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佛教译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文献，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但佛经的翻译从汉代起，直至明清，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早期译经的翻译年代、作者，都有模糊不清之处，给研究、使用造成困难。
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每一种译经都应该在语言上有其特征，反映某一时代、作者的语言习惯。因此，我们有可能根据语言特征来研究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
。
要从语言上判定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就必须首先找出可以作为标准使用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如我们曾指出的（曹广顺 1987），必须是规律性强、普遍性好的。规律性强是说它在汉语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清晰、整齐的线索；普遍性好则是希望这些线索被广泛使用，在不同的文献中都有所反映。
我们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看作是早期译经，根据上述原则，以下3种语言现象可以作为判定标准使用：
动词连用式是两汉广为使用的一种动词并列结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组成，如：
（1）会暮，楼船 攻败 越人。（《史记·南越列传》）
（2）以天降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越氏，尽 斩杀降下 之。（同上《匈奴列传》）
（3）汉矢且尽，广乃令士 持满 毋发。（同上《李将军列传》）
从《史记》及以后的文献看，两汉这种动词连用格式的使用规律是：
在带宾语的情况下，用在第二动词位置上的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使动用法的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宾语分别和前面的两个（或多个）动词构成动宾关系〔如例（1）（2）〕。
东汉以后上述规律逐渐消失，像例（3）那样的“V满”之后，开始出现处所宾语或处所加一般宾语，如：
（4）我今观汝形体，臭秽 充满其 中。（《撰集百缘经》吴支谦译）
（5）寻往彼河， 盛满瓶水 ，掷虚空中。（同上）
继而出现了带一般宾语的例子，如：
（6）诸天玉女，各持金瓶， 盛满香汁 。（《过去现在因果经》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
到隋朝的译经中，“V满”“V尽”等带宾语的例子已经较多见，上述规律基本不存在了。
处置式的产生过程，大致有3个阶段：汉代和汉代以前，只有使用介词“以”的广义的处置式（梅祖麟 1990），如：
（7）天子不能 以 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
南北朝前后，出现了使用介词“将”的例子，但例子少见：
（8） 将 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古诗源·古诗·上山采蘼芜》）
隋唐广泛使用“将”，“把”也开始出现：
（9）汝私偷窃， 将 我圣夫，向何处置？（《佛本行集经》隋阇那堀多译）
（10）汝今 把 我心中所爱如意圣夫，将何处置？（同上）
被动式的发展过程，也有3个阶段：汉代表示被动的介词以用“见”等为主，“被”字少见，且“被”字句中，“被”字之后一般都没有施动者，如：
（11）为诸外道，数数呵责，或 被 鞭打，舍之而去。（《撰集百缘经》吴支谦译）
南北朝前后，“被”字句使用增多，一般都有“被”字之后出现施动者的例子出现，如：
（12）其财物 被 淫女人悉夺取之。（《生经》西晋竺法护译）
到隋唐的一些文献屮，“被”字句开始成为被动表达的主要句式，出现频率开始高于“为”字句。
《旧杂譬喻经》是大藏经中所收两种吴康僧会译经之一，因其不见于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一般认为可能不是康僧会所译。
评价历史文献的价值，时代和作者是两个基本因素，在这两者之间，时代比作者可能还要重要。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在判别《旧杂譬喻经》是否康僧会所译之前，首先用我们以上提出的标准，看一下它可能是什么时代翻译的。以下是我们对7种魏晋南北朝译经中3种语言现象的统计：
表1
表中显示，“V满”之后带宾语的例子始见于南朝宋时期的译经《过去现在因果经》，魏晋的一组佛经中都没有“V满0”的例子，《旧杂譬喻经》的情况应在魏晋一组中。
《旧杂譬喻经》只有用“以”构成的广义处置式，没有用“将”构成的处置式。隋朝的《佛本行集经》中“将”字构成的处置式已出现较多（40余例），并出现了1例“把”字句（例10）。其他几种佛经中，过去研究者经常举出的是以下几例：
（13）佛知王意，寻即变身，化作乾达婆王，将天乐神般遮尸弃。（《撰集百缘经》）
（14）于彼国中，有一比丘，常行劝他，一万岁中，将诸比丘处处供养。（同上）
（15）时远方民，将一大牛，肥盛有力，卖与此城中人。（《生经》）
例（13）“般遮尸弃”是神的名字，自Pancasikha直译而来，将“弃”看作动词是误解了译文。例（14）（15）的前后文中，“将”字多次出现，都是表示“携带”义的动词，这两句里，作“携带”义理解也并非完全不可。因此，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两例，则隋朝以前的译经中“将”字构成的处置式基本上还没有出现；把这两例考虑进去，魏晋时期“将”字句也极少见。无论哪种情况，《旧杂譬喻经》中处置式使用，都表明它应该是属于翻译时期较早的译经。
被动式我们从“被”字句、“为（见）”字句的出现频率、所占比例和“被”字后是否出现施动者，这两个方面来考査（详见表2）。
表2
以上几种译经除《过去现在因果经》稍有例外，其他发展线索清楚，两种三国译经“被”字句都占20%以内，晋和南北朝的两种占30%，隋朝的《佛本行集经》中“被”字句用例超过了“为”字句。《旧杂譬喻经》接近第一组（三国）。（详见表3）
表3
“被”字句中施动者出现的情况也可以分为三种，三国的两种“被”字后没有出现施动者，晋和南北朝的三种“被”字之后有施动者出现，隋朝的一种不仅有了“被NV”，还发展出了“被N之所V”和“被N所V”。显然，《旧杂譬喻经》应在第一组之内。
动词连用格式、处置式和被动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变化最为明显的3种语言现象，也是中古汉语中3种最重要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的出现和完成，对近现代汉语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3种语言现象是汉语中重要的表达形式，在各种文献中都会有所反映。它们的出现与否、出现的频率差异，应该是作品时代特征的有力标志。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推测《旧杂譬喻经》的翻译年代，应该大体上与《撰集百缘经》和《六度集经》相近，也是三国前后的作品。
根据语言特征不仅可以判定作品的写作、翻译年代，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定作者。根据大藏经，《旧杂譬喻经》和《六度集经》都是康僧会的译经。但因《旧杂譬喻经》不见于南朝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历来有人怀疑它不是出自康僧会之手（梁晓虹 1996），对此我们也有专文讨论（遇笑容、曹广顺 1998）。我们注意到，同一时代的作者，在表达上还是会有语言习惯的差异。在第三节中我们已经证明，《旧杂譬喻经》的翻译时代应与《撰集百缘经》《六度集经》相去不远。但同是动词连用格式，在表示“变成”义时，《旧杂譬喻经》常用“化作”（7次），少用“化为”（2次）；《六度集经》则常用“化为”（43次），少用“化作”（3次）。同样表示总括，在副词的使用上仍有不同。《旧杂譬喻经》中很少使用“都”，只有3次；《六度集经》中“都”就比较常用，出现了49次，用法也比《旧杂譬喻经》中丰富。同样表示完成，在“动词+宾语+完成动词”的句式中，《旧杂譬喻经》完成动词多用“已”（10次），不用“竟”；《六度集经》则多用“毕”（10次）、“竟”（9次）。在疑问句中，同样是问事件，《旧杂譬喻经》句末多用“不”，少用疑问语气词“乎”；《六度集经》则相反，主要用疑问语气词“乎”，用“不”的极少见。这些表达相同语义时的词汇、句型差异，表明这两部作品可能不是同一译者所译。换言之，如《六度集经》是康僧会翻译的作品，《旧杂譬喻经》中的表达习惯就证明它不是出自康僧会之手。联系我们第三节中所讨论过的时代特征，可以推测它应是三国前后的另一译者所译。
用语言标准给古代文献断代或判定作者，是一种较可靠并行之有效的办法，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有益的尝试。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应是选定语言标准。这些标准必须普遍性好、规律性强，只有如此，它们才可能广泛使用，才可能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而找出普遍性好、规律性强的标准，则依赖于我们对文献的深入了解，对汉语史的深入研究。当我们对汉语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不同时期的语言特征有了一个准确的了解时，这些认识和了解就会变成普遍性好、规律性强的断代标准。把这些标准运用到佛经断代研究中去，可以让大家更科学准确地研究、利用它，从而帮助和促进整个佛学研究的发展。
曹广顺，1987，《试说“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关的断代问题》，《中国语文》第4期。
梁哓虹，1996，《从语言上判定〈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中国语文通讯》第12期。
梅祖麟，1990，《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第3期。
许理和，1987，《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蒋绍愚译，《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遇笑容、曹广顺，1998，《也从语言上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问题》，《古汉语研究》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