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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印度是一个大国，既是因为它是现有人口规模上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还是因为它有着快速发展经济的潜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年，印度人口已经达到14.1亿人，预期寿命为70岁（2020年数据），人口年增长率0.8%；预计2060年后，印度人口达到17亿的峰值；2021年，印度的GDP总量为3.18万亿美元，人均GDP2，256.6美元，GDP年增长率为8.7%。
2020年之后，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事实上，最近三年间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展着深刻的变化，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与以前不同的情况，印度的竞争力有可能快速提升，成为世界市场中更具竞争力的角逐者。掌握像印度这样一个大国的具有时间和空间特征的“地方性知识”，必须基于印度特有的历史、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社会结构，而不能简单地以自己的心理、自己的文化去诠释这样一个多元统一大国的文化和国民性。
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还不可能在不同各个民族之间找到一套能够简单地理解和解释地球上所有文化和文明的话语体系，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比较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基本的东西。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会发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个性与共性。比较始于了解，基于交流和沟通，完成于对话。共性研究固然重要，了解各个民族的个性更是不可或缺。
分析各个民族文化生成的区位是把握各个文化和不同人类行为的基本方式之一。人文区位分析是从特定人文地理看人类行为和人们解释特定文化行为的一种方法。在这本书中，我们试图来对印度的人文区位进行分析，发现其文化和人性形成的自然、历史和人文环境。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德国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对地理学和民族学在现代的发展中都曾产生重要影响。一是他提出了Lebensraum，即“生活空间”概念，把人类族群与他们发展的地理空间联系起来；二是思考人口分布、人口和移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生存环境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
仅仅从地理环境解释文化自然会暴露出其视角上的局限性。地理环境在文明的最初启动过程无疑作用突出，一旦地理环境和在其中生成的人文生态结合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当代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自然环境最不易变化，文化也是影响人类发展的长时段力量，前者是外部的，后者是内心的。文化的力量能够长久不衰。历朝历代，芸芸众生都不过是匆匆过客。但青山依旧在，文化也通过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代代延续，作为一种长时段力量默默发挥着人们不易觉察和具有支配能力的作用。
出生于德国的著名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普通人类学的创始人、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先驱弗朗茨·博厄斯受到了拉策尔的启示，把人类学与历史看成一株“文化之树”，这个文化之树有着复杂的枝叶，它们互相联结并产生新的分支：第一分枝代表一个独特的而不同的文化整体，要了解这个文化整体必须从其本身所特有的文化区位入手，探索各地的文化与制度。人类历史上有几大古代文明，包括中国古代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等，都类似博厄斯所说的“第一分枝”。1886年，博厄斯移居美国，担任过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等职，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类学家，是当之无愧的美国人类学创始人。
在18世纪的法国，地质学家们就开展划分自然区方面的探索。他们发现，文化的突出基本单位之间的互补性，提出了把这些基本单位之间的互补性结合为较大单位的设想，从而提出了区域性的组织理解和解释。后来，一些历史学家从心理方面探索法国各个地区文化的个性，以及它们怎样合而为一的，如何形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国所具有的文化特色。他们使用的方法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即追溯以往的历史。后来，有关这个问题的专家们研究发现：法国许多地区的稳定令人注目，法国国内的多数区域，可以一直追溯到高卢—罗马时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学者又将以上观点推进一步，他们从地域的分区、人口的密度、人口的流动来看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各文化不同之处，以及不同的文化如何在空间的组织上反映出来。
产生于特定人文区位的文化也可以被称之为文化模式。模式研究是人类学常用的方法，与之相伴的是比较。美国社会学家、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社会学教授米尔顿·M.戈登对印度是这样描写的，“在遥远的印度，据学者们推测，从来自西北方向的征服者的文明中发展出了印度教，这个宗教要求非常严格的种姓、亚种姓的等级制和血缘承袭制，这种制度体系非常细致地规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空间、职业身份和认同意识。我是一个婆罗门，因此我是一个神圣经学的守护者和解释者，所有那些非婆罗门种姓的人对于我而言都是劣等的人，他们必须对我表示尊崇”。
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开创性地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对美国族群同化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建立了自己的变量体系。印度文化核心问题是宗教和种姓，我们且可以将其称为印度文化模式。对于印度教的形成，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其《印度的历史潮流》一文中是如此说的，“雅利安人的纯哲学与达罗毗荼人的艺术趣味和形象思维能力相结合，凝成一种特质。它不完全是雅利安人的，也不完全是非雅利安人的，它就是印度教”。
泰戈尔在这里重复了人们无数次思考和阐述、历史也经历无数次如此这般的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文化是在交流交往中融合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