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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从文化引申出人的特性与习惯。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从三个方面来审视印度文化，它们分别是深层文化、中层文化和表层文化。这里，我们用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界定，把它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类各个族群在长期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它处理族群与自然、族群与族群，以及族群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各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深层文化，主要是指人们的四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这个层次上的文化实质上是人们对天地、对自己和对别人，以及对生命和生活的基本看法，是内在的心理和心态，它才是决定文明的核心要素。以是否食用野生动物为例，它深层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对自己内心、自己的良心等一系列深层次价值的感悟，是敬畏自然还是在自然面前无所畏惧，甚或是违背自然规律。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看法是，“‘价值观’可视作一常规象征体系之中的一因子，它能充作一准绳，人们依据它而在一定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各种行动方针中，作出自己的抉择”。
一个人顺应历史和社会大势选择了正确的价值观就会使其在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如鱼得水；同样，一个国家顺应历史和世界潮流做出的价值观体系的政策决策，决定其持续稳定的发展的国际环境，顺势而为。个体的深层文化表现出个人的品味和是否具有魅力；民族的深层文化表现在民族的软实力和是否具有吸引力。
中层文化，又称之为制度和规范，包括风俗礼仪、节日庆典、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这些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物质形态、非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例如，泰姬陵是印度艺术、爱情的表现形式，在深层次上折射了一段历史和故事。再例如，宗教信仰通过一定的仪式、典礼、行为等表现出来。印度社会的待人处事、种姓制度方式也可以划入此类。仪式、典礼如何更好地蕴涵深层文化，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社会规范等融入其中，需要我们在很多方面挖掘值得借鉴的其他国家的经验。首要的是，对中层文化这个领域不要植入过度产业化的内容，不使其失去其神圣价值。社会文化领域中的神圣感通过一定的仪式、风俗、节庆等表现出来，是人们培育价值、养成信念、约束行为、团结一致、培根铸魂的基础。
表层文化，主要是表现在衣食住行用等领域中的风俗习惯，例如，饮食的服饰色彩、着装风格、饮食材料选择、香料使用、烹调风格、居住方式、建筑风格等生活方式，这是大众化的文化，不同民族的衣食住行、行为方式，一目了然。表层文化是文化中最容易被产业化的部分，因为它直接可以与大众消费联系起来，具有可以操作化的实用性。总体感觉，这些年来，人们对于表层文化，包括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关注比较多，这个领域的发展也比较快，但对于深层文化和中层文化的关注相对少一些，或者说，在发展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的过程中没有把“四观”和社会规范等更好、更切实、更形象、更具体地融入这些表层文化形式中，没有通过具有形式意义的过程把核心内涵融化到人们心里。通过商业过程培育的文化是“生产”出来的，很多时候会一阵风似地飘过去。由互联网衍生出来的各种载体，诸如微信、微博等承载的各种信息在某些时候已经泛滥成灾，如果没有深层文化和中层文化的相对稳定性，这种表层文化会带来次生问题。文化需要娱乐化，也需要教化，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文化。优秀的表层文化应当是寓教于乐。
至于人的特性，则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概念，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它。马克思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在这里，马克思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界定人的特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做法，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在不同场合中有此类论述诸多，反映了他们一贯的立场和认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对人的类本质作出了分析，他说道：“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合乎人性的，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自然。这种关系还表明，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最具有个体性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够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进一步明确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述，我们把“人性”定义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理基本生活，诸如衣食住行中体现出来的集体行为选择。孔子说过，“食色，性也”，是指人的基本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过程中的方式和方法。各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满足“食色”的方式千差万别，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对“蛮野人”的“性生活”研究中发现，在超卜连岛，“女子是跟着男子住的，所以所生的儿女在所住的地域中是没有地位的，男子的财产和地位都须传给外甥。这种两性的社会关系，影响于一切社会生活，尤以性的生活为甚”。
这种看似简单的性生活，其实它的背后有一套社会规范，是一套类生活，包括社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甚至包括审美观。人类学研究就是要通过人类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来透视不同族群的人类特性。很多情况下，人们把各个民族的民族性理解为人性。在本书中，我们会通过不同的习俗和习惯来透视印度人的特性、民族性与习惯。印度文化中的人性还可以包括印度人的心智、个性以及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人性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印度的人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印度宗教，“印度的文化传统称其为宗教仪式或习惯传统”。它具体体现的就是印度人的特性与习惯。
不同的族群在其历史上因生活环境等因素制约，对于族群中成员的行为是有不同的爱憎形式的，而这些只能通过特定的历史环境去理解和把握。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其《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中有过这样一个描写：
人口的限制并非自然的而系人工的。一对夫妇已有了两个活着的孩子之后，仍继续他们的性生活，也不用避妊的方法，所以为妻的仍有继续受孕的机会。于是他们的人口限制就不能不求之堕胎和杀婴了。花蓝瑶妇女十之八九都知道堕胎的方法，当发现初次月经停闭时，立刻吃药，所以对于妇女的健康并没有直接影响。不懂堕胎方法的妇女，他们称作“笨老婆”。这种笨老婆要受怀孕和生产的痛苦，等孩子落地后才用绳子绞死，或用凳脚砸死，或不喂奶饿死。我们知道有一个妇人曾杀死七八个婴孩。但是有时花蓝瑶一家亦可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譬如前两生的都是男，第三个若是女，这个孩子就可以留养。同样的，前两生的都是女，第三生若是男，这孩子亦可免于一死。若是前妻生了两个孩子，续弦可以生一个。但实际上因婴孩死亡率较高，这种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是很少的。即使一家有了三个孩子，长大了亦只能留一个在家里。若是有一个孩子是男的，这男孩就留在家里娶媳妇，女的都出嫁。若都是男孩普遍都是把长子留在家里，其余的嫁出去做女婿。但是小的孩子若特别聪明能干亦可嫁大留小。若都是女孩，任意留一个在家招女婿，其余的嫁出去。因之一家即使有三个孩子，对于家庭的人数亦只能暂时增加，并不能借此绵延扩大。这种限制人口习俗的起源已不可考，我们只得到一个传说，就是在100多年前有一家生了五个孩子，父亲死后，遗嘱把所有田地都传给长子，其余四个儿子一点都分不到手，因之怀恨在心，一天四个兄弟约好了把长兄谋杀了均分田地。长兄这时有一个儿子已经长大，立意要为父亲报仇，有一次设计成功，把他四个叔父都杀死了。这事闹大了。“石牌”开会议决从此规定每家每代只准留一对夫妇。这传说并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是这习俗的起源并不很早，似属可信，因为花蓝瑶至今尚有宗族组织存在。宗族是由出自同一祖先的后裔组织而成，若是这种习俗起源早，宗族组织何从产生呢？还有一点可以注意的，就是这种习俗显然是对于现有瑶山处境的一种适应。瑶山水田面积有限，开田极难，人口数目当不能任其自然增加。传说中偏重土地问题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至今当我们询问他们为什么不多留几个孩子时，他们总是回答说“瑶山田狭，养不起多人”。这种习俗，不论它起源的迟早和发生的原因，目前已成了一种对于社会组织极有基本影响的习俗了，所以我们在叙述他们的社会组织时不能不优先提出。
“溺婴”在一种文化的视野中或许是不人道、缺乏人性的，但这些习俗只能在特定族群的特定生存环境中得到理解和解释。
19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家对于不同的族群的人的特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诸如，玛格丽特·米德、迈克尔·舒德森对于美国人性格的探索，费孝通的有关中国乡土社会的描述，阿马蒂亚·森对印度人的思考，范笔德对亚洲人精神的探索，鲁思·本尼迪克特、傅高义等对日本人的研究，迈克尔·舒德森的关于美国公共生活史著述，等等，都试图勾画这些国家国民性和民族特性，我们且将这些称为民族性、国民性，它们是民族和国家的群体画像。个体和群体的人性本质上都应当是人类具有普遍的心理属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基础。这些也是我们分析印度人的特性、国民性和习惯的视角、理论框架。
特定的人文环境、民风民俗会养育出特定的民族性、国民性。可以把印度的人性特征归结为：善良温和、机智聪慧、乐观向上、行事谨慎、自信坚韧。只有通过考察历史发展脉络、民族性格，以及各个历史契机，才能真正把握印度文化的演变、来源以及它们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善良温和、机智聪慧、自信坚韧是印度人的基本人性特征，或者叫做印度人的性格。关于个人和民族性格，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写道，“社会的价值标准和个人的性格其实本是一回事，从两个角度上看过去而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罢了。要真真描写一个社会所有的文化，应该从这两个方面配合了看的”。
费孝通教授在这里实际上是说，个人的性格是社会价值标准和社会规范在个体行为中的体现，社会价值标准通过社会化内化为个人的性格。这里的社会化既是指个人家庭的社会影响，也是指个人成长的宏观环境和其生活的历史环境，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定义的印度文化。习惯主要源自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和交往活动、教育，以及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