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源起辩

王天奖

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编练了以所谓“守道君子”为骨干的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以后，练勇就逐步取代了制兵（绿营），导致晚清兵制的重大演变。所以，湘军的崛兴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那么，最早提出用练勇代替制兵的方案的又是谁呢？以往的论者多认为是湘军的魁首曾国藩，主要依据是他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所上的《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中曾提出：

臣现在来省，察看省城（长沙）兵力单薄，询悉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伍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而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

接着他叙述了军兴二年多来，旧绿营兵普遍腐朽怯战的可怕现实，随之提出：

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据此，罗尔纲同志在其新出的《湘军兵志》中就论定，正是曾国藩“作出另创新军代替绿营的决策”，并“毫不踌躇、毫不顾虑地立刻实行他的决策，成立新军”。在中国兵制史上，这“是一个决定后来四十多年中国军队制度的决策”（见该书第18—20页）。包括台湾和国外一些学者在内的有关论著，也均作如是观。看来，这种看法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定论。

但是，核之以其他方面的有关资料，这一“定论”似有商榷的必要。因为早在曾国藩来长沙就湖南团练大臣之职并递送前列奏折之前，以幕客身份实际掌管湖南军事的左宗棠，就已通过湖南巡抚张亮基向清廷明确地提出以新勇代替制兵的主张，并且业已着手付诸实施。

左宗棠是在咸丰二年十月下旬应张亮基之邀入居抚署幕府的。因为他多年以来就潜心于兵要舆地之学，“胸罗古今地图兵法” ，因而被朋辈们比作诸葛亮；而以“文学侍从之臣”起家的张亮基，则对军事一窍不通，所以左入幕后就“一以兵事任之”，有关的“批、答、奏、咨，皆（左）公一人主之” 。次年张在转赴山东巡抚新任时，总结他在两湖之所以有所成就的原因说：一切都“全恃”左宗棠为之掌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皆季翁之力” 。也就是说，他不过是顶着巡抚的名号而已，实际当家的是左宗棠。因此，后人把《张大司马（亮基）奏稿》的湖南部分编入《左文襄公全集》中是很有道理的。

正是在左宗棠的主持下，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名义上了一道《筹办湖南防堵事宜折》，历陈湖南防务吃紧，兵力短缺，末了提出“臣再四思维”而后作出的决策：“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折末表示等钦命办理湖南团防的曾国藩到省城后，“当面相商榷，妥为办理” 。

大家知道，清末封疆大吏的习惯做法是，某一种新的举措，总是先自实施，经试行证明确实必要和妥善后才正式出奏，免致中道变计而受朝廷斥责或惩处。张、左在陈奏上述决策时也不例外。在递送前列折件之前，他们业已着手实施这一方案：于十一月间檄调湘乡理学家罗泽南及其弟子王珍率湘乡地主武装一千名前来长沙城，以此为基础，仿照戚继光成法编练新的反革命武装。这种新勇虽由原先的地方团练改编而来，但却与团练截然不同：团练是不离家园，不脱离生产，“不食于官”而由本村、本乡、本城筹费供养的地主武装，而左宗棠等改编的这种新勇，却是脱离家园、脱离生产、“粮饷取诸公家”的职业兵（雇佣兵），所以被称为“官勇”。年底张、左正式上奏，无非表示他们决心按照这一“再四思维”而作出的决策行事而已。

在湖南“专兵事”的左宗棠所以做出上述决策并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个十分关心时局而且“精通时务”的地主阶级才智之士，他早就对绿营兵的腐朽无用有深切的了解。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就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战法整顿绿营的主张。咸丰二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他躬与守城之役，对绿营兵的腐朽更有实际体验：普遍是“纪律不明”、“威令不行”，“观望迁延”，“不畏法而畏贼”，“不独战不能克，亦且守不能固” 。依仗这样怯弱的军队去对抗“异常狡悍”的太平军，显然是毫无胜利希望的。加上当时湖南旧兵大量外调出省，所以左宗棠更觉得非改弦更张另练新勇不可。据刘典《送都转朱石翘先生回江序》记述，咸丰二年太平军撤离长沙进军武昌，湖南“官军尾追，省城兵缺。适今陕甘督部左公宗棠佐筹湘幕，深知忠节（罗泽南）、壮武（王珍）之贤，力荐当道，檄公（湘乡县令朱孙贻）拨勇二千，令忠节、壮武管领，驻省听调。此湘勇所由出也。”

当时，刘典是湘乡县的一个青年地主士子，亲身参与县境的团练活动，所述湘勇源起是可信的。另一湘乡士子彭洋中在《湘勇源流考》中也作了类似的记述。这些记述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似不应简单地断言“是为虚夸朱孙贻而作，并非事实” 。

在左宗棠利用湖南巡抚的职权按照上述方案编练新勇的时候，曾国藩正在湘乡家中“丁忧”。其友刘蓉劝曾来团练局襄办团练（曾父麟书总理全县团练），曾以（1）不能“墨绖”而与公事，致“干大戾”，（2）自己于军事十分外行，有“如菽麦之不辨” ，因而加以谢绝。十二月十三日他接到清廷命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当即写出奏疏拒绝接受任命，请允其在家终制。因为他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上年即因江忠源“墨绖从戎”而责江“大节已亏”，此时当然不愿自打嘴巴。后经郭嵩焘从湘阴赶来苦劝，曾才于十七日动身进省，二十一日，亦即左宗棠、张亮基上递了《筹办湖南防堵事宜折》后三天，进入长沙城，“日与张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左宗棠业已提出并正在实施的编练新勇的方案，无疑是他们“深谈”和“相勖”的主要话题。二十二日，他才上递前折，折中明确提到他到长沙后，“询悉”省中因兵力单薄而从新择募壮健、朴实乡民成一大团，加以认真训练，借以改变兵不任战的积习。折末所提仿照戚继光成法另练新勇的主张，看来不过是重提左宗棠等的决策，他自身则“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而已。同时他又随折附上《附陈办团稍有头绪即乞守制片》，表示自己还是不愿“夺情出仕”，“一俟贼氛稍息，团防之事办有头绪”，即回家守制。这就是说，他过去和以后都因墨绖守丧和不懂军事而无意走上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线。如果说，一直在这种消极思想支配下的曾国藩会在进入长沙之次日立即提出用新勇代替旧兵的方案，决心“利用团练大臣的权力来创立新军” ，那是扞格难通的（简单地用“假道学”来解释曾国藩的表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事实上，曾国藩当时虽被“钦命”为湖南团练大臣，朝中的咸丰皇帝对他却无甚“圣眷”（曾使用“钦差大臣”名义，即受到咸丰的严旨申斥），即在湖南官场，也很少有人把“不官不绅”的曾放在眼里，其地位和权威与张亮基左宗棠不可同日而语，像以新勇取代旧兵这样重要的决策和举措，出之于张、左而非出之于曾，那是很自然的。

对于曾国藩的才能，左宗棠一直不大看得起，所好者是曾“正派而肯任事”，因此虽“才具稍欠开展”，亦让张亮基弃瑕任使，使曾以团练大臣身份负责编练新勇，并将罗泽南、王珍的湘勇交曾统带。曾国藩接任以后，就拟定训练章程，并以这一千名湘勇为基础大事扩编，由此产生了以后的湘军。湘军的建军原则和各项制度的确立，湘军的成长和壮大，固然主要应“归功”于曾国藩，因此将曾国藩的名字与湘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就湘军的源起而论，其肇始者却并非曾国藩，而是当时掌理湖南军政，最先提出并实施练新勇代替制兵方案的左宗棠。

（原载《文史哲》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