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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佛经是汉语史研究的宝贵材料，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研究价值），在中古语料里都是罕有其俦的，弥足珍贵，值得重视。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利用汉译佛经进行汉语史研究，尤其是语法史、词汇史研究逐渐升温，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如火如荼，相当热门；相关研究成果迭出，令学界瞩目。
汉译佛经的材料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多有利用，这无疑会有助于更加全面、详尽地研究汉语史，使研究结论更加可信。较之二三十年代前对佛经语料的熟视无睹，这当然是好事。但也不难发现，在利用汉译佛经，特别是早期译经时，有一些不够严谨的情况。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加甄别，轻信大藏经（如《大正藏》）的题署。大藏经题署某某经为后汉某某经师（如安世高）译，或失译附某某录（如后汉录），学者就把该经当作东汉的语料，进行断代研究。立论的前提有问题，其结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著名汉学家、佛教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是较早提出需要对佛经语料进行鉴别、筛选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在《大正一切经》（1924—1929，东京出版）中，有不下96种‘汉代佛经’。但这些佛经译文是否真的产生于汉代，还大可怀疑。因此，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还需要对它们进行认真的选择。”（许理和1977：197）著名佛学家吕澂也是较早提出应该对翻译佛经进行鉴别核实的学者。他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79：27）第一讲“佛学的初传”中说：“据道安录载，安世高译籍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支谶较少，可确定的有三部，十四卷，有疑问的九部，十二卷。这是最可靠的著录。后来的目录对两人的译籍又增编了多种，都不可信。”
因此，在利用佛经，特别是早期佛经之前，应该首先确定（或推定）其译者或年代，做必要的语料鉴别和考定的工作。
对早期译经题署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不少中外学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提出过卓见。
国外学者中，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日本的一批佛教学者，就对汉译佛经的概貌、译者、可疑佛经等进行过翔实的考证，研究相当深入，成果丰硕。代表性人物有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杨白衣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常盘大定《从后汉到宋齐的译经总录》（日本国书刊行会，1973）、野上俊静等《佛教史概说》（平乐寺书店，1968年初版，1975年第7版）、中村元《余万居译，中国佛教发展史》（台北天华出版社，1984）、牧田谛亮《疑经研究》（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宇井伯寿《译经史研究》（岩波书店，1983）、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赖昱均译，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等。
欧美学者里，较早以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为代表。许理和，除了专著《佛教征服中国》，另有3篇重要论文，经过学者翻译，先后介绍给了中国读者：1.1977，《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蒋绍愚译，《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87）
。2.1991，《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顾满林译，《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巴蜀书社，2001）。3.1996，《早期佛经中的口语成分——确定最佳源材料的尝试》（朱冠明译，《〈摩诃僧祇律〉情态动词研究》附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许理和既是较早提出需要从语言的角度对佛经语料进行考订鉴别的学者，也是对判定哪些是“真正的东汉译经”提出标准的学者。许理和（1991）对早期汉译佛经作了深入研究，指出：首先必须认定哪些是真正的东汉译经。文章提出5个标准：1.道安的《众经目录》可信，东晋支愍度的目录也可参考。2.尽可能找佐证，包括：1）正文的注释；2）序言和版本记录；3）最早的引用或时代较早的重译本所据的底本。3.根据以上两条，确认“里程碑式”的译经。4.用这些“里程碑式”的译经来进行术语和风格的分析。5.根据第4点，再考察现存译经中被定为汉代译作的真伪。
许理和的上述观点，尤其是判定东汉译经的几条标准、早期译经的语言特征，以及不同阶段翻译术语和风格不同等，对我们研究、鉴别东汉佛经都有启发，值得重视。
国内学者中，如著名佛学家吕澂、任继愈等，主要根据佛籍著录，从文献学角度提出鉴定汉译佛经，特别是早期汉译佛经的必要性，并做了具体的甄别和考辨工作。
吕澂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1980）一文中指出：“汉文大藏中很多原来失译或缺本新得之书由于考订未当而致误题了译者的，这样的错误大半因仍《长房录》而来。《长房录》博而不精，它常常单凭旧录的记载，即臆断一些失译的书出自某家，以致早期的经师都骤然增加了好多译本，而模糊了各翻译者的真相。以安世高为例，最初《僧祐录》依《道安录》所举译籍不过35部41卷，其中还有缺本6部，疑是出撰述的4部。但到了《长房录》就随便增加到176部，197卷（见《长房录》卷4）。这样大的数目，连长房本人也不敢轻信，所以在他编辑入藏目录时，即将其中一部分归还于失译之内（见《长房录》卷13、14）。……象这样的误题译者的经籍，通过《开元录》而留在现行本的汉文大藏中的，其数很多。”
吕澂（1980：5—7）进而指出，这类因为《长房录》《开元录》的粗疏而产生的错误，加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里常引用《达磨郁多罗录》（即《法上录》）随便刊定失译经的译者，在编辑《开元录》时才被发现而作为拾遗编入的书，以及因信题记而误断译人或由猜测即为旧录所载的缺本等而造成的误题译者，“统计其数，近二百种。都要加以考订，或竟予删除。经过这样的刊定，使人对于翻译史的研究，会有不少的便利”。吕澂（1980：6—7）厘正的四大翻译家的译经数量为：安世高，22部26卷；支娄迦谶，8部19卷；支谦，27部43卷；竺法护，85部191卷。
吕澂（1979：13）在谈到佛学的研究方法时，提到：“还要注意下述四点：第一，译者的辨伪。我们所运用的资料，正确或不正确，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正确与否，佛学的研究如此，其他学说的研究也如此。因此，研究所用的资料，对它的来源、真伪等，应该首先加以考察。……佛典是翻译的，不但原书有伪托，就是译本也大成问题。”
任继愈（1981：229）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四章说：“《出三藏记集》据《道安录》记载，安世高共译经三十四部四十卷，至《大唐内典录》增补到一百七十余部一百九十余卷，后经《开元释教录》删订为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事实上，在僧祐讲的三十四部四十卷中，道安已经注明一部分为‘似世高译’，以后的增补，当是不甚可靠的居多。”
吕澂、任继愈及其他相关论述和考订，从文献学、佛教发展史、佛经汉译史等角度，对可疑的汉文佛典进行了甄别和清理，应该得到汉语史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吕、任二先生的相关研究和论述，与国外日本学者如小野玄妙、常盘大定、宇井伯寿等的研究和论述相似，可以比照合观。
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主要撰稿人：杨维中）第一章“佛教东传与东汉、三国时期的佛教”第五节“东汉、三国时期的翻译活动”对早期佛经翻译家安世高、支娄迦谶、安玄、康孟详、支谦等人的译经数量亦有所论列和考订，可以参看。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语语言学界，有识之士如俞敏、张永言等都曾对可疑佛经进行过考辨，他们利用的是语言学证据，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
俞敏（1987：9—11）对早期翻译问题做过研究，他从音韵的角度讨论过几个佛经译名的翻译问题，是最早留意相关问题的学者之一。
张永言（1984）对东汉安世高译经做过论述。在《“为……所见……”和“‘香’‘臭’对举”出现时代的商榷》一文里，针对吴金华《“R为A所见V”式》（《中国语文》1983年3期）举旧题东汉安世高译《太子慕魄经》语料，指出：“今传安世高译经五十馀部有真有伪，为了明确语言史料的时代性，不可不辨。”
已经对旧题安世高译实非其译的情况作了举例。作者提出为了明确语言史料的时代性，必须明辨“安译”真伪的主张，这是颇有见地的。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学界已经开始关注译经，尤其是早期译经的译者、年代真伪问题，尝试做鉴别考订工作。从那时起到今天，时贤已经从文献学、语言学等角度对一批可疑佛经进行了甄别和考辨，取得了不少成果。总结已有成果及相关经验，推而广之，使考辨工作更科学、更准确，更具有操作性，无疑是让早期佛经语料鉴别工作可持续发展并再上台阶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编选了这本论文集，无论是选题，还是论证和结论，它们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典型性，尝试通过这些论文，初步展示近三四十年来，从语言角度考辨汉译佛经译者、年代的相关成果，为学界展现一个从语言角度进行考辨的研究论文的概貌。
本书共收录论文26篇，基本以发表年代为序；时间跨度从1986年到2023年，经历38年不可谓短。
论文集的前三篇，分别是梁晓虹、遇笑容和曹广顺的文章。
较早从语言（词汇）角度对可疑佛经进行考辨的，是梁晓虹。梁晓虹（1986）
主要从词汇角度，对旧题吴康僧会译的《旧杂譬喻经》作了考察。如“专有名词”，选取了“太（泰）山（地狱）”“四果”“众佑”“除馑”“缘觉”等几组词语，开了根据语言（词汇）来推断佛经译者、年代的先河。梁文还在文末提到，《旧杂譬喻经》从语体上也跟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不同，虽未展开，但这一思路还是给人不少启迪的。
较早从语法角度作考察的，可以遇笑容、曹广顺的二文为代表。遇笑容、曹广顺（1998）通过考察《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总括副词“都”、完成貌句式中的完成动词、动词连用格式和疑问句式四项内容后认为：“从语言上看，《旧杂譬喻经》与《六度集经》可能不是同一译者所译，但其翻译时间，应当相去不远。”曹广顺、遇笑容（2000）考察了适合作为判定译经翻译年代的三种语言特征，即动词连用格式、处置式、被动式，指出：它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变化最为明显的3种语言现象，也是中古汉语中3种最重要的发展变化”。
结合文献著录、词汇角度（综合类）进行考辨的，有史光辉（2001）、方一新（2003）等。
史光辉《东汉佛经词汇研究》是浙江大学的博士论文，第七章是“东汉疑伪经研究——《大方便佛报恩经》翻译年代考”。论文从文献著录、词汇（1.源自原典的词语；2.一般词语；3.常用词方面）、语法（1.“非也”作独词句的用法；2.助动词“当”修饰判断词“是”；3.今……是；4.用……为）三方面，对旧题“失译附后汉录”的《大方便佛报恩经》进行了考察，认为：“我们认为七卷本《大方便佛报恩经》和东汉其他译经在语言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其具体翻译年代当不早于三国，其中不少用语与西晋时期佛经的语言更为接近。”（2001：144）
海外学者中，辛岛静志无疑是早期译经审慎的判定者和研究者，他与裘云青《〈列子〉与〈般若经〉》一文认为：《列子·仲尼》善射者矢矢相属章抄袭了无叉罗、竺叔兰公元291年译《放光般若经》“箭箭相拄，不令前堕”的譬喻，因此该章的撰写应在公元291年之后；张湛没有伪造《列子》；《列子》的撰写者可能是张湛的祖父张嶷或父亲张旷。
对支谦所译《大明度经》，学界一般都认同。但美国学者刘易斯·兰卡斯特（Lewis R.Lancaster）则认为《大明度经》“避免音译”（即偏好意译）的特点在支谦的其他作品中完全不典型，并非支谦的译经。兰卡斯特主张《大明度经》第2—27品乃是安玄所为，而第1品及夹注是他人所为的修订本。那体慧《谁译了〈大明度经〉（T225）——证据上的重新考察》（2018）一文认为这一论断缺乏文献依据，且 T225 第2—27 品用语的特点和翻译策略不同于安玄译经，但她也吸收了兰卡斯特的部分结论，认为 T225 第1品（简称T225A）和第2—30品（简称 T225B）出自不同人之手，并指出：1.T225B 是 T224《道行般若经》的缩略，且出现了一些支谦的特色译法，如把Śākyamuni译作“能儒”，应当出自支谦之手；2.T225A 则并不以T224为底本，且多次出现不见于支谦等人译经的用语，其译者不明。
在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分别记录了两种《安般守意经》：“《安般守意经》一卷（《安录》云：《小安般经》）”；又“《大安般经》一卷”。左冠明《一部“新的”早期汉语佛教注释：〈大安般守意经〉T.602的性质重估》综述了落合俊典、释果晖等研究者的意见，通过比照金刚寺写本与传世本的语言、内容和结构，验之于早期佛经注解、题跋和经录，认为康僧会时代所流传的《安般守意经》即是今天所见金刚寺本，而传世本《大安般守意经》（T.602）则是后人编集的对金刚寺本的“口解”，这一最新研究结论颇具启发意义。
较年轻的学者中，真大成（2019）从《撰集百缘经》“奴”表自称的角度入手，依据《魏书》《隋书》等史书和北朝译经等材料，认为《撰集百缘经》绝不可能译于“吴”地，而应出于北方，在公元6世纪初到世纪末这百年间。邵天松（2012）、傅及斯（2021）则依据敦煌写本，分别考辨《佛说现报当受经》和《辩意长者子经》，在语料利用方面较有新意。顾满林（2016）对《中本起经》“晋言”作考察后指出：“利用传世的汉文佛经语料，不得不正视影响语料年代判定的诸多复杂因素。”高列过、孟奕辰（2022）发现：《道行般若经》各品“也”“耳”“乎”“耶”“为”“矣”等语气助词的使用面貌，差异明显，可以分为三个系列：不使用语气助词系列、语气助词高频系列和语气助词低频系列。据此推测该经文本的形成有三种可能：不同的笔受合作完成、几个译者合作以及后代改写。
上述26篇论文，如果按其内容、以类（包括方法、材料、视角等）相从的话，可大致分为词汇（4篇）、语法（5篇）、综合（7篇，内有敦煌写经2篇）、宏观（5篇），海外学者（4篇），综述（1篇）。
论文集里所收的各类文章，都有自己的创获和贡献，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例如，从词汇、语法角度进行研究的，往往是在历史词汇、语法方面素养精深的学者，或是以佛经考辨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年轻学者。所谓“综合”类者，则在语言考辨之外，也留意文献、佛经著录等相关证据；海外学者这4篇本可归入此类，单独作为一类，是想突显国外的相关研究。宏观类是指在语言考辨基础上有所概括、提升，或分析语言考辨的优劣得失，在鉴别标准方面进行总结；或提炼鉴别方法、步骤和原则等，对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总之，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语言角度考辨佛经的整体面貌和相关进展，管窥学界在这方面的成长轨迹和取得的成就。
本论文集的选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感谢浙江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中心，把本论文集纳入丛书当中；要感谢论文集的各位作者，不仅慨允把他们的大作收到集子里，还惠予电子文档，以方便排版。其次，在论文集的选编过程中，得到多位友生的大力支持，高列过、卢鹭、孟奕辰三位出力尤多。在联系作者、校对方面则得到了成佳同学的热心帮助。感谢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的白中林总编。对上述各位，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方一新、高列过，2012，《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赖永海（主编），2010，《中国佛教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吕澂，1979，《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
吕澂，1980，《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济南：齐鲁书社。
任继愈（主编），1981，《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史光辉，2001，《东汉佛经词汇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许理和，《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Essays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Honour of Prof.Jan Yu-hua，中译文见许理和著，顾满林译，《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第286—312页］。
许理和，《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原载《中国语教师会会报》第12卷第3期，1977年5月出版；中译文载许理和著，蒋绍愚译，1987，《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许理和，1996，《早期佛经中的口语成分——确定最佳源材料的尝试》，朱冠明译。见朱冠明，2008，《〈摩诃僧祇律〉情态动词研究》附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俞敏，1987，《上古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永言，1984，《“为……所见……”和“‘香’‘臭’对举”出现时代的商榷》，《中国语文》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