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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是研究汉语历史发展的一门学问。要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就必须依赖历代保留下来的语料。如果不分时代，熔语料于一炉而治之，即便像《马氏文通》那样的开拓之作也难逃诟病；如果不辨真伪，把时代有误的语料用来作研究，那更无异于沙滩造屋。所以，在当今注重研究方法的同时，语料的鉴别同样应引起重视。
语料鉴别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首先，语料鉴别可以为汉语史研究提供可靠的保障。“在语言的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资料选择。资料选择得怎样，对研究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太田辰夫 1958：380）其次，语料鉴别也可以为文献学解决一些难题，如作品断代、作者判定等。不少学者曾从语法、词汇、语音等角度，对一些存有疑问的作品或作者作出过卓有成效的鉴定。最后，语料鉴别多从词汇、语法、音韵等角度入手，从这一点来说，语料鉴别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研究。
汉语史研究需要充分占有语料，如果不作鉴别而误用语料，就会带来描写不精或论断不确的后果。譬如，有学者在描写《齐民要术》中“于/在+处所”句法位置的变化时，没有区分卷首《杂说》等后世掺入的内容，描写显得粗糙，因而使得统计数据和结论抵牾；又如有学者引用署名为安世高的《佛说处处经》中“佛言：意但当分别六衰，不当着着便不得道”一例，来说明体态助词“着”已经在东汉出现，这恐怕是误用语料的一个失断
，因为《佛说处处经》被证明并非东汉安世高所译。由此足见语料鉴别在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前人（特别是清人）对上古语料做过不少董理辨伪的工作；相对来说，他们对中古以后的语料整理鉴别较少。为此，本文以中古语料的鉴别为主旨，概要介绍中古语料的鉴别情况，以期引起学界对中古语料鉴别的重视。
梁启超（1996：305）曾说：“无论做那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为此，他举出历史上大批造假的时期有“战国之末、西汉之初、西汉之末、魏晋之交、两晋至六朝、明中叶以后”六个，并且把伪书的性质分为十类
。就笔者目力所及，中古语料存伪的情况（包括伪托作者、时代有误、内容掺杂等），似可别为以下几类：
1.有些托名上古的著作，实际上是中古的作品。如托名列御寇的《列子》、托名西汉孔安国的“伪孔传”，其实都是晋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只是作者有问题，内容并无刻意拟古
。
2.有些作品的年代虽有问题，但不出中古时期。如有些署名东汉译人的译经、被认作汉末之作的《孔雀东南飞》等，这些作品虽然不能当作东汉语料运用，但仍然可以当作中古语料使用。
3.有些注明为中古的作品，其中却有近代掺入的内容。如《齐民要术》确为北魏贾思勰之作，但开首《杂说》则不是贾思勰的原著，很可能是唐人手笔。
4.有些确定为中古的伪作，其中却有上古原书的内容。如《孔丛子》确为晋人伪作，但其中《小尔雅》一篇，则为《汉志》旧本，应是秦末人孔鲋所撰。
第1类虽然作者的真实性有问题，但如果因此废置不用，则会丧失一些有价值的中古语料；第2类虽然年代的真实性有问题，但把它们当作中古语料来使用不会有误；第3类如果不考虑语料的变化性，就会把近代的一些语料误当作中古的语料来使用；第4类如果不考虑语料的传承性，又会把上古的一些语料误当作中古的语料来使用。
在辨别语料存伪情况的同时，应特别注意语料之中的史料。研究历史利用史料要辨别真伪，研究汉语史利用史料也要辨别真伪，不过两者研究的对象不同，因而确定真伪的情况也不同。历史学看重史料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是否真实，而汉语史则看重史料所运用的语言是否真实。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史书叙述的时代与编著的时代不同，是以史书叙述的年代为标准，还是以编著的时代为标准？王力（1958：19）在谈到汉语史研究时，尤为强调认真地审查研究的对象：“所谓认真地审查研究的对象，就是要辨别史料的时代。……有些书虽然不是‘伪书’，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书中所叙述的时代为标准，而应该以著书的时代为标准。书中所叙述某一个古人的谈话，也不能轻信为那古人当时的语言。”这段话涉及史料处理的两个问题：1.编著者的时代是否同于史料所叙述的时代？2.编著者记录前世的说语（即记言部分）是否同于编著者编辑的前世资料（即记事部分）？
对于第一个问题，洪诚（2000：106）认为“著书时代不能作为辨别一切史料时代的标准”，并认为王力的原则只适用于部分史料，不能用之于一般。而且这一原则要具备三个条件：1.这种史料全部是著者自己的语言；2.这种史料在客观上必须是同类的各种著述中最早的一部，最低的限度在现存的著作中是某种语言现象最早的记录；3.它里面没有直接引述的前代语言。这样看来，《史记》勉强符合条件，因为司马迁基本上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记述史料的
；而《晋书》等就不一定，因为房玄龄等编撰时多采用前代的材料（如采用《世说新语》《郭子》《启颜录》等），其中采录《世说新语》就达400余事。在洪诚看来，《晋书》这类史料的语言不能视为著书时代的语言，王力的原则只适合于著者用自己语言记述的史料，而不适合于著者编纂的史料。柳士镇（1988）则似乎同意王力的观点，认为“以成书年代作为史料时代的原则是比较稳妥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有人认为应该将史料分为记事和记言两部分，记事部分可以算是著者时代的语言，而记言部分则应视为说者时代的语言
。这等于承认，史料中记言部分的语料要比记事部分的语料早。首肯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史家在编著史料时，是原样照录历史人物的言语声吻。但是，这一前提很难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古代没有录音设备，无以保证史家用的都是“直接引语”；即便依赖前时档案保留了“直接引语”，后代编者也难免会有改动。柳士镇（1988）通过对《晋书》和《世说新语》的比较，证明《世说新语》中的人物言语在《晋书》中并非原文照录，这一证明无异于否认了上面“记言部分应视为说者时代语言”的观点。所以，王力认为“书中所叙述某一个古人的谈话，也不能轻信为那古人当时的语言”还是有道理的。
语料的鉴别离不开比较，而比较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
，如果从语料之间的比较来看，方法有三：
1.被怀疑语料与同一文本的其他语料作对比。譬如《齐民要术》卷前《杂说》与同书其他正文相比较，通过比较，可以证明卷前《杂说》当是近代杂入。证据有（柳士镇 1989）：1）词汇上，如表示“耕田后平整土地的动作”义的词语，《杂说》用“盖”或“盖磨”，而其他正文用“劳”为常；《杂说》有“第二遍”这样词头与动量词结合的用例，而其他正文无。2）语法上，如《杂说》有“两个月”这样用量词“个”来计时的用例，而其他正文无；《杂说》中“着”有体态助词的用法，而其他正文中的“着”多是实义动词；《杂说》多见“了”的虚化用法，而其他正文少见。
2.被怀疑语料与同一作者的其他语料作对比。譬如被确定为安世高所译的《法受尘经》与安世高的其他译经相比较，通过比较，可以证明《法受尘经》不是安世高所出
。证据有：1）安世高译经中第一人称代词几乎都用“我”（共162例），只有两例用“吾”，而这例外的两例正出现在《法受尘经》中；2）安世高译经首句多是“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而此经首句是“闻如是，一时佛游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3）此经用“是以”等文言词，而不见“用是故”等见于安世高译经中的词语；4）此经中多用“之”，而在安世高的译经中少用“之”
；5）此经中出现旧词“女子”，这不但在安世高的译经中是绝无仅有，乃至在整个东汉的译经中也属罕见，东汉译经主要用新词“女人”（达264例之多）
。
3.被怀疑语料与同一时代的其他语料作对比。譬如托名东汉所译的《大方便佛报恩经》与东汉同期的其他译经相比较，通过比较，可以证明《大方便佛报恩经》并非东汉所出。证据有：1）词汇上质的不同，《大方便佛报恩经》有“村”“觅”等新词，而在时代确定的东汉佛经中不见这些新词，只有语义相同的“聚/落”“求/索”等旧词；2）词汇上量的不同，《大方便佛报恩经》“唤”19见、“看”13见，而在时代确定的东汉译经中“唤”虽有5见，但其中3例有异文作“呼”，而“看”也仅仅1见，东汉译经仍然多用“呼”“见”等词，少用“唤”“看”等词。
如果仅从语料自身着眼，语料鉴别又可从文献学（包括“著录”“卷数”“文例”等）、文化学（包括“地名”“名物”“典故”“避讳”等），语言学（包括“词汇”“语法”“语音”等）等角度入手，也可以综合几者来鉴别。
1.从文献学角度鉴别
首先，可以从著录上考察。余嘉锡（1983：1）有言：“或得一古书，欲知其时代、撰人及书之真伪，篇之完缺，皆非考之目录不为功。”中古中土文献若不见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唐魏征等编）和《崇文总目》（宋王尧臣等编）等，便值得怀疑；中古汉译佛典若不见著录于《出三藏记集》（南朝梁僧祐撰）、《众经目录》（隋朝法经撰）、《开元释教录》（唐朝智昇撰）等，也值得怀疑
。如在《出三藏记集》和《众经目录》中都收录了《大方便报恩经》，但均定为失译，并未注明时代、译人，后来误托东汉支谶所出并无经录证据
。
其次，可以从卷数上考察。古籍流传，卷数一般是由多变少，而不会是由少变多。如果卷数越来越多就值得怀疑，如《鹖冠子》在《汉志》中著录仅1篇，而在《崇文总目》中则著录为30篇。据此可以判定《鹖冠子》一书显然有伪，或托旧题而作，或据旧作添加，总之已非原书。
最后，可以从文例上考察。在此仅举通假之例和用字之例，如《列子》中有以“童”通“同”、“住”通“数”、“肆”通“叱”、“视”通“指”等通假之例，张永言（1991）认为这些通假都是羌无故实的自我作古，因为在上古语料中并不见类似的通假，由此可见造伪者的斧凿之迹。又如“见/现”“景/影”“华/花”“舍/捨”“采/採”“要/腰”等古今字，斜线后者多是汉以后常用字例，所以如果某一语料多用后一种字例，则有助于确定其为中古语料。但由于文本流传历经抄写，字例不一定反映原作原貌，其中不排除钞胥的手改，因此字例最多只能作为一种旁证。
2.从文化学角度鉴别
因为只有后人征引前人而不会前人征引后人，所以如在一部确定为某时某人的作品中出现了其后才有的地名、名物、典故、避讳等文化内容，就有作伪的嫌疑
。
譬如《列子》中有“西域”地名，而宋人黄震在其《黄氏日钞》中指出“西域之名，始于汉武”，可见此书当不作于汉代之前；又《列子》中见“锟铻之剑”“火浣之布”等名物，张永言（1991）指出这都是由西土流入而盛传于魏晋的名物，可见此书应当是魏晋人所作。
又如《孔雀东南飞》中“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一句，徐复（1958）认为其中“第五郎”应是虚指，典出《世说新语·栖逸》：“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因此，世以“第五郎”来泛称潇洒男子。又《孔雀东南飞》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一句，其中“初阳”指初春，东晋人讳“春”字，所以把“春”改为“阳”。据此，此诗应非汉末建安诗人所为。
前一例是通过地名、名物来鉴别《列子》为晋人所伪；后一例是通过用典、避讳来鉴别《孔雀东南飞》非东汉作品。除地名、名物、典故、避讳之外，文化学的证据还有人名、年号、官制，等等。
3.从语言学角度鉴别
首先，可以从词汇上考证。譬如梁晓虹（1996）通过“专有名词”和“一般用语”，来证明《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1）专有名词的证据，如康僧会所译的《六度集经》喜用“泰山”“沟港”“频来”“不还”“应真”“除馑”等意译词，而《旧杂譬喻经》喜用“泥犁”“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罗汉”“比丘”等音译词；2）一般名词的证据，如《六度集经》中用“巨细”“大理家、理家”等，而《旧杂譬喻经》中用“大小”“大姓”等。
利用词汇来鉴别语料，应当选用有价值的词语。具有时代、方言、发展特点的词语，比较适宜作为鉴别的标准。1）具有时代特色的词语，如《孔雀东南飞》“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一句，其中的“兰”就是一个有晋代特色的俗词，义同“某”。《列子·说符》也有两例：“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又有兰子又能燕戏者，闻之。”张湛注“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谓之兰也”。又《孔雀东南飞》“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中的“姥”也是晋代始用的一个词语。根据这些具有晋代特色的词语，可以鉴定《孔雀东南飞》当是晋人所作（徐复 1958）。2）具有方言特色的词语，如《论衡·自纪》“以圣典示小雅，以野言说丘野”。刘盼遂《集解》引《集韵》云“吴人呼赤子为牙子”，并谓“今中国江、淮之域尚多呼小儿为小牙者”。又《论衡·死伪》“灓水击其墓，见棺之前和”，章炳麟《新方言》卷六谓“今浙江犹谓棺之前端曰前和头，音如华”。“小雅”“和”都是吴地方言词。又《论衡》书中“或时”几乎都作“或许”解，同样的例子在东汉安世高、支谶的译经中也可见到，这应是当时洛阳一带的一个方言词。王充出生吴地（会稽上虞），游宦洛阳，上面几个方言词正好与他的身世相合。清人梁章钜认为《论衡》“文笔冗漫，实不类汉人所为”，不可信从。3）新词（尤其是新兴常用词）新义（尤其是新兴核心义）的价值。如汪维辉（2000，2001）根据“阿娘、阿婆、合眼、浑身、全家、歇、醒、要紧”等新词，鉴定八卷本《搜神记》为北宋人作；又如张永言（1991）根据“侵”有“逼近”、“拟”有“准备”、“移时”有“过了好一会儿”新义，杨伯峻（1956）根据“舞”有“戏弄”新义，鉴定《列子》为晋代人作。
其次，可以从语法上考证。譬如曹广顺、遇笑容（1998）通过四种语法现象的考察，证明《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这4种语法证据是：1）总括副词“都”的使用，《六度集经》（48见）比《旧杂譬喻经》（3见）使用频率高得多；2）完成貌句式中使用的完成动词，《六度集经》有“已、竟、讫、毕”，《旧杂譬喻经》有“已、讫、毕”，但后者更趋向用“已”；3）动词连用格式的使用，《六度集经》超过80例，常用“化为（43见）”、少用“化作（3见）”，《旧杂譬喻经》有近30例，常用“化作（7见）”、少用“化为（2见）”；4）疑问句式的使用，两者疑问词和语气词有差异，《六度集经》用“孰”“云何”等旧式疑问词，且好用语气词“乎”；《旧杂譬喻经》不用“熟”“云何”等旧式疑问词，语气词“乎”比前者少，反复问句末多用“不”。
最后，可以从音韵上考证。譬如徐复（1958）认为魏晋有阳唐和东韵通押、脂微皆灰咍和支韵通押、鱼和尤侯的杂押的现象，《孔雀东南飞》中正好也有与魏晋用韵相符的例证。如“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此为阳唐和东韵通押；又如“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此为脂微皆灰咍和支韵通押。又如“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诸，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此为鱼和尤侯的杂押。
4.从综合角度鉴别
语料中显现的证据不一定成系统，有的只是一鳞半爪。因此，在鉴定语料时，不能仅凭单方面的只文孤例，而应该综合诸法。如徐复（1958）考证《孔雀东南飞》为晋人所作，就是综合词汇、语法、用韵、用典、避讳等多方面的考证得出的结论。又如张永言（1991）考证《列子》为晋人张湛所作，也是结合假借文例、新词新义、名物词语等多方面的考证得出的结论。
虽然综合利用诸种证据是值得提倡的鉴别方法，但是也必须承认，在文献、文化、语言三种鉴别方法中，语言鉴别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因为造假者即使有心作伪，可以避免在一些文化常识上露马脚，但毕竟不是语言专家，在遣词造句的时候难免不露蛛丝马迹；其次，通过语言例证，不仅可以鉴别古籍的真伪，审定其写作年代，还可以从方言的语法、用词等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贯；此外，语言的证据也总是要比文献、文化的证据常见易得，因为文献、文化的证据零星少见，而任何语料都不能不形诸语言。
词汇、语法、音韵是语言鉴别可资利用的三种证据，但三者的价值和效用是否又相等呢？其中是否可以区分出更为有效的证据呢？一般来说，有效的证据应当是“普遍性好、规律性强”的材料，下面用一个表格（如表1所示）来条分三者的情况：
表1
由上表可见，语音变化速度慢，数量也少；虽然规律性强，但普遍性显然不及语法，更不及词汇。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证据，因为韵文的材料毕竟有限。
词汇变化比语法速度快、数量也多，普遍性好，因而有些学者（如徐复、汪维辉）特别强调词汇证据。徐复（1958）认为：“它是最现实的，也是变化最敏感的东西，只要时代一有了变化，它就跟着产生了新的词语。所以要推测一篇作品的写作年代，只有从词汇中去探求，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古韵和语法上的一些变化，在考证年代上，只作为辅助的办法。当有了语言上别种强有力的证据时，这些事例可以作个次要的证据的。”针对词汇比语法规律性弱，汪维辉（2000）强调“词汇同样具有时代性，一个词或一个义项始见于何时，虽难以说得绝对准确，但大体上是可以考定的。尤其是一些在历史上有过历时更替关系的常用词，它们的发展变化很有规律，时代性尤为明确”。因此他认为“从语言角度鉴定古籍年代，词汇也应该是一项重要的依据，至少跟语法现象有着同等的价值，甚至可能比语法方面的证据更可靠，因为一般说来，词汇比语法变得快，时代性更强”。
语法虽然比词汇变化速度慢、数量要少，但普遍性比语音好、规律性比词汇强，因而有些学者（如江蓝生、柳士镇）特别强调语法证据。江蓝生（1987）认为“与词汇相比，语法方面的现象更具有规律性、普遍性，因而也更可靠些；词汇方面，由于我们毕竟不能遍览群书，见闻难免漏缺。所以词汇方面的现象难以与语法方面的同等对待，把他们作为参考鉴定词比较合适”。柳士镇（1989）承认语法变化的速度比不上词汇，“但是，也正因为它们的发展变化比词汇要缓慢，因而它们一旦发生了变迁，其鉴别作品时代性的作用也就显得更加重要而可靠”。
诚然，词汇变化速度快、数量多，在没有或罕见语法、语音证据的语料中，词汇的例证自然独占鳌头，它的有效性突出表现在证据的数量上；语音和语法变化速度慢、数量少，但在同时兼有三种证据的语料中，语法和语音的例证应当另眼相看，它们的有效性突出表现在证据的质量上。语料鉴别的有效方法，应是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证据，普遍性和规律性相结合，质量并重，而不应厚此薄彼。江蓝生（1987）根据6个语法证据（疑问副词“还”、测度副词“莫”、概数助词“以来/来”、助动词“要”、人称代词“你/某”、自称代词“儿/儿家”）、4个词汇证据（遮莫、伍伯、关节、心口思维）考定八卷本《搜神记》出自晚唐五代或北宋人之手，方一新（2003）根据三种语法证据（判断句、被动句和疑问句）、两种词汇证据（一般语词和“～切”式复音词）考定《大方便佛报恩经》为魏晋以后译经，都是综合利用语法、词汇证据的成功范例。
鉴别语料，去伪存真，既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也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前贤时哲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但是也应该看到，存在某些不足。针对这些不足，可以归纳两点注意事项：
（1）用作鉴定的例证一定要准确可靠。譬如徐复（1958）为鉴定《孔雀东南飞》非东汉而是晋代之作，举出诗中用了“不堪（不能忍受）”“尔（应答声）”“启（启白）”等晋代新词。然而，这些例证并不可靠，因为东汉已有这些词，它们并非晋代新词，仅举东汉佛典为例：
“其器者以 不堪 菩萨心。”（《阿阇世王经》）
“须菩提报佛言： 尔 ，天中天！”（《道行般若经》）
“当卜所宜，别自 启 白。”（《修行本起经》）
又如梅祖麟（1982）举出方位词“里”、动量词“通”、询问词“那”、非被动“见”、第三身代词“渠”、着重语气的“是”、昵称“卿”、必然义的“会”、随即义的“登即”、后置词“复”等10项虚词的用例证明《孔雀东南飞》之作不应早于公元五六世纪，但是魏培泉（1993）观察到，除动量词“通”和第三身代词“渠”外，其余8项都有见于汉代的例子。如此看来，徐、梅二人用作鉴定的例证不但不成证据，反倒是成了反证。所以选用例证来鉴定语料时，一定要选用准确可靠的例证。
（2）用作鉴定的例证一定要有代表性。譬如梁晓虹（1996）为鉴定《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作，举出《旧杂譬喻经》中的“大姓”和《六度集经》中的“理家、大理家”用词不同，这个例子恐怕不具代表性。因为两个名词并非如其所言都是表示“世家、大族”义的同义词，“理家、大理家”应该是“财主、大财主”的意思 [1] 。两词词义各异，又不是同经异译，缺少可比性。又如方一新（2003）根据语法、词汇有效地证明了《大方便佛报恩经》非东汉译品，但其中所用的“坌身”等词似乎还可商榷。因为东汉佛典虽无“坌身”，但是可以见到“坌头”。如果东汉佛典没有“脏物污身”这一概念，自然不会用“坌身”一词；如果真有“脏物污身”这一概念，根据东汉佛典有“坌头”，出现“坌身”一词并非不可能。所以选用一般词语来鉴定语料，一定要看其是否具有代表性。
为了更好地开展中古汉语研究，有必要对期间的中土文献和汉译佛典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鉴别。中古汉语语料的鉴别，目的是为中古汉语研究提供理想的语料。理想的语料既要可靠，又要典型。可靠即要求材料真实，典型即要求口语性强。限于篇幅，本文只论述了前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容后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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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家”也可作“居士”解，如西晋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佛告逝心 理家 ”（1，162，2）。在同经异译的东晋失译的《般泥洹经》中对译作“佛告诸梵志 居士 ”（1，1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