抗恶”，也正是以这些基督教的教义为基础的。他不否认人所做的一切都将受到裁决，但这绝不来自于另一个人。在小说中，伊万·伊里奇想到死亡，发出了这样的内心独白：“看啊，现在开庭了！可是我没有犯罪啊！”“为什么要审判我？”这一次审判他的不是他的同僚，而是公正无私的神。
在探讨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内容以后，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文章的标题。既然托尔斯泰是在用小说的形式，为自己对死亡的困惑寻找答案。那么，究竟怎样的死亡是正确且令人甘心的呢？
在伊万·伊里奇初次意识到自己将会死亡的时候，他充满了恐惧。因为他害怕失去自己的个性，害怕失去自己的那个“我”。他暗自盼望疾病能够好起来，为此他认真服药，并积极寻求不同医生的帮助。他的所有抗争都在指向一点：他不甘愿就这样死去。在临死前的三天里，他不停地喊叫。这既是身体的疼痛所致，也出于他内心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明白挣扎无济于事的绝望。直到最后一个小时，当他意识到身边的亲人因为他的痛苦也备受折磨，他开始产生可怜他们的心理时，痛苦突然消失了。死亡不再可怕，相反，“死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光明。“真快乐啊！”这是他在意识清醒时的最后体验。
从痛苦到快乐，这只可能发生在伊万·伊里奇的精神层面。也就是说，他明白了这肉身并不值得眷恋，他应当为了精神而弃绝肉体，弃绝这个“我”，于是，他的痛苦消失了，他的灵魂发生了自由的转换，步入了天国。
这也是纳博科夫认为这部小说讲的不是“死”，而是“生”的原因所在。托尔斯泰相信，生命是无限的，在死之后，等待我们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生活。小说的结构安排大概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将伊万·伊里奇死亡的事实放在开头，却在作品的最后描写了“死亡再也没有了”的状态。一言以蔽之，死亡就是灵魂存在状态的转换。
可以说，这是一部写给所有人的“死亡教育”之书。即便没有足够的宗教知识，缺乏对“托尔斯泰主义”的认识，也不妨碍今天的读者将它视作一种对死亡问题的积极探索。在托尔斯泰之后，另一位哲人海德格尔也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死亡做出过一番思考。他区分了“死”与“亡”的两种状态，并提出“向死而生”的概念：只要一个人还没有亡故，他就是在向着死的方向活着。
也许可以这样说，海德格尔对死亡的论述为托尔斯泰的“死亡观”提供了前提：人只有在有生之年保持着“向死而生”的态度，在他最后的时刻，才更容易寻求到一种正确且甘心的死亡。
张猛
2023年9月于北京西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