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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的深度研究会用到文化类型及其比较研究等方法。类型和比较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在人类学史上，类型研究始终不及比较研究发展得快。尽管人类学家们经常在进行比较研究，但对于比较的类型的界限始终没有建立过严格的规则并将其实施过。
弗雷泽在他的《金枝》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类型方法。弗雷泽所谓类型是指各种不同地区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当地人们的习俗和社会规范，也就是文化。他在人类早期历史的不同部落中寻找案例，即人类学家通常所说的类型。弗雷泽认为文化特质的广泛分布可能起因于人类中的那些心理较少发展的民族，这些文化的起源基本上都有相同之处，或者说，它们具有单独的历史起源，从这一国家扩散到另一国家，从这一民族扩散到另一民族。例如，他的《旧约的民俗》中提到该隐（即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杀害他的弟弟的故事，弗雷泽认为有关这一故事的情况在许多其他民族中也可以发现。1888年和1896年，博厄斯曾指出，人类学要承担两项任务，一个任务是“构拟”具体地区或民族的历史，他认为这是人类学的“首要的任务”。第二个任务他认为是“不同民族社会的比较证明”。
博厄斯是人类学家，又是民族学家，他所比较的类型往往是以民族为单位。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是比较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代表，在他的比较研究中，选择的类型是不同的部落及其分支。他在研究外婚制母系半偶族的制度特点时曾主张从新南威尔区内的某些部落的具体特点入手。在这些部落中，他选择了两个分支——以楔尾雕和乌鸦来命名的两个部落进行比较。后来，他在美洲西北部的海达人中也发现有类似的文化体系，他们也被分成两个外婚制母系半偶族。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在布朗那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的比较重点是一种制度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落里的功能，其类型是世界各地的部落，尤其是未开化的部落民族。
印度就其内部而言，可分为若干宗教、民族，对它们之间的比较是从深层次理解这个国家文化中的人性和习俗的基本手段之一，只是由于资料和文献的限制，我们在这本读书札记中无法开展这样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中国人类学家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之一。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之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廖太初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开启中国社会研究的过程中使用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内地农村的土地、教育、乡村工业以及边疆地区民族等问题。他们通过把有血有肉的切片素描、深入的社区研究加上对不同类型的社区的比较来解释宏大主题，比如费孝通就试图通过对长江流域的一个叫开弦弓的村落（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村落）的解析来发现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和探索中国农村的出路。1979年，费孝通领衔恢复中国社会学，他本人一开始在乡村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中也是使用了模式研究和模式比较方法。这可能是他早期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延伸。费孝通是把人类学从研究“蛮野”民族引向对现代民族和现代化研究的先行者之一。
这本书写作过程中，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基于以上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来思考印度文化中的性格和习惯这一问题的。
下文，笔者将通过人文区位的视角来看印度。历史上，印度文化历经多次大规模迁徙、交流、变迁和融合，外部文化不断侵入，印度自己的文化不断溢出，由此可以理解佛教如何和为什么会由印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也有印度学者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帮助形成了东亚的文化的基本构架，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这可能是为什么当代英国剑桥大学史学家彼得·沃森在其著名的《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中就把亚洲文化单独列出来并将亚洲文化称为起源于“亚洲”的文明的原因之一。
亚洲各国文化在交流中不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印度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这包括它的起源、发展、传播和扩散过程的全部。印度文化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但在发展模式上却大致相同，它最初的特质形成于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就南亚次大陆和印度的历史而言，它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特有的文化特质，形成特定的文化区域，规定了它特有的文化类型。与俄罗斯、中国、美国、加拿大这些大国比较，印度的国土面积并不大，它却是个人口大国。
有意思的是，与宗教和民族呈现多元性特征一样，印度拥有地球上的三种主要气候：极地气候、温带气候、热带气候。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寒多雪气候对印度北部地区的人文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印度一部分地区气候炎热，属于热带气候；还有一部分地区则属于温带气候，整个国家气候呈现多样性的特征。气候多样性与人文多样性密不可分，气候多样性造就了人文多样性。在这种多样性气候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土壤环境，造成了不同的传统季节，诸如，不同雨量的夏天，不同的秋天、冬天、春天，等等。变化多样的土壤、气候造就了印度植物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多样性，进而造成了这个地区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地域环境同样对历史上的印度政治结构多样性产生了深刻影响。
印度的热带季风气候和适宜农业生产的冲积平原、热带黑土壤等，为农业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会。印度的自然环境为其宗教和信仰的形成奠定基础。根据的联合国有关数据，印度有耕地面积1.7亿公顷，高于中国。这个地区气候炎热、植被茂盛、动物繁多，蛇是经常出现的动物之一，所以印度人自古以来就崇拜蛇，甚至把蛇作为致富发财的崇拜物。为了身体健康或治疗疾病，也要拜蛇。印度人不仅拜蛇，也崇拜牛，甚至把牛作为最神圣的动物。在印度，牛是繁殖的象征，也是维持生计的基础生产资料。
人们经常说，印度是一个由无数的小国组成的大国，也许可以从地理、气候的多样性中得到更多的解释。地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国家治理体制。当然，国家治理体制还取决于各个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选择了适合国家地理环境的治理体制，则国家治理能力必将得到更好地提升和发挥，否则，会使国家处于分裂与统一、稳定与动荡的长期摇摆之中。这里可能会衍生出三个问题：一是国家统一；二是民族和谐；三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谐与民族国家的内在机制。与国家统一相关的是中央政府如何设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单一制、联邦制还是邦联制；民族和谐是如何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上述基础上，如何处理国家体制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只做一些理论上的简单思考，事实上，这个问题可能比理论思考更加复杂。
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时代，人类各个族群固守自己的土地。生于斯，死于斯。在自己的自然环境中生长出符合自己需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自然区位上形成人文区位，形成文化生态。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不同的族群之间开展交流，不同文化先是发生碰撞，后是相互交流、融合。至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不同文化的融合仍然在继续，这就是人类历史，究其深层次原因，有文化层面上的，也有利益层面上的。文化层面上的原因自然不用说了，从20世纪后期的海湾战争背后可以看到宗教信仰的较量，也可以看到石油、美元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