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各有其道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眼下，一些国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获得了更多发展机遇，印度便是其中之一。据说，2022年，印度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印度是个大国，人口超过14亿人，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对拓展国际视野，理解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十分必要。恩师费孝通教授在谈到美国人的性格时曾这样说过：“我总觉各种文化里长大的人不能互相了解是当前世界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往，世界上各地的人民各自孤立地在个别的处境里发展他们的生活方式。交通不便，往来不易，各不相关。现在却因交通工具的发达，四海一体，天下一家，门户洞开，没有人能再闭关自守，经营孤立的生活了。在经济上我们全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分工合作的体系，利害相联，休戚相关，一个世界性的大社会业已开始形成。但是各地的人民却还有着他们从个别历史中积累成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少价值标准是不相同的。同样一件事，一句话，可以在不同文化中引起不同的反应。” “不同文化中引起不同的反应”是因为不同的人群、族群因历史、文化、环境、政治、经济等不同因素，内心世界形成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心理和认知机制，进而会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全球化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接纳，相互认同，相互融合，进而实现共同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初春，我看到了一篇关于印度素食主义的文章，了解到印度文化中因牛的神圣和对其崇拜而不食牛肉的习惯。这些使我突然想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民族文化中的信仰问题，印度是因为对牛的信仰和崇拜而不食牛肉。我也看到英国人类学家约翰·高乐（John Goren）在其所著《国家的品格》一书中说道：“印度教徒鄙视我们吃牛肉，可我们有谁会认为这种反对是合理的呢？” 这反映了文化中的价值问题。第二个是习惯问题，长期坚持的信仰和价值观，久而久之会表现为生活中的不自觉行为，成为习惯，也使我进一步有了解各个民族习惯背后的文化原因的意愿，以及从文化的角度反思民族生活习惯的意义和价值的冲动。

在这样的思路诱导下，我在原先对既往“印度文化中人性与习惯”研究思考的基础上，对自己现有藏书开展阅读，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问题中，进一步分析了印度人的性格和文化习惯，逐步理清了一个基本的思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民族的文化、国民性和习惯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这个历史环境既包括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包括他们历经的历史，还包括在其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人口、经济、信息等诸多方面的交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习惯成自然”，这一方面是说，习惯会成为行为中的不自觉活动，久而久之，就会习以为常；另一方面是说，习惯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改变了就会觉得不自在，不自在就会自觉地顺从舒服，“恶习难改”也就是这个意思。人类最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对自己习以为常的行为进行反思，或叫做自省。自省是文化自觉的一项功夫。1934年4月，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从事人类学学习和研究的费孝通在《论内省及意识》一文中写道：“内省是一种动作，所见的是一种状态，就是所谓意识。动作在被另一动作所‘见’时，就也成了一种被见的状态，也成了意识的部分。” 他从当时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流派和思想分析了内省的方式和方法及其要求，后来，在其一生中，他不断通过实地观察、内省等方式认识文化和理解人们的行为。

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中的基础性要素。它在长期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构成了民族文化的特性。马克思曾经讲过，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特性、国家的国民性则是人们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来的真善美、假恶丑。当然在不同的环境中，这种真善美、假恶丑的表现方式、表达方式不一样。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都表现为两面性，一方面就是真善美，对待别人所表现出来的真诚、善意和欣赏；另一个方面表现出假恶丑。一个民族的人性如何表现，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化、风俗，等等。“人性决定了固有习惯一旦被打破，就会滋生各种各样的猜测；疑惑像蠕虫一样啃噬着公众意识。在铁路时代，人们担心的是铁路的高速运动会导致奶牛不再吃草，母鸡不再下蛋，母马不再看管自己的马驹，蒸汽机车喷出的烟会让鸟儿落地而亡。” 各个民族的性格的特性是深藏在人民心底的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表面上是很难以说清楚的，只有通过各种行为才能表现出来，要使各个民族设身处地想想对方更非易事。在日常生活里，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别的民族的文化之间是经常打架的，民族之间的“各美其美”至关重要。历史一再证明，唯我独尊的国民性持续下来会损害民族的发展和繁荣。这点，我比较欣赏傅高义先生的看法，“每个国家都能从其他许多国家学到许多东西。我相信邓小平绝对正确：他呼吁中国不要跟随任何一种模式，而应研究整个世界发展，考虑中国可以尝试哪些，之后进行实验并改造那些对中国国情最为适用者”。 2022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既强调了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也考虑要认识各个国家的共同特征。2019年春夏之交，我有幸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附近的傅高义教授寓所拜访这位睿智的老人。尽管已经年逾八十，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在研究中国的发展和关注中国的进步，不时地询问中国国内的情况。傅高义是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系荣退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邓小平时代》（2000）等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长期居住日本，对日本社会进行大量的人类学观察，1963年出版了《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1979年完成专著《日本第一》，2000年又出版了《日本是否仍是第一》。他的这种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家的研究使他能够以全球化、多元化、包容性的眼光和人类学家的切身感受审视当代全球文化和全球发展问题，看到了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民族、地区对自己文化开展自省的意义，他也看到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自省意识对于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中国古语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1947年7月，费孝通在清华园写道：“各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亦即是他们的文化，与其说是上帝安排下的模式，不如说是这民族在创造，试验，学习，修正的过程中累积下来应付他们地理和人文处境的办法。从这种立场上去看文化，每一项目都有它的来历和作用；因此可以从他们的历史，地理和人文处境中加以说明的。这是说各种社会制度的形式都可以理解的。人类学的任务就在理解各式各种的文化形态。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的对象。” 费孝通在这里讲的“社会制度”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等社会制度要素通过文化价值搭配起来的体系，成为隐藏在其背后的价值观念。

文化自省和发现习惯需要从身边的事情开始。习惯的深层次是民族、群体的文化与性格。对于文化的层次，许多人类学家都试图探讨，例如，原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俄罗斯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就曾认为偏重体质的心理学“范围太狭，包括不了思想，意识，于是联上mind这个字，创造出Psycho-mental一词，用来指群体所表现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又认为这个现象是一种复杂而融洽的整体，所以加上他喜欢用的complex一字，构成了人类学研究最上层的对象”。按照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的解释，史禄国的这种用法，是因为这位俄国人类学家对通古斯人社会文化中特别发达的“shamanism（萨满信仰）” 的研究。费孝通晚年提出人的心态这一层次的文化，也是有自己对于文化层次发展的考虑的，他把这个层次的文化称之为人与人关系的最深层次的内容，即心与心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庄孔韶对此也有自己的考虑，他说：“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宇宙观、思想、知识、制度和行为系统总是有可以追寻的线索，高层文化与基层文化的历史性传递与关联过程，提供人类学田野工作反向观察，以及寻找文化解释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文化层次是从行政和社会分层的角度展开的，我们会在后边换一个角度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庄孔韶教授的探索，至少告诉我们，文化分析是可以分解和分层的，至于如何分解和分层要根据不同理论框架和理论预设，如“对儒家经典（如朱子著作）的思想阐释是中国高层学术圈研究的领域，但从民间礼俗、家庭生活、蒙塾教本、民居与田制、谚语和传说的田野调查中反向发现朱子思想、礼制的关系，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庄孔韶的这些探讨是基于一个人类学家在乡村变迁中的实地观察的感受和阅读历史经典的觉悟的集合，现实中还可以从文化的精神层面、公共文化、文化产业等多个角度分析。对于这个问题，这本书将在后边尝试着做进一步的分析。

这本书试图通过读书札记的形式认识、理解、解读印度民族的文明、文化和性格特征，对于个案的解剖可以进一步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东西，进而为未来做一些比较研究准备，以进一步认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和性格，推动文化自省，实现文化自信自强，通过比较形成文化上的深度自觉。中国人民有着自己坚定的文化自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一点文化反思和形成文化上的自觉十分有必要。记得费孝通教授在世时曾反复强调“文化自觉”，就是要求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样既是哲学问题，又是文化问题的问题。在文化意义上，“我们是谁？”是要回答滋养我们这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是要回答我们为什么必须坚守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和坚守我们民族人性底线；“我们要到哪里去？”是指面对当代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应当做出怎样的选择，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在21世纪时常面对自然灾害，也饱受战争痛苦。各国遭受了共同的苦难，也有各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艰难历程，如果不反思各自的文化、自己文化中的习惯和自己文化中的人的特性，就不能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的事情。缺乏反思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一个国家对于人类的贡献不仅在于它如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更在于它在改善人类福祉方面的贡献，它如何在哲学、信仰、法律、道德领域提出举足轻重的思想、观点、方法，这是衡量现代国家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也正是通过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典型的实地研究报告，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之所以生生不息、威武不屈，就在于始终能够不断地从自己的历史教训和经验中学习，尽管历经磨难，始终在学习中发展，在学习中进步，屹立于世界东方。

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会更有价值，因为各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应急体系、运作系统都是由生活在具体文化中的人来完成的，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各自文化中生长起来的人。他们的性格特征、风俗习惯直接影响到制度和政策的实施效果，这些性格特征等构成了国家的制度安排、应急体系、运作系统的制度环境、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没有理由不考虑各个个体背后的文化。忽视个体背后的文化就很难理解各种制度背后的运行机制。

五年来，在围绕着这个题目的阅读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纸质的和电子的，总的感觉，我们对印度这样一个民族的研究是不够的。尽管印度在经济总量、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基础设施以及综合国力等方面都赶不上中国，但是，这个国家是这些年来在全球中发展较快，被一些国家、国际组织比较看好的巨大经济体之一，它的未来发展如何，既取决于国际环境，取决于它自身的改革、发展，还取决于它固有的文化传统。比较起来，印度文化更是具有它自己的特色，我们知道比较多的是它的种姓制度、宗教信仰等，其实综合起来看，它还有更多我们未知的东西。按照萨缪尔·P.亨廷顿的理解，印度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之一。亨廷顿将“世界分成八九个主要的文明”。印度这个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后，尤其是在全球格局出现一系列变故后，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了解这样一个国家，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设计和制定自己的战略、政策是十分必要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读书、思考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当然，研究人的特性、民族的国民性、习惯不能仅仅局限于文献，内省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若是条件允许的话，开展实地研究自然是最好的方法。经常通过内省的方式来理解习惯在生活中的作用，反观自己、反观别人、反观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确实感觉习惯的重要性。习惯形成了，要改变也不容易，不仅是因为个人不好适应，它还会涉及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如此这般，对于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反思和对自身文化的自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每天都浏览网上的大量微信、新闻、朋友分享文章，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蜂拥至来、鱼目混珠、真假难辨，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工作以及互联网治理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互联网代表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它大大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市场经济的推动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众媒体的普及，几乎主宰了21世纪初的市场和公共服务供给。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研究和阅读印度的相关问题和相关文献时也感觉到了，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会促使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在某些方面走向趋同，像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和“多元性统一”的国家也不例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生活中经历的种种事情，折射出了许多我们在常规时期所不曾看到的东西，有些事情的发展难以预料到，同时也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的悲观论点和盲目乐观的论点都是不可取的。全面、认真、科学地评价现状，从文化、人的特性、民族的国民性、习惯进行深度反思，对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