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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同志曾用“唐史续编千万代，友情突破九重天”的美好诗句盛赞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光辉历史，表达了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共同愿望。
中日两国人民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到了唐代，随着中日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睦邻友好政策的执行，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经日本历史学家木宫泰彦先生研究，有唐一代日本曾先后派了十九次遣唐使
。其中有三次虽已任命，但皆因故中止没有成行
；另一次因送唐使而遣，仅至百济即还。因此，实际至唐者共十五次。在这十五次中，有两次是作为送唐使来中国的
，还有一次是作为迎入唐使派遣至唐的
。所以，确切地说，日本正式派出的遣唐使共有十二次。但是，上述两次送唐使和一次迎入唐使都已到达唐朝，他们往返的时间都在两年左右，在唐停留时间较长。因此我们认为，根据日本史书记载，日本委派遣唐使节的统计，应以十五次为宜（详见附表）。
这十五次遣唐使、送唐使和迎入唐使，见于中国文献记载的有下列十二次：
唐贞观四年、日舒明二年（630）八月，日遣唐使犬上三田耜、药师惠日等来唐。《旧唐书》卷一九九上《倭国传》记载：“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唐朝派遣新州刺史高表仁前往回访。《新唐书》卷二二〇《日本传》亦有类似记述。又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朝贡三》记载，日本使团到达长安的时间是贞观五年十二月。
唐永徽五年、日白雉五年（654）二月，日遣押使高向玄理、大使河边麻吕来唐。《旧唐书》卷四《高宗纪》记载，这年十二月日本使团抵达长安，送给唐朝的“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斗器”。《新唐书·日本传》和《册府元龟·朝贡三》的记叙大致相同，不过皆记玛瑙若五升器，非如五斗器。
唐显庆四年、日齐明五年（659）七月，日大使坂合部石布、副使津守吉祥遣唐。《册府元龟·朝贡三》记，是年十月使团入朝。
唐总章二年、日天智八年（669）日使河内鲸遣唐。《册府元龟·朝贡三》记载，这年的十一月日本“遣使献方物”。
唐长安二年、日大宝二年（702）六月，日遣执节使粟田真人、大使坂合部大分等来唐。《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记载，这年的十月使团到达长安。《旧唐书·日本传》对粟田有这样详细的记述：“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新唐书·日本传》的记载大致相同。
唐开元五年、日养老元年（717）三月，日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及日著名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同船来唐。据《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当年十月使团到达长安，并“命通事舍人就鸿胪宣慰”。《旧唐书·日本传》有较详的记述：“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新唐书·日本传》误将日本使者记为粟田，其他与《旧唐书》基本相同。
唐开元二十一年、日天平五年（733）四月，日大使多治比广成、副使中臣名代等使唐。《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与傔从五百九十，舟行遇风，飘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书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同卷又记：开元二十二年使团抵长安，并“献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匹”；二十三年三月日本国又“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请求》篇又载，开元二十三年“闰十一月，日本遣其臣名代来朝，献表恳求《老子经本》及天尊像，以归于国，发扬圣教。许之”。
唐天宝十一载、日天平胜宝四年（752）闰三月，日遣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来唐。《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天宝十二载三月日本国“遣使贺正”；六月“遣使来朝”。《旧唐书·日本传》记为：“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
唐大历十二年、日宝龟八年（777）六月，日派大使小野石根、副使大神末足等来唐。据《册府元龟·朝贡五》记载，日本使臣到长安的时间是大历十三年正月。
唐大历十四年、日宝龟十年（779）五月，日送唐客大使布势清直等送唐使孙兴进回国。据《册府元龟·朝贡五》和《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皆记，建中元年（780）二月日本使者到达长安。《新唐书·日本传》有这样的记述：“建中元年，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真人，盖因官而氏者也。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人莫识。”
唐贞元二十年、日延历二十三年（804）七月，日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判官高阶远成等来唐。据《册府元龟·朝贡五》及《旧唐书·德宗纪下》记载，这年的十二月日使团抵长安，《旧唐书·日本传》对日使这次的来访曾这样记载：“贞元二十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元和元年（806），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从之。”《册府元龟·请求》中所记略同。《新唐书·日本传》中把橘逸势与空海在唐留学二年，误为“历二十余年”
。
唐开成三年、日承和五年（838）七月，日大使藤原常嗣来唐。据《册府元龟·朝贡五》和《旧唐书·文宗纪》记载，这年的十二月，日使团到达长安，并进珍珠绢。
不见于我国文献记载的日本遣唐使有唐永徽四年、日白雉四年（653），唐麟德二年、日天智四年（665）和唐乾元二年、日天平宝字三年（759）的三次。
除日本历史学家木宫泰彦和森克己两氏论述至唐的十五次遣唐使、送唐使和迎入唐使外，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日本来唐的使者还有下列六次，兹摘录于后：
据《新唐书·日本传》载：“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日本天智天皇立于公元662年。明年，当为663年，即唐龙朔三年。
《新唐书·日本传》记：“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咸亨元年为公元670年，原疑即公元669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但《册府元龟·朝贡三》中却记为两次：“总章二年十一月，倭国遣使献方物”；“咸亨元年三月，倭国王遣使贺平高丽”。
据《册府元龟》卷九七四《褒异》篇记载，景云二年、日和铜四年（711）“十月丁卯，日本国遣使朝贡。戊辰敕：日本国远在海外，遣使来朝，既涉沧波，兼献邦物，其使者莫问等宜以今月十六日于中书省宴集。乙酉鸿胪寺奏：‘日本国使请谒孔子庙堂，礼拜寺观。’从之。”
据《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天宝十四载、日天平胜宝七年（755）六月，日本国“遣使贡献”。
《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唐大中二年、日嘉祥元年（848）三月，“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
《册府元龟·朝贡五》记载，唐大中七年、日仁寿三年（853）四月，“日本国遣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
根据以上记载，这六次来唐的人员虽不是日本国正式派出的遣唐使，但在唐代的文献中却都当作日本来唐的使者载入史册。848年日本国派王子来唐，王子善棋，宣宗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弈，这是中日两国棋手竞赛的宝贵记录。853年，日本国又遣王子来唐，并赠送了宝器和音乐，这是中日两国音乐交流的又一次可靠的记载。日本国两次派遣王子来唐，也说明日本国对两国间文化交流的重视。
事实上，日本来唐的人员中，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或随遣唐使，或乘商船、新罗船，或经朝鲜频繁地往返于两国之间，在传播交流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做出了成绩。著名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吉备真备、橘逸势和学问僧空海、圆仁等，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阿倍仲麻吕，在唐生活了五十多年，历任左补阙、卫尉卿、秘书监等职，与诗人李白、王维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常写诗互相赠送，至今仍为人们所赞赏。
日本来唐的使臣、留学生、学问僧，皆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并熟悉中国的国情。使者们到达中国后，都受到唐政府的友好接待，并互相赠送了礼品。日本的琥珀、玛瑙、珍珠绢、美浓絁、水织絁、金银宝器、音乐等传到了唐代，唐政府也回赠给日本使者一些名贵的丝织品、瓷器、乐器和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藏的许多唐代珍贵文物，其中一部分是来唐的日本使者带回去的，这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唐朝为了增进中日两国的友谊，曾先后派出了十次遣日使和送日使。这些去日使者，也都受到日本政府的热情接待。如公元778年，送日副使孙兴进等到达日本后，日皇令大宰府“迎劳唐使”。第二年，日皇宴孙兴进于朝堂。同时，唐朝也有一些文人、使者、僧人去日，不少人留日不返，对传播中国文化贡献甚多。唐代高僧鉴真一行，对日本影响最大。他们东渡时备尝艰辛，历时十二载，于公元754年正月乘遣唐使归国船只抵达日本，对于日本的宗教、医药、建筑、雕塑、书法、美术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鉴真和尚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永远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敬仰。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原载《文史哲》1980年第3期）
附表：
日本遣唐使臣表
注：上表系据木宫泰彦著《中日交通史》、森克己著《遣唐史》及《世界历史事典》第二十二卷（日本平凡社出版）中的资料并参考中国文献资料汇集而成。有×号者，系任命后而中止来唐；有△号者，因送唐使而遣，仅至百济而还；有〇号者，因迎遣唐使而遣；有□号者，因送唐使而特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