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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撰集百缘经》的译者问题，梵语文学专家出本充代博士在她的《关于〈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1995：99—108）一文以及她在京都大学文学部提交的博士论文《Avadanasa taka梵汉比较研究》（1998；未出版）中第2节“汉译年代再考”（第17—26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笔者认为出本博士的这一研究很有说服力，对汉语史研究也非常重要。经出本博士的允许，笔者在此对她的论点作一简单介绍。
现存最古老且最可靠的佛教经录《出三藏记集》（南朝梁僧祐编撰，公元510—518年）中没提到《撰集百缘经》
。到隋法经等撰《众经目录》（=《法经录》）（公元594年）才有关于这部经典的消息，即“撰集百缘七卷 吴世支帝（
v.l.
谦）译”（《大正》第55卷，No.2146，144b10）。《法经录》出现之后不久，隋费长房编撰了《历代三宝记》（公元597年）。这部经录分为四个部分，即：《帝王纪年表》《代录》《入藏录》《总序及目录》。在按照译者记载的《代录》中，列举了支谦翻译的129部经典（《大正》第49卷，No.2034，57a17f.），但没提到这部经典的名字，而在按照《法经录》编辑的《入藏录》中则提到了这一经典，即“撰集百缘经七卷”（大正第49卷，115c18）。《历代三宝记》的这一记载很可能是从《法经录》转载的。以后的经录也都沿袭《法经录》的说法。比如：
《众经目录》（隋彦琮撰，公元602年）“撰集百缘经七卷 吴世支谦译”（《大正》第55卷，No.2147，161b22）。
《众经目录》（唐静泰撰，公元663—665年）“撰集百缘经十卷一百四十五纸 吴世支谦译”（《大正》第55卷，No.2148，195c23）。
《大唐内典录》（唐道宣撰，公元664年）“撰集百缘经十卷一百四十五纸 吴时支谦于建业译”（《大正》第55卷，No.2149，325a22；参看227c19，301b17，312a22）。
《开元释教录》（唐智昇撰，公元730年）“撰集百缘经十卷 吴优婆塞支谦译”（《大正》第55卷，No.2154，668b7；参看488c7，622a7，696a25）。
总之，“支谦翻译《撰集百缘经》”这一说法追溯到《法经录》。除了《出三藏记集》以外，《法经录》的根据材料都已散失，因此我们无法知道这一记载的根据。《法经录》编辑于公元594年，由此我们只能说，在此前《撰集百缘经》就已经存在了。研究经录的林屋友次郎就曾怀疑经录的记载。关于其译者，他说：“除从译词和文体来判断以外没有其他办法。”（林屋友次郎1941：1232）他指出，《撰集百缘经》中经常出现“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伽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罗伽、人、非人、涅盘、无上菩提心、释迦牟尼、忏悔”等鸠摩罗什译后的译词，因此他认为，这部经典不该是三国时代而该是东晋末以后的翻译。研究“本生经类”的干潟龙祥也对经录的记载表示怀疑，是他最早指出这部经典中的一些故事和《贤愚经》中的故事很相似
。关于《撰集百缘经》的梵文原本的成立年代，他认为是公元3到4世纪。在干潟龙祥之后，出本充代博士把两部经典中最相似的两对故事，即《撰集百缘经》第七九话《波斯匿王丑女缘》和《贤愚经》第八话《波斯匿王女金刚品》、《撰集百缘经》第九八话《恒伽达缘》和《贤愚经》第六话《恒伽达品》分别做了详细的比较（1995：103以下；1998：20以下）。她指出这两对故事非常相似，前一对故事中70%的语句一致，而后一对90%的语句一致；例如——
《撰集百缘经》第七九话《波斯匿王丑女缘》（《大正》第4卷，No.200，242c6f.）：
王即以女妻彼贫人，为起舍宅，牢闭门户，令有七重。王嘱女夫：“自捉户排。若欲出行，而自闭之。我女丑恶，勿令外人见其面状，常牢闭户，幽关在内。”
《贤愚经》第八话《波斯匿王女金刚品》（《大正》第4卷，No.202，357b—1f.）：
王即以女妻彼贫人，为起宫殿、舍宅、门阁，令有七重。王敕女夫：“自捉户
。若欲出行，而自闭之。我女丑恶，世所未有，勿令外人睹见面状，常牢门户，幽闭在内。”
——毫无疑问两个译者中的一个抄袭了另一个的经典。出本博士指出，关于波斯匿王女的这两篇故事中也有差异的部分。
《撰集百缘经》第七九话《波斯匿王丑女缘》（243a28f.）：
王即告敕，严驾车乘，共诣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长跪，白佛言：“世尊！不审此女宿种（ v.l. 植）何福，乃生豪贵富乐之家？复造何业，受丑陋形，皮毛麤强，剧于畜生？唯愿世尊当见开示。”尔时，世尊告大王、夫人：“汝今善听，当为汝说。乃往过去无量世时，有一大国，名波罗㮈。……”
《贤愚经》第八话《波斯匿王女金刚品》（358a18f.）：
即敕严驾，王及夫人、女并女夫共至佛所。礼佛毕讫，却住一面。时波斯匿王跪，白佛言：“不审此女宿殖何福，乃生豪贵富乐之家？复造何咎，受丑陋形，皮毛麤强，剧如畜生？唯愿世尊当见开示。”佛告大王：“夫人处世，端政、丑陋，皆由宿行罪福之报。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时有大国，名波罗㮈。……”
《贤愚经》中“夫人处世，端政、丑陋，皆由宿行罪福之报”的“夫人”，不是“王后”而是“说起来，人……”的意思。《贤愚经》中这一说法很自然，但《百缘经》中的“世尊告大王、夫人”这一说法则不太自然。出本博士认为，《百缘经》的译者参照着《贤愚经》翻译了这一段，翻译到了佛开始讲故事的部分时，仍用了“汝今善听，当为汝说”这一老套，结果把《贤愚经》中的“夫人”误解为了“王后”。
据出本博士的研究，《撰集百缘经》第九八话《恒伽达缘》和《贤愚经》第六话《恒伽达品》中的语词更为一致。《撰集百缘经》的其他故事中，表现主人公出家场面时，一般用如下定型句：
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服着身，便成沙门，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脱。诸天、世人所见敬仰。
而在《撰集百缘经》第九八话《恒伽达缘》中，如下描写同一场面：
于时，如来听为沙门。法服在体，使（v.l.便）为比丘。佛为说法，心开意解，得阿罗汉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脱。（254c7f.）
这一说法显然沿袭了《贤愚经》第六话《恒伽达品》中的如下表现：
于时，如来听为沙门。法衣在体，便成比丘。佛为说法，心意开畅，成罗汉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355c11f.）
又如，《撰集百缘经》中，每个故事结束时，一般用如下定型句（一百话中九十八话用了这一句）：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而《撰集百缘经》第九八话《恒伽达缘》用的是如下表现：
佛说此已，诸在会者信敬欢喜，顶戴奉行。（255a14）
这一说法也抄袭了《贤愚经》《恒伽达品》中的如下表现：
佛说此已，诸在会者信敬欢喜，顶受奉行。（356a11）
此外，出本博士还指出（1995：105，1998：24）；《撰集百缘经》一般用音写“阿罗汉”，而在《恒伽达缘》用“应真”。在《贤愚经》，“阿罗汉”和“应真”两个词都出现。
出本博士的结论（1995：106，1998：25）是，《撰集百缘经》中的《波斯匿王丑女缘》《恒伽达缘》都抄袭了《贤愚经》。除了这两个故事以外，还有四个故事
和《贤愚经》部分相似。《撰集百缘经》的译者翻译这些故事时也似乎参照了《贤愚经》。总之，《撰集百缘经》的出现应该晚于《贤愚经》。关于《贤愚经》的译出，释僧祐在《出三藏记集》《贤愚经记》记录如下：
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般遮于瑟者汉言五年一切大众集也。三藏诸学各弘法宝，说经，讲律，依业而教。学等八僧随缘分听。于是竞习胡音，折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既而逾越流沙，齎到凉州。于时，沙门释慧朗河西宗匠，道业渊博，总持方等，以为此经所记源在譬喻。譬喻所明兼载善恶。善恶相翻，则贤愚之分也。前代传经已多譬喻。故因事改名，号曰《贤愚》焉。元嘉二十二年岁在乙酉。始集此经。（《大正》第55卷，No.2145，67c12f.）
按照这一《经记》，《贤愚经》的出现应在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以后。由此《撰集百缘经》的译出也应该在公元5世纪中叶以后。此外出本博士还指出，《撰集百缘经》这部经典在公元7世纪编辑的《诸经要集》《法苑珠林》中经常被引用，而在这些书的前驱《经律异相》（公元516年成书）中则一次也没有被引用
。这一点似乎证明，在公元6世纪初，《撰集百缘经》还没出现或者还没有为一般人所知，而隋法经等撰《众经目录》（公元594年）则提到了这部经典。因此出本博士（1998：26）认为《撰集百缘经》大概出现在公元6世纪中叶。
出本充代，1995，《关于〈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 Journal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8。
干潟龙祥，1978，《改订增补 本生经类思想史的研究》，东京：山喜房佛书林。
林屋友次郎，1941，《经录研究 前篇》，东京：岩波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