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之学的兴盛

宣王、湣王时期，稷下之学最为兴盛。

宣王名辟彊（强），在位十九年（前320—前301），他怀着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多方面罗致人才，礼贤下士，复兴稷下学宫。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这段记述说明了稷下学宫“复盛”的真实情况。精细研究这段记述兼及其他有关的文献资料，深入探索当时的历史真相，可以发现稷下之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稷下学宫是容纳师生近千人的规模宏大的齐国最高学府。宣王为了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礼贤下士，广招各派有名学者，不仅从本国招聘，而且从他国招聘，如慎到是赵人，环渊是楚人等。因此，稷下学宫的人才济济，盛极一时。正如当时论述“霸王之术”的《管子·霸言篇》所说：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

这就是齐宣王礼贤下士、广招人才、复兴学宫的指导思想。战国时礼贤下士的风气，魏文侯已开其端，经过魏惠王、齐威王，到齐宣王出现了高潮，以后燕昭王也发扬这种风气。

据文献记载，齐宣王接见过的各派学者，有孟轲（见《孟子·梁惠王上》）、貌辨、颜歜、王斗（见《战国策·齐策》），还有尹文（见《说苑·君道》）等。由此推想，那些“赐列第、为上大夫”的许多稷下先生，宣王可能也都接见过。

说到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士，他们人很多，“且数百千人”。大致可分作三类，享受不同的待遇：

一类：诸如淳于髡、田骈、环渊等有名的学者七十六人，给以上大夫的职位，但不做行政官吏而参与议论政事；并且“为开第（指宅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待遇是很优厚的。就拿其中的田骈来说，《战国策·齐策四》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述：

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钟（指俸禄），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

以不出嫁而有七子的邻女与不做官而“訾养千钟”的田骈作对比，自然是挖苦人，但所说的倒是实情，田骈一流有名的稷下先生，所享受的待遇可能都是这样优厚。

二类：淳于髡、田骈、环渊等七十六人以外的一般的稷下先生，他们没有上大夫的官位，也没有高门大屋的宅第，据《管子·弟子职》即稷下学宫的学则记述，他们和弟子们均住在学宫之内，从事教学和著述等活动。他们自然也受到尊重，享受一定的待遇。就以《管子·枢言篇》作者这位稷下先生来说，他在篇末写道：

吾畏事，不欲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吃，指口吃）也。

这真实地写出了这位稷下先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明哲保身，胆小怕事的心情。这一类的稷下先生可能不在少数。

三类：是从事学习的稷下学士，如前面所说的道家学者田骈就有“徒百人”。他们并不都是来自齐国，也有来自邻近各国的，均食住在学宫之内，跟着老师们学习。就拿有名的学者荀况来说吧，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他是赵国人，“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 。荀况十五岁从赵国来到稷下学习，约当宣王后期，自然是先做稷下学士，以后才做稷下先生。

除了知名的稷下先生七十六人外，一般的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士均住在学宫之内。宣王时，“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请注意这“数百千人”，这时学宫可能扩建了，比桓公午和威王时规模更为宏大，否则，怎能容纳“数百千人”吃住在学宫里面呢？

稷下学宫这座齐国官办的大学堂，制订有统一的学则，这就是如今《管子》书中的《弟子职》 。学则对从学弟子们的要求是严格的，请看：

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谓学则。

所谓“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是说禁止弟子们胡作非为，骄横动武。学则是用精美的韵文写成的，总则之后还对弟子们的学习、用膳、清洁卫生、晚间举火等等，提出应遵守的各种仪节和具体要求，其中贯穿着尊师的精神。

在稷下，先生们是以讲学和著述来培养从学弟子的。各学派的稷下先生均有本学派的从学弟子。前面说过，田骈有“徒百人”，那么慎到、宋钘、环渊……呢，大致也当如此。这些知名的稷下学者，既教学，也著述，大都有作品传世。

引人注意的是，稷下学宫还有定期的集会。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所谓“期会”，不就是定期的集会吗？这种“期会”，可能是指定期举行的讲演会、讨论会之类。各学派学者们在一起讲学，平时的学术思想交流，加上定期举行学术性的集会，实际上就是开展百家争鸣。

稷下之学正是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培养弟子们的思考和论辩的能力，这是稷下之学与一般学塾不同的独到之处。善于批判吸收各家之说的儒家大师荀况，就是稷下之学培育出来的一个突出的典型。

第二，稷下先生为齐国统治者想做统一天下的大君，准备各项典章制度。威王、宣王之时，“齐最强于诸侯”。宣王怀有统一天下的“大欲”，请看他和孟轲的谈话吧：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

对，宣王的“大欲”就是想做“莅中国而抚四夷”，即统一天下的大君。而簇拥在宣王周围的一群“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正为着齐国称帝、建立统一帝国而积极制造舆论并筹划开国的典章制度。

从制造称帝的舆论而言，稷下先生所写、收在《管子》书中的一些篇章显示出这种迹象，请看：

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乘马篇》）

理常至命、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幼官篇》）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兵法篇》）

这三处的“帝、王、霸”打着齐国帝制运动的时代烙印。在齐国，经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两次打败魏国后，魏惠王与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相会，尊齐为王（前334年），威王在齐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称王的。威王、宣王时，齐国在诸侯国中最为强大，统治者阶层觉得称王还不够劲，又酝酿着帝制运动，准备称帝。稷下先生作品中的“帝、王、霸”，正反映由霸而王、由王而帝的逐步升级，为称帝造舆论。果然，到宣王的儿子湣王时，秦昭王派人约齐称帝，齐为东帝，秦为西帝，齐国已应允，但湣王采用苏秦的计谋，合纵摈秦，又取消帝号（前288年）。齐国由称王到称帝，酝酿帝制运动，正是那群稷下先生在准备和筹划的。

从筹划建立统一帝国的典章制度而言，那就有稷下先生淳于髡等所作的《王度记》。刘向《别录》云：

《王度记》，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礼记疏》卷四三引）

《王度记》一书东汉以后亡佚了，所幸班固、许慎、郑玄等学者在书中都有所引用。从引用的文献可以看出，《王度记》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规定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以及大夫在致仕和放逐时的待遇等制度 。所谓“王度”，是指统一帝国将要建立的一套新制度，既有继承西周以来的旧制度，也有参照各诸侯国的现行制度，还有创设的新制度。比如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的制度，它不见于两周金文（据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却见于《王度记》、《周官》、《管子》（见《度地》《事语》）、《孟子》（见《万章》）、《逸周书》（见《明堂解》）等战国文献，证明它是稷下先生为齐国称帝所作的造说。齐国的统一天下虽然没有实现，但五等爵禄的造说却传开了。

更重要的是《周官》，这是齐帝国新的政府组织的成套计划。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一）《周官》是法家著作，后来被人错认为是儒家经典；（二）《周官》和《管子》是一对孪生子，内容有许多互相对应之处；（三）《周官》是齐国人所作，不会出于别的诸侯国 。它设官的系统，从天官冢宰、地官司徒，到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的部分遗失了），其属官已有三百六十六个官职。若问，是谁搞的这么一个规模庞大的政府组织的计划呢？在战国时代，它不会出自别的诸侯国，只能是齐国帝制运动的产物，是以淳于髡为首的那群稷下先生的集体创作。这虽是假说，但有充分的根据。

除了《王度记》《周官》之外，还有明堂、封禅、巡狩等项典礼，从古文献来考察，也是稷下先生造说和宣扬的。这些，都是为了建立统一帝国作准备的典章制度，也就是汉代人所称“齐礼”的由来。实际上，齐礼出于稷下之学。

稷下之学是适应宣王时帝制运动的政治需要兴盛起来的。齐国帝制运动的史实沉没了二千多年，这里只作了极简略的钩沉。

第三，稷下之学对各个学派兼容并包，通过百家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宣王礼贤下士，广招人才，确是“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之意，是以稷下之学对各个学派能够兼容并包。

各学派的稷下先生都属于“士”的阶层，都是知识分子。不管你是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都是由齐国封建政府供养，是吃地主阶级的饭。但是，各学派的学者们各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那些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等学说，却反映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后的社会大变动中各阶级和阶层不同的主张和政见。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 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实质上也是如此。在稷下，各家各派学者在一起讲学，“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从文献记载看来，稷下先生有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名家等等学派，而其中法家、道家似是力量雄厚的两大学派。据《庄子·天下篇》记述，稷下道家分为三派：宋钘、尹文派，彭蒙、田骈、慎到派，还有承继老聃遗说整理成为《老子》上下篇的环渊又是一派，足见道家学派的师徒众多。

值得注意的是，稷下确有法家学派。在齐威王进行封建化改革时，稷下先生中已有以驺忌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到宣、湣时期，法家学派一辈接一辈成长，继《管子·经言》之后，又写成了包括《外言》《区言》在内的多篇专题论文。在这以后又汇编成为战国时通行的《管子》原本。不过，稷下法家都是佚名学者，并无文献记载的知名人士。如果说当时稷下学宫没有法家学派，请问《管子》书中那些成本大套的法家著作是从哪里写出来的呢？

各家各派的学说不同，不会没有思想交锋。法家学派是比较讲求实际的，他们强调：“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管子·正世》，“得齐”指合宜、适度）又强调：“言必中务，不苟为辩。”（《管子·法法》）意思是说，要注重解决当务之急的现实问题，不要脱离实际的空谈辩论。这些话放在百家争鸣的场合下衡量，是法家学派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又有鲜明的针对性。一般说来，在道家、儒家和阴阳家等学说中，确实存在不务实际的思想倾向。比如道家老子学说所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的本体；儒家孟轲所讲“法先王”“复三代之政”，以及“万物皆备于我”“养吾浩然之气”；阴阳家所讲五行方位配合四时节令的五行相生之说，如此等等，都与国家治乱的当务之急挨不上边。这种不务实际的思想倾向，受到注重实际的法家学派的批评。

更重要的是，稷下之学对各学派兼容并包，通过百家争鸣，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研究当时写成的文献，可以发现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等学说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法家是受道家影响的法家，齐法家学说中渗透着道家思想，它与见之于《商君书》中的商鞅派的秦法家学说显然不同。道家是受法家影响的道家，最明显的是宋钘、尹文的道家学说中（见《管子》中的《心术》上下，《白心》等篇）渗透着法家的政治观点，即以道家哲学论说法家政治，这就是早期的“黄帝老子之说”。

在法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影响下，儒家学说也有变化。最明显的是前有孟轲，后有荀况。孟轲的儒家学说中就渗透着道家宋尹学派的影响，他主张作内心修养的“养吾浩然之气”，就出于宋尹学派名著《内业》的精气说 。长期在稷下讲学自命为“大儒”的荀况，受法家和道家的影响更深，他的著作中批判吸收了齐法家和宋尹学说的若干因素 ，形成了儒、法、道合流的荀学特色。

在宣、湣时期的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形成了高潮，各派学者写成的作品犹如雨后春笋。诸如宋钘的《宋子》、田骈的《田子》、环渊的《蜎（通环）子》、接予的《捷（通接）子》等等，均经《汉书·艺文志》著录，可惜后来遗失了。流传到现在的，有经环渊整理过的《老子》上下篇，慎到的《慎子》残篇和尹文学派的《尹文子》等。

还应当提到，《管子》书中的许多篇章，是在宣、湣时期写成的。它们均出于佚名的稷下先生之手，内容包括法家、道家、阴阳家的学说，以及自然科学的作品，真是蔚为大观。而《管子》这部书，实际上是稷下先生作品的汇编，称《管子》为“稷下丛书” 是很恰当的。

到湣王后期，稷下之学已有衰落的迹象。湣王名地，在位十七年（前300—前284）。他对待各诸侯国，用荀况的话来说，是“不由礼义而由权谋”（《荀子·王霸》）。西汉桓宽作过这样的记述：

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指稷下先生）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荀况）适楚。（《盐铁论·论儒》）

这些有名的稷下先生纷纷离开齐国，不能不说是稷下学宫衰落的象征。而湣王以权谋为务的结果，终归是以权谋而失国丧身。这是说，燕昭王派乐毅率五国之军（燕、秦、赵、魏、韩）伐齐，湣王逃亡至莒，被楚将淖齿杀害。乐毅的军队攻入临淄，稷下学宫的师徒们可能四散逃亡了。 F648gpP6QkrxlQDzwfXK1HwSdnz9w3DlOqRlps4UnCzKt6Ilb/TbQij8Iz25oag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