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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矛盾斗争中，父皇李渊的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态度转变的分界线是东都之役。前阶段是平衡和调和二者关系，后阶段转向李建成方面。
太原起兵是关键性的决策，《新唐书》《旧唐书》与《资治通鉴》等都记载是李世民和刘文静、裴寂的主谋与策划，而李渊则是被动的，甚至当李世民告知其谋时，“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
。而《大唐创业起居注》却记载，李渊早在公元616年，“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时，就有以太原为基地的打算，“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公元617年，李渊任太原留守时，“谓第二子秦王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将起兵前，李渊认为代隋非己莫属，“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
。两种相左的记载，究竟哪一种可信呢？我认为，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策划的记载，系经过贞观史臣的妙笔加工而成，目的是突出李世民超出常人的深谋远虑，有首谋之功，李渊又许事成后立其为太子。及获军功，李渊食言，又偏袒李建成。而李建成、李元吉又屡次猜忌和迫害，这就为李世民杀兄害弟逼父退位安排了合情合理的伏笔。而《大唐创业起居注》是记载从公元617年李渊太原起兵到公元618年长安称帝的史实，因为成书在李世民即位以前，尚未经过贞观大臣的改正，当属信史。其一，从书中人物称呼看，称李建成为“大郎”“世子”“陇西公”和“皇太子”；称李元吉为“四郎”“齐国公”“齐王”；对李世民不称“太宗”，而称“二郎”“燉煌公”“秦国公”和“秦王”等。其二，作者温大雅，“高祖镇太原，甚礼之。义兵起，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
，有条件记实。其三，温大雅是李世民的亲信，但书中没有故意对各方人物进行褒贬，较客观地描述了当时的历史进程。由此可见其史料价值较之两《唐书》与《资治通鉴》为高。就是经过歪曲的材料，也并不等于全部编造，也有着宝贵的史实记载。如《旧唐书·夏侯端传》：“端颇知玄象，善相人，说高祖曰：‘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高祖深然其言。”反映李渊早有代隋之意。从上述史书中，还可表明李渊深通韬晦之略，是具有政治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又平易近人的政治家，而不是优柔寡断、言行反复的庸人。这对于我们分析唐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因素。
李渊是否曾私许立李世民为太子，这是涉及引起矛盾产生、发展的重要问题。新、旧《唐书》中的《李建成传》和《资治通鉴》明确记载李渊有过两次私许。我认为都是贞观史臣的杜撰，因为与李渊的为人不符。第一次私许，“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
。否定的理由之一，李世民首谋之功不存在，私许为太子的前提不能成立；之二，既然已私许，为何第二年李渊称帝时没有立李世民，而是立李建成为太子呢？！第二次私许，是在公元624年派李世民平杨文幹叛乱时，允“还，立汝为太子”。否定的理由之一，李渊知道“文幹事连建成”，虽对李建成不满，但不至于轻易废立皇储；理由之二，自东都之役以后，李渊与李世民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在同一材料运用中，贞观史臣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如公元622年记载，由于妃嫔向李渊贬李世民、褒李建成，“高祖恻怆久之。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废立之心亦以此定……”
。既然“亦以此定”，怎能二年后又不定呢？理由之三，废立之谋，是李渊对李世民所言，旁人又何以得知？我认为，将太原起兵首谋和私许太子这两件事实的真相弄清楚，李渊态度转变的脉络便可以理清。
在太原起兵前后到公元618年五月称帝前，李渊安排李世民和李建成的任务是相等的，如各自在河东和太原聚集力量，各领相等的军队，在攻西河城、霍邑，克长安等地中都是并肩作战。长安称帝后，按传统的“立嫡以长”，立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这都是极为正常的安排。
东都之役后，李世民居功自傲，不仅促使与李建成矛盾的发展，而且也与李渊发生了矛盾。李世民“开文学馆”，以洛阳为基地扩充自己的力量等行动，构成对李渊帝位的威胁。“高祖呼太宗小名谓裴寂等：‘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这说明李渊对李世民长期掌握军权极不放心。但李渊当时并没有采取断然措施，这是因为：其一，李世民“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自助”
；其二，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统一战争尚未停息，需要李世民指挥，“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李渊在东都之役以后，态度发生变化：一是用李元吉牵制李世民。公元621年十月，任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以齐王元吉为司空”，“其秦王、齐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
。公元625年十一月，“加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
。二是支持李建成、李元吉夺军权，削弱李世民的力量。李渊最忌李世民“典兵既久”和他身边的“读书汉”，将这看作威胁皇位的最重要因素。当突厥再度南下时，“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这些都得到李渊的支持和认可，“知其谋而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