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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体现了文化，文化孕育着性格。文化是一种人的性格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习惯是活的、社会固定的行为方式，是人们不自觉地在使用前人的社会规范的行为。这也是一个社会继替过程。习惯不是静止的社会规范，而是一套日常生活的行为和行动，在不自觉行为中完成。习惯是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的不自觉行为。习惯会改变性格，改变命运，决定命运。习惯一旦形成，将会有长期的持续性。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再改变就会不习惯、不舒适，甚至出现惰性。养成习惯非常困难，改变习惯更不容易。一切事物当被人们习以为常之后，就会形成惰性，不想变革，也不愿意变革。
国家性格凝聚特定的民族性。从人种学来看，美国人和英国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至少有着相同的语言。但是“在两个世纪时间年轮的碾压下，英国和美国开始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价值制度、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世界观等差异性，通俗地讲，就是形成了不同的极端强烈的民族性”。
英国人从欧洲来到北美大陆，在那里生活下来，新的人文区位和人文生态，养成这些英国人后裔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人们在应对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20世纪40年代在写《美国人的性格》一书时，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指出，“各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亦即是他们的文化，与其说是上帝安排下的模式，不如说是这民族在创造、试验、学习、修正的过程中积累下来应付他们地理环境和人文处境的办法。从这种立场上去看文化，每一项都有它的来历和作用；因此可以从他们的历史、地理和人文处境中加以说明的。这是说各种社会制度的形式都可以理解的”。
费孝通教授是在讨论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有关美国人的性格的研究时说这番话的。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他们的文化，是历史年轮碾压的结果。
行为规范只是抽象地存在于个人的观念，具体体现在个人的行为中。个人和身份不同，个人是可以活动、有自觉、能行为的有机体，而身份是持续在各个具体人脑中的一种公式，是机体谋生的一种办法。社会身份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坚定的社会关系，所以一个人不可能自由改变。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一种身份制度，不是任意可以改变的。社会组织就是人们的行为。固然这些行为是由一定制度、规范来约束，但制度和规范并不是组织本身。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印度文化中的性格和习惯：需要从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个人的性格去理解。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循社会组织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印度古代的耆那教主张不杀生，这也造就了印度人的善良厚道、热情有礼，易于沟通和交往。由于人的行为是由特定的社会规范规定的，所以，对于个人的行为的解释必须从具体的文化分析入手，文化因地域和时代不同而不同。
英国人类学家约翰·高乐在其《国家的品格：看懂美国的第一本书》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习惯作了自己的理解，“我曾研究过若干典型关系中习惯的和有意的行为，如子女对父母、父母对子女、夫妇、爱人、朋友、邻里、商业同行和竞争者、资方和劳方、多数对少数、美国对外国人等等，并设法一一讨论根本的、形成美国人行动的恰当的主题”。
高乐的理解实质上与费孝通的所谓“性格”是一致的，就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处事待人的基本做法。在高乐的论述中，人性表现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只有在这些关系中得以培育。这个培育过程也培育了习惯。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论是一致的。
人们的行为方式取决于他（或她）所生活的价值规范，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制度，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和正式的制度。“价值标准是文化造下来指导个人行为，使其符合于社会制度所规定下的规范，它的功能就在配合个人和社会，维持社会的制度。”
个人出生时本无社会规范，也不会自己带着社会规范来到这个世界。在其被抚育、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家长、亲戚、邻居等其生活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与其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向其展示了社会规范。言传身教是教师教育的本质。这是一个人的社会化和教化的过程。中国古人讲，文化为“文之教化”，深刻表达了这一层意思。了解印度人，首先要了解他们生活的地域环境，我们也叫它为人文区位。“我们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民的生活就得先明白赋有指导作用的价值标准是怎样的，然后才可以进而从他们的历史和地理的特殊处境中去解释这些特具的价值内容是怎样发生的。”
由于规范不同、文化不同，个体在文化中的地位也不一样。不同群体中的人对于社会关系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譬如，父子关系在印度人的认识中就和中国人、西方人的认识不完全一致。
印度在其历史进化过程中不断有外部文化的植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殖民者的影响巨大。卡迈勒·纳特写道，“印度改用并沿用了英国留下来的许多传统，其数量并不亚于它从自身历史中所继承的。甚至连威斯敏斯特的民主制度，还有得票最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它都将它们借为己用”。
根据纳特的认识，印度历史上的文化延续性非常强，未曾发生过任何对于文化有巨大破坏作用的“文化清除运动”。例如，殖民主义者离开后，印度也不曾发生“铲除”殖民主义痕迹的活动，而是借石雕玉，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改头换面，洋为印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也符合印度人的性格。若是一个民族不断通过“文化清除运动”的方式否定自己，那么在这样的社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和进行什么样的探索实践都会缺乏稳定的文化基础。一个不折腾的民族方有持久的文化和定力，才能不断稳步前进。这也是我们理解为什么印度虽然民族众多、宗教各异，但社会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