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井田制和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两个大的田制；对世界历史说，也是两宗重要的历史范例。而井田制跟均田制又有所不同，前者基本上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自然衍变的结果，而后者则是某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从井田崩溃以后的屯田和占田、课田这些人为措施中，吸取了正反两面的经验，又针对公元4、5世纪的现实情况，而精心炮制出来的一套制度。它有力地说明，统治阶级的人物是可以进行一些调整和调节，以使生产关系不至于严重地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脱节。在“均田”的调整或调节下，矛盾重重的中古统治，又为之延缓了三百年。所以说，均田制不仅是一个大的田制，而且也是一个稳定的和起着一种稳定作用的制度。据此，说它是一种“昙花一现” 的制度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说它是“昙花一现”的同时，还说它是“开倒车”的，这话也值得辨析。“开倒车”，自然是意味对社会前进起着一种“促退”的作用。“促退”的对立语自然是“促进”。但历史上的制度，偏偏就有既不是单一的促进，也不是单一的促退，或者说，既有促进的一面，又有促退的一面。均田制正是这样。按照人们财产所有制从公有到私有、从浅化的私有到深化的私有这条线索来考虑，均田制是代表国家权力来对私有财产企图进行干预的制度，它起着使私有制这种“异化”力量延缓或者拖迟的作用，从而我们说，它至少对社会前进不是多么起着促进的作用的。但人们之所以说它“开倒车”，则是从另外一方面立论，是从“中国北部经济生活倒退了两千年” 的论点出发的，这就不符合实际了。关于“倒退论”之不符合我国中古历史的实际，我个人已有所论述 ，此处不多赘言。在这里，需要重点申辩的倒是，之所以不止一位学者如此立论，是由于他们认为均田制是氏族制或者公社的恢复，或者至少是氏族制与封建制的混合物，认为均田制的二重性表现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 ，这就不能不引发人来着重地辨析一下了。

我经常困惑地面对着当今史学界中一个反背的现象，久久为之不解。这个反背现象是关于公社的。在井田制度方面，不讲公社，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但人们偏偏说不能讲公社，讲了公社就没有了奴隶社会，云云。意思是，一定要把奴隶社会从一开始就说得是阶级对立极其严峻的，讲公社就会冲淡这种严峻。在讲均田制度方面，完全可以不讲或者少讲公社的，因为最多不过在拓跋氏漠南“计口授田”中，有着一定成分的公社因素残余而已。但不止一位学者，却在这里大谈其国家是均田农民之父，均田是亚细亚（东方型）的，不但拓跋氏漠南“计口授田”中有公社，即便汉人大族中也有公社，两宗公社结合在一起，所以均田制身上就带有“公社”的和“公有”的性质了。事情果真是如此吗？

从理论方面，也有所配合。苏联专家尼基甫洛夫也恰好在1956年的中国杂志上写道：

公社是会恢复起来的。

在这条总的宗旨之下，他摆出来很多观点。他承认了商鞅变法对公社制的破坏，也承认了大土地私有制在西汉大大地发展起来，从而公社进一步地衰落了，但他认为在三国至唐期间（注意，这恰好是均田制施行的时候）“农村公社在一定程度下恢复起来了”。他又继续说，在中国，农村公社常常是采取氏族公社的形式，联合在公社里的不是农村中的全体居民，而只是同姓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族长，有自己的家祠，有祭田。这种祭田实质上就是公社的土地。并且，这些一直保存到土地改革的时候。

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了思考题：公社是什么？除了它的形式之外，它的实质性的内容是什么，它在被破坏和衰落之后，是不是能够人为地恢复起来？ 8LYh6b4LsKJRgwLd8SLJzDRRCAqGlm6JTsMwZxsOx0Ot/sE8HJuesEh+SCMiez3M